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艱難的日子,1966—1976年

(一)歷史性的悲劇

在她的一生中,宋慶齡經歷過許多充滿風暴和困苦的時候,但從未有過思想混亂的時候。盡管她一個人生活了幾十年,她始終覺得自己是廣大人民群眾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從她74歲到84歲——這位意志堅強而精神則永遠年輕的婦女卻感到被孤立了起來,使她思想混亂,有時甚至覺得孤獨凄涼。這是從未有過的。她盡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

這場新的運動被說成是中國革命的深化。中國革命是她為之奮斗終身的事業。她想跟上運動的步伐,但卻常常發現運動所宣布的目標同實際發展情況不相符合,她對實際情況感到震驚和迷惑不解。

像極大多數中國革命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她對這場運動的突然性覺得意外,而對它所提出的目的則印象深刻。目的之一是使社會加速由社會主義階段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另一個目的是使全社會的成員以未來的價值觀來改造自己,有意識地同那些植根于過去剝削社會的思想、行為和組織模式相決裂,建立新的準則。

改造的動力在于千百萬群眾——特別是那些“生在紅旗下”并決心高舉紅旗前進的青年——的行動。青年應該同在舊社會受苦受難的工人農民打成一片、具備工農的思想感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要作老一代的學生。但青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充滿活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應該成為掃除所有舊思想殘余的有力工具。(這些舊的剝削階級思想和價值觀是幾千年里積累下來的,有的從舊社會直接保留下來,有的以官僚主義特權或其他特殊化的新形式死灰復燃。)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的應該去教年老的。

教育事業也必須徹底改造,學校都把課停下來,直到教育者本人受到新精神的再教育。

對“老革命”來說,他們感到的壓力是:千萬不能在這場改造運動中落后,因為這場改造運動被說成對整個未來具有歷史性的決定作用。如果他們不改變自己去適應運動的要求、特別是如果他們阻礙運動,他們過去的功績就將一筆勾銷。他們就將自外于革命隊伍——對他們來說,沒有比這更痛苦、更不可思議的結局了。

這些就是這場運動的理論。總的說來,人們在思想上都接受了這些理論并且付諸行動,特別因為這些理論是毛澤東提出的,而直到這時為止他的卓有成效的領導是事實俱在、無與倫比的。

那末,這是一場爭奪權力的斗爭嗎?毛當然想使這場運動成為“新”戰勝“舊”的權力斗爭。但實際的結果卻正好同他的精神和不斷宣揚的意圖相反——派性斗爭連綿不斷并且常常訴諸暴力,各派都發誓要比別人更忠于他和他的思想,實際上是一些狡猾的野心家在爭奪他身后將留下的權力和地位。他從來不會想到,“文化大革命”在每個領域里所帶來的都是挫折而不是前進。

他自己在一些場合譴責了粗暴行為和派性對立——這些情況雖然多次試圖加以制止,卻不但不消退,反而長時期到處蔓延。毛澤東曾號召進行說理斗爭,尖銳地批評“用法西斯方法審問干部”。運動一開始,周恩來就指責某些年輕的紅衛兵的做法太殘酷,并且指示在這些紅衛兵就讀的那所中學里辦個展覽會,以引起公眾的憤恨。但其他許多因素(包括上層的派性)導致了許多新的暴力行徑,并幾乎引發內戰。

不幸的是,這些嚴酷的事實并未導致對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及兩者的內在聯系從根本上重新進行檢討。毛主席相信,糾正“文化大革命”中錯誤的辦法是進一步開展“文革”。他以他的崇高威望從整體上來支持這場運動。最后,隨著他的精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圍,他要了解情況或會見什么人都由這些人控制。這些人說話做事都是打著他的旗號,實際上則完全為謀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這是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回顧這場運動時,極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一位偉大領袖犯了深刻的錯誤——他們把他同“四人幫”嚴格區分開來。對于“四人幫”,事實上是沒有人不卑視和咒罵他們的,認為這是一群專事歪曲毛澤東的思想的投機分子、政治流氓。但人們確實得到了一條教訓,就是不應該再出現權力只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并終身如此的現象。

毛澤東思想仍被認為是有永久價值的財富,是創造性地、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相結合。但這不再意味著是把毛說過的每句話、作出的每個指示都當作教條來遵守,并且毛澤東思想也不再看作完全是個人的創造,而是——正如所有有氣度的領袖都會認為的那樣——集體智慧的結晶。

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同千百萬人是一樣的。多數人起初都為它所提出的宏偉目標以及它所造成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而感到鼓舞。后來,隨著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多數人開始產生懷疑。又后來,多數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擊,并為其他人所受的打擊而感痛苦。最后,他們看到這是一場災難——一場永遠不應再有的災難。

宋慶齡也是如此。她為“文化大革命”的無數無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盡的忠誠的進步朋友)所寫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寫了上面這些文字,作為對同志的懷念淚的是使讀者對我們所經歷的‘暴風驟雨’有一個更為深刻的了解。中國人民決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使這一類悲劇不再重演,安定團結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斗。”①

①《懷念金仲華——《中國建設》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建設》,1981年第2期。

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最后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她終生堅持的理想。

(二)狂飆初起

現在讓我們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

這一年8月,宋慶齡寫信給格雷斯·格蘭尼奇①說:“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于這里發生變化的報道——一次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現。

①宋慶齡致格雷斯·格蘭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讀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嗎?我寄給你上下兩冊。這部書說明,人是能夠教育改造的。……

①該書英文版書名為《從皇帝到公民》。——譯者

“我每天如果不開會要化八、九小時看東西。(顯然是指與運動有關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說,“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為什么不來看看我們呢?”

她在這封信上的口氣顯示出她對這場運動的廣泛目的是贊同的,她相信這是推動社會和個人(包括許多過去的敵對分子)前進的動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動亂將會很快過去。(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對“造反派”發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動并且記住無產階級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階級還要解放全人類)。

她在信中提到溥儀同格雷斯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關系。格雷斯問,據說她現在住在一座宮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為她是國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撥了一所原來的王府給她作為寓所。她描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還是保持清靜的情況:

“我住在醇親王①的王府里,溥儀就是在這里出生的。園子有小溪環繞,園里有許多美麗的樹木……草地幾乎一年到頭都是綠的。園里還有一所兩層小樓。過去住在這里的皇親國戚常來聽云雀和別的鳥兒歌唱。……我確實在享受‘皇家的’待遇,盡管我并不快樂,因為有許多比我更有價值的人現在還住在簡陋的小屋里。”②

①醇親王載灃(1883-1952)是溥儀(末代皇帝宣統)之父,1908年溥儀即位時只3歲,載灃為攝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號宋慶齡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園舊屋修葺并增建小樓而成,宋慶齡于1963年春從上海遷居于此。——譯者

②同上。

但在事實上,當她寫這封信的時候,她那花園住宅里往常的安靜氣氛已經大大改變了。她聽到墻外不時傳來紅衛兵們在抓“走資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那種刺耳的叫喊聲。各派的高音喇叭一個比一個響,都想讓本派的聲音壓倒對方。最使她難受的是那種低沉的聲音——打人的聲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況寫信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囑咐斯特朗把信閱后銷毀。斯特朗在回信中說,“我在收到你第二張便條的當天就親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進下水道沖掉了……沒有留下絲毫通信的痕跡……”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慶齡,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當時曾把宋的信給本書作者看過,所以對內容還有印象,具體文字就記不確切了。

