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輝,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宋慶齡已84歲高齡。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盡管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她卻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許多事情。她的活動和著作為數日增。《宋慶齡年譜》中,1976和1977年僅各有1頁,但從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頁。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這5個月的記錄也有6頁。

這種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發,反映出她對祖國和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的信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仍像半個世紀以來一樣,絲毫沒有因為近期發生的局勢反復而減弱。

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寫的紀念文章①中,她稱頌他的優秀本質:

①《懷念周恩來總理》,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總理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英勇善戰、勤勤懇懇、堅韌不拔、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操勞一生。周總理愛人民,人民熱愛周總理。他戰勝了一切敵人,在前進的事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將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她有意識地把周總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幫”的污濁作對比,她認為“四人幫”“在各方面與周總理完全不一樣”

幾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訊中談到上海人民對于打倒“四人幫”的“普遍擁護”:

“毛和周的路線堅不可摧,這使我欣慰!他們兩位都是如此具有遠見,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幫’也休想使我們轉向,哪怕只有一天1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愛潑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澤東逝世兩周年時,她寫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跡刊于《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319。

“國共談判時期,我在重慶初次和他會見,就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并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

人們可以看到,在根本性問題上、她把毛和周兩人是不分開的。而且她的總的看法不是根據一時一事,而是根據在中國整個歷史發展中的意義。1978年,在籌備中國福利會四十周年紀念時,她寫信給一位友人①說: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個長時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話似乎遙不可測。但幾乎是一閃就過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過程在內。現在的問題是要不停頓地前進——在即將來臨的巨大進步中。直到2000年1

至于對未來的希望,她寫道:

“……我很高興,我們的內部敵人(“四人幫”)終于被抓起來了,中國終于能夠向它的目標奮進了。一個統一戰線已成為現實,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親眼看到一個現代的、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她一直認為實現四個(工業、農業、科學和國防)現代化是關鍵性的措施。這最早是由周總理在60年代提出來的,到70年代末成為一項重大國策,以2000年為重要轉折點。

確實,革命和現代化是宋慶齡為國家操心的兩件大事。在年輕時期的改革熱情中,她曾把現代化當作頭等大事,而把教育當作實現現代化的動力。但同孫中山一起以及她后來獨立進行的斗爭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認識到中國如不進行民族和社會革命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勝利,現代化才能實心實意地去進行——不是模仿西方社會而是建設一個可與西方社會匹敵并最終超越它的新社會。

(一)繼續關心兒童、婦女

在宋慶齡趨于成熟的思想中,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不但在當前是分不開的,在將來也是分不開的,而且同兒童教育也是分不開的,因為兒童將生活在未來并創造未來。從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為兒童寫作或談到少兒工作的;有6次是為婦女寫作的(內容也常常聯系到兒童)。

當極左思潮片面強調政治的時候,她大聲疾呼反對在兒童教育中忽視科學技術。后來盛行技術治國論調時,她又敦促對兒童進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兒童時代》復刊,她撰文祝賀:“由于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兒童時代》很長時間沒有能夠出版……(現在)作為百花園中的一朵小紅花又和小讀者見面了。”①

①《兒童時代》1978年第1期,1978年4月1日。

為了重建兒童藝術劇院,她化了大量心血并力爭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標,即:用兒童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們進行社會主義理想教育。“四人幫”曾妄圖解散兒童藝術劇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個春節,她特地把寓所池塘里放養的一條大魚,還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給兒藝工作人員,并希望他們為兒童們演出更多更好的戲劇。兩年后,她又堅決反對要把兒藝專業干部調走的建議。她說。

“我創辦兒童劇院,是為了演出兒童劇、通過兒童典型形象,感染兒童,使他們有文娛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娛之中。希望你們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兒童劇上,創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兒童劇。”(1979年2月12日給“兒藝”的信)

“兒童劇院是示范性、試驗性的,完全是為兒童服務而創辦的。成人有成人的劇院。某些干部把為兒童服務的方針誤會了,將是一個大錯。我們既定的方針,不可曲解和轉變。……我們多年來培養的專業人員,不允許調走。”(1979年2月13日給“兒藝”的信)①

①宋慶齡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給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的兩封信,載《人民日報》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國福利會。

在她寫了這兩信后不久,兒童藝術劇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長任德耀創作的新戲《童心》。這個劇描寫一位獻身教育事業的老師如何為反對“文革”摧殘教育和毒害兒童而進行斗爭。宋慶齡非常高興地看了第一場演出,并寫了《我看〈童心〉》一文①,文中說,“這樣的戲,教師看了一定落淚,發生共鳴,要為培育四化的生力軍而獻身;學生看了,對比今昔,一定發奮學習,樹立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宏偉理想。這是一出好戲。”

①載《人民日報》,1979年4月7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46頁。

她對兒童文學也很關心。1978年秋天,她給全國兒童文學作家的一次集會寫信說:①打倒了“四人幫”,現在是“暢所欲言”、“發揮智慧才干”、“為繁榮兒童讀物迅速努力的時候”,“讓百花園中少年兒童讀物開得如梅花盛放。”

①載《人民日報》,1978年11月18日。轉引自同上書,第343頁。

后來,在為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授獎大會(在她逝世后這一獎項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寫的祝詞①中,她說:

①載《人民日報》,1980年6月1日。轉引自同上書,第355—356頁。

“少年兒童文藝的創作者都是辛勤的園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億萬花朵培育得茂盛起來。……今天,百花齊放的方針重新得到重視和貫徹,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也隨之繁榮起來了。……(要)更廣泛地開展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活動……宣傳新風尚、好習慣、好人好事;讓犯罪的兒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億萬兒童從中得到思想營養,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長征的小戰士,使他們能夠接過前輩的革命火炬,向著燦爛的新世紀勇敢前進。”

在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一次年會的講話中,她指出培育兒童的工作涉及整個社會,人人有責任關心兒童。①

①載《人民日報》,1979年3月30日。轉引自同上書,第345頁。

在1979年兒童節的一篇祝詞中,她對兒童們說,我“對你們寄與殷切的希望,希望你們在各個方面都達到‘好’的要求,成為中華民族的好后代,共產主義事業的好接班人,新長征的好接力手。”所謂“好”,就是:“要勤奮學習……要練好身體……要成長為有教養的人”,而最要緊的是要“有遠大理想、有革命志氣,繼承革命傳統”,“成長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長為對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對人類的前途做出貢獻的人”。①

