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戰后的上海:1946—1949年

(一)和平或內戰

1945年宋慶齡回到上海的時候,她是53歲。自從她和孫中山1915年結婚起,30年已經過去;自從孫中山1925年去世、她獨立進入政壇為實現孫中山遺教而奮斗也已20年了。

①本書作者這些年在美國,沒有在上海同宋慶齡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兩章那樣對于宋慶齡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和重慶兩地的工作,結合親身經歷來記述,而是盡量依據那些同她直接有關的人士的記述。——本書作者

正如過去常遇到的那樣,她居住地的改變同一次歷史性危機的發生又是重合的。

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盡管有過嚴重的壓力和緊張的時期,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沒有完全破裂。在即將來臨的和平建國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和發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幸局面?

大眾對國內和平的希望因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1945年“雙十協定”而大為高漲。但事情很明顯,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正在把國家引向一場新的內戰,他們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國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任遠東盟軍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令侵華日軍,只能向國民黨繳械投降。中國大片國土是由國民黨放棄給日本侵略者的,后來由中共領導的部隊奪取回來并在那里奮戰近10年之久。按照麥克阿瑟這道命令,在這些地區(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干線)的大部隊日軍是不是就必須繼續對解放區的部隊作戰,直到久已逃遁的國民黨部隊重新出現,然后向它們繳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著著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謀略。美國的艦只和飛機把遠在大后方的國民黨部隊(其中許多部隊有第一流的美式裝備,本來是為了打日本的)紛紛北運,為內戰進行部署。國民黨部隊開進日軍盤踞的城市和交通線后,不但不令日軍繳械,反而要他們繼續對中共領導的部隊作戰并與國民黨軍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經“投降”的日本在華占領軍總司令同村寧次為蔣介石的國防部留用,充當反共作戰的顧問。在地方上,據1946年6月號《紐約客》刊載的美國作者約翰·赫西的報道,他在山西發現武裝的日軍部隊——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個月之后——在當地國民黨“土皇帝”閻錫山的軍隊中對共產黨作戰。他的報道中還提到美國和日本軍官一起參加了一個策劃反共作戰的聯席會議,一個參加這一會議的美國軍官告訴他,這樣的事情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他們預期不用多久他們就將在一次更大的戰爭——對蘇聯的戰爭中并肩戰斗。

大批為虎作倀的偽軍直截了當地被收編為蔣介石的“國軍”。在抗日戰爭期間,蔣的部下先后有57個將領歸順于日偽政權,他們本來就有這樣一種“腳踩兩只船”的打算。

就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樣,為蔣介石在外國的支持下所破壞。1945年10月的“雙十協定”夭折了。共產黨人決心不讓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變重演,準備反擊。蔣介石則決心要重蹈歷史覆轍,為此玩弄政治花招、進行軍事鎮壓,無所不用其極。經過4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和十分嚴酷的戰斗,事情才算有了分曉。

國共之間的第一回合軍事沖突發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國民黨眼看無力占據上風,同意實行新的停戰。這段暴風雨前的寧靜是由兩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和厭惡內戰;在國際上,勝利的各盟國之間達成諒解,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它們之中誰也不想為了中國問題而產生對抗)。在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方面,他們把停火不是看作邁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贏得時間的計謀,以便在美國幫助下運輸、訓練和擴充軍隊,對共產黨作最后的攤牌。

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為了實行這個協定,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后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并在北京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下設執行小組——執行部及小組均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分赴各對峙或沖突地區,執行調處工作。

即使在前線暫時平靜的時候,國民黨在它統治的后方地區仍加緊鎮壓反內戰運動。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國民黨軍警特務以暴力鎮壓、四位西南聯大學生慘遭殺害的事件。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后首先參加的公眾活動之一就是有兩萬人參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會。

后來,她又參加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的大會。李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參閱第十四章),聞是著名的開明學者和詩人。這兩位舉國敬仰的愛國人士只因為公開主張中國在戰后應實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暗殺。對他們的悼念活動成了對國民黨暴行的抗議。

像這樣的集會,宋慶齡總是親自出席。與此適成對照,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她就不去參加(她在名義上是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對她又一次運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這次全會上把她選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關鍵時刻一樣,她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明白無誤地表明了她的立常

她在上海居留的這一時期(1945—1949年),在國內局勢的發展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六、七個月,為避免或控制內戰的談判繼續著(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第二階段有三年,內戰猛烈進行著。

這場內戰本身又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最初,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攻勢,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從而大事吹噓它在全國已經獲得勝利。

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并沒有被摧毀。相反,它的力量發展起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踴躍參軍,以保衛土地改革的果實——通過土改,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解放區擴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廣泛地、巧妙地開展運動戰,殲滅了國民黨許多大部隊(國民黨軍的士兵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土改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為反對土改的國民黨賣命)。許多國民黨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參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術兵種的士兵把技術帶給了原本缺乏技術的解放軍。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獲或國民黨部隊投降而轉入解放軍手中。

最后,從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軍隊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然后是總反攻,大城市相繼解放。

同上述歷史時期中的兩個階段相應,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它還能給解放區送去一些醫療用品及其他救濟物資。在后一階段,這樣做已經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動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給貧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是帶著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動機。在她居滬的最后一段時間,革命已經勝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項目輸送供應了。

宋慶齡在1945年底回到故鄉上海時,她個人的處境在某些方面較之戰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險。戰前的上海有外國租界,租界當局雖然也是反動的并且常常同中國的市政府相互勾結,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動余地。戰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歸國民黨統治,過去的一點活動余地也沒有了。但出現了一個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慶齡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在抗日戰爭期間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發現她所喜愛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孫中山曾在這里生活和工作、后來她又一個人住在這里繼續奮斗——已經不能居住了。她告訴友人,這座房子“已被荒廢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壞……連自來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長時間和一大筆錢。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斷的決定:

“……我想還是放棄算了……住了那么多年。當然,我對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許多使我懷念的東西……但老是對一些已經消失的東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①

①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下卷,第414頁。

在上海沒有住所是她遲遲沒有從重慶回來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戰勝利幾個月之后,國民黨當局才撥給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號(當時更名“靖江路”),本來是德國人的,作為敵產沒收。1948年冬,遷到前法租界霞飛路一座花園洋房里居住(當時為林森中路1804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以后,她在上海時就住在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這里辟為“宋慶齡故居(上海)”。她和孫中山原來居住的莫里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新中國成立后已照原樣修復,作為“孫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從保衛中國同盟到中國福利基金會

宋慶齡在戰后首先關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適應新的形勢并更改這個組織的名稱。她給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說,

“我們的‘保盟’由于形勢的改變現在已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盡管可怕的戰爭已經過去,我們面前的工作還是堆積如山……情況很慘……人民面臨著疾病和饑餓……沒有希望實現經濟穩定。黑市到處存在,我們過去認為必需的東西,現在只有少數人買得起了。”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關于宋慶齡自渝返滬后的住所,據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資料,宋于1945年11月乘飛機抵上海,即驅車去靖江路45號寓所下榻(房主原為德國人,作敵產沒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號(原莫里哀路29號)舊居,至1948年5月間又遷至林森中路1804號(原房主因漢奸罪其房產被判沒收,經蔣介石下令撥給孫夫人居住,香山路舊居改作中山紀念館)。

這封信是給劉陳伊華的。她是一位美籍華人,在香港曾在“保盟”當打字員。這個例子說明,宋慶齡總是想著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們聯系,并且不論他們職位高低,她都一樣熱情。

這封信還顯示出,她總是把公眾的需要放在個人的要求之前:

“……許多人邀請我訪問美國,但我在這里的工作實在使我分不開身……我非常想去重訪朋友們,再看看我兒時到過的地方。真是遺憾,環境還不允許我實現這個愿望……”

保盟的改名實際上是好幾個月之前就在重慶決定了的,但直到遷往上海之后才宣布。這是因為在決定改名時定下一個條件,即:“在我們為實現戰后的目標而在沿海地區站穩腳跟之前”①,暫不使用新名。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舊金山劉陳伊華,1946年3月1日。

但這不是說保盟的工作在遷移和改名時期要暫行停止。相反,還在重慶時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戰剛剛勝利的有利時機,把盡可能多的供應品運往長期遭受封鎖的解放區去。

