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戰歲月(下):重慶,1941—1945年

(一)擺脫國民黨官場,發出自己的聲音

重慶的環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慶齡經過了幾乎一年的準備才得以恢復她的工作。她必須使自己擺脫國民黨的官場,鮮明地公開宣布自己的原則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這些事情在蔣介石的戰時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來到了這個自己連個住處都沒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暫住在姐姐靄齡、姐夫孔祥熙(蔣的財政部長)家里。他們和政府當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這個鍍金的、嚴實的“籠子”,因為在這個“籠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見她要見的朋友。為了保持內心的和行動上的獨立,她每天都要費很多心。一個外國人①曾在孔家見到過她,敘述了這樣一幕:

①同上書,第108頁。

“這是一次家庭聚會,我想是在圣誕節。蔣介石到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來。她怎么辦?蔣是國家的顯赫領袖呀!宋慶齡從椅子上抬起半個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這是一種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別處找到房子之后,有時也仍接受靄齡的邀請,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但總是用一種靜悄悄的辦法同他們保持距離。

那位外國人說:

“孔氏夫婦愛打橋牌。她不上他們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單獨同史迪威將軍①玩‘金羅美’(一種牌戲)。史迪威當時新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較一致。”

①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美國人1986年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她的新居(兩路口新村三號)位于政府要人居住區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給她安排的。在那里,她雖仍受到監視,但總算多了一點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個人隱私的條件。她同姊妹們一起在官方主辦的活動中露面的次數減少了。較重要的有兩次,一是1942年國際婦女節的集會,一是中美文化協會舉辦的游園會,為美國志愿航空隊飛行員授獎。由克萊爾·李·陳納德上校率領的這支航空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脫下民間的外衣,正在改編成美軍第十四航空隊。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活動空間。1942年7月,她在重慶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在一篇為紐約《亞細亞》雜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斗爭》①中,她使人們清楚地看到,她雖然居住在國民黨權力中心的重慶,但決不是一個被供養起來而被封住嘴巴的“難民”。

①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1883—1946),1904年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到中國工作,曾任駐華大使館武官。1942年任中印緬戰區美軍中將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他主張積極對日作戰,對于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素質甚為贊佩,后曾

這篇文章涉及的范圍不限于題目所示。她像過去斥責國內反動勢力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地直言不諱,重申她對中國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氣概寫道,在當前這場戰爭中,中國婦女已經證明她們無愧于歷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遙遠的古代以來,盡管婦女的傳統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絕的婦女,她們的修養、見識、行政才干、甚至作戰的勇敢,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記錄。”到了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和民族革命運動的興起使中國婦女有了新的、更廣闊的遠景。許多婦女……依靠工資獨立生活。”首先進入社會和公共事務領域的婦女來自中上階層,她們擔任醫生、公共衛生工作者和教師:“在政治領域內,許多婦女成為革命政黨中殺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導革命運動并擔任最艱難危險的工作。作為例子,她舉了1907年壯烈犧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戰友何香凝,“現在仍舊是我們最進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權實際仍舊掌握在舊人手中”。“當兩位國民黨女領袖……在民國首次成立的國會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議案時,反動派所操縱的多數輕而易舉地把這提案否決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興建了許多工廠,勞工運動也興起了。“爭取中國民主這個自覺的政治斗爭,不僅包括了中產階級并且擴大到工人和農民階級里面去了。中國不僅看到了個別婦女的卓越表現,而且開始看到婦女們在……群眾斗爭中英勇活動。”

她帶著深厚的感情,回憶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農村婦女和女學生和軍隊并肩作戰的情況。“在這斗爭過程中,許多從農村和工廠里來的婦女,脫離了半奴隸的地位……成長為十足的人和領導者了。封建反動頭子所以痛恨那時候的‘短發女子’并且大批屠殺她們,使城市的溝渠被她們的血染紅,不是沒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揮機構中也有婦女的代表參加。她舉出了何香凝、鄧穎超和蔡暢。(她從不提自己,這次也不例外。)她特別說明,鄧和蔡“是共產黨的主要干部(共產黨對當時的運動是有莫大貢獻的)。”如同上面提到國民黨的恐怖一樣,這些話對重慶那些當權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貫所作的那樣,她把婦女解放擺在為民族獨立和民主而斗爭的全局之中。“當一個國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時,這個國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國家。”所以中國婦女“不是在內容貧乏的‘女權主義’的旗幟下,而是作為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進行斗爭的。”

她接著詳細地敘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賣之后,婦女解放運動也同時被叛賣了:

“被右派所奪取和死也不放的國民黨,裁去了曾對它的勝利大有貢獻的婦女部。有些婦女仍然能在名義上繼續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但這不是由于她們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們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黨的領導地位的緣故。她們并沒有向這種新的趨勢低頭,她們流亡到國外去,宣布她們反對這種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們拒絕使自己只成為擺擺樣子的。已故領導人的遺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婦女卻和現狀妥協,并且勸那些處境較劣的姊妹們放棄爭取廣闊生活的斗爭。這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內戰進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卻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國很大部分領土和我國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這些話讓國民黨內那些高貴的夫人們(包括她的姊妹)聽了也是不會舒服的。

宋慶齡接著強調指出,席卷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及后來抗日戰爭的爆發,為中國婦女帶來新的希望。

在戰前的救國運動中,女學生和男學生一起“參加了抗議示威游行……實行絕食,冒著警察的毆打、監禁和槍斃的危險而大聲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學生趕到街頭,準備用他們的肉體來阻止日本人在中國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陰謀。……中國婦女會永遠記住,當游行隊伍被阻于上了鎖的城門之前的時候,有一位參加游行的女學生①將她瘦小的身子從門底的縫隙鉆了過去,不顧守兵們揮舞著的大刀,向他們解釋示威游行的意義,并要求這些守兵打開城門,放學生通過。”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25—137頁。