①載《兒童時代》,1979年第8期。轉引自同上書,第347頁。

全國各地許多學校、兒童圖書館和兒童文化中心請她題字,她總是有求必應。

聯合國決定1979年為國際兒童年,她表示熱情的支持并號召加強中國少年兒童和世界各國少年兒童的友誼和團結。①

①載《人民日報》,1979年6月2日。

在所有有關少年兒童或專為少年兒童而寫的文字中,她強調的重點因時而異,但下面幾點是經常提到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獲得知識、健全體魄、尊重和熱愛勞動。此外,她還常提到美學教育、尊師、講禮貌(后兩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拋棄,對學校教育和少年兒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總目標是要成為合格的未來建設者。

她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為少年兒童寫的,題目是《愿小樹苗健康成長》①。這顯然是她為這一年的六一兒童節寫的,但由于病情嚴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發表,8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她在這篇充滿對孩子們的深情的文章中寫道:

①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64頁。

“每當我想到你們,我的眼前就浮現出那些充滿生機的小樹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陽光下成長。……狂風暴雨、病蟲害、環境污染,都會危害小樹的成長。對那些長得歪歪扭扭的小樹,還要進行矯正、修剪。同樣,社會上某些壞思想、壞作風和壞的習慣勢力,也是對你們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們“需要認真學習、接受教育。增強抵抗力和提高辨別力……這樣,你們就會……成長為棟梁之材,成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堅強接班人,為創造更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過前人的巨大貢獻。”

她在晚年寫得最多的主題,除少年兒童外就是婦女,共有6篇。

1978年,她為全國婦聯主辦的《中國婦女》復刊撰寫賀詞。(該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兒童時代》一樣被停止出版。)她重申在革命和建設中婦女所起的“半邊天”作用,需要有婦女自己的刊物。她希望這本刊物鼓舞婦女們的干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①

①見《中國婦女》,1978年第1期。

稍后,全國婦聯召開’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大會,她再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在閉幕詞中,她指出:“精心培養兒童成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黨和國家的一項戰略任務,是新時期婦女的又一崇高職責。”她又號召中國婦女同世界上被壓迫的婦女“團結起來,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她表示要為完成婦女的各項新任務“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載《人民日報》,1978年9月18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43頁。

1979年,她在《新長征中的中國婦女》①一文中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說,‘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沒有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權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為事實上的平等”。她又指出,為了使迫切要求參加工作的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要“辦更多更好的幼兒園、縫紉社、洗衣房等服務設施,逐步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

①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9年第3期。

1980年,全國婦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聯歡會,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七十周年(有幾個國家會提供國家主要建筑物來舉辦這樣的紀念活動?)。她在會上致詞說,中國大陸的婦女除了建設祖國并同各國婦女一起反對侵略、支持民族獨立斗爭、維護婦女和兒童權益外,熱切盼望臺灣姐妹們回來探親訪友,共同為祖國統一而奮斗。①

①載《人民日報》,1980年3月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53頁。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歷史的結論

現在轉而敘述主題更為廣泛的活動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寫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時在全國發表的主要紀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載《人民日報》,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賦予我們的十月以新的意義。……標志著中國革命又經歷了一次轉危為安的歷史性轉折……

“‘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口號是深得人心的。”

她強調必須采取步驟,為科學技術、教育、文藝、醫務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盡可能提供較好的物質條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們的勞動,關心他們的生活,使他們……為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已經在人們思想上、道德上和紀律上造成了惡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總結建國三十年來的歷史時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過了一條偉大的道路、一條閃耀著社會主義光輝的道路。九億人民(當時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估計)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這條光明大道。雖然這條道路也是艱難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陰謀家都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戰勝九億人民的堅強意志。而且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沒有一個不是在人民的鋼鐵意志面前碰得頭破血流。過去是這樣,今后仍將是這樣。我堅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她祝愿一我國偉大的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不斷加強團結,走向更加光輝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紀念文章,即為《中國建設》1979年10月號寫的《致讀者》①中,她對新中國的成就和前景表現出了同樣的樂觀向上情緒。她寫道:

①《中國建設》(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國》(《中國建設》)雜志社總編室提供。

“我們的三十年是一次廣泛的新生。它的開始是取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一是最終推翻了曾壓迫和剝削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達兩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會制度;一是最終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控制,……在這種控制下,中國人民苦熬了一個多世紀。最后是,由于長期革命斗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勝利的,中國人民得以根除與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壟斷,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國際關系方面,她接著說:“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民族和社會解放斗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斗爭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美國和法國的民主革命,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所有被壓迫國家爭取自由的斗爭,所有這些革命和斗爭的思想和榜樣都幫助我們前進。在我們長期斗爭的實際過程中,真正為這種思想所鼓舞的許多外國朋友都和我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這一切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她在談到三十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同時,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時期,中國人民也有過挫折、停頓和錯誤。我們曾面臨過,現在也還面臨著巨大的物質和文化發展的問題,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潛在力量的問題以及改造社會、自然和人本身的問題。”

但在歷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們現在以平等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的舞臺上。“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孫中山在1925年的遺囑中對他四十年來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目標的總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一目標在1949年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主席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已與一百多個大大小小國家建立了新的關系。這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現在不可能有其他關系了。……”

她最后指出:“雖然在政治上中國與別國平等了,但在經濟、教育和科學發展方面,我們還沒有同先進國家取得平等地位。為了縮小這一差距,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新的長征,即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實現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們尋求同一切愿與我們互利合作的人們進行合作。”

1979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因為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領導下,通過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對此,她是積極擁護的。在給友人的信①中,她說:

①指給美國理查德·楊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開始占上風并顯示出來一最近舉行的黨的三中全會是一大勝利。我們正在集中力量使我們的生產、學術和國防現代化”。

她也尖銳地指出了她所認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們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個不合適的人去擔任他(她)所擔當不了的工作。”

她贊成放寬某些過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錄取的新生統由國家分配到指定的學校就讀,這些學校往往離家很遠,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沒有選擇的機會。“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1

她的總的看法是:“任何集體的利益都必須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和選擇”,否則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三)緬懷英烈、先賢和戰友

面對未來,她從不忘記過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為紀念英烈的題詞中,她表達了她所看到的中國百年斗爭經歷的意義以及她自己的傾向。

1980年是鴉片戰爭140周年,她為廣東東莞縣虎門人民抗英紀念館題詞:

“虎門是1840—1842年中國人民銷毀鴉片、廣州人民組織武裝斗爭團體如平英團等抗英的地方,當年中國人民在虎門表現的愛國精神和進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動永志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載《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56頁。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還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的籌備工作。這不僅是為了紀念孫中山領導的這一革命,也是為了向臺灣當局呼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對此她是完全贊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為全民族的利益實行國共重新合作的希望。為了促進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親人(包括妹妹美齡、蔣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將作敘述。

1980年,她還主持了紀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會。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參加過孫中山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對運動表示贊同。他還認為在大學和學術機構中應該允許對各種學說進行傳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請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到北大任教。

宋慶齡稱贊蔡元培提倡科學和民主,主張言行一致和百家爭鳴,培養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堅持保障人權(他和好友魯迅都是30年代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贊同國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戰;他對中國的教育、科學事業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她最后指出,今天紀念蔡元培有重要意義,他的精神可以激勵知識分子更加奮發圖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①

①宋慶齡講話載《人民日報》,1980年3月6日。

在這一年里,她還深情地懷念她的戰友魯迅和鄧演達。

關于魯迅,她寫道:①

①《序〈魯迅畫傳〉》(1980年9月27日),載《光明日報》,1981年6月6日。

“魯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筆作武器,沖鋒陷陣,不屈不撓,以畢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惡的反動勢力進行了勇敢而堅韌的斗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高度熱情與戰斗形象,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魯迅精神……將永遠鼓舞我們更好地團結,‘奮然而前行’,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奔向我們的偉大目標。”

關于鄧演達,她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并題詞道:

“鄧演達同志艱苦卓絕,忠勇奮發,忠實革命,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紀念。”①

①手跡見《鄧演達文集》。參閱季方著《宋慶齡同志是中華民族的一代楷模》,載《宋慶齡紀念集》,第86—90頁。

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劉少奇追悼會。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最大的打倒對象和犧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療,凄涼地在外省的一處羈押地死去——當時為了保密,還給他用了一個假名字。現在,他的骨灰已找到并隆重地運回北京。

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回憶道:

“1980年5月12日,我動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慶齡同志寫來的英文親筆信。一開頭就稱‘我的最親愛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說:一點小禮物‘卻包含了我對你們所有的愛’。……在少奇同志追悼會上,我們互相注視了短短一刻,我看到,慶齡同志的眼中又閃出我曾見到過的勝利喜悅的光亮。我們緊緊地擁抱,緊緊地貼在一起。”①

①王光美著《永恒的紀念》,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85—193頁。1987年4月本書作者訪問王光美時曾見到宋慶齡給她的一些函件,包括這封信在內。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慶齡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田漢的追悼會。這位進步的老劇作家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這首歌在抗戰之前和抗戰時期曾是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號角。從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時期開始,他就是宋慶齡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個犧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詞來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學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只比宋慶齡早兩個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動亂中死去的,后者中有《中國建設》第一任社長金仲華,在上一章已介紹了她寫的懷念文章。她寫這篇文章時已87歲,是違背了醫生囑咐而寫成的。在送稿時她附了一張字條:“我又犯了氣管炎。醫生吃飯去了,我偷偷從床上爬起來草草為金(仲華)寫了一點文字……我深深地敬重他,他在我的工作中對我或其他任何同志總是盡力幫助。金是無所畏懼的。”①

①宋慶齡致本書作者,1980年11月25日。

從以上這許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紀念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文詞——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慶齡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終認為已往的革命歷史是神圣的、中國走向未來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這一切又進一步表明,她最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早就希望實現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適宜。

(四)恢復和擴大國際交往

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積極地恢復和擴大她的國際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時期在美國求學時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復通信外,她還在北京會見了同那個時期有關的一些美國朋友如亨利·弗勞爾醫生、西德尼·拉尼爾(他的父親是當時美國南方的一位詩人)。在中斷了一個長時期之后,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建立了聯系。她給母校圖書館和不少美國老朋友按期寄贈《中國建設》英文版,并且總是親自寫簽頭。

她同重慶時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楊恢復聯系,上一章已經述及。如果說當時她是象一個長輩那樣對待他的話,那末現在她改變了,因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稱她為“姐姐”。但他仍象對家中長者那樣尊重她。

理查德·楊前妻已亡故,她鼓勵他續弦,在見到他的對象后寫信說:

“我要趕緊告訴你,我已經見過海倫·凱勒了。我覺得你的眼光很不錯。她看起來很可愛而且……很能干。希望你們很快結合,因為人生是短暫的。”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5月19日。

楊是華裔,海倫是歐洲人。關于異族通婚,她在其他場合曾這樣說過:“如果雙方能相互清楚地表達,心靈會作主。我是贊成的。”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興地接見美國百歲老人韋爾西·杭辛格·費希爾夫人。這位身體硬朗、精神矍鑠的壽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就在中國教書,親眼看到中國君主政體的倒臺和孫中山就任中國第一位共和國臨時大總統。她年輕時曾是歌劇演員,后來成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國擔任女校的校長。她歷經幾個歷史時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動家。40年代在紐約,她進行講演和募捐,通過耿麗淑主持的“中國福利呼吁會”,支援宋慶齡的事業。現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點也沒有因為高齡和幾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損害,她熱心地觀看這個同舊中國迥然不同的新中國。宋慶齡看見這位硬朗的婦女感到非常歡欣,傾慕她的記憶清晰、精力不衰、戰勝年齡。

她還歡迎了許多日本來訪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認識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輩。她同孫中山一樣,是中日兩國目光遠大的人士間友誼的象征——這種友誼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前曾經存在,現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樂的重新接觸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倫敦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感到十分遺憾①。她饒有興趣地聽了其他一些音樂會。她在私人通信中寫道:“經常有一些令人心曠神。冶的演出,艾薩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結束后走上臺去向這位音樂大師表示感謝,還曾參加鄧小平對他的接見,并且很喜歡他那種熱誠的性格。她特別贊賞他對中國年輕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養。在通俗音樂方面,她很喜愛美國影片《音樂之聲》(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節),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別是年輕人)。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進口方面,70年代后期開始有大量外國烏七八糟的東西進來(可能因為這些東西價錢比較便宜),她對此很感不安。雖然她不是那種拘謹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發火:

“這部片子……實在太壞了……叫什么‘紐約、巴黎及東京之夜’……那種不象話的脫衣舞之類的玩意。我真想站起來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個人,只好坐著不動……我真懊喪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這種東西給(兩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過的她在1917年給梅屋家人的信中所顯示,她對于電影一直很有興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對人們思想的巨大影響力,很想去做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對第三屆電影“百花獎”的評獎活動十分關注,向司徒慧敏(中國電影界先驅之一、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父親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海外國民黨員)詢問情況并說她雖只看過少數幾部,但認為中國電影進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內容都較新穎。在授獎時,她特意寫了祝辭“熱烈祝賀中國影壇百花盛開”,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著《永遠記住這個光輝的名字》,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59—163頁。

宋慶齡自己為多種痼疾所苦,所以對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關注。博學的美國經濟學家、中國之友柯弗蘭病重,醫生說他只能活幾個月了。她聽到后心里很難過。在他去世后,她寫道:

“這樣一個好人過去了,多么使人悲慟……他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家、極真誠的人,我們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馬海德是同她有半個世紀深交的知友、他們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這成了她老掛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們振奮起來,他們也不是那種老愛呻吟叫苦的人,總是想方設法使她開心。他們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書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時也病了。她在信上說:“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國藥,請告訴我,我在舊金山有一個好朋友可以寄來。”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來的朋友后來在思想認識上同她分道揚鑣了。對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舊。

伊羅生30年代在上海時曾是宋慶齡主持的民權保障大夙盟的積極分子、《中國評論》的主編,但后來轉向了——先是成為托派極左分子,后來又向右轉,在美國成為替官方服務的教授。但宋慶齡沒有忘記他過去一道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那個時期,鼓勵他重訪中國。他后來同妻子維奧拉·魯賓遜來華時,她仍熱情接待他們,未因觀點不同而受影響。

美國老記者蘭德爾·古爾德在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曾為宣傳宋慶齡及她的政治觀點做了許多工作。但后來他的自由主義極大地褪色了,到了麥卡錫時代,他竟跟著亂叫亂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尋而雙雙死去(他先開槍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殺。)宋慶齡聽到這個消息后又想起了他過去的好處: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時,因為朋友們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沒有什么英文的讀物來消磨時間,他是唯一給我寫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無日期)。

(五)同親屬的聯系

在這個時期,她先是通過第三者打聽現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國民黨方面的親戚,后來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聯系,還幫助一些想來中國訪問的人獲得簽證。這是同國家的一項盡可能擴大接觸面的新政策相適應的,這個新政策就是通過“一國兩制”和“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國的統一。這也是同她自己的親屬感情相適應的——她從來不允許因為這種感情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親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歷史進步,她也會發揮這種親屬關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給理查德·楊的信①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楊同他們是很熟的: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宋靄齡和孔祥熙的長子),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最近聽上海的一個老朋友談起,子安(她最喜歡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給了一個埃及人!大約六、七年前,我的親愛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念書了。他們有兩個兒子,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因為子安是戰時在美國結婚的。

“后來我又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化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后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遺孀婷婷聯系上了:

“婷婷終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關于孔家,她看來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去建立聯系。事實上,她后來囑咐理查德·楊“請不要為了我去找戴維他們”。但她對其他親屬還是很關心。他問楊:“你是不是知道,我那親愛的小弟弟子安的兩個兒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遺孀勞拉(張樂怡):“聽說勞拉得了帕金森氏癥(震顫性麻痹癥),這種病很難治……”①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孫中山的女兒“孫金琬(格雷斯·戴)剛在澳門去世,因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頁未見,故日期闕。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確實同孫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孫科的孩子們取得了聯系,她們住在美國加州,后來曾回中國探親,她接待了她們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給楊的信①上說:“我丈夫的孫女珀爾·孫(孫穗英)帶著她的兒子(31歲)和女兒(28歲)來看我……”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任孫女羅恩娜·林(孫霞)從加拿大多倫多來看她。還有一位侄曾孫孫必達(彼得·孫),是世居夏威夷的孫中山哥哥孫眉的后裔,也到中國來經營中外合資旅游飯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個月,廖承志給“親愛的叔婆”來了一封信①。當時廖承志在中國外事工作及對臺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訴宋慶齡“來自可靠的人”、“從您的親戚和妹妹(指宋美齡)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說,“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樣看您的。而我相信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在一個美國人——里根的信使,和一個中國人到過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衛·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電話告訴了我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我想大衛是為您而這樣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寫的,中譯文載《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頁。

據鄒韜奮夫人沈粹縝(她曾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在宋慶齡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著)的回憶,宋慶齡確實渴望美齡北京之行能夠實現,既是為了私情,也是為了此行的政治意義。沈說:

“宋慶齡有一個未能實現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齡。她告訴我,如果美齡來了,覺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臺(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現在她已經故去了,但我還是要把話傳給宋美齡: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兒祝我愿意親自到臺灣去傳這個口訊。”①

①本書作者1990年4月15日對她的訪問。她已九十高齡,當時因病住上海華東醫院,但記憶很清楚。

宋慶齡提到釣魚臺國賓館,可見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團聚。

(六)對美國的態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訪美國,雖然在尼克松訪問北京之后不少美國朋友和相識的人又一次勸她去。

《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里是她擴大接觸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復索爾茲伯里的信中說:“我怕是不能夠去訪問我的‘第二故鄉’美國了……因為我有膝關節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討厭的蕁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對美國的感情解釋為某種政治上的懷舊之情。實際上,她這種感情是很復雜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個國家渡過青年時代、結識許多朋友的美好回憶,另一方面又因為她以后的經歷所形成的愛國思想和社會觀點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從歷史上看,她這種感情同她父親當時那些不斷發展的觀點有某些共同之處,同孫中山的相通之處就更多了——只是表現方式因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了(她從同孫中山結婚那天開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臺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個行動都必須衡量其公眾影響。

她同美國及其政策的關系,與她同親屬及友人的關系一樣,是為一個核心思想所決定的——這個核心思想就是中國的利益,涉及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進步的利益,由此來決定離或合、和好或對抗,也包括在新條件下進行新的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并且成長起來了——是在挫敗外國勢力進行干涉、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的種種企圖中成長起來的——新中國已成為國際生活中一個重大的、必須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國政府二十多年來對這個重要事實總想置之不顧,現在終究不能不加以承認了。對此,宋慶齡自然是高興的。尼克松訪華7年后,中美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她寫信給索爾茲伯里說:

“我知道你對我們兩國之間實現關系正常化——你為此曾作出了如此艱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興。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這里同我們一道歡呼暢飲。”①