過去,宋慶齡也常要通信的對方把她的信件銷毀,但當時這樣做是防止革命的機密落入敵人之手。現在這樣做卻是為了對付那些自以為是“超級革命派”的人。這在她還是第一次。

在同一時期,她寫信給本書作者:

“……我想,對那些無端污蔑,我只有閉上眼睛——外面那種敲鑼打鼓的喧鬧聲已經夠叫人心煩意亂的了。希望你離得遠,聽不到。”①

①宋慶齡致北京愛潑斯坦,1966年8月27日。

這里的“無端污蔑”是指在西方報刊上重提有關她私生活的一些陳舊的讕言。這些讕言可以追溯到當初國民黨反動派散發的造謠傳單,現在又被那些極左分子翻騰出來,這些人不擇手段地去公開“揭露”別人。她為之悲嘆的“無端污蔑”還不限于對她本人,而是對其他許多人。

她還曾寫信給馬海德醫生。馬的住處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誠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機老劉送去的。這些信馬都沒有保存,“因為留著對她或對我都不好”(他后來這樣說)。她在信中所表示關心的主要是別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確實也擔心會不會有一天她不得不拋棄她所喜愛的繪畫和其他藝術性的紀念品(她喜愛和收集青花瓷),因為這些東西也可能被當成“四舊”。她把一部分藝術品送給馬海德,請他把它們轉存到“比爾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她這樣稱呼路易·艾黎)那里去。馬后來說①,他是親自把這些東西轉送去的,這樣做要擔一定風險,因為他當時也已經受到尖銳的口頭攻擊,他的妻子蘇菲被她工作的那個電影制片廠的造反派關起來,他家被抄,個人的文書資料都被拿走。

①據馬海德在1981年宋慶齡逝世后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路易·艾黎是外國人,所以他的住處可能比馬海德家安全些,馬已入了中國籍,又是干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寫信給宋慶齡:

“西方報紙紛紛用大字標題報道你的住所被紅衛兵洗劫,所以我在這一期《中國通訊沖加以徹底的否認,同時登了我寫的報道《毛在天安門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常”①

①從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個人名義編印英文《中國通訊》(Letter from China),兩周出版一次,發行到世界各地。這里提到的是第42期,出版日期為1966年10月20日。

她寫的關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慶祝國慶的報道中說:

“游行群眾達150萬人,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數是紅衛兵和革命學生……

“國外國聽到謠傳而不安的人們將會高興地知道,宋慶齡(孫逸仙夫人)同領導人們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樣神采奕奕……說紅衛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謊言。”

宋慶齡在北京的寓所沒有被人闖進來(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闖入)是由于周恩來的及時過問。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①,送毛澤東批準,名單之首就是宋慶齡。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50頁。

兩天后,因為出現了大字報,要求把宋慶齡這位非黨人士的國家副主席職務撤掉,并揚言要沖進宋的寓所,同時發生孫中山塑像被毀事件,周恩來嚴厲告誡北京的紅衛兵: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后,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后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里貼大字報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①

①同上書,第451頁。

周恩來在把宋慶齡列為應保護的干部名單首位的同時,建議她搬進中南海去住,以保證安全。她對此婉謝了,解釋說她覺得沒有這個必要。這再一次顯示了她的剛強。

這時,宋慶齡遭到了一個比抄她的家還更嚴重的打擊,這在當時沒有多少人知道。

上海的紅衛兵破壞了她雙親在萬國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來,實行“暴尸”。他們因為萬國公墓過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權階層的紀念碑,必須予以摧毀。至于宋家的墓地,這里埋葬的不正是蔣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媽咪”嗎?在他們看來,還有什么比這更應該從這個地球上消滅掉呢?

墓地遭破壞的照片從上海寄到北京時,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來。廖夢醒把這些照片送給周恩來。周下令上海市有關部門立即將來墓修復,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給宋慶齡。但并沒有全部照原樣修復。原來的墓碑上列著所有六個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慶齡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文化大革命”告終之后,又重新換了墓碑,完全復原。①

①承史學家尚明軒提供資料。

(三)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

1966年11月12日,宋慶齡在她丈夫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時發表了講話。她為這篇精神飽滿、思想豐富的紀念講話標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①。它的主題是,隨著革命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孫中山能夠改變他自己的觀點和方法,以推動革命前進而不是加以阻止。

①《宋慶齡選集》,第530—546頁。

“他生在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開始統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時候,國內的封建王朝剛剛受到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震撼,我國人民還剛剛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接觸。

“當他離開人間的時候,帝國主義力量正不可一世,歐洲列強處心積慮要瓜分我國領土,近鄰日本的軍國主義也不斷威脅著我們整個國家的生存。……”

盡管不斷遭到挫折,孫中山在革命活動中從不動搖,因而成為以建立新中國為最后勝利標志的中國革命的先驅——雖然這一最后勝利的到來是在他逝世四分之一世紀之后。

“今夭,中國發生了多么偉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但勝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認識到,要做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必須堅定地、毫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在連續不斷的困苦和危險中,他從不低頭。他是一個決心不斷學習的人,他克服了自己早期的幻想和失誤。

在推翻清廷的斗爭中,他因單純依靠軍事手段舉行武裝起義多次失敗而認識到確定政治綱領、建立政治組織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了民國,但一個獨立、進步的中國仍然沒有出現。他從中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領導辛亥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贏得了初步勝利是因為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但當它沒有決心去滿足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要求時,它就失去了這種支持。應該把社會和政治問題放在首位。

孫中山出身貧苦,所以他一直同情貧苦和受壓迫的人。他在革命行動中無所畏懼,個人生活則十分簡樸清廉。他走過的道路上充滿了慘痛的失敗,但他從不絕望。

“他對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探討。當他發現他所建立的政黨都缺乏堅實基礎時,他并不畏縮。……他認識到,必須走列寧的道路……走中國共產黨喚起民眾、領導國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壓迫的人民群眾。他明白了這一點以后,就不再為資產階級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裝飾所迷惑了,他看穿了這不過是騙局。今天,反動派力圖欺騙全世界人民,特別是青年,叫他們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這些都已經‘過時’了。……但四十多年前孫中山已經得出結論,資產階級民主本身已過時了一百年……”

宋慶齡在這篇講話中還談到了孫中山的國際主義,他同亞洲各國革命黨人的合作,以及在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威脅要干涉中國時,他向駐華外國軍隊的士兵發出呼吁——所有國家的老百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孫中山在晚年從他一生經驗中歸結出三件必不可缺的要務,即;在國內聯合中國共產黨、在國外聯合蘇聯、在各地扶助工農。

“孫中山在遺囑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繼續斗爭,直到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這一遺志,并遠遠超過了它。如果孫中山還健在,他會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和全國各民族、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當前世界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堅決立場而感到驕傲。”

在另外一段中,宋慶齡還提到了以后被稱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的任務:

“孫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動革命。這一點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獲得解放,我們必須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堅持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進行的革命斗爭,使我國在各方面實現現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學高峰。”

在講話的最后一段中,她又提到“我國人民……鼓足干勁發展生產和攀登科學、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

當時那種極端復雜的形勢可以從她三天后所寫的一張私人便條中看出來:

“我很想請所有幫助我準備這篇講話的人來吃一頓飯,隨便聊一聊,但現在不是時候……”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和邱茉莉,1966年11月15日。兩人都參加了有關這一講話的研究和校對工作。