在上海,新成立的婦女救國聯合會舉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她們所呼的口號之一是:“婦女們只有參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1這個新的團體還成立了職業婦女、教師、學生、工人、家庭婦女等許多分會,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婦女組織(包括基督教女青年會)建立了聯系。

對于1936年上海和青島日商紗廠中女工的罷工斗爭,宋慶齡特別表示敬佩:

“她們的勇氣甚至于比學生們還要大,因為她們所遭遇到的不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餓。這些工資少得可憐的女工們,身上穿著縫補過的衣服,頭發上沾滿棉絮、從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時,許多人已經得了致命的肺勃—她們將永遠成為我們民族覺悟歷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們的斗爭啟動了其他社會階層。為了支持他們,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位領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師史良①——被捕入獄,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險(即“七君子案”)。這一事件進一步掀起了全國的抗議浪潮,宋慶齡站在最前列。

①這個女學生就是陸璀,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以后她歷任全國學聯宣傳部部長、全國婦聯國際工作部部長、對外友協副會長,多出席重要國際會議,并曾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執行委員和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美友好協會副會長。

抗戰來臨——中國婦女很好地迎接了這一偉大的考驗。有的看護傷員;許多人不顧艱難險阻,偷越敵占區的封鎖線去大后方或中共領導的游擊區。留在敵占區的人,有的參加了愛國地下活動。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殺、奸淫,暴露出民族敵人“不僅向中國男子作戰,也向中國婦女作戰,并且對手無寸鐵的婦女特別兇暴。”為了回答這種暴行,在一些城市組織了婦女戰斗隊。

1938年頭九個月,“標志了中國民主團結抗戰的高潮……也標志了婦女運動的高潮。”在國共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成立了“婦女指導委員會”,其中包括“許多內戰時期被迫轉入地下、遭到通緝的極能干的婦女,像鄧穎超就是一個。”以開展文化宣傳工作為主的婦女戰地服務隊中,有一支隨軍轉戰皖贛湘鄂①,還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領,隨八路軍活動。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師,主持正義、保障民權、營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國運動和民主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為第一任司法部長。1979年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

宋慶齡直率指出,在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才產生了承繼1925—1927年的偉大傳統的真正的婦女運動。在這些地區,被組織起來的婦女人數不是以千計而是以十萬計的,同時她們不僅從事救濟工作而且全面參加作戰,全面參加政治和經濟的工作。”這些地區曾經是“中國一些最落后的地區”,“婦女仍舊纏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壓迫與痛苦的丈夫們對自己的妻子采取了無限專橫的態度,來補償自己在生活上的絕望。出賣或溺殺女嬰幾乎成為理所當然的事。當地的婦女一見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員——這些奇怪而可怕地邁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嚇得躲進門去。”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地方,經過耐心的革命的群眾工作;

“現在,邊區的婦女……不僅比得上男子而且時常超過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婦女們參加了各種行政的工作。她們是男女村民投票選舉出來的。婦女擔任縣長、鎮長和村長是很平常的事。單在陜北,就有二千名婦女被選舉擔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種職務。……

“到過這些區域的人,都會談起那里的婦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們如何在戰爭中擺脫了過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種嶄新的地位。對于中國其他地區的婦女來說,這種地位只有在將來才會達到。”

各地的中國工業合作社(“工合”)對于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通過“工合”,來自武漢的紡織女工教會了兩萬名軍屬、難民和農婦生產毛線。“工合”的婦女組織者們顯示出她們是能干的,在戰爭緊急情況下是英勇的。

但從全國來看,同令人振奮的1937—1938年抗戰初期相比,出現了危險的陰云。

“……我們統一戰線的情況已經大大地惡化了。……那些在抗戰開始以后消聲斂跡的反動分子,現在又能夠抬起頭來,大事活動來取消人民在四年戰爭中所贏得的民主果實。這種過程再一次地證明了婦女的地位是與進步和落后勢力的消長有極密切的關系的。……例如,郵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婦女。女青年會的農村教育計劃也停止了。……指導委員會本身……引起了特務……的注意。”

對于居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一份它為召開婦女工作領袖會議而發出的正式文告。這份文告勸告婦女們加強組織、提高個人技術、加入國民黨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誡她們“如果每一個婦女,都力圖參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慶齡尖銳地指出,這是“一方面要求婦女有同樣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卻不給她們以平等的權利。不消說,這種觀點既違背了孫中山的主張……也違背了中國所艱苦贏得的整個進步趨向。”

盡管如此,她響亮地宣布:“我國婦女們的覺醒僅僅是在開始。”

“我國婦女的斗爭史不允許我們相信,她們將來會有一天聽任民族敵人或者國內的社會反動勢力奴役她們。只有擴大民主,包括婦女權利在內,才能取得抗戰的真正勝利。……婦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戰爭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還深。當打退了侵略而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婦女將與各國婦女站在一起……使將來的一切都向前發展。”

1942年6月22日是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一周年。宋慶齡出席中蘇文化協會(國民黨所屬半官方機構)舉行的紀念會,一同出席的有共產黨人和左翼文化人鄧穎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講話中強調指出,蘇聯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在于全民團結一致。這顯然是為了反襯出中國國內團結的被削弱,間接地對國民黨分裂抗日統一戰線加以批評,而對左派要求加強統一戰線則加以贊許。

在她留居重慶的幾年里,遇到蘇聯的一些紀念日和慶祝活動,她總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對蘇聯及其反法西斯戰爭的支持是一貫的、堅定的,體現了她對孫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聯俄”一項的堅決繼承。她很高興地知道那邊的朋友們在盡他們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寫道,“萊培”現在“是個大人物了,統率著一支大部隊……”。①但她沒有忘記那些在30年代后期被清洗的人——他們已經不再能參與戰斗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說,現任蘇聯駐華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樣討人喜歡……看來我們認識的那個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維希②和倫敦的那個(博戈莫洛夫)盡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卻不是同一個人。”③