①宋慶齡自北京致美國索爾茲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減弱民族尊嚴或平等意識。她喜歡美國和美國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東西,但她并沒有因此而不討厭——或者反而更加討厭——中國實行開放后一些年輕人認為美國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經常強調要對中國青少年加強有關祖國歷史和革命傳統的教育。

她撫養的女孩子J(較小的一個)同她的朋友去美國駐華大使館辦理赴美留學的入境簽證手續,回來向她說了情況。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氣憤地說:

“昨天美國大使館對她們問了一些可笑的問題,如她們是不是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時在上海念小學1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對到美國去留學,只要這樣做有利于使中國得到有用的知識。這是她自己年輕時的想法,也是她父親把孩子們送出去的動機。但她憎惡外國官員這樣對中國人在本國的政治關系及活動進行盤查(在這個國家,共產黨人是國家復興的領導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錯誤,中國人在其間做了些什么、或沒有做什么,終究不是任何一個外國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這種態度的不僅是中國百年來受欺凌壓迫的歷史,也由于中國當時這種屈辱的地位對她自己家庭的影響。1904年她姐姐靄齡赴美留學,在舊金山曾被美國移民局官員無理關押了19天——當時專門用來羞辱亞洲人的待遇。

她記得1924年一位來訪者曾詢問孫中山,他同夫人是否愿意回一趟美國。孫答道,“我是個苦力,他們不會讓我進去的。”孫在這里是指美國的排華法案,這個法案從那時以后一直施行了有20年,最常用的借口是為了排除“苦力勞動”。現在這個法案已經消失了,但它還是“陰魂不散”,不過表現的形式有些不同罷了。

宋慶齡所持的許多觀念中,最強烈的觀念之一就是熱愛和平。在她年輕時的著作中就已表明了這一點,雖然那時她的想法還相當天真。盡管她以后在行動中一直支持用武裝斗爭來對付武裝的壓迫者和侵略者,她從來都很明確地看到,擊敗了這些敵人以后必須實現和平這個目標。幾十年來,她呼吁和平的聲音在世界各地的講壇上回響。在逝世前一年她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還說:

“戰爭是可怕的禍祟,所以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竭盡全力去防止再發生戰爭——戰爭給人們帶來多少痛苦1①

①宋慶齡致朱尼·陳,1980年6月17日。

(七)在最后的日子里

關于她自己的年紀和壽數,宋慶齡談起來常常是用一種幽默的口氣,有時還帶點嘲諷。許多人顯然是怕她在世的時間不多了,趕著要請她核實某些歷史事件或證明個人經歷及表現,這些她都盡自己所知或記憶所及,由她的秘書執筆回復。①還有另外一些事,“人們大概覺得我快完了,所以不斷地要我題字等等,有的要拍電影、有的要做雕像。”②這是她對有人那種迫不及待的樣子的評論。

①她的秘書張玨保存著文書檔案。

②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80年3月15日。

伊羅生夫婦離京前她沒有能再見他們,為此她在信中半開玩笑地說,“因事忙耽誤了。我想說不定我們下次見面要到外層空間去了。”①

①伊羅生著《在中國的重逢》(英文)。

[同“鄰居”的通信]

在她晚年生活中的一大樂趣是同瑞士女教師、年紀同她相仿的奧爾加·李夫人的通信(信上稱作“親愛的鄰居”)。不清楚她們之間的通信是怎樣開始的,現存的來往信件和便條不下幾百封。從這些材料看來,她們只在1979年見過一次面,這已是她們開始通訊后的第7個年頭了。事后宋慶齡在信上說:

“你來我家吃晚飯時看上去真漂亮。你那閃亮的眼睛和美麗的面容使我想起了德累斯頓瓷器①。……希望你好好保養。你的腿將來也不會變成我這樣(患關節炎)。”②

①德累斯頓在德國,所產瓷器以設計優雅、裝飾精美著稱,借喻婦女嬌柔之美。——譯者

②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9年5月5日。

她們的通訊主要是談家常、談兩人都認識的朋友、談身體情況和保健知識、談做菜等等。但有時也對時局有些生動的反映。1974年(還在“文革”期間)宋慶齡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宴會后寫的信上談到周恩來;

“雖然因長期患病顯得清瘦,(他)作了一次極好的講演。有些客人站到他們的座椅上,為了看清楚這位肩挑重擔而又拒絕一切誘惑的人。”①(這是周總理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眾場合露面。)

①同上,1974年10月6日。

宋慶齡寫最后兩封信①時,她同李夫人的健康情況都已不好。第一封信是為了像往常一樣送一點吃的東西甜甜嘴、暖暖心:“現送上果餡餅一塊”。在另一封信中,她談到自己:

①同上,1981年2月1日及3月8日。

“我看看書,他們就說我會因此發高燒,而一發高燒,我每天就得挨兩針!這可不是什么開心事兒!所以我不能多看東西,這是我這種討厭的病最使人苦惱的地方。”

她在這里是指蕁麻疹,而不是白血勃—當時她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得了這種病,也可能已知道而不愿告訴她的朋友。

稍早一些時候,她曾抱怨過自己的眼睛有了毛勃—那么多的書她想讀,而現在只能堆在那里。

而且,她總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我為國家做得還不夠……部分原因是健康情況不好。”①

①同上,1979年6月5日。

[“悼念李燕娥同志”]

宋慶齡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因李燕娥的病而在精神上蒙上一層陰影。李燕娥(宋親切地稱為“李姐”)16歲就來到宋慶齡身邊,幫忙料理家務,在一起生活了53年,如同親人。李姐經常住在上海,宋慶齡在上海居住時她照料未的生活,來在北京居住時她照看房子和孫中山的衣物——經常翻曬這些衣物是她的任務之一。1979年因李姐患子宮癌,宋慶齡把她帶到北京,請最好的醫生治療,有時住院、有時住在家里。經X光診斷后動手術,發現已無法切除。宋慶齡在各種公私事務之外還要強抑自己的凄婉哀傷之情,不顧疲勞地去安慰她,使她減輕一些臨終前的痛苦。這樣做的困難是李姐沒有文化、缺乏知識,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病倒,也很難向她說明白。有好幾個月,宋慶齡在私人通訊中幾乎每次總要提到“親愛的李姐”和為她的病而傷心。宋慶齡答應李姐,她們將來一定要葬在一起,使李姐得到最后的安慰。李姐于1981年2月病故,宋慶齡送的花圈上寫著“悼念李燕娥同志”,表示對李姐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革命戰友的情誼。確實,李姐從孫中山還在世的時候開始,一生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受利誘,以宋的好惡是非為她的好惡是非,以宋的敵友為她的敵友。而“同志”這個稱呼一直是宋慶齡所最珍視的。1981年3月下旬,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去看望臥病的宋慶齡。鄧回憶說,“在談話過程中,你明確阻止我,不要再稱呼你副委員長。我說,‘稱你慶齡同志好嗎?’你內心掀起了喜悅,含笑頻頻點頭同意。”①

