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建設新中國:1949——1965年

(一)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京。這兩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總是在她選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將發生的新的復雜而危險的情況,而這一次則是在這條道路上走向勝利的頂峰。一個新的中國——一個取得了民族獨立的中國、一個在政治上屬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為目標的中國,正在誕生。她將走上她在新中國的崗位。

在車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她是專程從北京來接她的;還有她長期的工作伙伴廖夢醒。作為老朋友,她們一路上自然而然地談論著所見到的人群景物——她熱切地注意著各種新生活的跡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將會看到的景象。她在后來@到上海后所作的一次廣播講話中,生動地談到她在路上的興奮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個人的希望:

“當田野在火車的窗外飛掠而過……當沿途的城市、市鎮和鄉村飛馳過去,當我看到……無數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覺到,我們中國是可以成為富饒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條件都具備了……這兒一大堆工廠,那兒一隊隊耕種機在墾著地。路上的景色觸動了我無窮的想象力。這也使我明白,中國人民如果要從天然富源中獲得最高生產量,必須面對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將是我們的推動力……不論在窮鄉僻角或城市的每個地段,人民在克服艱難和障礙。……在華東,農民和水災大力地斗爭著,搶救他們的田地,搶救他們的谷物。鐵路工人、造橋工人和人民解放軍在偉大英勇地勞動著,搶修被反動派所毀壞的主要的鐵路干線。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橫跨波濤洶涌的淮河臨時大橋,這對于溝通華北與華南的交通有無上巨大的意義。……在每一個表示進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國迅速復興建設的另一個希望。”

舊的障礙已經消除,原來受束縛的巨大能量被釋放出來——現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現代技術、社會改組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最后一點是她所一直最為關心的:

“我想到孫中山的一句話:‘行易知難’。我所看到的,證明中國人民是會‘行’的。我也看到,只須具備技術知識,我們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是會‘知’的。是的,我們對于人和自然的勝利是光榮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訴我這些勝利必須增加,并且不斷地增加。我們的人民,尤其是農村里的人民,是窮苦的。我們需要住屋。我們需要醫藥照料和衛生設備。我們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種種設備,我們的人民需要無數的東西。

“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在鄉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區的農民,看來要比新解放區的健康得多。他們有夠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潔。許多現象都說明,他們的生活比較舒服……這些人已經走上了進步之路。……我們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走上這進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農民的政治覺悟提高,我們可以向前推進得很快。各階層的人必須聯合起來向我們的革命目標奮斗前進,這是唯一向前進步的道路。”①

①楊小佛1986年春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1949年8月28日,宋慶齡抵達北京。她的到達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并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并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這一匯合典型地體現在到車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隊列中。他們之中有:

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黨最重耍的執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來;

老共產黨員林伯渠和董必武,他們早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就是他的追隨者,后來幫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

孫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難的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和詩人、散文家柳亞子,兩人都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在風暴頻仍的幾十年中堅持國共合作的主張,都是宋慶齡的同志;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現任領導人李濟深,他曾是國民黨重要將領,1927年站在反動派一邊,但現在贊同實行新的革命團結,并接受了歷史的判決——這一統一戰線只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已有74歲高齡的法學家沈鈞儒,他的個子不高、長髯飄拂,學識高深而精神堅強;

作家和學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軍中曾任宣傳科長,他代表左派知識分子;

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現任中共青年組織的領導人,是在革命的兩代人間非常合適的聯結紐帶;

最后,還有一群幼童捧著鮮花來歡迎她。他們來自“洛杉磯”保育院(抗戰時期設于延安,收容戰爭孤兒,由美國洛杉磯華僑響應宋慶齡號召捐款建立)。宋慶齡一貫關懷最新的一代——它代表著未來。

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戲劇性,卻又非常符合歷史的發展。

9月間,宋慶齡同周恩來、李濟深及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出席馮玉祥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如果馮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經蘇回國途中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難,那末他此時一定也是在政治場合中的顯赫人物。他同李濟深一樣,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過一定作用,但后來加入了右翼陣營,試圖消滅左派。不過,在以后長期的民族危機中,他從經驗中終于認識到團結應該壓倒一切,并且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必須成為團結的核心。馮的遺孀李德全后任新中國的衛生部長。

這些人所得到的榮譽和地位顯示,國民黨方面的其他人如果愿意同新中國共命運,歡迎的大門是敞開著的。后來果然有不少人這樣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布為戰犯,但一旦改變了立場,“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來等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她在會上的講話中回憶孫中山:

“二十四年前,孫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遺下給我們,要我們和中國唯一的友人蘇聯親密合作。我們一定都記得,他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標,終于在今天實現了。這一次不會再倒退了……

“中蘇友誼和大西洋公約,以及所謂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礎上的。……中蘇友誼……意味著建設與互助,這樣來醫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留下的創傷,建立人民經濟。中蘇兩國在戰爭的大破壞中都曾受到難以描述的苦痛。兩國人民團結在一起,就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和鞏固兩國人民的友誼,以粉碎世界新戰爭制造者的陰謀。”①

①《華北之行的印象》(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的講話),《宋慶齡選集),第200—203頁。

一個月后,在中蘇友協總會成立大會上,她的講話中再次充溢著對孫中山的憶念。她說,十月革命發生時受到帝國主義者的造謠誣蔑,但孫中山立即指出,“自從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在臨終時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遺書中又說,“在全世界被壓迫者求解放的斗爭中,這兩個同盟者必須手攜手地走向勝利。”

宋慶齡說,“現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們終于親自看到這個日子了。”她回溯蘇聯首先廢除了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援助中國1924—1927年的革命和抗日戰爭,1945年出兵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這個中國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們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首先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了。”①

①《加強和鞏固中蘇友誼,粉碎戰爭販子的陰謀7(1949年9月6日在中蘇友協總會籌委會會議上的講話),《宋慶齡選集》,第193—194頁。

在1949年9月的最后十天內,她參加了建立新國家的工作,這個新國家將達成兩大目標,即:鞏固和保衛中國的民族獨立,根本改造中國社會(通過實現“耕者有其四”及最后實現社會主義)。

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當選為主席團常務委員。這個統一戰線組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

這些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步驟在許多地方不同于蘇聯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領導同其他社會階層與之多方合作相結合,這是深深淵源于中國近代史的實際之中的——在一個長時期內,廣大的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共同參與、支持或認同民族革命及其后的社會主義革命。代表這一廣泛團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新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以北京(舊稱北平)為首都、五星紅旗為國旗、《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這首激動人心的愛國歌曲(首句為“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1所以許多外國人把“起來”當作這首歌的名字)雖遭國民黨的禁止,但響徹全國各地,動員了千萬人民起來抗擊日本的侵略。

全國政協會議選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6人中,3人是中共黨員(朱德、劉少奇、高崗),另3人非中共黨員(宋慶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的張瀾)。

要了解中國歷史發展(它到達了本國及世界社會政治生活中這樣一個偉大的階段)的速度和濃縮度,人們必須想到,這些新的國家領導人出生和成長的時候,中國還是處于已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下(其中的男子還曾經留過辮子),而現在他們卻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掌握了政權。①

①《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的開幕詞》(1949年10月5日),《宋慶齡選集》,第197—198頁。

在政協會議上,宋慶齡發表講話,熱烈贊揚中國的共產黨人擔當了這一偉大變革的先鋒。她說:

“今天……中國的人民在前進,在革命的動力中前進。……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中共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困的政策……我們今天的成就,證明了這一政策的正確性。現在中共正在進一步證明他們在城市中的領導力量……把革命的主力從農民移向工人……他們正在把孫中山所草擬的中國工業化的計劃骨干、給予具體的內容。”