①這支婦女服務隊的全稱是“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團長是胡蘭畦,關于她的情況在前面的幾章中均曾述及。本書作者曾在抗日前線見到過她。

②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陷法國首都巴黎,以貝當元帥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投降,使將此賣國政府遷至法國中南部城市維希(故又稱維希政府)。——譯者

③同下注。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兩國正式宣布取消在華特權發表聲明。這些特權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權(各該國國民在華不受中國法律管轄),英國還有在若干中國城市設立租界之權。宋慶齡分享了人民的喜悅,但告誡大家,正式宣布撤銷這些對中國的不公正待遇只是開始。第一,這還不意味著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已獲得平等。“要使經濟與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談判所得為功,必須國人從多方面奮發猛晉,始得實現。”第二,英、美雖宣布取消特權,但它們過去享受這些特權的地方“尚淪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將敵人驅逐出國境,則不惟特權無法收回,而淪陷區同胞呻吟于敵偽雙重壓迫之下,仍將不獲享受此等新約所子我們平等解放的保證。”第三,“總理遺囑,所期待于國人者兩事:其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其二是召開國民會議。余深信在抗戰建國過程之中,國際關系已趨平等之后,國民精神必日見其發皂,民主精神因抗戰建國而必日見其發揚。”①

①宋慶齡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夫人函。“萊培”是對博戈莫洛夫任蘇駐華大使時的使館武官利帕寧將軍的昵稱。

象通常那樣,她一再引證孫中山的遺教。但國民黨對孫中山一向是只在口頭上、而從不在行動上尊重,所以宋慶齡的聲明國民黨的報紙都不予發表,只在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上刊載。

(二)恢復保衛中國同盟

在這段時間里,1942年8月,她在重慶恢復了保衛中國同盟,開始時只有兩個人幫助她工作。一個是廖夢醒,香港時期的親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領香港后,她和母親何香凝、葉挺夫人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援救脫險,進入內地。經周恩來指派,她現在又在重慶幫助宋慶齡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來在這戰時首都進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員后來慢慢地都來到了——有人經歷了極大艱險。如邱茉莉和本書作者是從一個外僑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兩人后來結為夫婦),但有人卻不那么幸運,如名譽秘書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貝特蘭參加了香港的保衛戰,被關進了在日本的戰俘營。名譽司庫諾曼·弗朗士在參加香港城防志愿隊作戰時犧牲了。保盟在香港時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組織力量使數以百計的進步愛國人士從日本占領下脫險,但他自己在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后卻被逮捕,關在以殘酷著稱的國民黨上饒集中營,直到抗戰勝利后始獲釋。保盟其他成員和同事,包括金仲華、柳無垢和許乃波等先后進入國統區或解放區,但不久都到了重慶。奧地利的魏璐詩過去在上海時認識宋慶齡,也幫助過她工作,這時到內地來教書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個新成員。此外還有約翰·伯特·福斯特(關于他下面還要提到)。①

①原載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1月29日。轉引自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135頁。

經過宋慶齡堅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軍駐渝代表周恩來的積極支持,保盟不但恢復了,并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發展。

重慶的環境比香港困難多了。國民黨的種種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個正規的辦公場所,也沒有地方來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慶齡寓所的起居室里開會和工作。對捐贈者的報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機打出若干份來,或者把稿于設法送到國外去,請友好團體代櫻有一個題為《在游擊戰中的中國》的年度工作總報告就是1943年由紐約的援華委員會印行的。宋慶齡為這個報告寫了一個引言《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國的形勢并再次闡述保盟的任務。

①《在游擊戰中的中國》(1943年在美國印行的保盟工作總報告)所列在重慶常駐的委員會名單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為序):瓊·斯塔厄福思·貝克爾,蘇西·陳(陳翰笙夫人顧淑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本書作者),邱茉莉(本書作者妻子,已故),約翰·福斯特,許乃波,廖夢醒,王安娜。(瓊·貝克爾是曾在西班牙“國際旅”服務的德國醫生羅爾夫·貝克爾的英籍妻子。)

關于世界形勢的變化,她寫道:

“這是我第三次向你們講話了。……第一次講話是五年前。……當時我請求你們幫助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對黑暗的偉大斗爭發展為公開戰爭的戰場之一。’我說過那是‘由于中國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樣,拒絕投降,因此連慕尼黑協定也沒有能夠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沒世界。’

“那時你們和我都不能預料到,由于許多國家目光短淺到令人難信的地步,光榮地戰斗著的、堅守著那些國家的門戶的西班牙人民竟會遭到失敗。……沒能預見,反軸心國家直到極遲的時候(但還不太遲)才聯合起來,付出了數百萬生命的代價,最后才扭轉了大局。”

至于中國內部的情況,她寫道:

“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和人民的武裝部隊仍然擔當著遠東反法西斯戰爭的前衛,中國人民的武裝部隊進行斗爭、實行民主,把許多孤立的游擊據點擴大為敵后強大的抗日根據地。……

“我們的優秀戰士……雖然作戰時間較久,但他們并不借此就要求絲毫減少作為一個同盟國家應負的責任。……對于國內有些人們,認為現在可以讓別人去爭取勝利的意見,他們也給了極其嚴厲的駁斥。……”

保衛中國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為了這些人民的軍隊:

“……他們雖然牽制了并且仍在牽制著日本在中國的幾乎一半兵力,但是他們已經有三年沒有得到過任何武器和金錢的援助,以及與我們的工作特別有關的醫藥援助。……國內政治的封鎖使他們沒有醫生、外科器械和藥品;甚至由國外友人送來的,他們也得不到。我們并不要求給他們優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鎖,并吁請大家不要對封鎖默許。這種封鎖在中國劃出了一條無形的界線,一邊是每一個抗日受傷的戰士都可以有資格受到治療,一邊卻不然。