這一工作的緊迫性是由于形勢的難以捉摸——既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也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這種情況在支援解放區一所醫院的事情上具體表現出來。在沿海運輸恢復之后,宋慶齡就向在美國的友人發出呼吁:

“蘇北的國際和平醫院迄今為止收到的供應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應首先得到運抵上海的物資的絕大部分。”①

①重慶保衛中國同盟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這所醫院設在敵后的新四軍地區,保盟要從重慶運物資去無論從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在上海就可以想辦法了。保盟用美國援華會提供的款項在馬尼拉買下了美軍作為戰爭剩余物資拍賣的一所有250張病床的醫院的全部設備,運到上海,再轉運蘇北。但國民黨的封鎖事實上仍然存在,花了許多時間辦交涉才從蔣政府那里拿到了許可證。即使如此,因為一路上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原定1946年4月運到,結果遲了兩個月。

全部設備運到后,當地縣政府把一座本來準備作辦公用的房子讓給醫院——這種作法當時在解放區是很普通的。安裝工作立即開始,這所醫院為了報答國際上的友好支援,保證要成為本地區衛生工作的模范。為了幫助這所醫院,受過西方培訓的一些醫生志愿從上海去蘇北服務,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醫生和一位波蘭籍醫生(后者同他的從事醫療技術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內戰時“國際縱隊”老戰士)。擔任醫院化驗室主任的一位中國醫生是著名的長沙湘雅醫學院(“中國的耶魯大學”)畢業生并曾在美國人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多年。他承擔了為當地培訓35名技術員的任務。這種志愿從大城市到艱苦的內地去工作的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人員代表了當時正在傳播的一種新的精神和對中國未來的新希望。新四軍的高級領導人在收到這所醫院的全部裝備后高興地專函向宋慶齡致謝并開列了詳細的收據。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與抗戰時期游擊戰爭中技術和物資都嚴重匾乏的狀況相比,現在看來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現了一場劫難。蔣介石重開內戰后,這所醫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擊的目標之一。有些新設備還沒來得及打開,醫院又得轉移到北面數百公里處山東境內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進行工作。

在這件事情上,時間成了最大的關鍵。如果宋慶齡和保盟的動作稍慢一點,這些進口的醫院設備就永遠不可能運進解放區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個辦公地點是當務之急。上海的房屋本來擁擠,抗戰勝利后那么多人從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難,房租也直線上漲。國民黨當然不會幫助保盟解決房子問題。幸虧宋慶齡的交往廣闊才算有了辦法。她在戰前就認識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頤中煙草公司任副經理,答應勻出一點地方供她短期免費使用。關于這個辦公處,她寫道:

“我們這間小小的辦公室里放了6張桌子——經常有6到11個人在屋里擠來擠去。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屋子的一角還要用來堆東西。但這間房子是免費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據上海中國福利會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謝。

一位年輕美國婦女西爾維亞·坎貝爾參加了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單間辦公室里只有4個工作人員……房間很校孫夫人到辦公室來,我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7年5月29日。

雖然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不斷拓展,會址也幾經遷徙,但它的辦公室多年來總是擠得可憐。后來找房子的困難,宋慶齡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談到:

“從蘇州路頤中煙草公司大樓搬出來之后,我們搬進了中央信托局大樓的一間房子,但那個經理老是打電話催我搬家,說他們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傷透腦筋,除非你有金條去換得‘優先權’或付‘押租’,我們卻什么也沒有。最后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間席棚搭蓋的平房,在(原來的)霞飛路一條弄堂里……這里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有才能的木刻藝術家,他有志去外國留學深造。我答應他想辦法從某個外國大使館搞一個獎學金,他在出國之前就繼續住在這里,同我們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時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為現在辦護照很困難。這段時間里我們已著手修理和粉飾這間棚屋。”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后來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結婚。此處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寫給在美國的雙親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這些信件的復印件惠贈。

(三)在新環境中保持老傳統

盡管條件艱苦,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人員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慶時一樣,在同宋慶齡的接觸中他們感到溫暖和活力。西爾維亞·坎貝爾寫道:

“我越來越喜歡孫夫人了……很幸運,這里的會議都很不拘形式。我們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帶來了‘熱狗’(紅腸面包)和啤酒,并且談笑風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孫夫人一星期到辦公室來兩次,我們常常進行自由的討論。”

在上海新參加工作的中國職員證實了辦公室里這種活躍和民主的氣氛。

一位兒童福利工作者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偉大的名人而我不過是一個地方孤兒院的教師。但我一走進她的辦公室,發現房間是這么小,又聽到她對我說,‘歡迎’,我就放松下來了。她信任和尊重我們,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關于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幾次遷址,據《中國福利會五十年(1938—1988)》一書的記載,1946年6月遷至南蘇州路175號[按:即信中所說頤中煙草公司大樓]201室辦公,1947年秋遷至廣東路86號[按:即信中所說中央信托局大樓]104室辦公,1948年下半年遷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號辦公[按:即信中所說原霞飛路里弄內棚屋),1949年12月遷至陜西北路369號辦公。1950年8月15日,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式改稱中國福利會,遷至常熟路157號辦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憶道:

“我初來工作時不過二十多歲……從一開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樣對待我。

“在當時的上海,社會上等級分明,貧富懸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橫行。但在中國福利基金會,我們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員都一樣。

“辦公室在一樓,庫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孫夫人不但去辦公室,還去庫房。我送信到她家時,不論多早,總見她在打字機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辦公室一樣,總是工作。

“國民黨造謠說她多么有錢。實際上她一個錢也沒有。她穿著樸素——總是藍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車都不是她自己的。后來我們辦公地點搬了家,她的辦公室仍舊很小,不過六、七平方米,只夠放她的辦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帶簡單的午餐,如曲奇餅之類,還常常分給大伙吃。

“我就住在辦公室里。她問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說上工人夜校,她聽了很高興,問我在學些什么、讀什么書,還對我說孫中山是如何重視知識的。她說,‘我家里有地方給你住,要是在辦公室覺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實際上,她是怕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晚上被抓走,因為辦公室有人(國民黨特務)監視,形勢又很緊張。

“我起初稱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對我說,‘叫我媽媽吧。’(在中國,孩子或年輕人可以這樣稱呼和父母同輩又較親近的婦女。)

“我們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總是注意到也讓我們玩兒。她常在辦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娛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愛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車送東西來,暖瓶里是茶、臉盆里是面包和點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來。

“她喜歡小聚會。她說,在人多的場合她就頭痛。”①

①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的老干部陳維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四)圍繞著戰后救濟工作的斗爭

在救濟工作中,中國福利基金會(前身為保衛中國同盟)現在要同全國的和國際的專門機構打交道了。這些機構是專為滿足戰后的救濟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慶時打交道的那些救濟機構來,它們規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響。這種專門機構,一是世界性的“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聯總”),主要由美國經管并提供經費和物資,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另一是國民黨的“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行總”)。海上交通恢復正常以后,“聯總”的物資大批運到,主要通過“行總”發放。這個貪污腐敗的機構堅持要壟斷這些物資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排除在外。

為了擊破“行總”的把持,解放區也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以便直接同“聯總”聯系。鑒于戰時國民黨對解放區實行醫藥封鎖的慘痛教訓,解放區決心不讓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濟范圍之外或者受到蒙騙。“解總”在上海的負責人是宋慶齡的老友董必武。他現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人,曾代表中共參加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會議。

保盟在重慶尚未改名時就曾寫信給在紐約的美國支持者,說明“在向‘行總’提出申請時遇到很大困難”,因為“行總”企圖否認保盟的合法地位,不為它的項目分配“聯總”的救濟物資。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他悼念宋慶齡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載于1981年6月2日上海《文匯報》第3版。

“聯總”救濟分配的不公是如此嚴重,在戰爭已經結束9個月之后,董必武在給“聯總”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國受戰爭之害的人和難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區,而分配給解放區的“聯總”救濟款項和物資只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①“聯總”駐華官員和職員對此加以證實,有300人(分屬14國國籍)聯名寫信給“聯總”署長菲奧雷拉·拉瓜迪亞(曾任紐約市長),抗議國民黨把“聯總”的救濟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自重慶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聯總”駐華工作人員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發出。