①鄧穎超著《向宋慶齡同志致崇高的敬禮7,載《宋慶齡紀念集》,第57—62頁。

不管她是否知道她最后所患疾病的嚴重程度,她對待死的態度是很冷靜的,并有意識地、細致地做了一些準備。這可以從她對李姐遺體火化及骨灰安葬(以及以后她自己的安葬)的囑咐中可以看到。(她甚至于畫了一個草圖,標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應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①

①見宋慶齡給私人秘書杜達周的書面指示,手跡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345。宋曾對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沈粹縝(鄒韜奮夫人)作過類似內容的口頭指示。

[最后的題字和講演]

她最后一次寫東西是在去世前兩星期。在他人扶助下,她艱難地走到寫字臺旁坐下,用顫抖的手,為她的老戰友、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1895—1944)的一本集子題寫了書名《韜奮手跡》。

在這最后題字之前4天,即5月8日,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出席加拿大溫哥華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儀式。這所大學的校長和他的同事們是專程遠道而來授予學位的——這是這所大學第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學位。宋慶齡當時病重體衰,許多人勸她就在家里接受學位,但她堅持要去人民大會堂親自參加授贈儀式,否則她認為就是對遠道而來的貴客們的不尊敬。她坐在輪椅里,在儀式上還發表了精神飽滿的講話,從過去加拿大人民對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援助談到目前兩國的新的友好關系。

這就是宋慶齡的責任感。

[黨和人民給予的榮譽]

她的病情在5月14日晚嚴重惡化,突發寒戰高熱,伴有嚴重心力衰竭,經竭力搶救治療,她的生命延續了一些日子,不過常處于昏迷狀態,只短時清醒。在這些清醒的時刻,她得知并接受了給她的最后榮譽——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她早就要求的)和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以她的謙遜,這是她做夢也不會想到要獲得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決定代表著人們發自內心的、最恰當的對這位女性的敬意:她象征著中國革命的過去和現在,象征著中國革命對民族最優秀兒女的吸引力,象征著作為它當前目標的現代化,象征著它同外部世界一切進步力量的聯系以及它的最后的社會目標。

5月15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她病情突然惡化后的次日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和彭真去看望她,說明要向中央報告她的入黨宿愿,她輕聲答復“好”。①當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還建議人大常委會授予她國家名譽主席榮譽稱號。廖承志和宋任窮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她說:“謝謝同志們”。16日,鄧小平到寓所探望并致祝賀。

①參見鄧穎超文,同注54。

廖承志后來回憶說①,他在5月20日曾同“叔婆”(他和姐姐廖夢醒從小這樣尊稱宋慶齡)“一句話帶兩聲喘地談,談,談了足足20分鐘。我的廣東腔北京話,她常常聽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話,講起來也非常費力。于是我們只好用英文交談了,這是長期以來,她同我談話時使用的語言。……叔婆說:‘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謝。”……‘如果我有什么問題的話……’……我那時認為,不能讓她苦痛地勉強講話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蕩,向她說,‘叔婆請放心。我們將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①廖承志著《我的吊唁》,載《宋慶齡紀念集》,第63—65頁。

“……我向她說:‘……請您好好好好休養。我明天再來看您。’叔婆又微笑了。她說:‘明天……明天……’……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時間最長的談話。……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狀態中,再也沒有能力開口說話了。”

廖解釋說,宋慶齡所說“如果我發生什么問題的話……”就是說她死后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個墓地內。“共產黨員宋慶齡同志的腦中,永遠不曾有過‘特殊’兩個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從未想過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臺灣有些人說,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過這些。中山陵的建造構思,她不曾參與過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現在為此而花費國家、人民的錢財。”

[易簀前后]

本書作者是在5月18日凌晨兩點接到通知趕往她的寓所的,因為看來她已處于彌留狀態。和我同去的有《中國建設》的兩位同事林德彬(他曾長期在來手下工作)和吳伲領導人、親屬和朋友都聚集在那里,準備最后的悲痛的告別。她安靜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四周是各種各樣醫療器械,因此在這個很大的房間里,大部分地方現在顯得有些凌亂,但居于顯著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表現主人性格和生活習慣的陳設。靠窗邊的她的寫字臺上仍很整齊,還放著她最后寫作的東西。在另一角落里,靠墻放著的是僅次于打字機的她的常年伴侶——一架黑色的、豎式的老鋼琴。打字機是她60年革命生涯中的武器,又是她同外部世界溝通的渠道。鋼琴她雖從未在公眾面前彈奏過,但幾乎每個晚上她都要彈琴自娛。彈琴也使她懷想小時在上海的生活(她在父親唱贊美詩和美國南方小曲時常為他伴奏,有些舊樂譜還保存著)和青年時期在美國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的情景。

她看上去臉色不是蒼白而是發紅,嘴唇有點撅起——似乎不喜歡在她這個一向安靜的退居之所出現忙亂的現象。在最后幾年里,她體重增加而雙腿無力,所以不止一次在臥室里摔倒受傷,但她始終不要任何人住在她的屋里。

本書作者下次見到她時,她已故世,(5月29日晚8時18分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遺體停放在另一室內。臨終前折磨她的病痛現已過去,她的遺容顯得十分安祥。親屬們在守靈,領導人和好友們魚貫而行,最后告別。

(八)高風亮節國之瑰寶

[哀榮、安息]

接著移靈至人民大會堂舉行連續三天的吊唁、瞻仰遺容。她安臥在水晶棺中,上面覆蓋著有鐮刀斧頭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共有12萬人前來吊唁,其中有許多少年兒童、還有在北京的一百多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她的外國友人。