她的這篇講話在幾個月前就開始起草,定稿后曾送周恩來審閱同意。

這是她在長達六年時間中的最后一次公開講話。(她的下一次公開講話要到1972年。)

(四)宋慶齡同劉少奇

這次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也是劉少奇一生中最后幾次在公眾場合露面之一。他是紀念大會籌委會主任,并且作為國家主席在國家和黨的地位上比在場的任何人都高。但在官方報道中,他的名字卻被降到在第七位,世界聞名的朱德總司令則排在劉少奇的后面。

這些羞辱人的做法顯然是故意的——部分原因是從8月開始的、因“文化大革命”而改組中央領導班子的結果。就劉少奇而言,名次的變動只是他被徹底整垮的前奏,對朱德則是作為一種懲罰,因為他沒有參加極左的大合唱(紅衛兵已貼出大字報,把這位革命老英雄罵成沒有改造好的軍閥)。

宋慶齡已經意識到烏云正向劉少奇壓去。她的一位女同事羅叔章回憶道:“1966年國慶節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她。她說,‘你要是拿到什么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了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么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么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一個國家副主席居然要靠從街上拾到的傳單來了解國家主席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奇怪的時代的又一個特征。

宋慶齡對劉少奇很熟悉。他們分別是國家主席、副主席,又是中蘇友協總會(在一個長時期中是重要團體)的會長、副會長,所以在建國以后的17年中一直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系。她要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愿望是對劉少奇表示的;她1953年1月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會見斯大林是劉少奇安排的。在私交方面,她同劉少奇一家人都很親。①她有很多時間住在上海,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每次去上海總要去看望她,他們的孩子參加了支持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的示威游行,宋慶齡稱贊他們有國際主義精神。每到新年,她總給他們寄賀年片,他們就把自己畫的賀年片回寄給她,她收到后會一個一個指名道謝。

①此段主要根據1987年4月24日在北京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一次長談。以下宋慶齡給劉家孩子們的信的復印件均承王光美提供。

同時,甚至在她同劉家的關系中,人們也能看到她始終保持著的希望——這個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將會克服本身的缺點,真正去從事它原來意圖中的工作,即:清除停滯倒退的東西、放射出充滿革命信念和創造力的新的光輝。就人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這也很可能就是劉少奇本人的想法。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是早期的紅衛兵,她寫信給宋慶齡。在回信中,宋慶齡親熱地稱呼“平平”的小名:“閱讀了你滿懷革命激情的來信,猶如看到了你們兄弟妹妹……健壯成長……你們雖然生在新社會、挺立紅旗下、蜜糖水中長,但是,你們沒有忘記革命,沒有忘記階級斗爭,你們強烈的記憶著革命前輩為了人民的解放所進行的披荊斬棘、浴血奮戰的艱苦斗爭;你們懷念著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獲得解放”。她稱贊孩子們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戰爭并去農村參加勞動,認為這是知識青年革命化的道路。她還贊揚給她寄去的婷婷的兩篇日記和源源的美術創作表達了革命的思想感情。

1967年新年來到了。這時她已經知道劉少奇的“問題”十分嚴重,但她仍然給劉的孩子們送去賀年片、筆記本和糖果,仍簽上“宋媽媽”三字。第二年,劉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一家人流散四方。孩子們萬般無奈,只好寫信給宋媽媽求援,她把信轉給毛澤東,希望這些孩子們不至流離失所。她又回信給孩子們,勉勵他們振奮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直到1972年,也就是他們的父親慘死兩年之后,他們才獲準去監獄探望母親。王光美看到孩子們時的快樂以及她聽到孩子們悄悄告訴她宋媽媽對他們愛護照顧時的感激之情,她至今還記憶猶新。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雖然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保護,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聽不到她的聲音。關于她的活動沒有任何公開的記載,甚至在她逝世后出版的《宋慶齡年譜》中這幾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書作者在這幾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同她失去了聯系——說得確切一點,是被單獨監禁在牢房里——所以關于她這段時期的情況也無法從個人回憶或通訊中作些補充。但從其他的來源,可以多少理出點頭緒。

[1967年]

如1967年,《年譜》上只記錄了兩項禮儀性活動——作為國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瑞士、越南、朝鮮和毛里塔尼亞新任大使呈遞國書;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

實際上,這一年對她來講充滿了苦惱和斗爭。在北京,她大部分時間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的只有四面的墻壁。在上海,她的事業正在被拆毀,她竭力設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后來所說的那樣:

“1966年,也就是當十年動亂開始的時候,我們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實際上處于停頓狀態:《兒童時代》雜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國福利會下屬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兒童藝術劇院和其他單位的報告。這些單位的領導,當時正處于不斷增長的壓力之下或受到了攻擊。我于是請當時任副市長的金仲華幫助。他像以往一樣認真負責,走訪了這些單位,鼓勵他們繼續工作。”

以上是從她對金仲華這位杰出的進步新聞工作者的悼念文章①中摘引的。金從30年代救國會時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來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及其后繼者上海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都在一起工作。《中國建設》創刊,她又選任他為第一任社長。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

①同注1。

關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對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后來,當我回到上海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金仲華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殘酷迫害。他們不準他與外面的人接觸。我想設法同他見一面,也沒成功。在幾個月時間里,他們接連不斷地對他進行審訊、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顛倒,成了敗壞他的名譽的‘罪證’。……他一直確認中國革命的成功與毛主席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但是,他卻被指控‘反對毛主席’。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誼,他曾和許多外國朋友接觸過、一起工作過,就因為這,他被誣為‘外國間諜’。他與周總理在各個時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審訊人員’辱罵他的另一個原因——因為他們想打倒周總理。在迫害金仲華的過程中,江青的惡意中傷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話都被那些爪牙們奉為圣旨。張春橋也施展了陰險毒辣的伎倆。”

有一件事她沒有談到,也可能她始終不知道,那就是金仲華受到了極大的壓力,要他交出多年來她給他的信件,但金寧死不從。由于不堪忍受殘酷的政治迫害,金仲華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殺。

在這里不妨附帶說一些有關宋慶齡與江青之間關系的情況。

據說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的時候對她的印象不錯①,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見羅斯·特里爾著《白骨精——毛夫人傳記》(英文),第185、228、250—261頁。這部書有聳人聽聞的傾向,但這些說法作者引用了譚寧邦所提供的材料,譚當時在宋慶齡處工作。

1949年,宋慶齡在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車站送行。據說,她后來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1961年,她在上海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江青和劉少奇夫婦都出席作陪,據說她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很表贊賞。

(令人驚奇的是,據說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慶齡勸毛澤東穿西裝、打領帶,因為孫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國人總認為中共官員們的穿著太單調。)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現卻大不一樣了。當時紅衛兵要沖宋慶齡的寓所,甚至要她把頭發剪成他們所喜歡的那種短發。(她一直保持一種后梳圓髻的傳統發式,并曾答應她的母親永不改變這種發式,所以據說她曾生氣地說,“要是他們碰我的頭發,我就把他們的頭發全剪掉1)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慶齡解釋“文化大革命”。這時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訓人的腔調,把紅衛兵捧上了天,聽到宋慶齡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時,江青的臉立刻沉下來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當說一句江青的壞話就得掉腦袋的時候,宋慶齡在本書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這個報復心強而又權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稱為“女皇”,她對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幫”倒臺以后,她在寫信和談話中可以更尖銳、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達出來了。她在1978年給美國理查德(迪克)·楊的一封信(無日期)中說,要不是“江青這幫家伙進行破壞,不讓他得到必要的藥物治療”,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可能不會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謹慎,所以把這情況告訴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寫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給我表弟的幾個女兒了。在那個無恥婊子江青炮制的‘字化革命’期間,她們都被紅衛兵從家里趕出來,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6月5日。