她舉出她的家鄉上海市作為例子:

“讓我們看看這新解放的上海吧。這個貪污腐化的中心,已經轉變成生產的支柱……對于十二年來使人民受盡痛苦的可怕的通貨膨脹問題,已經加以有效的解決。”

接著她從國內情況轉向更為寬闊的國際視野:

“中國人民的成就,已經把整個世界的形勢改變了。……中國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中已經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結合在一起了。……他們……將用每一分力量,保證全世界每一個人都能得到生活上應有的享受。這是說,直到每一間茅舍改建成適當的住屋、大地上的產品能自由流通、工廠的利潤獲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醫藥保育都由社會供給以前,我們的工作決不停止。……

“同志們,讓我們現在就著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富強的新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聯合起來,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1①

①張瀾生于187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時他已近40歲,是當時革命陣營中重要人物之一;朱德和李濟深均生于1886年,在辛亥革命時都是25歲的新軍起義士兵;毛澤東和宋慶齡均生于1893年,辛亥革命時快20歲;劉少奇生于1898年也有十多歲;只有高崗生于1905年,還是個少年。呂《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9月),《宋慶齡選集》,第190—192頁。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會的——在這個講話里都表達出來了。她對婦女的特殊關切則反映在政協婦女委員的專門會議中。

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宋慶齡站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新任總理)旁邊,30萬群眾聚集在宏偉的天安門廣場上。當毛澤東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時,她激動萬分。她同其他領導人一道檢閱人民解放軍威武雄壯的隊伍,長長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制的、從國民黨手里繳獲的。這有力地顯示出,中國革命在經歷了長達一世紀的辛苦和犧牲之后,任何優良的軍事裝備都不能阻擋它走向勝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成立大會并當選為會長。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這兩次活動標志著她在這個新國家里除了擔任崇高的政治職務外所要發揮的主要作用——人民對人民的外交。這是她所熟悉的領域,當革命還處于受壓迫和受打擊的時候她就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后很長時期內她經常來往于京滬兩地之間。顯然,她希望在新中國和在舊中國時一樣,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歲月里帶給她這么多的歡樂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進行過這么多戰斗的地方。她特別關心的是要繼續進行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為中國福利會)的工作。現在,它的經費來源不用再靠在國內外進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撥給。以前,它的任務是在本地挽救生命并鼓舞民心、開展初級教育,以準備迎接上海和全國的新生。在新的條件下,宋慶齡規定它的方針任務是在婦幼保健衛生、兒童文化教育方面進行實驗性、示范性的工作,為全國其他地方提供范例和培訓場所。

11月9日,她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題為《華北之行的印象》的講話,一部分內容前面已經引述。她極為深刻和動人地表述了她個人的感受: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這次到達北京時的感覺,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時所經歷到的。真有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云霄的洪大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北京立刻使人感覺到是一個充滿了廣闊偉大的思想,影響到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會感覺到歷史的意識和情調;但是,這種意識和情調,不是從中國古老的事物所產生,而是今日中國的建設和未來中國所產生的。每一行動、每一步驟,都有巨大的意義。當你在會議廳里或是議事室里聽到發言時,你就知道他們正在為中國人民創造一個新的文明,這種新的文明不僅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并且影響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想到這些言論會立刻變成行動,傳達到我旅途上所經過的各個地方,一直傳達到我們國境外人民依然被剝削壓迫的每個地方,真使我心里愉快。”

她說,在北京有兩樁事情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典禮。……回憶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來,我想起許多同志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得了今日的光榮。連年的偉大奮斗和艱苦的事跡,又在我眼前出現。但是另一個念頭緊抓住我的心,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于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第二樁……(開國)典禮是在北京天安門巨大的廣場上舉行的……一片跳躍歡呼的紅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來參加了……工人、農民、教育工作者、學生、公教人員、文化團體、人民解放軍,這一張名單永遠念不盡,就像游行的隊伍似乎永遠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晝。中國真的學會了歌唱和舞蹈。因為有的是無窮盡的歌唱和有節奏的表演……使人永遠不能遺忘。

“總結一句話,我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個靈感。它使我更認識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憑了人民的力量,我們的具有歷史性的政府誕生了。我親眼看到由于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真正革命精神所獲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個空氣,使每個人離開以后,都帶了決心,要獻出他的每一分力量,來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功。”①

①同注1。

她自己在以后的年月里就是這樣做的。她在許多領域里進行工作,其中之一是政府事務,但這在她的全部活動中不占主要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她在人民對人民的外交中以及在為新中國宣傳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像往常一樣,她為國內和國外讀者、聽眾寫了大量的文章。她仍然是婦女界和福利工作方面(特別是婦幼福利)的一位領袖人物。

因為本章的時間跨度長達17年(從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所以這些不同方面的活動將分開來寫。這樣一來就不能完全按照時間順序,而且有時候會發生忽前忽后的情況。

(二)在黨政事務中

關于她直接擔任的政府職務,有些書上寫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沒有實質性內容的,其實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國初期稱政務院,后稱國務院)的行政官員,而且建國初期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這些都是事實。但她經常到北京來參加——有時主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體會議,還有更為經常的。具有實際權力的政協和人大的常務委員會會議。當有重大議案要討論時,她就更為忙碌。例如1954年擬訂憲法草案時,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許多小時看文件材料。①遺憾的是,因為有關檔案尚未完全開放供研究之用,目前還很難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議和見解。

①宋慶齡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還要參加不定期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這一會議上,毛澤東在1957年初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里闡明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在1950至1965年這段時期里,每逢國慶日,她都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這不完全是禮儀性的,因為在這種時候,領導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她還參與接待許多來訪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雖然她并不喜歡這種禮儀場面,但她仍然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顯示出新中國在世界上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同過去一世紀內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強烈對照(當時沒有一個外國總統或首相、總理認為中國是值得前往訪問的國家,甚至于內閣成員也難得來中國)。當她在新的條件下同一些過去就認識的外國領導人重逢時,熱情格外地高漲。如印度的尼赫魯、越南的胡志明,過去都是作為備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慶齡結識的,現在他們成了各自國家的領導人到中國來訪問,這顯示中國變了,亞洲也變了。

有時,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國貴賓,這使她的家鄉城市平添了幾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她怎樣看待各種政治上的變化——這個問題在有關檔案公開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從側面加以推斷。對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開發表過文章,熱忱支持,以后即使檔案公開,大概也不會發現她有過嚴重的保留意見。無疑地,她認為以下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敗任何復辟企圖;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殘余;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決中國最根本的社會問題。第二件大事是為了鎮壓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大大小小的壓迫者,他們仍在妄想恢復過去的統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國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幫助一個鄰國之外還為了排除中國受到外國侵略的威脅,這些外國侵略者不僅入侵了這個鄰國,還保證要維護臺灣的蔣介石殘余部隊并威脅要從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人們應該永不忘記,宋慶齡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經戰斗的老戰士、一位善于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的學習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樂中度過,而是在“嚴酷和偉大的戰斗”中度過的;她為之奮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勝利。

①《偉大的中國三大運動——為〈人民中國〉國慶紀念號作》(1951年10月1日),《宋慶齡選集》,第282—291頁。

第四件她認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間在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以及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本書作者是1951年3月應宋慶齡之邀自美國返回中國、重新在她領導下工作的,擔任她剛創辦的對外刊物《中國建設》(以后將專門敘述)的執行編輯。她在1952年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我認為我們刊物對于這一重大主題(指三反五反運動)的報道到現在為止還不夠充分。”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為帶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確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國的革命從民族民主階段轉上社會主義階段——農業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贊同1957年提出的“雙百”方針。