他們提供的數字是:全中國有資格接受救濟的戰爭受害者共42萬人,其中260萬人在解放區;“聯總”運抵中國的救濟物資到那時為止共有65萬噸,其中已送往解放區的僅3,300噸——即使是這么一點物資在運送過程中還常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滯或干擾。

1947年4月,60名“聯總”在華高級工作人員集會通過一項決議,用可比數字,抗議對解放區的歧視。一位代表他們的發言人譴責國民黨政府“在救濟物資運往中共控制的地區途中……設置各種障礙”,甚至“向運救濟品的船只進行轟炸掃射……先后已發生過二次”,還對“運救濟品的車隊和‘聯總’設立的醫院進行空襲。”

這位發言人宣布,如果“聯總”不能執行不歧視的原則(這本來是給予救濟的必要條件),那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得勝”,“聯合國把在日本的進攻中首當其沖的13,000萬中國人民一筆勾銷。”

這些高級工作人員認為,這樣做是“違反‘聯總’理事會決議和‘聯總’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議的”。他們的決議說:

“我們抗議繼續在沒有下述保證并付諸立即行動的情況下運交善后救濟物資,即:對于過去曾經受到過歧視的中國人民保證不再歧視,并向他們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數量公平合理的救濟物資。”①

①董必武和“聯總”駐華工作人員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發出。

這些抗議確實起了作用,拉瓜迪亞署長命令暫停向中國運送農業及工業機械,因為這些物資一點也沒有運到解放區去,倒是大部被國民黨官員侵吞謀利或移作內戰之用。

可笑的是,“行總”署長蔣廷黻居然辯解說,中共領導的地區不需要農業機具,因為那里的糧食收成不錯。(延安有力地駁斥說,這一事實不能說明解放區的需要少,因為解放區的自然條件比國民黨地區壞得多,而遭受的戰爭破壞卻大得多。這只能證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從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聯總’的援助。)

在‘聯總’的美國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中,對于中國的不公平狀況感到憤慨的,不僅僅在口頭上抗議,還做了不少實事。

加拿大的蒂爾森·夏理遜醫生因運送一大批醫療用品給河北邯鄲的國際和平醫院而犧牲了生命①。國民黨把裝載這批物資的一節貨車車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來牛車,把物資卸下裝到牛車上,自己跟著步行。這時正值嚴冬。物資雖然運到了,這位年已六十的老醫生卻因凍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慶齡出席了在上海為夏理遜舉行的追悼會,派代表出席的還有“解總”、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總”和“行總”(它是為了掩飾一下國民黨的罪責)。在解放區,邯鄲的那所醫院改名為“夏理遜國際和平醫院”,就像解放區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一樣。經歷了幾乎半個世紀之后,中國人民仍然懷念他。在他百歲誕辰之際,在開封——他去世的地方——樹立了他的雕像并將一所小學命名為夏理遜小學。

①美聯社訊,刊載于上海英文報紙《大陸報》1947年4月5日,附決議全文。

在這些為宋慶齡所贊頌的“聯總”醫務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張家口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的美國人,即;陶樂賽·桃愛爾、摩西·奧斯布爾和麗琳·凱泰。當蔣介石軍隊向這個解放區中心城市進攻時,醫院也必須撤退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這三位美國人放棄了乘飛機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機會,隨著醫院長途艱苦跋涉并在新址繼續工作好幾個月,始終沒有停止治療看護病人和培訓中國醫務人員的工作。

還有更多的“聯總”工作人員主動地把藥品、設備和技術帶給解放區。他們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醫生、利奧·埃勞塞醫生,美國黑人霍華德·彼得森醫生和凱瑟琳·科爾塔德,捷克醫生瑪格達琳·羅比塔什利,還有曾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幾位歐洲醫生。在“聯總”之外,還有公誼救護隊的英、美籍隊員,包括曾在延安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護士瑪格麗特·斯坦利。這些人員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舉,但不論他們曾在那里做過工作,那里的中國人民就會永遠感激和懷念他們。

這些工作人員在不同程度上沖破了“聯總”加給他們的限制——“聯總”的高層在美國戰后政策的壓力下越來越背離這個機構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視同仁”的憲章,也越來越變得辦事死板、機構臃腫、指揮不靈。原來在“聯總”工作的西爾維亞·坎貝爾在1946年的家信中說,“在上海,‘聯總’的人員實在是太多了,我們需要一個相當大的官僚機構來相互服務”。她又說,“只要我們必須通過腐敗的中國救濟機構(國民黨的‘行總’)來辦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濟的人恐怕會得不到什么東西。”因此,她步譚寧邦的后塵,離開“聯總”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去工作(在這之前她已義務工作過)。譚寧邦在大戰中曾任美軍上尉,復員后從“聯總”轉到中國福利基金會任總干事。坎貝爾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后給家里寫信說:

“我在這里一星期內所做的有價值的工作比在‘聯總’或‘行總’一年里能做的還多。……坦白說,我在年輕時為了謀生也賣力氣干,但沒有這樣拼命,而且總是有許多事做不完。在‘聯總’窩囊了9個月之后,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這樣繼續干了3年,碰到了許多困難,但情緒卻越來越高。

像坎貝爾這樣的新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逐漸參加到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隊伍中來。這個隊伍里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慶就開始工作并幫助宋慶齡完成從重慶到上海的轉移的廖夢醒和德國人王安娜。

在反對國民黨不正當地分配和使用“聯總”援助的斗爭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戰的第二年,蔣介石下令炸毀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利用洪水阻滯日軍前進。這個軍事目的并未達到,日軍仍迂回前進,進攻武漢,而黃河的洪水卻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萬人、受災人口1,250萬(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發通告)。現在,在8年之后、在戰爭已經結束之后,國民黨卻急于要堵口,使黃河復歸故道,實際上又是為了軍事目的,不過這一次不是對付日軍,而是對付解放區。因為花園口以下的黃河故道已干涸了8年,兩側都是解放區,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后這片解放區就將盡成澤國,而這正是蔣介石的目的。周恩來和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要求先修復鄭州以下黃河大堤并妥善遷移安置故道區內居民,然后再進行堵口,使黃河復歸故道。盡管在這一工程的程序上雙方早有協議,國民黨卻堅持在準備工作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強行堵口合龍,使下游許多人喪生。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給國務卿的秘密報告中說,“共產黨一直堅持要有五個月時間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區內的居民,然后才可以堵口,所以對國民黨提出了強烈的譴責——多少有點道理。”①

①以下有關國際和平醫院的記述,請參閱《永遠和黨在一起》一書中《復蘇北國際和平醫院齊仲桓院長的信》(1947年1月13日)、《向國外的呼吁信)(約1947年4月)、《國際和平醫院》(馬海德普,1958年6月)、《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伍云甫著,1958年6月)等篇。在提到的“聯總”工作人員中,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醫生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一直為增進美中友好及幫助中國人民的事業而努力,自1973年后曾六次訪華,并向美國人民介紹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巨大成就。

“聯總”在共產黨談判代表的壓力下確實撥出了一些款項補助另行安置的居民,還有一些物資供解放區修復大堤之用。但由于交付時間上的延誤及通貨膨脹,使這些救濟失去效用。

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具體地描述了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們(指國民黨)在談判后同意支付150億法幣(國民黨政府1935年11月4日后稱其發行的通貨為法幣,即合法紙幣之意)。現在他們最后決定付50億現鈔(比當初已貶值四分之三),其余為實物。

“‘行總’派出20輛卡車……滿載票面為50元和100元的法幣(官方兌換率現為12,000無法幣換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報要賣1,000元法幣)。為了領取這20輛卡車的戰區通行證要好多個星期,我敢打賭……到時候政府就會宣布票面為50元和100元的法幣將統統收回,不許再在市面上流通了。”①

①司徒雷登1947年1月23日給國務卿的電報,載《被遺忘了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一1949年》(英文),第61頁。