“……當世界還沒有完全加入這偉大斗爭的時候,保衛中國同盟反對‘中立’的救濟觀念,主張首先把援助送給反侵略的戰士們,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用斗爭來擋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獲得勝利之后就會造成那樣深重的苦難,即使全世界的救濟力量也無濟于事了。……

“中國沒有團結,整個反法西斯陣營沒有團結,就不能獲得勝利。沒有民主,就不能有團結。沒有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有民主,而這種積極性是建筑在對于大家所面臨的問題的了解這一基礎之上的。

“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塊募集到的錢、每一個為這個目的而發出的呼聲,都不僅是減除痛苦,而且是打擊那些制造這種痛苦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不予摧毀,它們就必然要帶來新的災難。這是最真實的人道主義。”

像過去一樣,宋慶齡以她個人的獨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內部及其周圍、在中國內部及國外,建立統一戰線。在香港的時候,特別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變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開始邀請一些有影響的人士擔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國國內:孫科、何香凝、馮玉祥(以上三人同宋慶齡本人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茅盾(自魯迅去世后公認為中國首位現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贊助人)。

在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未來的印度總理,多年來一直同宋慶齡通信)。

在德國:托瑪斯·曼(國際知名的小說家,自希特勒上臺后住在美國)。

在美國:贊助的人為數很多,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記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諾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領袖保羅·羅伯遜外,又陸續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寫作有關中國的小說著名的賽珍珠、劇作家克萊爾·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國出生的美國報業巨子、《時代》、《生活》雜志主編兼發行人亨利·盧斯,他們后來支持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后進行反共內戰,但當時還是贊成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的。)

專門支持宋慶齡的工作的美國團體“援華委員會”和“INDUSCO”(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分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安娜·羅斯福和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

這樣大的陣勢使國民黨對保盟實行鎮壓或者即使是公開指為“赤化”都很為難,但也并不放過它,威嚇和騷擾不斷。在重慶時同宋慶齡在一起工作的人所處的環境,用當時在場的美國觀察者的話說①,是“秘密警察監視著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實際上成了國民黨特務和武裝警衛的俘虜”。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38—141頁。

盡管如此,她在重慶仍然建立起廣泛的友好關系,以減少一些困難。其中之一是當時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的年輕夫人、直爽而傾向進步的倪斐君。她對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非常熱心,以后在新中國是紅十字會領導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國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輕的美國人約翰·伯特·福斯特,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漢一所教會大學教書,遇到了周恩來和史沫特萊。后來他去訪問過山西省內的八路軍前線指揮部,遇到了朱德總司令。他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他在美國政府的戰時新聞局(美國新聞處的前身)重慶辦事處任職,這個身份使國民黨特務不敢找他的麻煩,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結實,更不敢碰他。所以,沒有人比他更適于擔當陪伴廖夢醒去銀行提取國外匯給保盟的捐款的任務。個子矮小的廖夢醒取到現款之后,就在福斯特的保護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車上去,車里有周恩來派來的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在等候。辦事處把這些捐款分送給國際和平醫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區的其他有關事業單位。這些單位及時將收據寄送給保盟。

(三)利用戰時首都的有利條件

宋慶齡一旦在重慶開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這個戰時首都的一些有利條件,以抵消在香港時所沒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礙。其中之一就是能夠直接接觸周恩來及其他來自延安的領導人,包括東京時期的老朋友林伯渠(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和董必武(同國民黨聯系的中共主要代表之一)。他們使她了解解放區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為保持抗日統一戰線而進行的斗爭中錯綜復雜的黨派關系。

關于解放區的醫療狀況和需要,保盟通過周恩來的辦公處,現在能相當經常地收到保盟駐延安通訊員馬海德醫生的報告。馬海德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于1936年同斯諾一同到紅軍部隊中去的。

重慶又是從日本占領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來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們的行程部要先經過大片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到達延安,然后再到重慶,最后返回本國。他們長途跋涉,有時步行、有時騎馬,經過的地方名義上是日本占領區、實際上已由八路軍收復,他們的親身經歷極有說服力,特別在國民黨對中共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的情況下更有價值。他們往往要走好幾個月、路程長達幾千公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說明抗戰的范圍和效果的無可辯駁的證明。而且這些人過去從來沒有左傾的思想,所以沒有人能說他們是“赤色宣傳員”①。曾向宋慶齡和保盟談過經歷和見聞的有美國花旗銀行北平分行的前經理蓋伊·馬泰爾·赫爾,兩位法國人喬治·尤爾曼和勒內·唐永(他們立志追隨戴高樂將軍)和一位荷蘭電氣工程師卡爾·布隆基斯。

①格雷厄姆·佩克著《兩種時候》(英文),603—604頁。謝偉思著《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第107—111頁。

印度國大黨援華醫療隊是差不多五年前宋慶齡從廣州送走的。隊員巴蘇醫生在游擊區和延安服務多年后回國,途經重慶。他在戰地不只是一個抱著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而且是一個參與者。宋慶齡見到他時詳細地詢問了醫療保健情況以及這些地區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如何應付環境的。這位年輕醫生還寫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達了她對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親,她專門準備了魚給我吃,說孟加拉人是愛吃魚的,而我大概已經好多年沒有嘗到魚的滋味了。”①

①有時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說。如燕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萊爾(他們是英國人并打算到重慶的中英科學合作委員會工作)就曾被英使館告知,不要對人談起在解放區的見聞、回避中共在重慶的代表(這些代表受到監視),甚至拒絕接受宋慶齡的邀請(“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樣的限制”)。直到戰后,他們在所寫的《同中共相處兩年》(英文)一書中才公開他們的經歷。