她是難得使用這種罵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見她的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譜》沒有宋慶齡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任何紀錄,只記載了她給當局的一封信,證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誠的外國朋友,因為在當時那種“懷疑一切”的氣氛中,對他也散播了許多疑問。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后,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宋慶齡(簽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①

①宋慶齡手跡復印件,《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片編號317。

這一年留下來的史料還有她在8月份寫給格蘭尼奇夫婦的信(這封信只有月日、沒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還對馬克斯·格蘭尼奇的哥哥(美國左翼作家、筆名邁克爾·戈爾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來,我常在《工人日報》上讀到他那寫得很好的專欄,后來看不到這張報紙了(該報由美國共產黨出版,后被認為是修正主義而不能在中國發行),覺得若有所失。”

她為遲遲未復信道歉,并解釋說:

“……在這場鬧哄哄的文化運動中,你們的新地址我夾在一本書里,找了許久,今天才找到……”(這說明她有些東西已收起來了或者被弄亂了。)

盡管遇到麻煩和限制,她對這場運動的廣泛意義仍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

“……我擔負了更多的對我并不適合的那種職責。時局發展得很快,要求不斷學習以跟上形勢。失眠癥和關節炎是我想要做點事的兩大障礙。但我還是盡了最大努力緊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這里正在發生的事情不但將改變我國人民,還會改變世界的其他地方。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偉大勝利。他無疑是馬克思和列寧之后最偉大的人物。”

她以熱烈的心情談到美國1968年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廣泛參加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示威以及黑人群眾的奮起:

“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興,一向反動的南方各州也卷進了這一偉大的洗禮。”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麻省特魯洛市格蘭尼奇夫婦,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譜》的記載仍然極少,只有她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以及她個人所做的一件關心后輩的事——在知道楊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后,又把自己手頭的一套請她的助手帶到上海,作為禮物送給他。

實際上,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極富戲劇性的。

總的氣氛是備戰。美國侵越正向中國南部邊境迫近,在北部邊境則同蘇聯發生了武裝沖突。中國準備對付來自任何一方或者雙方的進攻,甚至核攻擊。在僻遠的內地山區建起了新的工業。全國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宮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隱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懷疑為不可靠的人都得離開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關于這種情況,宋慶齡寫道:

“甚至孩子們也都在忙著備戰工作。戰爭要是打起來,我們是不會措手不及的。蘇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話,‘上帝要誰毀滅就先讓他瘋狂。’我們的孩子們都到農村去工作和學習了,和農民同吃同祝他們長大后不會變修、也不會沾染資產階級思想。農村生活使他們經受了鍛煉。”①

①宋慶齡致格蘭尼奇夫婦。

她認為當時確實存在戰爭的危險,備戰是必要的(備戰工作是防御性的,盡管當時中國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譴責為“好斗”)。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勢力加緊控制中國的政治,他們把所認為的國家面臨的危險作為消滅異己的借口。

這在確定哪些人應該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問題上經常表現出來,因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認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種戰前的預防性措施。從廖夢醒給宋慶齡的信中可以看到一個辛辣的實例。廖夢醒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女兒,一位忠誠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人,但她卻被極左分子劃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類。廖給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樣用“親愛的叔婆”開頭,接著寫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兒去。……我被劃入‘老弱病殘’一類,將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東西清理出來……到了新的住處我會寫信給您。上海也是一個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將來會有一個愉快的新家,頤養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會想念您……”①

①廖夢醒致宋慶齡,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寫的。

廖夢醒這時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單位全國婦聯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軟禁起來,使她備受折磨。她告訴宋慶齡:“我有沒有對您說過,我家那扇離我居室最近的后門被釘死鎖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家,兩手常常顫抖……我相信我們之間來往的信有幾封丟失了……只要能寫,我會繼續給您寫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無法表達……”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寫道:“這么久聽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現在總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興……”①這兩封信都不是通過郵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慶齡的親屬中還發生了兩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備受打擊。一是她很喜歡的一位有才華的表妹、二舅倪錫純的長女倪吉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殺。這個表妹全家被掃地出門,擠住在一個汽車間里,自已被作為“管制分子”強迫勞動,不堪凌屏。消息傳來,她內心極感悲憤。二是她最喜歡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為之傷心落淚。她為了要往美國發一個唁電,還得請周恩來和鄧穎超幫忙獲得特許——在那段緊張的時期,事情就是這樣的。①

①本段據本書作者對宋慶齡身邊工作人員的訪問。

[1970年]

1970年,《年譜》的記載只有兩條,一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檢閱,二是接受保加利亞新任大使遞交的國書。

在給格蘭尼奇的信中①,她還是表現出一種認為整個形勢令人鼓舞的語調: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們也在這里,可以親眼目睹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國通訊》中,你們可以……隨時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歲了,身體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繼續這項極有益的工作了……”

關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離開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現已回家休息。”離開這座家鄉城市那么長時間當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寫到在北京的朋友、來往的減少和慣常生活的中斷,字里行間也隱含著對北京現狀的批評: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為他不能到處跑(為寫作收集材料)。他也在發皮膚箔…馬海德生了肺炎,現正在康復。雖然我們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經有好多年沒見到他們了。

附記:2月6日是春節,但我們現在不過這些節了。”

[悼念斯特朗]

宋慶齡這封信是1月底寫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邁停止了工作。3月29日,這位戰斗一生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慶齡的歷史最長的聯系外國革命的紐帶之一折斷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時,宋慶齡想起她所最喜愛的花,并把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邊。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們見面很少,遇到節日或其他事情互致問候時,信的開頭總是稱呼“親愛的宋慶齡同志”和“親愛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稱呼“親愛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對其他老朋友親熱地叫人綽號。可能由于斯特朗個性太強并且總喜歡對別人發號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職業本能”總想把她所聽到的所有消息都報道出去,在宋慶齡同她長期相識的過程中,發生過某些意見相左的情況。但她們之間的關系還是很深、很牢固的,她們相互對對方本質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點是宋慶齡從來沒有懷疑過的,那就是斯特朗為人的正直。據說,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澤東為斯特朗向莫斯科說情,因為她被扣上“間諜”帽子抓起來關了幾天之后被驅逐出境了。“為什么對斯特朗這樣做?她是個好人,對中國和其他地方做了許多好事。她是一個有信念的馬克思主義者。”——據說宋曾這樣對毛說。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給斯特朗的信簡顯示出對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國通訊》宋每期必讀,很贊賞并向海外友人推薦。她去世時,宋著文頌揚。在回憶她時,宋慶齡不可能不想到她們那些在30年代后期蘇聯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倫將軍、博戈莫洛夫等,還有鮑羅廷,這位1923年來華任孫中山顧問并參與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蘇共老黨員,他是1949年初與斯特朗差不多同時被捕的,但他沒有像斯特朗那樣“幸運”(加上罪名、驅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監獄,兩年后死去。宋慶齡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譴責、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們未來的命運會是什么呢?蘇聯在共產黨掌權這么久之后卻發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規模的鎮壓,而中國則避免了這種情況,這一直是值得我們黨和國家為之驕傲的事情——但現在還能這么看嗎?