(五)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對美國和美國人民友好

關于宋慶齡一貫譴責美國政府在中國重起內戰中的作用,上面已經有不少敘述。她對美國這個國家、美國人民和具體的美國人則態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給保盟老同事劉陳伊華信中提到,她收到許多希望她重訪美國的邀請,她也很想去,但國內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見本章第二節)。不久,她在給亞歷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這件事。前面已提到過,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認識的少年朋友,兩人一直斷斷續續地通訊(信的內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兩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說:

“我多么希望現在就能實現訪美的計劃!但我想你知道這牽涉到很多事情……我國很大一部分地區遭受著饑荒的威脅,傳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國內是必要的,即使只是為了提醒人們,瘟疫和傳染病是隔離不開的。當然,我也知道,我對美國的訪問同樣是會有成果的……除救濟工作外,還可以激勵美國人為中國謀福利……”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書,1947年6月30日。

這一年,美國“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執行秘書莫德·拉塞爾對她發出正式邀請。(這個組織反對美國站在蔣介石一邊對中國進行干涉。)宋慶齡在復電中說,“由于重要原因”她不能應邀前往。①這里所說的原因不只是技術性的,在重慶時國民黨不發護照給她,現在看來也不會給。很顯然,在當前的政治危機和內戰危險中,她覺得她不能離開中國或離開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約在同一時候,梅爾文·卡斯伯格醫生也請她到美國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醫生戰時在美國陸軍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來后曾向她談過他對延安醫療情況及需要物資的看法。在給卡斯伯格的復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后還記得的。她說,當孩子有死亡危險的時候,母親是不應該離開家的。②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亞歷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據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

②中國福利會會史資料。

在同一時期,美國一家講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為她安排一次在美國的巡回演講并答應給以適當的報酬。她的答復很簡單:“抱歉,不能應約。——孫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還認為訪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準備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棄了這個念頭。這可以從西爾維亞·坎貝爾的一封家信中看出來:

“孫夫人剛送了一些西式服裝來,是她打算出國的時候做的——給我和瑪麗分。衣料都很好。”①

①卡斯伯格醫生從美國加州索爾凡致本書作者。

邀她訪美的請求以后還是不斷。在更晚一些時候,哈佛大學著名天文學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請她以主賓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學會議”(1949年3月25—27日在紐約最豪華的旅館“華道爾夫飯店”舉行)。她再一次婉謝了。這時北平(北京)已經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勢十分緊張,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個月里,她寫信回復老同事耿麗淑希望她應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請)赴美的建議。耿麗淑曾在上海女青年會工作,這時在紐約主持新組織的“中國福利呼吁會”,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爭取支持。宋慶齡在復信中說:

“坦誠地說,我承認現在非常需要……向美國人民說清楚美國正在進行的戰爭準備,并且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這種戰爭準備工作。……但……即使在遙遠的將來……我仍不能接受任何類此的熱誠邀請。……如果情況確有改變,我一定告訴你,這一點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將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國福利呼吁會和其他有關項目上,并想到我必須留在這里的這一實際情況。”①

①坎貝爾家信。信中提到的“瑪麗”是瑪麗·巴萊特(后為沃爾特·沙利文夫人),也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

所有這些回復都顯示,特別是鑒于美國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國革命的勝利,她認為她的工作在于國內。如果美國采取的路線是承認中國革命即將來臨的勝利而不是加以阻撓,那末宋慶齡很可能是第一位從新中國到美國去訪問的客人并將廣泛地發揮橋梁作用。但華盛頓作出的選擇——不是她的選擇——使這種情況不能出現。

但在任何時候,她總是使人民與人民之間交往的大門敞開。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為兩位著名的美國人發去充滿真摯友情的唁電——他們都是她在戰時認識的并且被看作是為中美兩國真正的平等和友誼而奮斗的戰士。

在得悉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在美國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后,她于1946年10月10日致電史迪威的遺婉:

“中國人民為失去一位親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們將深切懷念您的丈夫為民主和人類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將永遠留在中國。”;

半年后,1947年5月30日,她又電唁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埃文斯·卡爾遜將軍。卡爾遜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美駐華使館武官,親赴解放區考察,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得到極為深刻的印象,并極傾慕宋慶齡所從事的工作。戰后他回到美國,任“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席,首先發起反對杜魯門政府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斗爭。她在這份致這一委員會的唁電中說;

卡爾遜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民將繼續對世界進步事業的敵人作戰……直到卡爾遜及千百萬人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取得勝利。”

同一時期,她給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小鮑威爾)發去唁函,對他父親約翰·B·鮑威爾(老鮑威爾)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鮑威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上海出版這本雜志,擔任主編。他早期傾向孫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國革命,但后來卻滑向蔣介石一邊。不過他仍然發表左派的觀點,包括宋慶齡的文章,并且是最早發表斯諾關于中國紅軍及毛澤東的報道的報刊之——它還登過史沫特萊寫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由于公開反對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后入獄多年,因壞疽失去了雙腳。在以后的中國內戰中,他同兒子小鮑威爾采取了不同立場,他強烈親蔣。但宋慶齡并不忘記他過去多年中所發揮的進步作用,在給小鮑威爾的唁函中說,“您的父親的去世對他在中國的許多朋友來說,是一個巨大損失。”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中,宋慶齡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國的美國人,不管美國政府執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蘭尼奇同她的丈夫馬克斯·格蘭尼奇能從美國回來工作。從抗日戰爭前他們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經常通訊。抗戰勝利后她在重慶時曾打電報給當時住在紐約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馬上動身,目的地上海”,還引用周恩來的話說“來幫助我做救濟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國共產黨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做法,一個黨的工作者從一國調到另一國去工作須征得兩國黨的同意。)①她又向他們建議,“路費可先籌借”,將來由中國福利基金會歸還,還談到馬克斯在“聯總”或“工合”找個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她在信末總要說“深深的愛,急著想見到你們倆”這樣熱情的話。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耿麗淑,1949年3月28日。

她為爭取他們來華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們終究未能成行,一個原因是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厲害,另一個原因顯然是美共不愿意他們來中國(格雷斯曾任已下臺的美共領導人白勞德的秘書,但新上臺的領導人不喜歡她)。最后來從上海給他們寫信說,“我[因失望]而感到傷心。我一直在等阿等啊,等你們來,但現在必須要開始工作了。”她告訴他們,“我們已決定請(過去在)‘聯總’的譚寧邦擔任總干事。”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譚寧邦出生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原來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廣播演員,戰時在美國陸軍中任上尉,戰后在上海曾幫助中國福利基金會做宣傳工作。據宋慶齡向格雷斯解釋,任命譚寧邦任總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紐約的“美國援華會”曾同另一個同類組織“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談判過,“由譚寧邦擔任駐華聯絡員,薪水他們負擔”。

宋慶齡同格蘭尼奇夫婦的友情并沒有因為他們不能來華而疏淡下來。至少在以后兩年時間里,她還在替他們想夕法到中國來;擔任某些別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說延安一定會歡迎他們。但一直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們才得以重訪中國,并同宋慶齡重聚。

(六)把救濟工作同重大問題聯系起來

像她一貫所做的那樣,宋慶齡總是把她從事的救濟工作同國家和人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聯系起來。1946年5月,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舉辦的一次義演的特刊寫的前言中說:“諸位今晚到此觀看表演。請不要忘記,就在這個時候,有千百萬同胞正受著饑餓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們今晚的募款,對于這些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受難者,不過略盡綿薄而已。這一問題,不僅是受難者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今晚諸位所出的票價,其值不過夠他們多吃幾碗飯,多維持幾天的生活而已,但他們在戰爭中的犧牲和他們現在力求生存進步所付下的代價,是無法衡量的。我們的幫忙是不夠的,但這是無法足夠的。”

“……我們不打算單作直接分發衣食的消極救濟,而在計劃供給醫藥和公共設備,從長遠著想,以防范饑懂于未然。然而,假如沒有諸位的幫忙,這計劃是無法實現的。”

她的遣辭用語并未觸犯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及其他有關條例,但言外之意顯然是要把義演收入送到解放區去,因為在別的地方不可能實行“計劃供給醫藥”。

接著,她又作了一種必須防止內戰和打擊反動勢力的政治暗示:

“我們的國家,甚至我們的世界,現在都正在力求團結,它的涵義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證每一個人,不論是男女老幼,都獲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適當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們必不能使這計劃成為泡影。我們不可等明天才開始兌現這個計劃,我們馬上就要開始……