這個醫療隊的另一位成員柯棣華大夫在繼白求恩大夫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期間積勞病逝。宋慶齡在給柯棣華在印度的家屬寫信時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像常做的那樣,把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及進步事業聯系起來:

“白求恩大夫是一個加拿大人,受本國和美國的反法西斯組織派遣,先到西班牙、后到中國,為那些在這場全人類現均已卷入的偉大斗爭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傷。

“柯棣華大夫來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為同一個進步事業服務。……

“當時,這一事業還不是普遍受歡迎的——正如現在,它仍然不是到處都受歡迎的。為之而戰的人們受到誣蔑、為人叛賣并得不到戰斗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柯棣華大夫的名字將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經受偉大考驗中得到他的醫療服務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們這些把每一個爭取自由的戰斗都看作自己的戰斗、屬于各個國家的人,將永遠懷念他……”

“未來將給予他甚至比現在還要崇高的榮譽……因為他是為未來而斗爭的。我們自己深感驕傲,因為像他這樣的人從全世界各地都來幫助我們戰斗——承認我們的戰斗就是所有人的戰斗。”①

①巴蘇日記集《延安的召喚——印度援華醫療隊記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頁。

她對印度為擺脫殖民主義而進行的斗爭一貫給以支持。戰爭中期,蔣介石曾訪問新德里。當時她給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說,“委員長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測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我敢肯定,我們能夠指望尼赫魯和他的黨領導印度人民,為爭取自由進行英勇斗爭。”①

①引自盛賢功等編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戰士》(英文),第185—187頁。宋慶齡的唁函日期為1943年2月7日,柯棣華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游擊區交通不便,所以重慶得到消息較遲。

把保盟的醫療物資運送到解放區去,要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這件事在重慶有漏洞可以利用,(雖然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漏洞),這在香港的后期是沒有條件的。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高級談判代表在國統區享受著某種類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們往返延安重慶之間可免受檢查。因此,他們每次總能帶一些體積不大、但很重要的東西如外科縫合用針、牙鉆鉆頭等,在口袋或公文包里就能帶上相當數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國民黨被迫放行了一批供應給國際和平醫院的物資。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總報告①中曾提及此事:“盡管總重量不超過一噸,這批物資確實包括了寶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相當多的磺胺藥品,這些都是通過美國紅十字會和私人捐贈者的熱誠合作而得到的……這批物資是在八路軍談判代表的護送下運輸的,所以才得到許可……但這一行動不能被認為是封鎖的永久撤銷,這樣的封鎖已持續了三年,使醫藥供應到不了游擊隊手中。”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里,一噸物資對于這支作戰最積極的中國軍隊來說,是太微不足道了。這支軍隊有成千上萬的戰士、在敵后作戰的區域內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但有這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而且以后還有——雖然為數總是有限。

(四)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工作

在重慶,一種新的國際環境也在出現。日本襲擊珍珠港后,西方國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的盟國。它們不再綏靖日本、也不再阻撓中國的作戰努力。它們還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內部團結對這一世界性的戰爭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對投降的堅決性方面,中共領導的軍隊位于最前列。

因此,當人們看清這些現實情況之后,宋慶齡在越來越多的駐渝外國官員、軍人和記者中間,贏得了更多同情。他們所能產生的影響要遠遠超過香港的外國人,因為他們是駐在中國的戰時首都,而香港只是僻處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慶,宋慶齡還能有機會向一些短期來華訪問的高級人物說明她的工作和對中國局勢的看法。這些人物中有美國羅斯福總統特使威爾基(曾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和美國副總統華萊士。

威爾基以所著《一個世界》(“One World”)一書著名,他在書中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結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滿信心。他來華訪問的時間較早,是在1942年。作為到那時為止訪問戰時中國的最顯赫的美國要人,他受到了國民黨大吹大擂的歡迎。蔣夫人宋美齡親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盡可能地把他“包攬”下來——從而使他不受任何來自國民黨對手的影響。宋慶齡對威爾基的印象不壞,但她沒有機會接近他,周恩來等人倒是同他談了話。她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在幾個場合見到他,但始終沒有辦法同他單獨談話……他的日程是別人給安排的,所以他沒有時間去見他想見的人……但CEL(指周恩來,“周”的舊音譯為Chou)會有機會在他臨走之前同他談一次……8ra(指八路軍)的林彪明天將到達,所以他可能有機會向威爾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為他剛從前線回來。”①

①保盟工作報告《在游擊戰中的中國》(1943)(英文)。

她對開明的副總統華萊士在對華關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為他是農村出身。他訪華是在1944年6月間:

“華萊士先生很快就要從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機會去訪問一下農民,看看他們怎樣耕耘、怎樣生活……還要親自看看在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誰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還是農民。”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思·格蘭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見過華萊士后,她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同華萊士先生談過了,談得很好。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誠懇的人,同將軍一樣——我想他的訪問會比威爾基有更大好處。”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這里說的“將軍”是約瑟夫·沃倫·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同宋慶齡關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業。他能干、誠實、痛恨虛偽、在軍隊中和社會上都同底層(而不是上層)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愛戴。

不幸的是,這位副總統華萊士——宋慶齡把他同這位坦誠的將軍相提并論——在這次訪問中卻被人利用了,打電報給羅斯福總統建議撤換史迪威。但這是另外一碼事。

美國駐重慶的高級官員中,對宋慶齡的工作最同情、幫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長期駐華、到過中國許多地方,又會說中國話。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國人民和中國的普通士兵,對軍政上層人物的貪污腐化則深惡痛極。早在1936年,當時任駐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從斯諾那里聽到了關于中國紅軍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認為在同日本作戰(他覺得這是必然的)時它將發揮不僅對中國、也對美國極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駐在武漢時,中共領導的軍隊在敵后取得的勝利證實了他的估計;他幫助史沫特萊(他逐漸喜歡和尊敬她)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征集醫藥供應。