后來,她寫了《斯特朗的名字永遠留在中國人民心里》①一文,這是她對這位美國友人蓋棺論定式的最后評價:

①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原稿時間注明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國》一書的序言,該書198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當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遇到烏云惡浪的時候,我在武漢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時我們都還年輕,我們經常見面,多次長談,談話的內容很廣泛,主要是關于我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她非常關心中國革命的前途,也關心我的處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樂觀的,我們堅信,表面的混亂是暫時的,經過大革命鍛煉和組織起來的工農革命力量,仍然堅強有力,朝氣蓬勃,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熱情和智慧,增強了我同邪惡作斗爭的力量,更堅定了我為中國革命走自己應該走的道路的決心。

“在以后漫長歲月里,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是音信還是相通的。后來斯特朗在蘇聯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憂慮。最后,在她七十二歲高齡的時候,終于來到新中國。我熱烈歡迎老友的歸來。她懷著回到家里的喜悅心情和我一道回憶過去,談論未來。她還是那樣精力充沛,用她的筆向世界傳播著新中國的信息,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國的珍貴紀錄。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將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心里。”

宋慶齡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處世準則一致的。這些準則是:信念,百折不撓,樂觀,為事業全力以赴。在這篇充滿熱情的紀念文章中也體現了這些準則。

[同斯諾重逢]

這一年,宋慶齡在失去一位外國老朋友之后不久,卻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諾。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①來到中國顯示,在“文化大革命’沖極左勢力登峰造極的掌權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諾曾申請來華但未獲準入境),并且成為以1972年尼克松訪華為標志的中美恢復接觸的先兆。

①斯諾于40年代后期同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離婚,同洛易斯·惠勒結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紐約戲劇演員,他們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諾早期在中國的經歷和他的成名都有海倫的一份,而在他后期備受麥卡錫主義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侶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國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對斯諾回到中國,宋慶齡顯然十分高興。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道,宋有好幾次邀請斯諾夫婦到家里吃飯,其中有一次是在國慶節(那天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同毛澤東一起檢閱游行隊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親自來定菜譜(對于她最歡迎的客人她總是這樣的)。洛易斯·斯諾敘述了這幾次會面的熱烈情緒:“宋慶齡一直是埃德①的親密朋友,經過這幾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訪問,她也成了我的親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僅裝著埃德,還裝著我們全家。在她家里放著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們大約8歲和6歲的時候,我們從美國寄給她的。看見這些照片,真讓我十分感動。埃德深深地敬仰這位英雄的婦女,她的價值觀使她堅定而又奮發地站在革命一邊,犧牲家庭關系和榮華富貴都在所不惜。”③

①對埃德加的昵稱。——譯者

②斯諾夫婦的兒子和女兒。——譯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諾著《莊嚴的死亡》(英文),第77頁。

他們同宋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談得很多,但在斯諾關于這最后一次訪華的著作中卻什么也沒有說(這本書斯諾因患了絕癥而未能親手完成),這是很異常的作法,因為以往他總是詳細地記述他同宋慶齡的每一次會晤的。也許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囑咐他關于這次會晤什么也不要寫。

但在斯諾那些未經編輯加工的筆記中①有些線索可尋:

①斯諾筆記承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斯諾基金會的羅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來總理主持的國慶宴會上,斯諾夫婦見到了宋慶齡(“作為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她在一群顯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輩領導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當權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葉群、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席的還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以及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高級代表。

10月3日,宋慶齡請他們去喝茶,還有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們在五、六個解放軍士兵面前走過,她的秘書——一個健壯的男青年——出來迎接我們。園中已是深秋景色、顯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魚都已撈走了……她的女秘書對我們這樣說。男秘書陪我們……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樹齡的石榴村旁——溥儀出生時這樹已經在那里了。(孫)夫人看來有點疲乏、有點發福……”(完全沒有提到同宋的談話,顯然是因為游花園后沒有時間了,游花園也許是工作人員故意安排來消磨時間的。)

10月11日。“同孫夫人、艾黎、馬海德夫婦共進晚餐(還有孫夫人的保健醫生)……她準備了一桌豐盛的筵席……談話主要也是關于飲食的。”(看來是故意回避談別的事情。)

在同一頁上,斯諾附注道;北京的來信“最近批評我在《復始之旅》一書中的錯誤——很有道理。”①

①《復始之旅》一書是斯諾離開中國多年、處于低潮時期寫的,宋慶齡曾指出其中一些事實錯誤以及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囑路易·艾黎轉告斯諾。

1970年末斯諾離開中國。1971年7月31日,他寫信給路易·艾黎,談到自從轟動一時的、出乎意料的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一事發生之后,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美國國內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二十年來,他的著作很難找到出版的地方,現在隨著更加轟動的美國總統訪華的即將實現,主要的美國傳播媒介都來向他緊急約稿(盡管它們仍想進行歪曲):“……化了一星期……為《生活》雜志寫了一篇稿子,他們用的標題是《中國人期望從尼克松的訪問中得到什么》。我原來的標題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編輯中,他們設法做了點手腳,有一處壓縮成周恩來談話而‘毛聽著’……在我那句‘中國從未放棄武力收回臺灣’的話中,加上‘公開’一詞。”他又帶點嘲諷意味地接著說,“有一件事……使我大為得意。《生活》雜志在那張老大的《紐約時報》上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廣告——也是這張報紙早些時候曾拒絕刊載重要的周總理訪問記,深怕上斯諾的赤色宣傳的當。現在美國卻聽不夠了。關于乒乓(外交)的報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對自己十年前訪華后所寫的《今日紅色中國: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評式的評論:“……現在我重讀這本老書,常常要驚叫起來……當時我對群眾的無知和偏見過于遷就,以致對美國過于寬大了……現在,《紐約時報》也在發現中國是個好地方,但當時——在書評欄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沒有篇幅登別的東西了……

“全世界現在看到毛主席是個偉人,他當然是。但我的任務是使人們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這樣做很有必要,因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傳中,他的行徑使人覺得是有威脅性的。”

斯諾又說,除了一些錯誤,他在許多事情上是正確的,但他不愿對此自吹自擂。“請告訴對我的批評家們……我知道自己的過失,并愿在將來的工作中加以糾正——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他保持了一貫的謙虛態度。

但時間不允許了。在他寫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癥就奪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關鍵的年份]

1971年,《年譜》上沒有任何記載,但這實在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年份。

在國內,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繼承人林彪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事敗倉皇乘機出逃,飛機在蒙古境內失事,機毀人亡。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內幕還沒有完全公開,宋慶齡在11月11日給在摩洛哥養病的斯諾的信上,贊揚他沒有急于報道此事:

“對于9月13日的飛機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評論是明智的,因為盡是些揣測之詞,人可不能做說瞎話的預言家。你不說話,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內層的人也不知道詳情。這么說吧,這是一場噩夢——‘勃魯托斯,你也在內嗎?’①不管怎么樣,勃魯托斯還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縮寫),都是他自己的陰謀的犧牲者。真是個無賴!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會扮演這樣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繼承人了嗎?!只有時間會透露出你現在還不知道的事情。”