只有對稍后的反右派運動——或者說,對這個運動那種擴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據一位她的親近同事說,周恩來曾親自來對她作了解釋(在發生重大的政策變化時,周常這樣做),她接受了。但當運動的發展超越了原來規定的范圍時,她說,她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無法理解。①

①據李云說,宋慶齡在給她的信中曾流露出這種懷疑,但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書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訪問了這位曾在30年代在宋慶齡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躍進”(它預示以群眾為動力的高速度工業發展)和“人民公社運動”(它預示更快地從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像對許多人一樣,在開始時也使她很受激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是毛澤東發出的號召,而歷史證明他在中國革命許多關鍵問題上的決策都是正確的。她當時那種激動的情緒從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從她在北京寓所后院進行“土法煉鋼”這一事實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她無法理解對彭德懷元帥的處理①。彭從紅軍時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員,而且最近還率領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取得勝利。但現在他不但被撤銷了領導職務,還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狀”就是要求黨的領導(通過嚴格的黨組織渠道)注意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消極面,造成許多人筋疲力勁更加貧困。②

①同注10(李云的談話)。

②參閱《彭德懷自述》,第281—287頁。

概括說來,她完全贊同鞏固革命勝利的成果以及在1961年前為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采取的各項步驟。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為目標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極左的運動,使她深感憂慮。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的信念有任何動搖,這一信念就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是正確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來越多地強調這些觀點、強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指南。

(三)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現在來談一下在這些年里她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大方針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針政策交給政府討論和公布之前,黨的一位最高領導人(通常是周恩來總理)總會先去向她通報決策的內容和根據,并征詢她的意見。這一作法是出于對一位始終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戰斗的伙伴的尊重,盡管她不是共產黨員。

1961年9月,她接到特別的邀請,列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會上致詞——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會上發言的非共產黨人士,八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只是聯名向大會致送了書面祝詞。

她首先祝賀黨“在過去的每一個階段的革命斗爭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接著,她說:

“像我這樣一個非共產黨員,能夠列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來,我在這里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國人民積了幾十年慘痛的經驗教訓,終于在中國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下,很快地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消滅了封建主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經過兩次革命,我們已經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而站立起來。這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再一次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沒有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中國共產黨……從不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聯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府。它運用這個國家政權的力量,肅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復了國民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鋪平了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三十五年間,很大一部分人類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束縛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深信,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于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①

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1961年9月26日),《宋慶齡選集》,第364—366頁。

宋慶齡本人在1957年4月——當時中國革命已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曾向當時在黨的領導人中排名第二的劉少奇表示了入黨的愿望(據劉的遺孀王光美后來發表的回憶文章)。在黨中央討論了她的這一要求之后,劉少奇和周恩來親自去看她,轉達中央的意見。他們告訴她,“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①據說,周恩來講過這樣一句話,“在中國有百萬共產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②

①王光美《永恒的紀念》一文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85—193頁。

②所引周恩來的話曾廣為流傳,但本書作者尚未找到書面材料。

在這一年稍后一些時候,黨對她的尊重有了更進一步的表示。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她被邀參加由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于11月間赴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代表團成員中有鄧小平、彭德懷和楊尚昆等)

在莫斯科勞動人民的一次紀念大會上,她在講話中回憶1927年對莫斯科的訪問: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節,我也曾經同你們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為了抗議對孫中山遺囑和中國革命的背叛,被迫離開了我的國家。但是,當我一踏上了蘇維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們的事業并沒有全部失敗。蘇聯人民的鼓勵使我確信,我們的革命雖然當時處于低潮,但是它會再一次高漲起來,人民是會勝利的。而在今天,我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革命勝利,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①

①《人民日報》,1957年11月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72頁。

在這次聚會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會見了許多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產黨女領袖、筆名“熱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麗。

在回京后給本書作者的熱情洋溢的信①中,她著重談了兩點。一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和特點。在各國黨代表團中,只有中國黨代表團有非黨人士參加(除宋慶齡外還有詩人、學者郭沫若和小說家茅盾)。這一點說明“中國人民在當前時期的高度聲望以及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二是她對于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發展的熱切期望: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個黨的聯合聲明讀起來是不是有點像第二個《共產黨宣言》?它必然會產生同第一個宣言一樣的影響——激勵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而奮斗。”

她這一次帶回來送給本書作者的禮物是經過挑選的回憶列寧的書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還附有許多插圖。

(四)人民外交

在這些年里,宋慶齡在公共生活中的越來越重要的(有時成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與人民間的外交。

她在這方面的工作有幾個不同領域。她努力促進中蘇友好,擴大和加強同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美國家的友誼紐帶。她積極從事于世界和平運動。她還培育并準備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聯系,這種聯系現在暫時大大削弱了。她還特別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同外國婦女界的聯系。在這些不同領域中,她在亞洲的工作是最為突出的。她在這方面的工作無一不得到周恩來總理的一貫支持和配合。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她從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來就開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來自亞洲、澳大利亞、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個國家的400名代表。宋慶齡作為東道國中國的代表團團長,致了開幕詞①。

①《動員起來!為亞洲、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的和平而斗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幕詞》(1952年10月2日),《宋慶齡選集》,第315—321頁。

帶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她一開始就把這次會議同上一次會議作了對比,在上一次會議上她也擔任中國的首席代表。她說:

“這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二次保衛和平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比起前次會議來,有著顯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間我們在上海為和平而斗爭的情況,和各位簡單談一下。①

①有關1933年在上海舉行的反戰大會,本書第十三章有詳細敘述。

“那時候,日本已經強占了中國的東北,而且準備用它作為基地向我們全面進攻,然后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發動進攻。……(中國的)反動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之下,實際上是在慫恿著侵略者。同時它已對中國南部的人民解放區發動內戰,并且向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動當局……從各方面向我們(籌備和平會議的反帝大同盟中國支部)進行迫害、恐嚇、阻撓和誹謗……沒有人敢把會場租給我們。反動當局不準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們登陸。我本人不得不違抗禁令,到船上去歡迎這些歐洲來的反帝的和平戰士。

“……我們既然被迫放棄公開會議,就準備舉行秘密會議……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現在,當和平代表們蒞臨中國,他們受到上賓的招待。當你們走進會場(中南海懷仁堂,在人民大會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級的會場)時,全中國人民的眼睛都望著你們。……一切可能辦到的方便都給你們準備好了。報告和討論都會由無線電和報紙傳達出去,連最小的村莊都達到……

“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們能在這里聚集一堂,這件事實本身就標志著人類歷史中的和平事業的重大發展。對于居住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甚或更遠地方的廣大而不同地區的人民群眾,這是有著輝煌的意義的。中國的榜樣,使他們更堅定地掌握了一個基本真理:民族獨立與和平是從同一個斗爭中產生出來的。”

確實,1952年同1933年的差異真是如同白晝之于黑夜。那時,雖然從歐洲來了一些代表,但關系最為密切的亞洲國家卻沒有人能來。日本的代表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則為當時尚為荷屬東印度的當局所阻,如此等等。現在,亞洲極大部分地區——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國家的獨立——的代表都參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講壇上發出爽朗有力的聲音。

[中蘇友好]

中蘇友好是宋慶齡一直致力的事業。在兩國執政黨之間的聯結紐帶之外,她象征著由孫中山和列寧所締造的中國反帝民主革命同蘇聯之間的歷史性聯系。整整一代的中蘇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她始終維護這一聯系。在全國性的中蘇友好協會在1949年成立時,她任副會長(劉少奇任會長),1954年后任會長。