“……我們懷著一種希望,靠著大家的努力,中國一定能夠走上團結、和平的道路,進而達成天下一家的理想。”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6年7月1日。

1946年7月23日,正當內戰的烏云籠罩全國、形勢最為險惡的時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濟工作領域,發表了直言不諱的、政治性的《關于促成組織聯合政府并呼吁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①。這個聲明的標題很長,卻指出了當時最重大的問題。

①此文題為《平劇義演的意義》(1946年5月),義演于1946年6月1—6日在上海舉行。(平劇即京劇,因當時北京改名北平。)據《中國福利會會史資料》總第4期,上海,1990年2月14日出版。

關于日本投降后的局勢,她寫道:

“今天我們的國土已經沒有外來敵人的威脅。但威脅卻起自國內,起自內戰。反動分子企圖將美國卷進我國的內戰,從而將全世界都卷入這個戰爭。”

(這不是夸大其辭。即使是美國駐華大使,他在稍后的一份正式報告中也驚訝地說,“他(蔣介石)指望美國立即給予軍事援助并預期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屆時(國民黨)中國將參加反蘇的盟國。我曾希望杜魯門總統會使他打消上述念頭,但他仍然堅持。”①)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48—151頁。

關于內戰及最后引發國際戰爭的危險,她在聲明中寫道:

“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

“目前的危機并不是哪一邊——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勝利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他們的團結、自由和生活的問題。這問題不是雙方增減兵力或者斤斤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決的。懸于天平之上的不是黨權的問題,而是人權的問題。

“人民都時刻渴望這次無止無休的和談會有一些結果。但是,在每次勉強撮合的休戰談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蹤而來。國共談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須由中國人民來決定。”

她說,答案就是“正確地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且在今天正確地運用它”,以盡快地建立聯合政府。

“民族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這個國家里,有許多不同的政治見解。我們必須有一個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見的政府。

“民權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已經過去,憲政時期必須開始了。……”

像過去常做的那樣,她把主要重點放在民生主義上——群眾的經濟和社會需求,特別是農民的需求——她認為在中國這是最根本的。

“民生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不能再讓人民忍受饑餓,而貪官污吏卻在積累巨額的財富,忠實的公務人員則沮喪失望。民生主義就是說,土地問題必須作合理的解決。這并不是共產黨或外國煽動出來的,而是從我們自己歷史上得來的結論。一百年以前,農民的動蕩曾經引起了太平天國革命。人民起來反抗饑餓、封建主義和殖民制度,這是不能抹殺的權利。現在,人民的這些權利是更不能抹殺了。

“‘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的政綱。它也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它是治療中國饑餓的方法。中國善后救濟總署署長最近不是也說過,在共產黨的區域中沒有饑荒嗎?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實行了孫中山的政綱,將耕地分配給農民。”

關于政治體制,她具體指出:

“聯合政府……決不能單獨由國民黨派定的代表來組織。每一個黨派都必須選出他們的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也應當由黨員中推選出來,而不應由一個統治集團指派。國民黨內有許多干練、進步的黨員,可是一直沒有機會發言。

“代表經過民主方式選出以后,應當讓他們起草一個為中國人民所承認和批準的憲法。讓這些代表在憲法中寫明,中國人民將有不可剝奪的自由,這些自由絕不能聽憑少數野心家的一時好惡來決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

她對國民黨發出最后的呼吁和警告:要末再次成為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一個政黨,要末被清除掉。

“國民黨必須通過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來執行它的歷史任務,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如果國民黨做到這一點,它無疑地將成為任何聯合政府的領導者……自由批評必須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殺。國民黨應該立即執行這些任務,否則就要擔負掀起內戰的責任。……國民黨是不能在這種戰爭中獲得勝利的。”

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反動派還要挑起一個無法取勝的戰爭呢?這是因為他們企圖以中國內部的沖突來挑起美蘇戰爭,這樣最后消滅中共。”

根據這一分析,她就有關中美兩國人民利益及未來的問題向美國人民進言:

“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盟友和老友,我們必須明白地告訴他們,這是一條災難的道路。必須告訴他們,美國的反動分子正在與中國的反動分子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目前在中國境內的美國軍隊并不在加強中國人民的安寧……所有的借款只能借給人民所承認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美國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給軍火和軍事援助,那末,中國的內戰就決不會擴大。”

最后,她呼吁中美兩國人民行動起來:

“世界規模的戰火已經在我們國土內燃起了第一個火焰。我們必須撲滅它,否則,它會將全世界毀滅的。我特向中國兩大黨的領袖們和其他黨派的領袖們呼吁,立刻將聯合政府組織起來!

“我向美國朋友們呼吁,你們應當阻止所有的軍事援助,并幫助一個屬于中國人民的政府,來推動這樣一個運動。”

不到幾天功夫,一個預兆不祥的事件顯示出她所作警告的適當和及時。1946年7月29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北平(北京)附近的安平同中共領導的部隊發生了沖突。

宋慶齡的聲明得到廣泛的響應和支持。在中國,解放區和許多團體(行業公會、教育團體、工會等)及非共產黨的軍界人士如蔡廷鍇將軍等紛紛表示擁護。在美國,前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和一些國會議員發表談話,反對美國干涉中國;《華盛頓郵報》、《圣路易環球民主報》等發表了強有力的社論。

也就是在她的聲明發表后幾周內,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莫德·拉塞爾邀請她赴美講演。

不久,由埃莉諾·羅斯福出面邀請宋慶齡和鄧穎超出席在紐約舉行的國際婦女大會。全國各地紛紛發出函電,表示擁護,認為她們是表達中國婦女在內戰中所受痛苦及對和平的愿望的最佳人眩但她們未能成行。

鄧穎超很想去參加“婦女國際民主聯合會”在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盡管她是這個國際組織的理事,國民黨還是拒不發給她護照。在同宋慶齡商量后,鄧穎超在南京和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回擊國民黨的壓制。最后,她收集了全國婦女的許多宣言,寄給大會。這些宣言都一致反對內戰,敦促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并從中國撤兵;有的還呼吁美國婦女要求她們的政府和孩子不要插手中國的內戰,以保持兩國人民的友誼。

到1946年底,蔣介石已無可挽口地走上內戰的道路。國共兩黨之間的整個調停和協商機構都已解散。共產黨駐國民黨區域的代表團在周恩來帶領下返回延安。

(七)周恩來的一封信

12月17日,周恩來在返回延安一個月之后,給宋慶齡寫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①,不但表達了他和他的同事們對她的敬愛,還闡明了他們對世界和中國形勢的看法。信的一開始就充滿了深情:

①司徒雷登大使自南京政華盛頓國務卿,1948年11月29日。載《被遺忘了的大使》(英文),第284頁。

“我們回到延安已將一月,延安的朋友們都惦念著您,感謝您為解放區人民所做的工作。”

關于國際形勢的分析,信中列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的一些新的現象:蘇聯的實力增強,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西歐的進步趨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爭以及中國在這一斗爭中的帶頭作用,前法西斯國家人民的覺悟,美國國內日益高漲的要求和平的人民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各國的合作者即反動分子,在上述趨勢下,日益陷于孤立。而首先表現在中國蔣介石的統治,經過五個月嚴重的內戰與一黨包辦的國大的召開,愈發顯得孤立了。”

接著是預期的形勢發展;

“如果內戰繼續下去,蔣介石的武力再經過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區人民的武力將有可能與蔣介石的武力漸漸地處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時……我們會看到在蔣介石統治區,愛國的民主運動更加發展,經濟的財政的危機更加嚴重,人民的武裝抵抗運動也會更加在許多地區擴大,再加上上述的國際有利局勢——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因此,中國人民只要堅持和平民主獨立的方針,渡過這一歷史上的困難時期,光明勝利的前途一定會到來。”

信的結尾同樣充滿深情:

“我們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擔您在這一歷史困難時期所遭遇的困難。我們相信,您的努力絕不會是徒然的。不僅解放區,全中國人民都會感到驕傲,因為有您這樣一個永遠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者。……請接受我及穎超的敬意及關切。”