迫切希望盡快贏得戰爭并贊賞中共領導的軍隊所作的貢獻,史迪威下令,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來到中國的美軍運輸機內要留出一些艙位裝運準備送到解放區去的救濟物資。1944年年中起,美軍派出觀察組常駐延安,美軍運輸機也常直飛延安了。

在重慶,他第一次見到宋慶齡。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記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較;

“在這三位婦女中,孫夫人是最隨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應敏捷、性格可愛、文靜穩重而思慮周到。”①(關于史迪威提供的幫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還要談到。)

①同上,1944年6月26日。

1942年以后,主要的外國戰時救濟機構也都派出代表常駐重慶。主要由于宋慶齡的名望和努力,他們開始給保盟的項目撥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繼續白求恩大夫開創的工作。美國的援助來自“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美國所有私人援華團體戰時均參加此聯委會)和美國紅十字會。英國的援助則都通過“聯合援華會”(在長期活躍的“中國運動委員會”鼓動下組成)。①其他提供援助的國際機構還有基督教公誼會資助的公誼救護隊等。對于所有這些團體和機構,宋慶齡經常為保盟在解放區的項目提出各種申請,她的辛勞從至今還保存著的許許多多信件中可以看到。②例如:

①《史迪威文集》(英文),第133頁。此書扉頁題詞為“獻給孫逸仙夫人”。

②見阿瑟·克萊格著《援助中國——關于一個已被遺忘的運動(1937—1939年)的回憶》(英文)。這部書生動地以歷史發展為基礎敘述了英國“中國運動委員會”的活動,介紹了參與活動的人士及活動的趨向,說明了整個對中國的救濟問題同當時更大的事件的關系。

致加拿大捐贈者的信有6封。①一封為國際和平醫院呼吁的信中引用馬海德醫生的報告說:“到1942年底,所有來自外國的藥品和其他供應品均已告罄”,“現代化的器械和藥品能夠挽救許多人的生命,否則這些生命將白白失去。”馬海德所附的急需物資清單中,除了當時新出的磺胺藥物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如麻醉藥、注射器、針頭、腰椎穿刺器。報告還開列了已收到的捐贈物資及款項的詳細清單,說明了新的運輸途徑。信件清楚地告訴外國捐贈者,在這戰爭的最后年月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充滿了矛盾:

①這些信件是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在南京國家第二檔案館發現的。

“中國西南部的局勢非常嚴重(日軍自1944年4月至11月連陷鄭州、長沙、衡陽、桂林、南寧,完成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略行動,少數日軍竄至貴州獨山,國民黨軍全線潰退,重慶震動。卜—…希望這一挫折能掀起群眾抗戰的一次新高潮,促進國共兩黨關系的改善……中共是準備就任何問題進行談判的,只要有利于團結抗戰力量和促進民主。……但封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致美國紅十字會的信也有6封。①她為解放區要求再分給一些醫藥供應品(當時正由印度大規模運入),并為已收到的東西(包括一臺由英國公誼救護隊協助、經陸路運到的X光機)表示感謝。1944年夏末,美軍飛機開始飛往延安,宋慶齡在信上寫道,“運輸問題能得到這樣好的解決真是令人欣慰”,并特別代表國際和平醫院致謝。稍后,戰事逐漸平息,她又想到了將來:“現在軍事需要將自然而然地減少”,希望“你們在促進中國廣大地區內人民健康方面繼續給以合作”。

①宋慶齡致重慶加拿大教會醫院斯圖爾特·艾倫醫生,1943年12月19日及29日,由保盟秘書約翰·福斯特聯署;致溫哥華加拿大醫藥援華委員會魯思·T·基普林女士,1944年6、7、8月。

這是宋慶齡和保盟在同美國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最良好的時期。這個時期也正是史迪威在華任職的時期,此后,情況就每況愈下了。

(五)不忘記老朋友

宋慶齡在重慶期間,同老朋友們一直保持著聯系并常常關心著他們。

路易·艾黎,這位身體結實、熱心腸的新西蘭人,在宋慶齡的大力鼓勵下為開展和組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做了許多工作。到了1942—1943年,他也成了國民黨找麻煩的對象。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工業合作社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樣,都必須要找國民黨做靠山才能存在。但國民黨對“工合”越來越想加以控制,使之變成它自己的工具,同時把開創“工合”的民主和進步人士排擠出去。

宋慶齡在寫給格蘭尼奇夫婦的信中(他們在上海時就認識艾黎),幾次提到他: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傷心。這里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會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把他攆走了。但卡彭特的到來使他們要重新考慮一下……他們現在想把事情弄得使他到處碰壁,這樣他為了‘面子’就會辭職。但我想,盡管他傷心,他有勇氣堅持下去。”

“抓人還在繼續并且越抓越多……”

(信中提到的卜亨利·卡彭特是著名的合作運動者,他到中國來研究和幫助工作,對艾黎在“工合”運動中的積極作用他也有所了解。信中提到“抓人”不僅指“工合”中的進步人士被捕,而且也泛指社會上因反動勢力益趨囂張而出現的狀況。)

“比爾(她在信件中有時用這個名字稱艾黎)……雖然謙讓,還是受到許多厲害的打擊。他的工作合同沒有續簽……他有勇氣,將在‘工合’堅持干下去,但我不知道他還能堅持多久……

“比爾……又害瘧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說少動。他的真心朋友們同他通訊要采取間接的方式。艾達·普律德在紐約,她可以直接寄信給他……(艾達·普律德是“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Indusco)的負責人,在艾黎被國民黨官方控制的“工合”組織排擠出去之后,這個組織繼續支持他的工作。)

“這些日子,比爾成了個垂頭喪氣的人。他出力建設起來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這些年里的一切犧牲和勞動看來只給他帶來失望。”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昆明美國紅十字會R.D.帕克先生及夫人,1944年8月4日及30日;致重慶美國紅十字會R.D.尼科爾斯;1944年9月25日及12月22日;致重慶美國紅十字會羅伯特·M·德拉蒙德,1945年8月20日及9月8日。