①語出莎士比亞歷史劇《裘力斯·凱撒》(據朱生豪譯本)。勃魯托斯是刺殺凱撒的密謀集團首領,以后自殺。——譯者

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這個席位為臺灣蔣介石集團竊踞了二十多年,現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這反映出中國革命在它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變了局面,而美國則支持蔣集團直到最后失敗。

這樣,中國盡管在國內遭到困難(一度有趨于危殆之勢),在世界上的地位卻不斷上升。

宋慶齡也看到了這一點,在私人通訊中她寫道:“(1971)對我們和對全世界都是意義重大的一年……因為中國現已處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從聯合國的講壇上聽到了中國的聲音。愿1972年給各國人民帶來和平。”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71年12月22日。

正由于形勢有所好轉,所以她在聽到大弟(只比她小1歲)子文去世的消息時,還不至于太難過。宋子文是因為意外事故(在美國一家餐館用餐時骨頭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歲。這位金融家、前國民黨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爭執和歧見大體上和靄齡、美齡差不多,但兩人之間的個人情誼要深一些——他有時還支持她的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他來是為了重新恢復同中國的接觸,或者更明白一點說,是為了承認中國革命勝利這一事實。二十多年來美國官方一直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這種情況現在結束了。也是在這一年,宋慶齡打破了持續五年的沉默,重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訪問前夕,她發表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文①。文章的論點不是說尼克松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的時代,而是說中國和亞洲的新時代把尼克松帶到了北京;

①英文稿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2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美國總統宣布要來北京訪問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動。在朝鮮戰爭期間,他極力主張轟炸中國,而現在,他又準備和中國領導人展開對話。尼克松總統在他當選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聲言:‘任何一項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視中國的現實。’”

“那末,中國的現實到底是什么?”她接著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人民建設起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民現在正在與世界各國為和平繁榮而英勇奮斗的人民,并肩戰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巨大變化——不僅在數量上而主要是在質量上——之后,她接著說:

“……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事務必然是和一個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國際主義聯系起來的,而不是和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工業一軍事集團聯系起來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中國的做法完全……是國際互助。”

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這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這是聯合國內一切維護正義的國家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

文章最后說:“毛主席預言,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我們確實正處在一個新的人民的時代的開端。”

她為這一歷史性的全面進展而感到自傲,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相對而言,挫折和困難猶如即將消失的烏云。

因患關節炎和尊麻疹,她沒有參加官方對尼克松一行的招待會。

“我很高興他們沒有要我參加在尼克松訪問期間的所有活動,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寫信來說,他們在電視上沒有見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著說:

“很多美國人去參觀了我們在上海住過的房子……察看我丈夫書房里原有的藏書,甚至還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補上一句(顯然是針對國外有人幻想新中國或她本人會改變根本觀點):“他們會發現卡爾·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72年3月4日。

1972年之后,來華的美國人確實越來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學時的朋友(來的常常是這些朋友的繼承人或后代),有各個革命時期同她在政治上有關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還對中國不友好、現在卻成了中國的“新的發現者”的人。對這各種類型的人,她都歡迎,只有一種人她覺得難以接受——那些了解政治實情,而“在麥卡錫時代跑得同兔子一樣快——毫無骨氣”的人,“但現在他們卻成了社會棟梁,所以我們必須歡迎1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理查德·楊。

[痛悼摯友]

2月15日,一位同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國人——埃德加·斯諾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慶齡為此極度悲痛。

她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說①,她寫東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聽到斯諾噩耗后她為了寫給斯諾遺孀的唁電,通宵未睡。唁電寫道:

①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張玨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痛悉我們最誠摯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們抗日戰爭期間,他堅定地支持了我們反對國內法西斯反動派和日本軍事侵略的斗爭。我們的堅強友誼也象征著中美兩國人民在正義事業中互相支持。我確信,你和你們的子女將繼續完成他的遺志,促進我們兩國偉大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你可以感到寬慰的是:對埃德加·斯諾的記憶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將永遠長青。”①

①《人民日報》,1972年2月17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34頁。

洛易斯·惠勒·斯諾在她紀念斯諾的書中談到這個唁電時說:“她在一生中永遠是勇敢無畏的,她從萬里之外發來的唁電也給了我勇氣。”①

①同注29。

在反動勢力面前勇敢無畏——這是宋慶齡認為最優良的品質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過她的推薦和幫助,斯諾訪問了延安,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一篇紀念斯諾的專文中,她稱贊斯諾“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據地的中國革命。”①

①《紀念埃德加·斯諾》,英文稿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2年第6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斯諾最后著作之一的書名是:《今日紅色中國:大河彼岸》。

她滿懷熱情地回顧她同斯諾相識四十多年來的歷程。斯諾作為一位年輕的記者,“如饑似渴地尋求真理和知識”,首先來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國的紅色區域。他在這次采訪中所寫成的書(《西行漫記》)“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這對他來說是最恰當的銘詞。”在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創建保衛中國同盟,他“曾給予很大的幫助”。他“也是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或稱‘工合’運動的一位熱情的發起人。”本世紀中葉美國麥卡錫主義橫行,他備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變不了他要消除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鴻溝的決心。”

雖然當時埃德加·斯諾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進行的長談——當時中國人民的領袖談到為了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有必要同尼克松總統對話,導致了中美兩國人民中斷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來的大門的打開,而這就是埃德加·斯諾畢生所致力的事業的一個目標……

“……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埃德加·斯諾這位致力于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動家。太平洋兩岸的子孫后代將會感謝他……”

在當時的一封信①里,宋慶齡寫到斯諾的遺孀洛易斯遵照斯諾的遺囑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帶到中國,并且稱贊洛易斯“她多么能為別人著想1——因為中國政府提出愿意負擔她的路費,她就寧愿坐火車而不乘飛機以節約開支。護送斯諾骨灰來華的還有他的摯友、1936年同去陜北的馬海德醫生。馬海德是隨同一個由毛澤東派去治療斯諾的醫療小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諾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學——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的一部分——美麗的未名湖畔,年輕時的斯諾曾在燕大教新聞學并鼓勵青年學生的抗日活動。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

斯諾去世還不到一個月,宋慶齡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過去有密切關系的美國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經常的通信對象格雷斯·格蘭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亞的一次撞車事故中不幸喪生,開車的是她的丈夫馬克斯,也受了重傷,但幸存下來。在一篇悼念文章①中,宋慶齡回顧了在戰前危機四伏的上海,同格蘭尼奇夫婦出版《中國呼聲》的情形,以及在分離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國乒乓球隊1971年夏訪華把道路開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訪華之前,中國方面邀請第一批美國老朋友訪華,格蘭尼奇夫婦也在其中。

①《哀悼中國的又一位朋友》,英文稿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2年第9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他們重訪中國的愿望終于在去年秋天實現了——這時格雷斯已74歲,馬克斯(他們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歲了-…他們一直都保持著對中國情況的了解,而且在他們退休以后還特別地把自己對中國的知識和了解轉達給……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總理接見所有在京的美國人時,格雷斯·格蘭尼奇就坐在總理的旁邊。這次離開中國時,格雷斯和曼尼都滿懷豪情,情緒高昂……

“很難以相信充滿活力的格雷斯會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國革命最終會取得勝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這樣認為。當她有機會親眼看到這個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時,她為這些成就感到光榮和自豪。她對于能夠給美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人。介紹最近在中國的經歷,感到如愿以償……”