這封信是由陳依范訪問延安后帶回的。(陳依范是宋慶齡的老戰友、武漢時期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兒子、一位藝術家和作家,常住英國。后來他為新中國的對外新聞出版事業工作了二十多年。)周恩來建議宋慶齡同陳討論如何同英國和西歐的進步團體建立聯系,以有助于她的救濟工作的開展:

“在現在美帝國主義獨占資本企圖獨占世界的局勢下,中英兩國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亞于中美兩國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戰后英政府在工黨手中)我們也必須努力與之合作,以孤立英國政府中專門追隨美帝國主義的反動分子,同時也就是孤立美帝國主義分子。”

這些前景和原則對于明確宋在上海開展救濟及其他工作的方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給尼赫魯的信

她除了同歐美的友人保持聯系,還同印度的尼赫魯恢復了通訊。最近發現了一封她在1947年6月16日寫給尼赫魯的信(復寫件)①。當時,中國正在重新進行全面內戰;印度則在經歷獨立前的陣痛,包括印巴分治和民族騷亂的流血事件。她在信中表現出她那種既保持清醒又滿懷信心的一貫態度。她的信上說:

①信的全文發表在《人民日報》1983年3月2日。輯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64—365頁。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兩國都正面臨著動蕩的時代。這是一種迅速的一浪加一浪的沖擊。……這也許是一種鍛煉的過程。經過這樣的鍛煉,我們兩國人民將會對他們在未來文明中的使命得到更好的認識并具備嶄新的精神。”“就我而言,我對人民所固有的正義性將永不失去信心。我在各次歷史演變中一再看到人民被剝奪了生活中重要的東西。我也承認,人民受壓迫的時間是漫長的,而他們享受自由的時間卻往往是稍縱即逝。但是,我也親眼目睹這些人民如何為爭取光明、爭取政治和經濟自由而進行斗爭。他們在忍受壓迫時、在爭取勝利時所顯示出來的力量使我感到由衷的贊佩……并使我認識到,沒有一種勢力——不論是天意還是人愿——都將無法阻擋他們的興起……”

這封信是回復尼赫魯托人帶來的一封信的,來信可能已散失,但從當時的時局和她回信的語氣來看,尼赫魯在信中流露出他很需要鼓勵。

同她一貫的作風一樣,她在回信中說了這些一般的和長期的看法之后,接著就很快地轉到實際的、眼前的事情;“過去你曾為支援國際和平醫院發揮過作用。如果你能同樣關心我們的托幼事業、作家和藝術家福利基金,以至我們在上海為貧苦兒童進行識字教育的工作,我們將很感激。”

下面,她又回到大事上來;

“我期待著在下一時期我們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可能進行合作。訪問印度仍然是我的一個念念不忘的心愿。命運將如何安排,我不知道,但我將繼續期望著這樣的時間和機遇的到來。”

機遇確將到來,但這幾乎是在十年之后——那時她是新中國的副主席,而尼赫魯則已成為印度的總理。

(九)建立反對內戰和蔣介石獨裁的統一戰線

在國內,宋慶齡致力于建立反對內戰及內戰發動者蔣介石的統一戰線。為此,她不但發表言論,還進行各種政治的和個人的活動。

有意思的是,她在為爭取前瞻性的團結和反對分裂的斗爭中往往采取兩種不同的方法——有時參與國民黨的活動,有時則又加以抵制。1925—1927年,當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攜手并進時,她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活動。1927年后,蔣介石分裂統一戰線、發動內戰,她就不再過問國民黨的任何事情。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當國民黨內部有跡象顯示從內戰向團結抗日轉變時,她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這是十年來第一次。現在,國民黨又回復到在外國支持下進行內戰(這一次是在美國的贊助之下)的老路上去,她也再次恢復了抵制。1946年,蔣介石為了使他的政權及政策披上合法外衣,宣布年末召開“國民大會”并操縱“國大代表”的選舉,她既拒絕候選,也拒絕參加。

與此同時,她加強了同所有在新形勢下仍反對內戰的人的團結。她的宣言和聯系工作無疑地大大幫助了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新的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它的成員都是國民黨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間道路”的政團決定不參加蔣介石的“國大”以后,蔣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這些政團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成員主要為知識分子,在戰時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分裂內戰的趨向。但強行解散民盟的結果與蔣政府的愿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還處于“中立”狀態的知識分子也相信,如果內戰不可避免,那末中國進步的唯一希望是共產黨的勝利。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對已在進行的內戰,號召保持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蔣介石已加以破壞)。它的成立大會是在香港舉行的,因為在蔣統治的地區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員中不但有傳統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資深的軍事領袖如馮玉祥將軍和李濟深將軍。

實際上,“民革”是聚集在宋慶齡長期高舉的“進步中求團結”的旗幟之下——它也推舉了她擔任名譽主席。她對“民革”的成立大力贊助,但她從未以“民革名譽主席”的身份進行過活動。“民革”的主席是李濟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和宋慶齡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蔣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現在1933年的“福建事變”中(請參看本書第十三章),當時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曾對共產黨作出團結的姿態但為后者所拒絕——后來中共在自我批評中認為這是極左的錯誤。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為明智的政策,歡迎同李濟深及其他曾參與“福建事變”的人士建立統一戰線的關系。在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鍺將軍,1932年在上海率領十九路軍奮戰抗日,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蔣介石集團對民盟實行鎮壓,對國民黨內資深的反對派如李濟深和馮玉祥則予以開除。鎮壓也好、開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趨孤立。

(十)在“超級”通貨膨脹的壓榨下

內戰不但使國家建設不可能進行,并且使通貨膨脹直線上升,為人民帶來極大痛苦。宋慶齡對人民的艱難生活一直備極關懷,她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很緊。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說:

“今天黑市上1美元換750萬元法幣(國民黨的貨幣)……價錢天天在漲,像我們這樣手上沒有黃金的人,生活非常艱難。一只雞要300萬元,所以我們餐桌上是見不著的……絕大多數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來是便宜東西,現在也要8萬元1磅……米1擔(110磅)3,000萬元,像我這樣的家庭只夠吃1個月。我們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魯信的復印件承本書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爾·查拉瓦爾德自新德里惠寄。

據一位中國史學家記載,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價已比戰前上漲了300萬倍,做買賣時鈔票要用籮筐來裝。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內戰開始一年以后,美國駐華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在上海發生了搶米風潮,因為米價已上漲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報告中不再用數字,只是說通貨膨脹以“天文數字上升”,政府印鈔廠連印鈔票都來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312頁。

就在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宣布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兌換率是金圓券1元換法幣300萬元,美元1元換金圓券4元。同時宣布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銀、外幣,由政府按官價強制收光。金圓券原定發行限額為20億元,但到10月1日發行額已超過100億元,以后更如決堤洪水泛濫起來,物價隨之飛漲。與美元的比價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達到了金圓券1,000萬元換1美元①。歷史上很少見到這樣大規模的掠奪。

①司徒雷登致國務卿,1947年5月29日及1948年8月10日。見《被遺忘了的大使》(英文),第110、262頁

西爾維亞·坎貝爾后續的家信①中談到了通貨膨脹的情況和影響。她寫道,“上一星期物價漲了一倍”、“大多數工人……都罷工了”,但政府“坐視不管,因為有錢人正靠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發大財。”

①同注30。

與此同時,那些真正有錢有勢的人不但受不到通貨膨脹的損失,還從中漁利,依然過著講排嘗擺闊氣的奢華生活。坎貝爾信中談到她參加的一次婚禮和一次游園會:“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多的鉆石和翡翠耳環!如果我們的團體(指中國福利基金會)有我在那里看到的5副鉆石耳環,就足夠我們辦幾個醫院幾年的費用了。”

“看到綿延好幾英畝的景色宜人的草地,還有那些擺滿‘尊尼’名牌陳年蘇格蘭威士忌酒的餐桌,真是大開眼界1

(十一)在上海為婦女、兒童、貧苦知識分子和未來而工作

內戰全面爆發以后,運送醫藥供應品去解放區的工作實際上已無法繼續進行(除非通過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上海本市——為擠住在貧民窟里的窮人工作。有些項目是為那里的婦孺提供醫療保健,另外一些項目則為年紀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頭流浪的兒童提供識字教育和有意義的文娛活動,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輸入他們的小小心靈。還向進步的作家和藝術家提供援助,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還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們提供食品、衣服和藥品外,在可能條件下還為他們安排工作,包括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兒童劇團——中國第一個兒童劇團——寫作和演出兒童劇。