多年以來,許許多多蘇聯代表團——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幾乎都要去拜會她、向她致敬,有時在北京、有時在上海。

1951年,她榮獲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這項獎金的委員會派了兩位著名作家——蘇聯的愛倫堡和智利的聶魯達于1951年9月到北京來授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典禮,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許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舉行的日期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九·一八”紀念日——2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強占中國的東北,開始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但隨著歷史的迅速發展,現在的形勢已完全不同了。宋慶齡在受獎后的答詞①中反映了這一巨大的變化,并像她慣常做的那樣,既回顧又前瞻:

①《在“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授獎典禮上的答詞》(1951年9且18日),《為新中國奮斗》,第303—308頁。

“我是以中國人民的一個代表來接受這個獎金的,中國人民……曾經看見他們自己的和他們鄰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戰爭所蹂躪。我是以這樣一個民族的一分子來接受這個獎金的……他們已經嘗到解放的歡欣、全國的統一,以及史無前例的和平建設事業的巨大發展……”

她在談到中國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個長久的世界和平的環境”來進行建設之后指出,由于美國在朝鮮進行戰爭并迫近中國邊界,和平正遇到威脅。

“由于我們衷心需要和平,我們也充分證明了我們具有保衛和平的決心和勇氣……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充分表現出……我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時的剛毅堅定、力量無窮,表現出當我們領土遭受威脅時的同仇敵汽,隨時抗擊。”

她接著贊揚中蘇友誼,譴責美國自以為有權在全世界發號施令,卻到處遭到抵制。她指出,許多事實證明,“美國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樣是要求和平的”,他們“急切希望朝鮮戰事的結束”。

她最后說;

“斯大林告訴我們,在這樣的時候,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衛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我們依舊可以避免這可怕的危險……我們必須把這個真理化為行動。我們必須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組織對世界和平共處的信念的廣泛的贊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團結一致,要求用誠意的談判來代替用武力’來解決國際間的紛爭,那末我們就不會有戰爭。”

她對于獲得這一崇高榮譽是很激動的。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她在場面很大的官式場合發表講話時,外表雖然平靜,內心卻是非常緊張的,事后總想要通過一些隨意的私下交流來輕松一下。她在這次典禮之后給本書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說,“我當時感到有點神經質,不知所措。但當這場艱苦的歷程結束、別人接著講話的時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尋找一些特別好的朋友。在左邊那幾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麗的面龐和艾培(對本書作者愛潑斯坦的昵稱)容光煥發的微笑——這就足夠使我完全安定下來了。”①

①宋慶齡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這筆獎金是10萬盧布。她簽收后立即在匯款單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贈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①

①獎金是由蘇聯外貿銀行于1951年9月5日開出的一張支票支付的。宋慶齡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簽名,下面直行書寫批示并再用中文簽名。影印件載《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123頁。

50年代后期,她兩次訪蘇。從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蘇聯十月革命節和其他重要節日(包括《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2月14日簽訂后的周年紀念日),她都要拍發賀電,電文在兩國報紙上都廣為刊載。從1949年到1965年,她還寫了五十多篇文章。闡述兩國友好的傳統和意義。

她的努力使中蘇友好的旗幟繼續飄揚。事實上,在中蘇保持友好親密關系的時候(從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以及兩國漫長的邊界來看,這無疑對雙方都有利),某些緊張的因素從一開始就存在。當時仍使雙方不快的一點是:在1949年初蘇聯既不贊成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以最后逐出國民黨,也懷疑它有無能力完成這個任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現在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否就應該一切聽從蘇聯的意見或者擇善而從?為了避免把宋慶齡卷入這些紛爭(這種情況無益有害),所以在成立中蘇友協總會時,劉少奇親自擔任了會長(他可以同蘇聯黨政的最高層打交道),而由宋慶齡為副會長。直到60年代中蘇爭端公開,劉自己才把這些情況向宋作了解釋。①

①本書作者1987年4月24日訪問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時的談話。

1961年,當中蘇關系已很緊張的時候,宋慶齡在《中國建設》和《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論文①,仍然強調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重要性。

①宋慶齡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是人類的希望》,載《人民日報》,1960年11月6日;外文稿發表在《中國建設》各外文版上,1961年第1期。

此后,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沖突日趨尖銳。矛盾的核心是中國革命者經常最敏感的老問題——要求國家之間的平等,絕不容忍外國的控制(不論是什么人)。造成這種敏感心理的歷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整個斗爭過程就其國際意義而言可以稱之為“爭取獨立的百年戰爭”。任何人忽視了這一點,就不可能同中國保持和諧的關系。

但蘇聯政府在經過了一個以援助為主的時期之后——當時沒有別人援助中國,所以中國對這種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運用多方面的壓力,企圖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它撤走專家和收回建設工程圖紙,停止供應設備、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國償還抗美援朝中供應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武器裝備的費用,而志愿軍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在前線浴血犧牲的。到了這時,宋慶齡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感到非常憤慨,特別是對于發出這些號令的赫魯曉夫。

1961年末,她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上說:

“我覺得在(中蘇)關系上出現的曲折將是長期的、痛苦的。赫魯曉夫肯定不會對我們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魯曉夫被攆下臺之后,她寫道;

“你有沒有……聽說這個老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名字)正在寫自我檢討?我不大相信,因為他不是那種會認錯的人。”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給本書作者(剛從外地參觀工廠回來)的信上說:

“我猜想你一定聽到許多有關‘老大哥’(50年代中國對蘇聯的稱呼)到處欺騙中國的事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至少是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干出這種事來,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來應該讓人們知道這些事情。”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但即使在義憤填膺的時候,新中國——以及宋慶齡——對創建了蘇聯的十月革命的看法從未改變。在后來幾年中,盡管中蘇兩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壞,她每逢十月革命節仍要打電報給中蘇友協的姐妹組織蘇中友協(總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賀,并且每封賀電總要提到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對于蘇聯在航天事業上的每一個成就——從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后的進展——她都表示祝賀,因為她認為這些成就不僅說明蘇聯科學技術的先進地位,也“有力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核武器問題上,她非常熱烈地贊揚蘇聯1958年單方面停止大氣層核試驗。

而且,即使是在中蘇政治論戰日趨激烈的時期,她仍堅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國建設》尊重事實。這一點在其他人并不總是能做到的。例如,據本書作者回憶,1966年第三期《中國建設》的一張圖片說明寫道:“自力更生:由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自行設計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廠正在建設中”。她看后指出,這不是事實,這個工廠是在蘇聯援助下建設的。

對蘇聯人民以及她所親見親歷的他們的國家,她始終保持著熱愛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后回國途中在蘇聯稍作勾留。這是她在睽違多年之后重訪莫斯科。1月13日、她會見斯大林——1927年后第一次。根據能夠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斯大林說“中國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贊賞他的這句話。表面看來,這樣的談話未免過于簡章和隨便。但聯系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認為,斯大林是在為他過去懷疑過中國人民武裝能否戰勝美國供應的蔣介石軍隊,作某種補救(一個曾同斯大林談過話的南斯拉夫人曾寫道①,斯大林明白地對他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錯了,這在斯大林是難得有過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直接同美軍交鋒中的表現,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這樣說。

①米洛萬·吉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談話》(英文)。

像過去一樣,她在莫斯科覺得很高興。但氣氛嚴肅,有時甚至令人沮喪。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寧夫人和鮑羅廷夫人,但未能實現,只安排她乘車到城郊阿爾漢格爾斯克村原來加里寧那座鄉間別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問清楚為什么,但劉少奇勸她不要追問了。(加里寧夫人其實是在被流放中,但當時沒人告訴她。)她想送一件絲綿襖(中國人認為它又輕又軟。最適合老年人穿)給斯大林,又碰了個釘子,因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國家機密”,蘇方不能提供。①