但艾黎后來完成的工作比她當時所設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擠出“工合”組織之后,就把全部精力用于創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在甘肅省山丹縣,招收農村貧苦兒童入學,教他們工業生產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則——這些學生后來在解放本地區的斗爭中作了貢獻,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國石油及其他技術界的高級人才。艾黎同宋慶齡的友誼一直繼續著并且在戰后和解放后的日子里更趨深厚。

這些信的收信人格蘭尼奇夫婦,宋慶齡是很喜歡的,曾多次想讓他們回中國來。她在給他們的信里介紹其他許多老朋友的情況和遭遇,談論各種事情。

同史迪威將軍對救濟工作的幫助有聯系、又同孫中山及宋慶齡的一位早期助手有親屬關系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楊(楊孟東)少校。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華人當時二十多歲,他大學畢業當上工程師不久就遇上戰爭,志愿從軍。他同宋慶齡雖然過去不認識,但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楊的祖先大約在一個世紀以前移民海外,和孫中山是廣東香山(今中山市)同鄉。楊的伯父楊仙逸1923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局長兼飛機制造廠廠長(宋慶齡曾乘該廠組裝的第一架國產飛機“洛士文號”試飛,見第六章),后在東征運送軍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難。宋慶齡在知道迪克·楊的家庭關系之后,實際上把他當侄子來對待,并且在他調赴緬甸戰場后經常給他寫“家信”。下面從她給他(還有別人)的信中摘錄幾段,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時局及她的活動和情緒:

“在遠離現實的重慶的和平氣氛中,很難想象一場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處進行——在陸上、海上、空中,還有在險惡的叢林中……我如果現在是在前線積極參加戰斗一定會好受得多……你要為我多打幾個(敵人)。沒有什么比干坐在這里、對這場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東西而作的嚴酷斗爭作壁上觀,更令人泄氣的了。

“你不在的時候,我寫了幾篇爭取支援救濟工作的文章,其中給美國勞工的一篇惹得這里的大官們火冒三丈,為它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他們閉眼不看事實,一個勁兒地責備我呼吁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①

①摘自宋慶齡自重慶致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這里所說的那篇引起風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國工人們》,1944年2月8日由“聯合勞工新聞社”發表,這個社專向美、英及其他國家的工會報刊發稿,本書作者當時是該社駐中國記者。在這篇文章里最使國民黨惱火的可能是這樣幾段尖銳的話:

“美國工人要表示他們對中國抗戰的關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求把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生產品和禮物平等分配給一切積極抗日的中國軍隊,不論它在什么地區;凡是不積極抗日的軍隊,就不予分配。

“他們要表示對中國民主的關心,只要公開聲明反對中國發生內戰。中國反動派正在準備這種戰爭,企圖消滅我們斗爭中的民主力量。這些力量就在陜北和敵后的根據地。在那些地方,工人運動得到了扶持和鼓勵,許多礦工和鐵路工人武裝起來與游擊戰士通力合作,以割斷日本與它在華北、華中的主要大陸基地的聯系。”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給楊少校的信中,她寫道:

“我不能到前線去工作——至少可以護理一下傷員——真叫我生氣!戰爭和它造成的痛苦變得如此遙遠!應該讓我更接近一些。當人們在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抗日戰爭由此開始)捐出幾元錢時,他們不應該認為他們已經盡了責任1

她把前線的緊張和危險同重慶的腐敗空氣作了尖刻的對照,對她的親屬(楊少校認識他們)也毫不寬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種運輸機)去里約熱內盧(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經中心)。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大的飛機,就像是一節普爾門式臥車車廂(普爾門設計,設備特別舒適)。我希望她們的蕁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來。這件事當然又引來了一大堆謠傳,盡管‘大元帥’(指蔣介石)請了不少大官、記者和教士參加一個招待會,用以駁斥這些謠傳。”

這里最后一句話說的是蔣介石夫婦舉行的一次盛大聚會,專門為了辟謠——謠傳宋美齡出國是因為蔣又有了一個情婦。

宋慶齡接著在信上又提到蘇聯的戰況——對納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強,而在國民黨中國,則前線正在崩潰:“順便提一下,你一定聽到了蘇聯紅軍近來取得的迅速進展。我預料他們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歡慶勝利。”①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42—144頁。

她全心全意地為擊敗法西斯軸心國而努力,所以一直懷著同情和希望,注視著蘇聯對德國侵略者的戰斗以及美國對日本主要在海上進行的戰斗。她在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我熱切地希望在蘇、中、美三國之間能夠建立聯盟。我奇怪為什么我們的領導人害怕采取這一步驟。除了賣國賊和反動分子以外,全國人民都會贊成。”

同時,對于英國在全球的作戰及其目標,她的看法不那么樂觀,認為英國主要是想恢復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國,這個帝國“他們是永遠不會體面地放棄的。”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7月16日。

(六)史迪威時期

前面提到過美軍運輸機把“保盟”募集的一臺X光機運往延安的事情,這是宋慶齡通過理查德·楊少校向史迪威將軍提出的請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機艙門太孝X光機進不去時,甚至下令——當時人們都這樣傳說——“用噴燈”把艙門弄大。

即使在美軍觀察組(稱為“迪克西代表團”)派駐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陸軍軍醫梅爾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國記者(本書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軍前線去訪問。卡斯伯格在他的報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國民黨的說法(中共領導的部隊不打日本人、沒有傷亡,也沒有抓到過日本俘虜)。他寫道: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11月7日。