影響更為廣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壽95歲。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在中國革命者中是同宋慶齡相識最早、相知最深的。這位偉大、英勇的中國女性親身參加了孫中山同宋慶齡的婚禮、在孫中山彌留時同宋慶齡一起守護在他身邊,她是國民黨中極少幾位能始終忠于孫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幾十年來,她同宋慶齡共同從事革命工作、婦女運動、國民黨左派的活動以及抗日救國運動,最后一同參加人民政府。

在一篇以史詩般歷史長卷為背景的紀念文章①中,宋慶齡敘述了何香凝一生經歷。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飽受外國侵凌掠奪的舊中國,這位出身于香港富有家庭的年輕婦女,心慕太平天國愛國將士,變賣掉首飾來資助她的丈夫廖仲愷去日本留學。她隨著丈夫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隊伍,并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劃反清武裝起義的最機密的會議都是在他們的住所舉行的。后來,這位堅強的妻子、母親和戰士(她還是一位有才華的畫家)追隨孫中山實行進步的、依靠群眾的新政策。在她的丈夫廖仲愷為國民黨右派暗殺之后,她把子女都教養成革命者并參加了共產黨。

①《何香凝——一位堅定的革命者》,英文稿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3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解放后,她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異常豐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這是宋慶齡對她這位至友——她們兩人的命運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最后褒獎。

在這一年年初,陳毅元帥逝世。這位剛強的軍人、才華橫溢的詩人,在紅軍時期就是一位高級指揮員,抗日戰爭時期是威震東南的新四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是第三野戰軍司令員。接著他又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后調任外交部長、副總理。他為人直率,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因而招來“四人幫”的嫉恨,在最后患病時得不到適當的醫療。同年10月10日,毛澤東親自出席了他的追悼會。這一罕見的行動被普遍認為是表示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受到了許多冤枉。宋慶齡也參加了這一追悼會,這是她自己堅持要去的。

1972年,總的說來,氣氛有較快的緩和。宋慶齡開始接待更多的外國來訪者,包括《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里①(在此之前幾個月他們已開始通信)。索爾茲伯里發現她雖年近八旬,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漂亮……充滿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機敏,臉上幾乎沒有皺紋”,而且雖聽說她有病,“看起來氣色很好……難得那樣健康”。索爾茲伯里在宋的寓所還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后剛釋放出來。像許多其他釋放出來的人一樣,他很快又身任要職——參加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談判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廖承志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兒子,是宋慶齡看著長大的,后來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幫手。他的獲釋當然使她非常快樂。

①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著《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頁以后。

對本書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來說,1973年是他們在經過了長達五年的“審查”之后重新恢復自由、恢復正常活動、回到宋慶齡周圍友好圈內的一年。本書作者夫婦、還有其他幾位外籍或外國血統人士的清白無辜及恢復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來總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際婦女節招待會上宣布的。這個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場的外國友人告訴宋慶齡的,那時她在上海,還沒有得到官方有關此事的通報。她回信給那位友人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瑞士血統的奧爾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慶齡逝世多年后,承李夫人允許本書作者抄錄了這些信件。

“……聽到有關8日的慶祝活動……以及聰明的總理的消息,真叫人高興。(在這些人中)我只認識愛潑斯坦夫婦,當初聽說他們‘背叛’了我們,我就不相信……我還沒有給他們寫信,我想等等有關他們的罪行或我們的誤斷的權威方面消息。”

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給本書作者和邱茉莉寫信:

“親愛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審查后判斷(我自己也碰到過一些沒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談)。此刻先向你們送去我的問候和友愛。

你們的始終如一的,

SCL(宋慶齡英文名字的縮寫)”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幾年里,我幾乎時時在想念你們”。接著她又像以往那樣輕松地開玩笑說:“你們的信封上那幾個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筆1(60年代她高興地同意邱榮莉去一所大學旁聽中文課)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后我們一直保持聯系,沒有中斷過。兩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囑托在她身后為她寫傳(詳見本書序言)。

[恢復同國外的交往]

在這十年里宋慶齡同外國(特別是美國)友人接觸的不尋常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記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同宋慶齡有很多接觸并經常采訪她。1966年6月,正當“文革”風暴醞釀之時,希恩寫信給她,要求她協助安排他參加當年11月的孫中山誕辰百年紀念活動,并且這樣就能重新見到她(他們上次的短暫見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上海)。

8月間,她復信說:①

①宋慶齡自北京致美國紐約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書其他各處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遺孀黛安娜·福布斯—羅伯遜提供復印件,附此致謝。

“我已……盡了我的最大努力,爭取你能來參加百年紀念。但碰到了障礙,使我們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來看看中國在解放后所取得的進步。

“……只要美國政府堅持占領中國的臺灣和其他島嶼并對我們實行敵視政策(……它提出在各個領域進行交換訪問……只不過用以掩蓋其敵意行動),我看美國人要得到中國的入境簽證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真使人極感遺憾。

“向你致熱烈的問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勢會改變……使你能重訪中國。”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階段過去、尼克松1972年訪華后中美關系有所改變并使互訪成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寫信告訴她,他們即將到達上海。她為不能在上海會見他們道歉,因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證他們在上海將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們(當地主管單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給我們多大幫助。”這是她在一張短簡中寫的,這張短簡他們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慶齡致希恩夫婦,1973年6月3日。

一年后,希恩在紐約西奈山醫院接受癌癥治療。她給他寫了一封使他高興和快慰的信①,開頭熱情地稱呼他“我的親愛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綽號)”。她另外給黛安娜寫了一封信:②

①宋慶齡致美國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慶齡致美國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這樣重……這消息使我十分震驚……我在想念著你們,雖然我無法飛去看你們。”

接著,在1975年4月給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勵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動手寫你的書(黛安娜曾告訴宋,她打算寫作),對你的精神就越有好處。真的,你一定要寫一寫你的中國之行,乘現在印象還很新鮮的時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對宋慶齡來說,她的朋友——不論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對她的祖國和她的事業(中國和中國革命)持積極態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當時中國由于外來的敵對壓力、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如“大躍進”)處于暫時困難時期、她自己在這段時間里身體不好(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當我們的革命斗爭極端艱苦時……生活高度緊張的后遺癥”),她在給埃德加·斯諾的一封信①中說:

①宋慶齡致斯諾,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須重頭再做一遍的話,我仍會按同樣的路子生活,因為落后的東西自己是不會消失的,而必須用劇烈的斗爭去清除”

她接著用一種提意見的方式補充道;

“……你已親自見到我們新生活的許多情況,還有我國人民現在為自己和別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勁頭。……要把這些情況告訴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公眾。我知道你會碰到某些問題和困難

“既要寫目前,也要寫遠景。生命是短暫的,但歷史是恒久的。而歷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

以這樣一種樂觀主義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見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當年都還年輕、而今都上了年紀——時,她很快活,甚至很輕松。