①當時隨同宋慶齡出訪的姜椿芳在同本書作者交談中回憶起這件事。劉少奇勸阻一節據王光美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慶齡寫了悼念文章,有兩篇是英文的,分別刊登在《人民中國》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國建設》1953年第2期(3—4月號)上。

1957年,她參加中共代表團再度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使她情緒高漲。

總之,宋慶齡始終珍視俄國十月革命同中國革命之間的聯系,把它看成是孫中山最后的信念中的關鍵部分,也是新中國的根本信條之一。只有當蘇聯領導人的態度背離了她認為絕對必要的平等和同志關系的原則時,她才感到憤怒。

歷史證明,中國人民以及他們在勝利后所建立的國家同蘇聯和其他所有國家的關系,只有像孫中山在遺囑中所說那樣“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歷史上,蘇聯曾經是唯一一個宣布對中國平等相待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諸實踐,從而贏得中國革命者的友誼和信任的國家。隨著復雜的歷史進程,蘇聯開始采取超級大國的架勢,表現出甚至對中國的內部發展也要發號施令的傾向,蘇共則對中國黨表現出家長制的態度。一方認為有權進行控制,另一方認為有權抵制外來控制,雙方之間的沖突自然就會發展起來——即使雙方是老朋友,并且都自認為是在奉行同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學說。

宋慶齡遵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間平等關系的全面規范。“和平共處”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作為蘇聯外交的目標,它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避免戰爭(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系)。五項原則是這一概念的發展,由中國首先提出并同它的亞洲鄰國緬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大體相當于第三世界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為保衛和鞏固新獲得的主權,在相互關系中保持和平、友誼和互利,五項原則為此提供了基矗后來,中國又把五項原則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到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關系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換句話說,作為國與國關系的普遍準則——并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事后看來,這是中國近代整個革命經驗的總結——不論是孫中山的經驗、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事實上是兩種經驗溶合的產物)。這也是作為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宋慶齡在思想上或在行動上始終遵守的準則。抓住這一點,不論歷史風云如何變幻,都會有助于我們了解她、了解她的時代。

[亞洲的“親戚”]

如果說中蘇友好是她從1924—1927年以后一直懷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爭取亞洲自由的事業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作為中國人,她是個亞洲人。她從孫中山那里了解到,整個亞洲都在殖民主義枷鎖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獨立和自我發展。她認識了來自許多亞洲國家的革命志士。孫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亞主義不過是掩蓋其企圖操縱和統治亞洲國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對日本的這一野心她將無情地進行斗爭。但是她永遠保持著純潔的理想,希望所有國家在爭取解放中互相幫助并平等相待。

現在,使她十分喜悅的是,她的祖國已經站起來了,不但中國本身——亞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已經解放,而且還會使那些尚在外國統治下的國家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條件。

在新的條件下,宋慶齡擔當著一項對她來說最為合適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滿意的任務,那就是作為中國同那些已獲自由或正在爭取自由的亞洲國家(特別是同它們的婦女界)之間的聯系紐帶。

新中國建立不久,她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重述了她20多年來對中國婦女一再闡明的基本觀點,即:婦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為人民一部分的婦女和人民有著)同的敵人。這些敵人就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義以及在國內所產生的封建主義及其高級階段的買辦主義。”

“亞洲的婦女們曾經長期與男子并肩進行武裝斗爭,爭取民族的獨立,反對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反抗她們本國的封建主義和買辦主義。她們曾經面對過槍口、集中營的酷刑和種種可以想象的慘死。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印尼和其他各國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婦女可以引以為榮的。”①

①《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12月11日),《宋慶齡選集),第204—221頁。

在這篇講話中,她還著重講到蘇聯和新中國婦女的情況。在這里提到的只是有關亞洲的方面,其他有關婦女社會地位方面的內容將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題為《朝鮮人民的斗爭在亞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說:

“一個普遍和絕對的真理滲透了今天的亞洲大陸……武裝群眾在一切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爭取獨立的斗爭中,終究會贏得勝利的。……中國如此樣南與朝鮮也是如此。這在歷史上標志著力量的日益轉移,成為對于今天的亞洲說來是極為重要的政治軍事事實。……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裝了的新的亞洲兵士,已經站立起來與西方帝國主義面對面作戰……

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從事爭取自己勝利的斗爭,以期整個亞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鮮人民的斗爭在亞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慶齡選集》,第244—249頁。

這些話表達了一個正在出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事實,即:亞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終于開始、并在一個不長的歷史時期內完成了非殖民化的進程。

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前兩個星期。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把美軍推進到中國邊境鴨綠江邊,妄想“壓平”新中國,但終被志愿軍擊退。(朝鮮的斗爭以后在中美關系部分還會談到)

在前面已經引述過的在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開幕詞中,她強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別是在亞洲)聯系起來。(有一些西方代表團集中注意大國之間的緩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義這個有刺激性的問題,而這種觀點并未受到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的反對。)

前面提到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時發表的中英中緬會談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論述了這一對國際關系的新貢獻。她說,五項原則“在全亞洲受到特別歡迎,”得到“具有各種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會人物和組織的廣泛贊成”,“表達了亞洲一切國家人民的最珍視的愿望”。

在這篇文章中,她還講到臺灣問題,嚴正表明:“決不能容忍對我們內政的干涉”,中國人民“決不接受使臺灣和臺灣海峽‘中文化’或‘置于監督下’的任何建議”,認為這都是“違反五項原則的”。①

①《五大原則》,載《人民日報》1955年3月25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17頁。“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這五項原則在中國的外交及整個世界事務中都結出了豐碩成果。它是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相互溝通的主要橋梁。這次會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亞非國家(有的已獨立、有的還處于半殖民地狀態)在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宗主國參與的情況下聚會,共同商討有關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的決定過去都是由帝國主義宗主國來作出的。后來,它又成為不結盟運動、以及整個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準則。最后又在中國倡導下使之不僅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系準則,也是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間的關系準則。

[對印度的情誼]

50年代初,宋慶齡對印度的感情再次開始表現出來。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國的第一批文化活動。1951年5月,她寄詞祝賀加爾各答和孟買兩地的印中友好協會成立,說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它對于我們兩個強大國家,對于亞洲以及全世界,都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指出:應在古代就已樹立的兩國關系的基礎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國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以求能夠打敗亞洲人民的任何一個敵人,并對世界和平的事業貢獻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報》,1951年5月1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81頁。

十年前,她同尼赫魯曾表示希望在兩國獲得自由后見面。這個愿望在1954年實現了。10月19日,已成為印度總理的尼赫魯到達北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宋慶齡同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在毛澤東主席舉行國宴招待尼赫魯時,她陪同毛主席在門口迎候。她還邀請尼赫魯和他的女兒英迪拉到她家里來共進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領一個中國高級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赫魯在歡迎詞中說:

“在過去的這些年里,不論中國和世界受到什么樣的風暴襲擊,她的信念從不動搖,她始終為和平呼吁。”據一位感覺敏銳的觀察者說,尼赫魯致詞時的“那種聲調是他在對歐洲來賓致歡迎詞時從未出現過的”。①

①詹姆斯·貝特蘭著《重訪中國》(英文)。

致答詞時,宋慶齡說,“我的印度朋友曾經兩次邀請我來貴國,然而英國當局兩次都拒絕發簽證給我。現在偉大的印度人民獲得了民族獨立,這才使得你們的老朋友能夠實現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包括婦女團體)的熱情歡迎。