《人民日報》于5月31日發表了題為《高風亮節國之瑰寶》的悼念社論。

治喪委員會向在臺灣和海外的宋慶齡親屬和友好發出邀請,歡迎他們前來參加喪禮。親屬中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孫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蔣經國、蔣緯國以及宋靄齡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儀、孔令偉等。治喪委員會還通知,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專機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費用由該會負擔。(但臺灣電信局顯然奉上峰的指示無理拒收這些電報。)①

①新華通訊社1981年5月29日、30日及6月2日電訊稿。

孫科夫人陳淑英獻的花圈上寫道:“沉痛哀悼親愛的媽媽——兒媳陳淑英敬挽”,擺放在棺前,還有其他到場的親屬們獻的花圈。從美國發來唁電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長女。

宋美齡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看來她還在堅持她的那套政治,盡管她一定會懷念她們的姐妹之情。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復雜得多。廖承志后來在一篇講話中說①,北京這些電報發出后,特別是邀請宋美齡參加葬禮,“蔣經國很惱火,又派人到美國去,又寫信去,又如何如何,又通過孔令侃,怎么樣怎么樣。”(可能要孔令侃去阻止宋美齡回復)廖承志認為,這些訃告和邀請已完全證明是有作用的,震動了這些流亡在外的人。孫科的家屬作出了回應。盡可能廣泛地爭取人——不是像有些人所反對的那樣,說是圈子太大了——已經產生了積極作用,并體現了盡一切努力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實現國家統一的政策。

①《新時期港澳新聞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1981年9月4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24頁。

治喪委員會成員共392人,包括國家和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來京的宋慶齡親屬以及宋慶齡的外國友人(本書作者完列其中)。

國家給宋慶齡以元首級的哀榮。從5月30日至6月3日,在天安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及所有駐外機構下半旗志哀;6月3日舉行追悼會當天,全國各地都下半旗志哀。世界各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著名人士、以及宋慶齡生前友好紛紛發來唁電。

追悼會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鄧小平致悼詞①。鄧簡述了她一生漫長的政治歷程,贊揚她那“堅定忠誠、恭謹謙遜”的性格以及“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著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節,永垂千古。”

①《鄧小平同志致悼詞》,載《宋慶齡紀念集》,第25—29頁。

鄧稱宋慶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之—……中國各族人民包括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衷心敬愛的領導人,舉世聞名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久經考驗的前驅,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

廖承志的回憶錄①把他60年來同宋慶齡的情誼以及對她在國事中所起作用的評價結合起來,是一篇更富于私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像他的父母廖仲愷和何香凝一樣,他的一生確實是同她的一生密切相聯的。他第一次同她和孫中山在一起照相時才7歲,正是1915年她和孫中山結婚的時候。(到1983年75歲時,他正有可能擔當宋慶齡長期擔任過的國家副主席的職位,不幸因心臟病去世。)

①《我的回憶》(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652頁。

在那篇回憶錄里,他寫道,“回憶真有一大堆。兒童時代的,歐洲時代的,香港時代的,解放以后的……從她一生革命的長河中每個階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產黨員自許,而最后獲得黨證,是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譽主席。”

6月3日,她的遺體火化。第二天骨灰用專機送往上海,安葬在宋氏墓園。

為什么她要長眠在這里,而不是在首都某處建造宏偉墓地或者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同她的丈夫合葬?

廖承志已經說明了主要的原因,但還可以作些補充。她會認為,孫中山的歷史業績是他的功勛,她不應去分享。另外,在第十七章中曾經提到,解放前,國民黨中曾有人對她作為孫中山遺孀的地位妄加訾議,她氣憤地說,“他們可以說我不是孫夫人,但沒有人能夠否認我是父母親的女兒。”這也許可以作為另一個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壞,后經周總理下令修復。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覺得她必須永遠陪伴在她父母旁邊?她的一生為公,但在她看來,死是私人的事情。

[偉大光榮的一生]

在她身后對她的評論中,即使來自對方陣營,對她的無私忘我、絕無個人野心,也是稱頌備至。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國官員恰當地稱她為“始終如一的謙遜”。他很有見地,看到了宋慶齡的謙遜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說:

“但她又能具有極大的熱情……她獻身于暫處于劣勢的那些人的事業……有許多人會毫不猶豫地稱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偉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著《中國對其獨裁者的斗爭》(英文),第105頁。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報》主編,這家報紙為英國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資格的“中國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國名作家羅曼·羅蘭就曾這樣形容宋慶齡:她從外表看來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內心里則是一頭無畏的獅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遺容時寫下的詩句①中也表述了她這兩方面的品質的結合:

①路易·艾黎著《回憶與思索》,載《中國建設》1981年第9期紀念宋慶齡特刊英文版,第28頁。

“……那動人的美麗

……使每次同她的見面都水難忘懷

現在卻已消失,代之出現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個戰士臉上所留下的堅毅和果斷。”

她最后的遺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學畢業時那幀照片上的容貌一樣,其內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樣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質中那種感人的仁愛,她的一位同班同學曾夸張地稱之為“來自內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這充滿暴風驟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華僑友人言簡意賅地說,“她的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書作者1986年與艾麗斯·郭(郭寶珠)的淡話。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亞華人,曾在上海擁有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現在安放在她墓園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現出她仁愛安祥的神態。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張得蒂為首的五人小組的集體創作。她本人會不會同意立這樣的雕像,這是很難說的,但它體現了上海及全中國人民以有這樣偉大美麗的女兒為驕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許多很恰當、很能說明問題的評論。如她的老同事陳翰笙曾說,“機會主義同她無緣”。這一點她的外國女友海倫·福斯特·斯諾(尼姆·韋爾斯)在較早時也說過,當中國的中產階級投入“機會主義”懷抱時,孫夫人卻從不這樣做,“別人暈頭轉向而她從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陳又說:“宋慶齡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們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動學習,因為我們要繼續加強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②

①海倫·福斯特·斯諾著《現代中國的婦女》(英文)。這本書有“孫逸仙夫人”一章,共40頁。作者是斯諾的第一個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筆名“尼姆·韋爾斯”。

②前一引語是陳翰笙口頭告訴本書作者的,后一引語來自陳著《為民主的英勇戰斗》,載《中國建設》1981年第9期紀念宋慶齡特刊英文版,第47—48頁。

要這樣引用評述她的文章是沒有盡頭的,這些文章還都包含了許多她的言論和著作的摘錄,對人極有啟發。比較好的辦法是回顧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現她的品質的一些事例:

她不顧父母的反對,同孫中山和他的革命事業結合。這是對她的原則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驗。