為婦女和兒童舉辦的項目,宋慶齡都積極參與并經常到現場去訪問。這些項目都辦得節約、有效。它們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屬板搭蓋成的活動房屋里進行的,這些活動房屋原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軍設計制作的,后來作為剩余物資處理或贈給“聯總”等救濟團體。

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很少,但都有著為人民眼務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產黨人——當然這個身份是不能公開的,否則便會送命。許多人是志愿前來幫助工作的。多年后,宋慶齡總結這段時間在上海的工作:

“中國福利基金會也在上海為勞動人民及其子女開展了一些別的文化福利活動。它向國民黨的剝削、腐敗造成的饑餓、疾病和愚昧進行斗爭。辦起了婦幼保健室,為那些無力上學的兒童舉辦識字班,培訓小學生當他們的‘小先生’。還辦了個兒童劇團,在那里孩子們既是演員又當學員。設置了一個專門基金,來幫助被國民黨反動派迫害的進步的貧病作家、藝術家,使他們能從事創作而免除挨餓,從而也就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和文化專制。

“這些活動絕非‘慈善事業’,它們表現出解放區倡導的那種互助精神,這種精神灌注在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卻適應了當時上海黑暗反動統治的環境。在這些事業中工作的人員,有忠誠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隊’成員,他們從小就學著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

“就是這樣,中國福利基金會和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采用各種方法為人民的勝利、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力量,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4月13日、5月14日、7月16日。

關于兒童劇團以及宋慶齡對它的關切,任德耀的回憶提供了很能說明問題的側面材料。任長期擔任這個劇團的團長并經常為它寫劇本和擔任導演。他說:

“1947年3月,宋慶齡覺得為上海的貧苦兒童光提供醫療和營養方面的服務是不夠的。這些孩子愚昧無知并受反動的社會環境的蒙蔽,很需要精神食糧。所以她建議創辦一個兒童劇團,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蘇聯看到過并得到深刻印象的兒童劇團那樣。她找黃佐臨幫助(黃是中國著名的戲劇革新家,以演出英國肖伯納和德國布萊希特的劇作為世人矚目),黃把我推薦給宋——我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第一個演出的戲是根據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所作同名童話改編的《表》,是關于蘇聯建國初期街頭流浪兒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個蘇聯戲并且是一個由魯迅翻譯作品改編的戲,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國民黨的一次挑戰。張石流任導演,我任舞臺設計。我們不得不仰仗捐助來應付一切開支,使貧民區孩子們可以免費看戲——這是宋慶齡一直堅持的。

“為了挑選演員,我們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戲劇實驗學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學校里找,后來在中福會自己辦的兒童福利站里找。這不容易。在舊社會,演戲被認為是下等的職業,所以許多父母不同意讓孩子演戲。

“我們還表演解放區的秧歌劇如《兄妹開荒》,還有對壓迫者的諷刺劇。國民黨向宋慶齡直接表示不滿,她就勸我們為了保證安全,停止公開演出。但我們繼續關起門來排練。

“宋慶齡常來看我們的演出,有時還來看彩排。實際上,她對什么事情都非常仔細地檢查,甚至于會把孩子們的衣領翻下來,看看他們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干凈了。

“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劇團的孩子們帶頭歡迎解放軍,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們是最早演出秧歌并且一直在偷偷排練的。他們揮舞著的旗幟、高舉著的標語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難于發現的地方制作的。”①

①宋慶齡著《為人民服務四十年》(1978年6月),載《中國福利會四十年》,輯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174—183頁。

這是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話說,“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像是一個就在上海市內的‘小解放區’”。

兒童劇團得到許多中外熱心人士的幫助,其中有中國福利基金會總干事美國人杰拉爾德·譚寧邦,他本來是演員。

關于中福會在市區的工作,西爾維亞·坎貝爾(鮑威爾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飽含激情地說:

“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我們在這里做的工作。很難描述我們辦的這些家庭識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費醫療的隊伍、難民營。我們的群眾性識字班已經吸收了2,500名兒童,成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學。我們在1948年為43,000人提供了免費醫療。

“……我們正在舉辦‘三毛樂園會’。三毛是一個可愛的、中國漫畫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經歷了中國窮苦孩子所要經歷的一切苦難。他現已成了一個‘小先生’,而且我們正在用他進行一次籌款活動……”(1948年4月4日宋慶齡親自主持畫家張樂平的“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取得很好成績,會后她還專函向張表示鼓勵和感謝。)

以后,人們還將看到,所有這些本地的項目在解放后都仍然繼續下去,由公家撥給經費并且大大擴充了。在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的事業后來發展成中國最大的“少年宮”、規模很大的“婦幼保健院”和全國著名的“兒童藝術劇院”、中國第一座“兒童藝術劇潮。在這些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識字的孩子們中間,不少人成長為工程師、大學教育家、政府高級干部和人民解放軍軍官。

中國福利基金會援助知識分子的款項,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舉辦中秋游園會,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國外友人支援的(如當時在紐約的史沫特萊籌集了2,500美元)。用這些款項購備寒衣、營養品(如奶粉、為眾多結核病患者所需的魚肝油等)、藥品,按需要送給作家、藝術家和學術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們自己組織的團體經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負責的香港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葉圣陶、梅林等負責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杜國庫、侯外廬等負責的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還有中國木刻協會,中外文藝聯絡社等。

在“以工代賑”方面,蘇聯的塔斯通訊社給了及時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進行一些文化交流項目,上海分社負責人弗拉基米爾·羅果夫和米哈伊·亞沙明免費向中國作家或翻譯家提供外文原版書,由他們從俄文或英文譯成中文后付給稿費,又從海參崴運紙來印刷出版中文版(當時上海紙張缺乏)。中國福利基金會設翻譯委員會來進行這一工作。

音樂劇《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產物,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創作這部以中國古代傳說中悲劇性人物為題材的音樂作品的是一個外國人,它的風格是中國式的而演奏的則是有各國人參加的上海市交響樂團。它的作曲兼導演阿龍·阿甫夏洛穆夫①出生在西伯利亞,從小喜歡那里的華工們從家鄉帶去的樂曲和戲劇。他在瑞士上了音樂學院,后來命運把他帶到了中國。至今,音樂界還懷念這位中國現代音樂的開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績是呼吁中國作曲家們在學習了歐洲樂器和配器之后不要使他們的作品“西方化”(當時的時尚),而是要用他們學到的這些東西來表達和發展中國自己的音樂傳統。他的《孟姜女》就是他身體力行自己的主張的結果。1946年3月末,這部音樂劇(編劇姜椿芳)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蘭心大戲院義演兩場,宋慶齡親自到場主持,并為全體演出人員頒發紀念章。義演收入達8,000美元。

①任德耀與本書作者的談話,1985年2月。

在戰后的上海,這也是宋美齡所聽的一部音樂作品,并獲得很深印象。她提出愿意幫助這部作品去美國巡回演出。但這件事牽涉到一個政治問題。她堅持在贊助者名單中除掉原有的由左翼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后來的爭議和談判被形容為是一嘲小型的國共談判”,并且同樣的毫無結果。

在同一期間,據說阿前夏洛穆夫為《義勇軍進行曲》完成首次管弦樂配器。這首聶耳創作的激動人心的抗日戰歌今天已成了人民共和國國歌。這真是在那個復雜的時代中發生的一個復雜的故事。

任德耀懷著深情談到宋慶齡“對知識分子的真正尊重,以及知識分子對她的尊敬。”

“每次她請他們來開會總是慎重其事并在請柬上親自簽名(她認為打字或油印的通知不夠尊重對方)。這樣一些尊重的表示常使處境艱難和貧困的文化人感動至于淚下。像白楊和趙丹等影星不怕得罪國民黨大官,常回避他們的邀請,但從不拒絕她的邀請。有時她沒有邀請的人也來了,使屋里變得很擁擠。