1961年1月1日,在全印廣播電臺向印度人民發表的告別廣播演說中,她說,“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能推卸我們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將共同地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和平建設我們各自的國民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她還強調,“和平必須建立在獨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礎上。”①

①《人民日報》,1961年1月3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35頁。

在回到北京后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①中,她說:在印度,同在她訪問的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她體會到“人民和政府對我們這個新的國家的熱情,他們與我們之間日益發展著的友好關系,以及他們對于我們的熱烈希望,令人感覺到這種情感存在著巨大的力量。”這無疑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時候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首次訪印時所受到的歡迎一樣——那次蘇領導人的訪問她在報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贊揚。

①《人民日報》,1961年3月11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61年第7期。

接著她談到印度人所詢問的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

“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的人士對于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表示非常重大的興趣和關懷。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產不增加,國民經濟就不可能有所發展。如果生產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難解決糧食問題。”

在這里,盡管她說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高于當時人口的增長是正確的,她也表述了當時中國官方所持的錯誤觀點,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國主義學者所說的‘人口論’的影響的印度朋友們,一向懷疑是否有辦法解決因人口迅速增加而發生的經濟問題。現在聽到我們平均每年農業生產的增加竟能超過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們感到非常興奮。聽說他們準備組織考察團來我國訪問,想了解我們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組織和發展的秘訣。”

在更為健全的立場上,她提到了新從殖民主義下解放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長期問題,即政治獨立之后必須繼之以經濟獨立:

“在孟買住在省長的官郟官邸三面臨海,風景美麗……我國唐朝的時候,許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國來經商都要經過這個海灣。唐宋兩代,廣州、泉州和阿拉伯海灣一帶的國家的商業來往、非常繁盛。而現在印度的對外貿易都要靠帝國主義的船舶。他們和我們的貿易往來之所以不能很快地發展,缺乏海上運輸工具也是一個原因。帝國主義者在航業上的壟斷實在是我們兩國之間大規模經濟交流的阻礙。”

她很高興地知道在深水港維扎格巴塔——從加爾各答飛往馬德拉斯時曾途經此地——印度的造船業將要開始發展。

以后,中印關系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起伏的過程,并在西藏邊境發生過武裝沖突。但在中印關系史上、在宋慶齡對印度人民的情誼上,這不過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兩國共同的歷史經歷以及在和平發展中的基本利益。在這里,關鍵是信守兩國所首先共同發起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對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的友好訪問]

1961年,宋慶齡訪問了幾個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禮遇和熱情的歡迎。年初,她在結束對印度的訪問后前往緬甸。在緬期間,她再次強調亞洲的團結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仰光大學發表的演說①中,她指出,“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不安”,他們雖然已經不再處于直接統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圖支配我們,并“利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為了挫敗這種陰謀,亞洲人應該團結一致,維護獨立,并發展經濟和掌握科學,以加強民族獨立。

①《人民日報》,1961年1月22日。

但僅僅經濟和科技是不夠的,還要提高認識。在緬甸獨立日后兩天(1月6日)舉行的、由吳努總理主持的大會上,她在演說①中指出了“反對殖民主義同世界和平的關系”。只有主權——以及維護主權的力量才能阻擋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說時以會場附近故宮舊址的一段緬甸的史實作例子。緬甸最后一位國王思寶的王宮在英國人占領緬甸時被英軍用作總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入侵,又成了日軍總部舊本投降,緬甸人收復了這所王宮,卻又遭到卷土重來的英軍的轟炸,變成一片廢墟。

①《人民日報》,1961年1月8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61年第3期。

在巴基斯坦,她強調不但應該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如中國建立和平的關系,與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她顯然是指印度——也應如此。

正是這些希望亞洲人捐棄前嫌、并肩屹立的號召極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國《時代》雜志上的一篇唾沫飛濺的評論可作一例:

“現已六十一歲的孫夫人是一個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處兜售紅色中國的共產黨路線的販子……赤色份子的戰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脫離西方陣營……”①

①《叫賣共產主義的人:孫逸仙夫人》,美國《時代》雜志(英文),1961年2月6日。

僅僅幾年前,同是這本喜歡濫用形容詞的周刊,還在令人作嘔地稱頌她:“小個子、有精神、堅貞不屈的孫夫人……是中國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孫夫人……為她已故偉大丈夫的自由主義的、民主的綱領仗義執言”,如此等等。①

①這里的引文分見美國《時代》雜志(英文)1943年2月15日一期所載《中國:黑暗時刻》一文及1946年2月14日一期所載《來自重慶的呼聲》一文,后面一篇文章還配了一張宋慶齡的照片,說明是:“另外沒有人敢這么說”。

(她的已故偉大丈夫的學說毫無疑問是主張民主的,但絲毫不是自由主義的。無論在社會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轉向同蘇聯結盟之前很久,他已經作出結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護資本主義的,宋慶齡的觀點不是背離了、而是繼承了他的學說。)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緬甸一樣,她宣揚的不止是現代化。她在達卡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典禮上的講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達卡當時是東巴基斯坦首府、現為孟加拉國首都。)她自己后來回憶說:“……我在講話中著重提出歷史科學研究的重要。我說,人類的進步是愈來愈快的,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積累,可是也由于人類對歷史的認識程度不斷的提高。廣大人民一旦有了這種認識,就發生偉大的力量。歷史證明凡是覺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義的統治,爭取了自己國家的獨立。”①

①同注36。

從這里,人們似乎聽到了孫中山“知難行易”和馬克思“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訪問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慶齡又率團訪問印度尼西亞。她在講話中說,“在你們為民族自由而斗爭的那些年代里,我們的心常常是同你們在一起的;我們之間友誼的增長和我們的合作的擴大,對于必將屬于我們的最后的和必然的勝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幾百年來一直住在這個群島的千百萬中國人同僑居國建立堅實的聯系。①

①《人民日報》,1961年8月15日。

蘇加諾總統在歡迎國宴上的講話中說,他年輕時曾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把它譯成印度尼西亞文。正是這部書鼓舞他去為祖國的自由而奮斗。他說,孫中山早就高舉的旗幟不僅僅是為了中國人,也是為了所有的亞洲人。他同尼赫魯一樣,對于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稱呼)的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表現出強烈的關注。

這樣一種情緒的象征就是萬陋—1955年4月,在這個印度尼西亞城市,從殖民主義壓迫下取得獨立的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舉行國際會議,表現出亞非人民團結一致、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友誼的精神(通稱為“萬隆精神”)。在訪問這座城市時,宋慶齡說,“歷史上還很少有一個城市……曾象萬隆一樣贏得這么多人的心。”①她還代表周恩來總理——他為這次歷史性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向萬隆人民致意,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來在思想上的諧調一致。

①《解放日報》,1961年8月20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253頁。

在印度尼西亞,她強調了本國國內和泛亞團結的重要性。她說,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把所有為民族自由和社會進步而奮斗的人結成統一戰線,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她是在鼓勵在蘇加諾的民族主義者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之間剛露端倪的聯合能發展起來。印尼右翼勢力是反對這一聯合的并不久就加以破壞。

[越南:同胡志明的會見]

這些年,越南還在為民族解放而無比英勇地奮斗。宋慶齡雖不能前去訪問,但以極大的同情關心著斗爭的發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會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這是在越南奠邊府大捷之后不久,這次在中國支援下進行的戰役重創法國殖民軍,使越南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她同“胡伯伯”的關系很老了。在本書第十三章中已經提到,二十年前,當這位越南革命領袖(當時用“阮愛國”這個名字)在上海時,她曾幫助他脫出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關系。

[日本和日本人:保持同日本人民的傳統友誼]

