譯者后記

我很感謝本書作者、“風義兼師友”的老同事愛潑斯坦同志,本書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組織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陳休征同志,以及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負責同志,他們把本書從英文原稿譯成中文這一頗為艱巨、又十分光榮的任務委托給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慶齡創辦的事業中工作過的人一樣,我作為她所創辦和始終關懷的《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志的一名工作人員,對她是無比敬愛的,所以能為這部傳記盡一點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榮。事實上,翻譯這部傳記的過程,也是我的一個學習的過程,使我對這位凡屬炎黃子孫都應引為驕傲的、20世紀中世界性的偉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敬仰。

愛潑斯坦在序言中說,“她(宋慶齡)的個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獨特的”,“在宋慶齡身上,國際主義和二元文化思想總是同愛國主義密切結合的,后者是前兩者的永恒基矗”這就是這部傳記的翻譯工作頗為艱巨的根本原因。具體說來,盡管本書大量“依據和引用了宋慶齡用英文寫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書面表達的文字”并且本書作者是用英文來敘述和描繪中國和宋慶齡的,讀者在本書中文版里所認識的宋慶齡應該是——也只能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偉大的中國人、一個有著國際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熱愛祖國的中國人。努力做到這一點才算是真正體現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實于原文。我就是在這樣一個總的指導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達、雅”的要求來進行本書的翻譯的,即:力求正確地、充分地、明白地、流暢地表達原文的內涵和精神,并盡可能提高譯文的文字水平。當然,這只是我為自己懸的鴿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話:“我在多大程度上達成了這個目標,這要請讀者來評斷。”我所能說的是,我已在主客觀條件和近兩年時間所許可的范圍內盡了我的最大努力。在這方面,作者的勤奮、謙虛和一絲不茍為我樹立了榜樣。

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正因為宋慶齡的許多作品原來都是用英文寫的,所以當時和以后出現的中文本就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文體不一、版本歧出、訛誤脫漏、譯名混亂等。進行系統的、完整的校核訂正是目前恐無條件進行的浩繁工程。在本書翻譯過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據最有權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新的宋慶齡文集正在編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帶在此說明,凡本書提到的所引用或參考的中外書籍(不包括刊物)已編成書目列于書后,所以在注釋中都只寫了作者和書名。

書后另一附錄是人名、地名、專名的漢英對照詞匯。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屬于常識范圍的名詞如華盛頓、倫敦、《圣經》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讀者查閱。許多人名的中譯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廣泛的或符合標準的譯名,在對照詞匯中列出其他我所見過的中譯,以期將來能趨于統一。

有一些名詞或外國人士和事物為英文版讀者所熟悉而未必為中文版讀者所知道,為便利后者,都加了譯注。也有相反的情況,即為中文版讀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讀者不熟悉,從而在英文版須詳述而在中文版則可適當簡化。但考慮到中文版讀者中將會有許多青年(以至少年),他們對于在這個即將過去的世紀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這種簡化我減少到最低的程度。

還有一個情況須稍加說明。為了希望本書中文版能與英文版都在1992年內出版,所以翻譯工作(特別是后面的若干章)幾乎是緊跟著寫作進行的。愛潑斯坦同志的寫作態度向來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總要反復斟酌,所以我估計本書英文版的最后付印樣一定會同我所據以翻譯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處,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時間和技術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愛潑斯坦同志的意見,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為準。(如有實質內容上的改動則照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軒同志,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張愛榮同志,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及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灘》雜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孫源、侯寒江、陳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紀青、陳日濃、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黃浣碧(愛潑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譯工作中給以各種不同的幫助,謹致深深的謝意。我也要感謝人民出版社葉建華同志的合作。最后應該感謝的是妻子壁瑩,沒有她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我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

我誠懇地期待著專家和讀者對本書中譯本的批評指教。

沈蘇儒

1992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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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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