“對那些經常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知識分子,她指示辦事人員為他們提供新的衣服,因為——她說——在上海擠電車和公共汽車,他們自己的衣服很快就會破的。她知道我有一個小女兒,就送她一條橡膠防水褲衩作禮物。

“她總是先想到別人。這是她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我們永遠不應拋掉。當時,我們愛中國福利基金會,因為我們感覺到它愛我們。”①

①阿龍·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親。雅各布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青年交響樂團的杰出指揮和領導人,他還是一位作曲家,有時創作中國風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應邀來華參加并指揮紀念他父親的音樂會,演出他父親的作品。

(十二)面對讕言

每當宋慶齡公開表示堅決的立場,她的敵人總會像過去做過的那樣,互相呼應地對她進行人身攻擊。

1946年11月,西爾維亞·坎貝爾從上海寫回美國的家信中說,“在這里,也在美國,肯定在進行一場把她抹黑的運動。”

1947年底,對她的人身攻擊加強了,因為國民黨看到它所預期的內戰的勝利正在變得渺茫起來,又因為——如西爾維亞所說——“我們都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正在美國進行著一場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聯社發自上海的一則電訊說:

“孫逸仙夫人……發表了一項正式聲明,否認華盛頓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所傳她同前美軍上尉杰拉爾德‘譚寧邦的風流韻事……譚是孫夫人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總干事。

“孫夫人的聲明說,‘德魯·皮爾遜關于我的說法是一種惡意誹謗,毫無事實根據。它的荒謬同它的惡意可以等量齊觀。我相信,皮爾遜先生將會有足夠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開地撤銷這一不實之辭。’”

在以后一些日子里,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說,“這一陣狂潮仍在繼續……它不會馬上過去,因為她(宋慶齡)有那么多政治上的敵人。”西爾維亞認為,這個謠言是國民黨制造出來,專門向國外散播的,想把宋慶齡抹黑,又可破壞中國福利基金會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籌款活動。

(十三)在人民的事業即將獲勝的時刻

但是,就宋慶齡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氣候不是由國民黨或美國報刊所造成,而是決定于這樣一個明白的事實,即中國革命正在走向勝利,越來越多的人想轉到勝利者的一邊來。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能夠這樣說:

“中國福利基金會終于成了社會的尖子……每一個人都希望被看成‘開明分子’……當你正在贏得勝利的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5、6月份,基金會“仍處于社會名望的頂端”。在6月份舉辦的為兒童募捐的義賣會得到上海各國領事的贊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婦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來參加,甚至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也要光臨。”(布立特是前美國駐蘇、法大使,后來變得狂熱地親國民黨。斯佩爾曼紅衣主教是美國天主教領導人之一、反共主義先鋒。兩人當時均在上海訪問。)

在11月份,西爾維亞在家信中描寫了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去看望宋慶齡或向她送花贈禮的中外名人,勢如潮涌——他們都覺得這是政治上一種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夫人,她對宋慶齡說,歸根到底,“每一代都會有這一代的革命”,宋聽了“差點樂得噎妝。西爾維亞還寫道,宋慶齡“以最親切的態度”對那些來送禮的國民黨官員們說,“你們記住了孫先生的生日,為什么不記住他的遺教?”①

①同注36。

1947年底,美國和國民黨的高層人物曾經想從宋慶齡那里摸清中共要什么條件才會停止日趨凌厲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位“傳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體的人物、宋慶齡父親宋耀如在教會中的一位老相識。20年前,他曾為國民黨試探流亡在柏林的宋慶齡(見第十章)。現在,他擔負著類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他要求宋慶齡親自陪同他參觀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各種設施。宋慶齡表示難以應命,因為她的妹妹蔣夫人已先邀請她去杭州西湖旅游——這是事實,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托所信任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同事、曾任女青年會干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參觀并向余說明了情況。

后來發現,蔣夫人的邀請同司徒雷登的請求有同樣的目的。在杭州,她問宋慶齡,共產黨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慶齡回答說,她不是共產黨員,不了解。很快她就買了火車票回上海,把情況告訴了廖夢醒——她同中共之間的聯絡員。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11月14日。

國民黨企圖利用她來摸清越來越占上風的中共的底細,并且——如果可能的話——軟化中共的立場,這種努力并未終止。在宋慶齡這一方面,她拒絕介入應由兩黨當面商談解決的事務。

最后,作為絕望的掙扎,國民黨試圖起用她擔任它那個朝不保夕的政府的名義上的首腦。1949年初,國民黨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謠言,說她已收到這一請求并可能接受。謠言一直傳進了美國國務院,說是遠在尼加拉瓜馬那瓜的一個中國外交官透露的消息。①宋慶齡一舉粉碎了這些試探氣球。1949年1月11日,上海英商《字林西報》(英文)刊載了宋慶齡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發表的聲明(1949年1月10日):

①余志英的回憶、80年代后期錄音。她當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關于司徒雷登的事情是她自己的記憶。關于宋美齡的事情是當時廖夢醒告訴她的。

“孫中山夫人今天宣布:關于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擔任職責的一些傳說,是毫無根據的。孫夫人進一步聲明,她正在以全部時間和精力致力于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她是這個中國福利機構的創始人和主席。”①

①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14日收到駐馬那瓜大使館航郵,引用“中國駐馬那瓜總領事殷尚德(譯音)”的話。

這個聲明發表之后4天,人民解放軍就把國民黨還出了北方最大城市、北京的海上門戶天津。

同一星期,中國福利基金會拒絕了向美國經濟合作署申請補助的建議。過去,中福會在救濟款物的分配中總是受到美國和國民黨的歧視,現在卻有人告訴它,如果它提出申請,一定會被批準。中福會拒絕這個建議是有原因的。美國經濟合作署署長保羅·G,霍夫曼當時揚言,如果中共領導的軍隊前進到長江為止,把半個中國留給國民黨,使中國像朝鮮和越南那樣南北分治,那未中共可以指望美國給予十分慷慨的援助,以用于重建。

中國福利基金會同中國的解放區一樣,愿意接受援助,但不能吞下釣餌。西爾維亞給父母的信上寫道,“我們決定暫時不同他們打交道。孫夫人極易受到傷害,他們很可能想利用她為他們那些第五縱隊性質的計劃充當櫥窗,那些計劃是企圖破壞新中國政權的。”①

①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97頁。

至于美國那些主要的救濟團體——美國政府和大公司都插手這些團體——隨著中國革命接近勝利,它們都參與了“冷戰”。對華救濟團體的總部“對華服務聯合會”(它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丟掉了一切所謂“不偏不倚的慈善事業”的虛偽面貌。它的主席保羅·麥克納特引用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一段話來概括這個聯合會的真正動機。這段話摘自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美中關系白皮書之前,艾奇遜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它承認對中國的一種干涉方式宣告失敗,提出另一種方式:

“我們仍舊相信,中國的局面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樣殘酷地處于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進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1948年10月14日家書。

照這樣的看法,中國人民所說的解放是“悲劇性的”,中國終于贏得的獨立是“外國的羈絆”,每件事、每個人可以用來推翻這些勝利的,無論在當時或以后都應加以鼓勵。

在另一個呼吁書中,話說得更為露骨。這份呼吁書也取了一個更有軍事味道的題目:《其他防御》。它說:

“我們相信,中國為美國提供了基督精神和保衛自由企業制度的一處戰略性邊疆……掌握這個機會將是對美國和基督精神的敵人的一個有效打擊。”①

①麥克納特致美國捐助者的一個通告,1949年9月6日發出。所引艾奇跡致杜魯門信的中文譯文據《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1840—1949)資料選輯》下卷第二分冊,第511頁。

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因此不僅不為美國經濟合作署所提的補助建議所惑,還決定不再同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來往。這又迫使中福會——雖事屬不得已但態度堅決——同美國援華會斷絕關系,美國援華會是一個長期支持中福會的團體,但它仍想從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領取經費。不久,美國援華會中一些不同意這一立場的理事另組一個新的援華團體“中國福利呼吁會”,把對華救濟、對正在出現的新中國表示友好這兩件事情聯系起來。它的主席是耿麗淑,積極參與其事的許多人中有當時在紐約工作的本書作者。

宋慶齡對美國的重要支持者分別發去由她親自簽名的信件,說明同美國援華會斷絕關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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