最后要敘述的是她對日本——一度以東亞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態度。宋慶齡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她對日本人民的友情則從未中斷。在兩國爭斗方酣的時候,她對日本戰俘發表過熱情的講話,還幫助日本進步分子同中國的抗戰力量攜手共進。

現在,在人民共和國,她對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對日本反動勢力戰后在美國占領軍庇護下復活的斗爭,表示極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聲援在“松川事件”中無辜被捕的工人,并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主席的身份捐贈一萬美元給這些無辜者和他們的家屬。

1951年2月19日,她還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主席的名義,致函日本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及“全面媾和愛國運動協議會”,反對美國片面對日締和及武裝日本(這是同美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密切聯系的)。她指出,中日兩國有著千百年和平交往的傳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使兩國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兩國人民應該竭盡全力防止軍國主義復活,再度為患。這是對整個亞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①。

①《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反對美國武裝日本》(1951年2月19日),載《宋慶齡選集》,第269—270頁。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會見了許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別是那些為了同新中國建立經濟和外交關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在孫宋聯姻后也是宋慶齡的)老友宮崎和梅屋兩家的親屬。

在1954年慶祝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七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她對中日關系既有憂慮,也有希望。她對于“日本被美帝國主義牽著鼻子走上危險的備戰道路,表示憂慮”,但相信日本人民“能從自己身上找出力量來掙脫束縛他們的鎖鏈,而走上民族獨立與和平發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國人民愿意“根據和平共處原則和日本發展貿易關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聯系”。①

①《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七周年大會上講話》,《人民日報》,1954年11月7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12頁。

1966年,在北京慶祝孫中山誕辰百周年時,她邀請日中友協會長宮崎世民(本世紀初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宮崎寅藏之子)和西園寺公一(一位進步的日本貴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國革命在日本各階層中一直得到友誼的支持,這一傳統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來結出新的果實。

[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鮮明的立嘗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里,她雖然嚴厲譴責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敵視,但她認為這不應該由美國人民來負責任。她始終尊敬和熱愛美國人民。

在朝鮮戰爭中,她對華盛頓的政策極為氣憤。美國假借當時在它控制下的聯合國的旗幟,不但大規模出兵,并且想倒轉中國革命的勝利車輪。它一面向鴨綠江推進,一面派第七艦隊駐守臺灣海峽。結果是中國也進入了這場沖突。

在整個抗美援朝斗爭中,宋慶齡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選集《為新中國奮斗》出版,她在扉頁上題詞:

“獻給

朝鮮人民軍,

中國人民志愿軍,

——人民事業的英勇保衛者。”

她還將全部稿費捐贈給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①

①據《人民日報》1952年9月28日的報道。

稍早一些時候。在她新創辦的刊物《中國建設》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號)上,她親自寫了一篇《致讀者》,譴責美國在朝鮮作進行細菌戰的試驗(一些裝著帶菌昆蟲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國境內):

“現在美國政府和它的武裝力量,在聯合國旗幟的掩護下,正企圖進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發生將會使無數善良無辜的人民感到恐懼,即:想使用疾病和饑餓來殺害成千上萬的中朝人民……醫務衛生專家、生物學家和昆蟲學家經過科學的試驗,證明了美國空軍在中朝領土上曾散布鼠疫、傷寒、霍亂、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傳染病菌,目的在于毀滅……谷物和牲畜。

“當細菌學家和昆蟲學家不將科學用于正途——即對毀滅性病菌進行不懈的斗爭,而培養它們來毀滅人類生命時,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無安全可談了。”

對那些即使在物證面前仍然懷疑會發生這種事情的讀者,她引用了美國軍界和科學界有關人士的話來加以證實。如美國陸軍化學戰爭服務處的愛爾登·H·威脫將軍就說過,“我相信我們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在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這些話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紐約時報》上)。又如,美國陸軍參謀學校的《軍事評論》雜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寫著,“應當培養和準備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話,要使那些傳染到的人都得脖。又如美國的《科學新聞報》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寫道,“假如朝鮮戰爭再打下去的話,很快就可以試用細菌作戰了。”

她進一步問道,“納粹和前日本軍隊的細菌戰犯究竟在美國實驗室內干著什么?”人們是不是忘記了美國和日本都從未在禁止使用細菌戰和化學戰的1925年6月17日日內瓦公約上簽字?(其他大國政府都已簽字)①

①這個問題真可說是一針見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國和日本出版的書籍中發表了不少文件和當事人的回憶錄,講述日本在侵華戰爭中試用細菌武器的情況、用戰俘(包括美國戰俘)作試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國軍方占有日本的資料以用于自己的細菌戰研究。為此日的,在二戰結束后使日本細菌戰專家免于犯有戰爭罪行的指控。在這方面值得特別重視的是多年鉆研這一問題的約翰·鮑威爾的著作(他因公開報道這一問題而在美國法庭被控煽動暴亂罪嫌受審)。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細菌戰:美國對一項戰爭罪行的掩蓋》(載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號)、《歷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載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號)、《人作豚鼠》(載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脫節有時使公眾不明真相》(載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1986年7—9月號)。鮑威爾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擊者的證詞證明,美國駐日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批準石井四郎中將和他的細菌戰部隊(731部隊)免予戰爭罪行的控訴,交換條件是他把資料和技術提供給美方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別是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要塞進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鮮戰爭中進行實地試驗。在80年代,在日本也發表了有確鑿根據的詳盡報道并有專著出版。

宋慶齡不只是譴責。她還提出,細菌戰和化學戰應該連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西歐各國、德國和日本人民)為了他們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應該為此而努力。①

①參見《宋慶齡選集》,第303—307頁。

但是,也就是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人和中國人正猛烈廝殺的時候,她仍試圖保持同美國人民聯系的紐帶并建立聯系的橋梁。

1952年亞太和會的籌備工作在北京進行時,她對美國人民熱情地呼吁,希望他們參加:

“我們誠懇地希望美國人民能夠派遣一個很大的代表團出席和平會議。美國人民是一個太平洋國家的成員,他們熱切地關心我們所決定的問題;他們也確實能夠作出貢獻。會議將使他們有機會了解世界的這個地區在想些什么。已經有人用他們的名義做出了許多可怕的事情。……他們也應該了解亞洲及太平洋各國人民把他們和進行這些行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開的……

“我們要向他們保證,我們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權的國家,都不會威脅他們或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要美國人民知道,我們各國人民有許多理由應該合作……

“我們這些亞洲及太平洋國家人民要和美國人民一道來答復這個問題:‘在朝鮮、越南和馬來亞進行戰爭、訂立把別的國家當做殖民地的片面條約、重整軍備、限制貿易和文化交流——這一切究竟使誰發了財?’……

“換言之,我們和他們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面對著一個共同的敵人,一小撮靠戰爭發財的惡人。……亞洲及太平洋各國人民把美國人民看做一個盟友,看做一個非常重要的盟友……我們希望他們和我們一道締造和平……”①

①《為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奮斗——為〈人民中國〉而作》(1952年7月31日),載《宋慶齡選集》,第308—314頁。