在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進步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他了解中國,看清楚中國將選擇什么樣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國在處理它同中國的關系時要著眼于未來的中國而不是過去的中國。就因為這些,他成了犧牲品,被趕出國務院。但現在他的遠見贏得了人們對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訪中國,1975年再度來訪——這一次是同前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抗戰時期由羅斯福總統和史迪威將軍派遣)的老組員一起來的。他在北京時,正好曼尼·格蘭尼奇也在,宋慶齡風趣地談到他們:“我已經見到過謝偉思了。他的頭發全白了,三十年的時間當然要把一個小伙子變成一個老頭子。女人也一樣……不過曼尼·格蘭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過去還更年輕,臉色紅紅的,兩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點駝背了。也許他的新夫人對他照顧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興地同另一位重慶時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關于這位碼頭工人出身的工會組織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慶齡的關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經敘述。)有吉不懈地為促進美中人民的友好聯系而努力,成為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的創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諾一樣的病),仍奮力工作,再度來華訪問并會見宋慶齡。1976年,他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在比較新一點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復交往后同宋的關系變得更親密起來,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醫生薩纓爾·羅森和他的夫人海倫。羅森夫婦都是進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協創始人并且成為開展美中醫學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們最初結識是在60年代,尼克松訪華后他們頻繁訪華,所以她常能見到他們并保持通信關系。羅森醫生年紀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慶齡對這兩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誠摯的哀悼。

美中友協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許多地方(包括她念過書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機構,使宋慶齡感到很高興,但同時又為這個組織內部的嚴重分裂而苦惱——常常兩邊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識的人,如羅森夫婦和韓丁(威廉·欣頓)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則是另一派。這些情況反映出美國“新左派”中存在著同樣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時期中國的“派仗”的影響。當有人問起宋慶齡的意見時,她總是贊成團結。

在這個問題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談到美中友協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時她能給他們發一篇賀詞去。她接著寫道: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覺得我們必須教育這個友協的會員們更深刻地相互了解,這樣才能在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使友誼長存……大多數友好團體的一個缺點是……僅僅介紹變化了的中國的表面現象,而不去著重說明為什么會有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

她還希望友協的工作能開展得更廣泛些:

“……在擴大和加深工作范圍方面,應該把眼光放開。除了中國的朋友、學者、醫生、律師、工會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他們都有代表訪問過中國),還有工商界……”

在重慶時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將軍副官的美籍華裔理查德·楊(楊孟東)(前面第十六章中已敘述過他)恢復了接觸。在隔了很長一段時期之后,楊又給宋來信,她高興地回復道: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帕洛阿爾托市理查德·楊,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復了聯系,真不知道有多高興!27年來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兒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聽你的地址。知道維維恩(楊的第一個妻子)已去世,很難過……你的結婚照,用象牙鏡框鑲著,這些年里一直放在我的壁爐架上……我常呆呆地看著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見!

“生活大變樣了。艱難和緊張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記,除了腰身和白發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個好日子里你會來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來所發生的驚人變化。”

部分地由于楊的薦介,她同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史迪威將軍的兩個女兒結識。她們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倫夫人。這兩姐妹都是在中國長大的、能流利地說中國話,并且同她們的父親一樣,對中國人民極為欽慕(在中國出生的文莉森從小就在父親的鼓勵下學中國畫,是一位中國畫畫家)。

楊在來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說,她們已請她幫助解決她們的來華簽證問題,她已交給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去辦。

這樣,原有的紐帶又重新聯結起來了——也把楊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國聯結了起來。在宋慶齡的鼓勵下,他們三人都很快到中國來訪問。楊后來在北京工作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擔任一家合資旅館長城飯店的工程師和開發師,他同他的家屬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時期就到中國來作一次短期旅行,她們在促進大洋兩岸人民友誼的工作中都發揮了自己的積極的、具有象征意義的作用。

在這段時期中宋慶齡同《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里開始通訊和會見。(他們在1972年的第一次見面,前邊已經提及。)索爾茲伯里曾在蘇聯進行長期的采訪報道。他告訴宋慶齡她在1924—1927年結識的蘇聯友人的命運(在許多情況下都是悲劇性的),她很感興趣,因為她一直關心著他們。索爾茲伯里到中國來采訪的宿愿得償,1972年及以后他來華時,他和妻子夏洛特經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給她寄報紙、刊物,還有他所有的著作,她為此感到高興。特別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銳地指出了他書中的一處錯誤后,他立即道歉并表示要作更正。這個錯誤涉及到她同孫中山結婚的日期和情節,他采用了國民黨的說法(在美國的參考書中很常見),而這種說法是意在貶抑來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爾茲伯里先生惠贈幾年來宋慶齡給他的信件的復印件,志謝。

索爾茲伯里在同宋的談話中,喜歡引導她懷念青年時期在美國的生活并在報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訪美國但未獲成功。

在結識新朋友的同時,她也沒有忘記老朋友。亞歷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時代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會露營活動中認識的,以后她們多年保持通訊關系。這些用“親愛的阿利”這一熱情的稱呼開始的信件,最近被發現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幾封是在她結婚以后,還有幾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載于《威斯康辛歷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號(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頁。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們的通訊自1949年后顯然中斷了一個很長時期——宋慶齡表示出她對這位少女時代的朋友仍然充滿著純樸的、始終如一的感情:

“你在護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體好嗎?阿利親愛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們一起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里特渡過的那個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國,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風濕性關節炎,不能旅行了。再說,盡管年歲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別是在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當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們的可愛的祖國的時候,我不愿意離棄我的家鄉。但我倒很愿意在這兒能見到你。”

①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 Home)專供年老體衰者及康復者付費居住,設有專業人員照顧生活。——譯者

②指當年唐山大地震。——譯者

在這些給“親愛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達的完全是濃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她又旁敲側擊地聯系到中國的局勢。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啟發了阿利,在她的社會層中開展工作,通過宋慶齡在香港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援助中國的傷員。(參見第十五章)中國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國的朋友。

除美國友人外,她也記得其他國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來的中國丈夫離婚后,在德國重新結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聽不到她留在中國的兒子的消息,非常憂慮。安娜托人來向宋慶齡打聽。宋慶齡回復說:

“……我無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勸你別去打聽了,因為他同他的父親看來都‘消失’了。”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慶齡說,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確實覺得奇怪,因為我一直把他們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讓我們希望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

在這場政治風暴過后,他們的問題也像別人一樣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擔任了德中友協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礙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訪中國。為此,宋慶齡非常高興地表示:“沒有理由會排斥她的,她為自己曾入籍過的這個國家(指中國)做過那么多的工作!我們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后來,王安娜真的來了,受到了榮譽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的一年。中國失去了三位革命領導人和人民共和國締造者——1月份是周恩來總理、7月份是朱德總司令、9月份是毛澤東主席。

宋慶齡對他們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將是何等巨大的損失。在公眾場合,她參加了他們的治喪委員會并專程從上海趕回北京向他們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稱他們是“我所愛的朋友”、“三位極好的朋友”、“(他們)對我來說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見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見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7年3月12日。

周恩來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

“我必須回上海住些日子,因為那里有急事要我處理,且不說我迫切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

在第二年發表的《懷念周恩來總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稱頌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來在廣州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時候:

①懷念周恩來總理》,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煉的領導人了。”

她接著敘述了周恩來在南昌起義、長征和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來在40年代在重慶的會見:

“在那些歲月,通過談判的方式揭露中國的反動派,是一樁艱巨復雜的任務,我親眼看到周恩來受黨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40年代初期,周恩來在重慶曾為了我的工作的問題來看我。那時他經常處在危險之中,但他表現得英勇頑強,充滿信心。”

在新的歷史階段:

“抗日戰爭將近結束時,根據他的建議,在新的情況下,我把‘保衛中國同盟’轉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現名‘中國福利會’)。1945到1949年,這個機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為勞動人民辦了一些福利事業,同時盡一切力量把醫藥和其他援助物資輸送到解放區,為爭取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斗爭。”

在更廣闊、更全面的工作中:

“黨、軍隊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周恩來在這三個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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