在1922年陳炯明叛變、炮轟廣州總統府時,她置個人生死于不顧,救孫中山出險,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這顯示出她那英勇獻身的忠誠。

孫中山逝世后,她在滾滾逆流中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她一再為維護原則而戰斗。她頂住各種各樣政治的和家庭的壓力,為了同蔣介石的血腥奸詐手段篡奪國民黨的行為劃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別是,她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能有效地進行中國革命的力量,并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臨左傾分子的排斥,也不動遙

回國以后,她自己處境險惡,但她勇敢地去保衛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領導了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當有人被殺害、她自己也備受威脅時她毫不退縮。她又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在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后帶頭發起要求入獄的聲援活動。

她為了建立和加強國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國家免于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封鎖(甚至供應傷員的醫療用品也不準通過),并為這支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戰最多、戰果最好的人民軍隊,爭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繼續為完成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斗爭,并成為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人們都記得,從1914年到1949年,她在無數次逆流中搏擊前進,從不向任何問題和困難低頭,而是積極勇敢地去面對它們。她的生活環境不斷變換——從日本到上海,然后到廣州、武漢、莫斯科和柏林,接著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慶,再回到上海,每一個地方都是她進行政治或軍事斗爭的戰場,直到革命勝利,她來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對于許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動派所暗殺,感到無比的義憤和悲痛,在這些同志中有廖仲愷、李大釗、鄧演達、楊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設法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搶救出來,使他們得以為革命繼續戰斗,其中有廖承志和陳賡。

她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所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從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廣泛的。她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反法西斯戰士、一個主張現代化的人。在個人方面,她謙遜、講民主、節儉、極端誠實。她在原則問題上則堅定不移,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并且總是先公后私。

她特別關心窮人、勞苦大眾、婦女和兒童——在她看來,正是為了他們才進行革命的。兒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的成立使她無比歡欣鼓舞,因為這對國家和社會來說都是舊時代的終結、新時代的黎明。在任何考驗中,她對人民和他們的未來的信心是始終堅定不移的。

在她身上是幾種文化的最優秀內涵的結合、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

她對和平事業念念不忘。在青年時代,她就致力于此,雖然帶著一點矇眬和浪漫。后來,作為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家,她為之而奮斗;作為一個女政治家,她在世界范圍內積極開展和平運動。1980年一位中國教授赴美前向她辭行請教,她復信說,“把你的一份力量加入到爭取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它只會帶來痛苦和毀滅)的事業中去。幫助那里的人民加強戰斗以增進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團結,爭取和平和進步而不是走向自我毀滅。”①

①宋慶齡致南京大學梁士純(休伯特·S·梁)教授,1980年4月25日。梁早年曾是埃德加·斯諾的朋友,后積極參加中國“工合”等工作。

誰能夠說這些問題和品質中有哪一種是已經過時了呢?

[在北京故居中的懷念]

要懷念宋慶齡并感受一下她的精神,最好的地方莫過于她在上海和北京的故居——現在都按原樣保存著。兩處都有她讀過的書、她常常凝視的照片、她用過的物件。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各項設施是她創始和熱愛的婦幼工作的最突出的范例。在北京后海北沿46號故居有關于她的一生的最完整的陳列。這里目前也是宋慶齡基金會的會址,該會在海內外資助下正開展新的兒童工作。這個基金會的研究室規模雖小,工作卻很活躍,它收集有關宋慶齡的資料并開展研究。從事類似工作的還有設在上海的中國福利會以及“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委員會”的研究室。

本書的一部分原稿就是作者在后海北沿46號完成的。有一些情況和材料在別處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故居的工作人員告訴本書作者,幾乎直到她病重之前,她每天都要在那很大的花園里散步。盡管她的腿不好并常會失去平衡,她總要自己走,不要任何人挽扶:“謝謝你,我自己能行。”甚至用拐杖也是很勉強的。

花匠說,他總是把新的盆花放在花園各處,以吸引她多作些運動。她有時會問:“我可以摘這朵花嗎?”有一次他回答:“當然可以,這些都是您的。”她說:“可是這是你的勞動成果呀1

花匠回憶說,“她懂養花。只要能動,她就自己種。她很會扎花束和瓶中插花。”花匠常常走在她身邊或后面,萬一她摔跤可以護持。有一兩次她摔了交,他把她扶起來,她總要說:“我給你添麻煩了。”

她愛鴿子,每天親自喂它們、看著它們。她會學鴿子的叫聲,鴿子一聽到就都飛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幾乎要被迫“處理”掉這些鴿子。但它們活下來了,她也活下來了。

她去世后,這群鴿子還留在花園里,總共有100多只,常在過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組成美觀和充滿生氣的隊形上下翱翔。

有一天是兒童節。本書作者在寫作間歇中到園中散步。平時十分清靜的園中這時到處是笑著叫著的小學生,現在這里成了孩子們的天地了。(聽說每逢兒童節就會有1500名小學生來參觀游覽。)他們蕩秋千,在山坡和假山上跑來跑去,像《西游記》里孫悟空在花果山上那一群小猴似的盡情嬉戲。在古樹綠蔭、亭謝紅柱及花壇彩色之間,小眼睛在閃著光、小辮子在快樂地晃動。

這里曾經是清朝的王府,當年在這里住著的是貴胄子弟,有師傅嚴格管教,為了要把他們培養成絕少數統治者的坯子,但他們因為天生是尊貴的,所以心底里看不起這些師傅——事實上對任何人都看不起。同這些貴胄子弟相比,眼前這些孩子是多么的不同!

同舊中國那些通常是滿身疥癬、滿臉鼻涕、面黃肌瘦的窮苦孩子相比,眼前這些孩子又是多么的不同!舊中國的窮孩子命定要為沉重的勞役、戰爭、賣淫、饑餓所吞噬,他們受不到教育,他們和他們的后代都永遠處于絕望的境地。

在20世紀中,中國取得了多大的進步——盡管它目前還是面臨著那么多的問題。在新世紀中,等待著這些新一代的將是怎樣的未來呢?雖然未來將不會是輕松的、甚至可能是艱難的,但沒有哪一代的中國兒童象今天這新一代那樣具備了優良的條件去面對它。

在這樣沸騰、歡樂的新生活里,安息中的宋慶齡將會感到何等忻慰呢。

------------------

(shuku.net)

使用搜索工具,可以更快找到你想要的資料!

特別推薦

相關欄目

最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