這段時期,在她的中國福利會任職的美國人譚寧邦和西爾維亞·坎貝爾繼續照常工作。1952年,她還克服了許多困難,把老友耿麗淑從紐約請回上海,擔任中國福利會顧問,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詞以前一樣,她急切地盼望馬克斯和格雷斯·格蘭尼奇夫婦(抗戰前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的老同事)能夠回到中國來。她在1951年5月12日寫給他們的信顯示出她在新中國政府中的高位并沒有使她對老友們的友情冷淡下來,盡管由于朝鮮戰爭他們之間的通信曾一度中斷。她在信中寫道:“我看只要存在緊張局勢,情況就會總是這樣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們遇到困難的根源。不管怎樣,有一點你們必須記住:在你們的朋友這邊,沒有音信并不是因為缺乏忠誠和友愛。她太了解你們了。是的,蘇西②是這樣的,你們對她永遠不應該懷疑。”③她像通常那樣在信里談到了一些舊友們的近況,還談到她新創辦的刊物《中國建設》,她希望格蘭尼奇夫婦能參加這個工作,但始終未能實現。

①老哈利指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譯者

②蘇西是宋慶齡青年時用過、后來對老朋友們仍用的名字。——譯者

③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還談到了一些有關她自己生活的瑣事。有一次,她說,由于眼病,醫生禁止她在一個月內看書寫字。“但你知道,當人們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時,這是多么難以做到1

當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醫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滿懷深情地給格雷斯寫信:“……這位眼科專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對馬克斯·格蘭尼奇的昵稱)在多年前曾住過的那一幢大樓里。我的心里頓時想起了你和許多往事,我沒有先到那位眼科醫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層樓,到你們當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現在在我外出時陪伴我的孩子們(指她作為國家副主席的警衛員)對我這種‘心不在焉’的樣子,覺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我的好朋友在這兒住過,當年我常常來這里渡過一些珍貴的時光,在這里我能自由地說話并且感到‘不孤獨’。”

她以無比自傲告訴格蘭尼奇夫婦,中國福利會為上海勞動婦女和兒童的服務工作已有很大發展:

“你們如果能來訪問我們的中國福利會所屬的一些單位,一定會感到很愉快。我們的托兒所、幼兒園、少年宮、兒童藝術劇院和婦幼保健院——工廠女工在懷孕期在這里得到最好的指導和照顧。我們的工作在進步。外國訪問者在參觀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幾位英國客人說,在英格蘭也沒有這樣好的托兒所。臉頰紅撲撲的孩子們見到這些外國陌生人時現在一點也不害羞了,跑過去擁抱他們——過去他們會一面喊著‘外國人/一面逃開去——而且這些孩子現在又是多么愛勞動和有獨立性。是呀,我們必須在他們年紀小的時候就訓練他們。”

在1955—1961年出訪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之前,她給格雷斯寫信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準備一大堆服裝……我非常討厭,因為我對穿著已經毫無興趣。過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體已經全方位地膨脹起來……想到要穿‘緊身衣’真讓我嚇壞了!我真希望我能就這樣穿著制服去1

很顯然,她喜歡解放初期在衣著方面那種樸素的風氣。但她一直未能見到格蘭尼奇夫婦,直至1970年(其中情況將在下一章敘述)。

對于那些從中國回去后受到麥卡錫主義①迫害的美國友人,她盡力給以幫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進步青年,40年代在美國史迪威將軍麾下服役時認識了宋慶齡。第二次大戰結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駐延安,發回的報告被赫爾利大使認為過分說延安的好話,因此被遣國美國。他在夏威夷成為工會積極分子并出版友翼報紙《火奴魯魯紀事報》。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審。宋慶齡把一件傳家寶——她母親的一套錦緞繡花結婚禮服送給有吉幸治的親屬,以便變賣后得款進行訴訟(有吉的親屬沒有變賣而是留作寶貴的紀念,并在1981年10月送還中國)。②

①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1908-1957),美國參議員,共和黨人,50年代初因駭人聽聞地而又未經證實地指控共產黨在高級政府機構中進行顛覆活動而橫行一時,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決議,正式譴責他的不適當行為,從而結束了麥卡錫主義時代。——譯者

②請參看本書第三章。這套禮服是由美國人瑪格麗特·斯坦利女士帶回中國的。這位美國護士在二次大戰期間曾參加“公誼救護隊”來華,在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和“洛杉磯保育院”工作,這兩處都是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會前身)資助辦理的。

她積極支援為約翰·鮑威爾和他的妻子西爾維亞以及他們的同事舒子章辯護的活動。鮑威爾從他父親手里接辦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英文);西爾維亞(娘家姓坎貝爾)曾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舒子章曾經當過兵,學過中文,40年代后期作為記者回到中國工作。按美國官方偵查用語來說,這三個人都不屬于“共產黨員或曾一度為共產黨員”之列。但他們從親身經歷中對國民黨感到厭惡,因此對中國的革命表示歡迎。他們的《密勒氏評論報》一直辦到1953年他們返回美國之前。

回到美國,他們被控煽動罪,因為《密勒氏評論報》公開反對在朝鮮戰爭中美國的政策,發表在朝美國戰俘的消息(戰俘們的家屬贊賞他們這么做,但華盛頓不喜歡),并且認為美國確實在這場沖突中試用了細菌戰,而對這一切他們三人要負責任。人們應該會想到,他們返回美國(鮑威爾夫婦還把年幼的孩子們也都帶回去了)就是以證明他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當時美國的政治空氣中,這根本沒人理會。而對他們提出控訴是在他們拒絕了中央情報局的暗示——如果他們“合作”,把美國進步人士名單提供出來,就可以消災免禍——之后。很可能,中央情報局還對他們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慶齡獲悉他們的處境后曾說,她警告過鮑威爾夫婦,如果他們這時候回去,會發生什么事情。她稱贊西爾維亞是“一個聰明的姑娘,還是一個勇敢的姑娘”,希望他們夫婦“能很快擺脫這群跟在他們腳邊狂吠的惡狗”。她還說,她下次遇到周恩來時將請他支持任何幫助這些中國的朋友的可行措施。①

①這一段內的引文都根據宋慶齡1953年在上海給邱茉莉的兩張便條(日期不詳)。

當起訴這幾位美國年輕人的檢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進案件時,她在紐約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嚴正斥責。①她在文中寫道:

①《給美國(民族)周刊的公開信》,英文發表在該刊1955年5月19日一期,中文載《人民日報》,1955年5月20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55年第6期。

“……在最近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一次關于約·威·鮑威爾夫婦——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有過長時期關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國記者——的意見聽取會上,參議員真納認為……凡是多年來和我或我的工作有過聯系的美國人——這樣的人有好多——無論怎樣都是他們國家的賣國賊……

“凡是熟悉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時期領導過的那些團體——保衛中國大同盟、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們一起,在我們歷史上的危難時期……對中國人民提供醫藥和其他方面的服務……這項工作也成為各國人民在彼此有權鑄造其本身命運的基礎之上的友誼的象征。

“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的保衛中國同盟的贊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種觀點的美國人……后來,在當時幫助我們的工作的一些美國人開始認為,他們能夠指令中國接受怎樣的政府統治,因此,我們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為在美國受到了壓力而離開了。有些繼續根據他們認為中美兩國人民能夠而且應當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和平相處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稱為惡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將認識到鮑威爾夫婦的案件是這種迫害的顯著的例子。鮑威爾夫婦在中國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國雜志贊成上述的意見,他們并不害怕在回國后把這種意見在本國同胞之間傳布。鮑威爾先生正被指控為犯有‘叛國’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開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們的幾個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牽累……

“是否要我們認為,美國政府認為唯一愛國的美國人是那些對我國的關心僅限于追求戰爭和顛覆我們在斗爭了一個世紀之后才建立起來的、而且我們在實踐中發覺非常適合我們的制度的美國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國大多數同胞也是這樣——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愛好自由的美國人也是持有這種見解的。

“在中國,主張國際間保持良好關系和和平共處,即‘自己活也讓人家活’這一顛撲不破的原則,已經認為是同起而維護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安排各種事務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一樣,同是愛國主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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