“根據我的觀察,我深信沒有什么東西(比這些說法)更不符合事實……士兵們……幾乎完全是用從日本人那兒繳獲的武器彈藥裝備起來的。我自己親眼目睹,在一夜交戰中,繳獲的軍用物資足夠裝備八路軍的一個連。……我也見到過被抓來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軍)許多傷兵。……士氣……極高,我相信這就是他們在開展游擊戰爭中能夠取得勝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醫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據地民兵——他用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后備民兵(“Minute Men”)來與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戰、地雷戰和其他戰術以及軍民一條心的種種表現。

在他自己的醫療專業方面,他贊揚八路軍的醫務工作人員在幾乎完全沒有現代設施的條件下對傷病員的醫療和看護。

在另一個報告中,他這樣描述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窯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們考慮到它的困難情況。“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進行的……繃帶、紗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醫院職工和還能做些勞動的病人就地自紡自織。器械……都已過了使用期限……只有一臺小X光機,已舊得幾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縫合用的)腸線完全沒有。”但輸血所需的血液卻很充足,“過去一年里本院職工就有34人獻血”——這表現了士氣的高昂。

盡管物資極端缺乏,這所醫院還是做了相當復雜的手術,開辦了衛生學校,培養出200多名醫生。醫院里有一些老師和醫生是具有獻身精神的中國最著名大學的畢業生。

卡斯伯格寫道,“我不能不贊佩這些人面對巨大困難所取得的進步……人們如果去分析一下這些困難,那末極大多數是由于國民黨的封鎖……”

關于美國將來可能給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張的那樣),他建議說,“如果向這些軍隊供應軍火去打日本,我們務必也要供應他們醫療用品。”

同史迪威一樣,在美國國內問題上,卡斯伯格的立場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訪問八路軍歸來后,對于國民黨拒不發給中共領導的部隊以醫藥供應品,極為憤怒,并且后來在史迪威將軍的支持下,送了一些進去。

自從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1937年出版以來,1944年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對延安的先后訪問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關于中共領導的地區的親見親歷的充分資料。對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地區已發展成為一支力量,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以及戰后中國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關于記者團的訪問,宋慶齡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寫道:

“大約4個月前去訪問延安的記者們已經回來了。他們都為在那里所看到的偉大行動而熱情高漲,還有那里豐衣足食和進行大生產(雖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們該改變看法了……他們已不再僅僅是些游擊隊員,而是生氣勃勃的九千萬人口……為抵抗日本而組織起來。確實,他們不用懼怕任何國內或其他敵人——這是個解放了的區域。在黨的大會之后,他們將會發表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動……”①

①《美國軍醫M·S·卡斯伯格少校給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報告》,多年后她公開發表。見《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另一個報告是《一位美國醫生1944年夏訪問中國游擊區后關于游擊區醫療服務的報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沒有寫明,由紐約美國援華會油印后自行散發。

當美軍觀察組繼記者團之后出發赴延安時,她評論道:“兩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領的一組20名軍官啟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謝偉思也在這興奮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濘、天氣又不好,飛機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沒人受傷……我真是高興,因為有200多磅醫療供應品送到了我們支援的醫院,還有3架顯微鏡和磺胺藥品。”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45年4月舉行的,關于召開這次大會她可能早有所聞。

宋慶齡同史迪威及其僚屬、還有外國外交官(特別是一些同清中國、有民主思想的年輕外交官)的接觸,無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贊賞中國進步人士的觀點和情緒。這一點由于中國國內局勢的惡化而更顯突出。對于其他國家參加對日作戰,國民黨不是把這一發展看作加緊抗日的良好時機,而是表現得越來越傾向于讓別人替它打仗,自己則盡量保存軍隊和軍需供應品(包括來自國外的日見增加的供應),以便將來進行反共內戰。

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載了他同宋慶齡的重要談話。謝偉思在中國出生、性格直爽、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個年輕秘書,被派到史迪威將軍總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報告中說,宋慶齡在這次談話中表現得比過去四五次談話的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坦率,并且顯然已經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幾個組織”來邀請她去訪問美國,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著國民黨“卻干脆對她說,不準她出國。”她認為,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國民黨高官”對她發給美國救濟團體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工因為她在信中揭露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區域實行封鎖,要求國外援助的醫藥用品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對日作戰的中國軍隊。這事發生后,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張治中將軍一個接一個地來拜訪她。這些人——用她自己的話說——都來對她蝶碟不休地進行“幼稚可笑的說教”,說“中國的家丑不可外揚”。她的家族也“很生氣”。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WTC(吳鐵城)讓自己擔起了當面申斥我的任務。他還不滿足……又讓H將軍(何應欽)的代表……幫他來圍攻我。他們不承認事實,只是一個勁地責備我呼吁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①

①謝偉思書,見本章注12,第108—109頁。

謝偉思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及國民黨權貴的關系看作是衡量國民黨同開明人士之間關系的標尺。這種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實,不像近來有人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的關系情緒化,似乎他們之間的骨肉之情勝過政治上的分歧。親人之間的感情當然是存在的,但對宋慶齡來說,原則決定一切。

讓我們再來引幾段謝偉思的話:

“我不能不得到這樣的印象:孫夫人現在的處境極為窘迫和艱難,她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成了一個囚徒。這一點她在談到關于她為解除反共封鎖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時所說的一句憤憤不平的話語中流露了出來。她說,‘他們所能夠做的無非是不讓我出去旅行。’”

國民黨不但限制她出國旅行,連在國內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給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說,“我希望能去一趟蘭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備司令是否批準。我渴望親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沒有去成。

在謝偉思上面談到的那次訪問以后三個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發現她更加憤懣: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正好在拜訪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著說,這是一次很令人難以忍受的談話,而且談得太長了……這位部長的意思是她在一個中國國內問題上,向國外散布不真實的情況和無稽之談。

“部長來找她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為了她已同意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會上發表廣播演說,關于演說的內容要求她接受妥協的方案。這一演說是美國紀念活動的一項內容……是賽珍珠和其他有影響的美國人士向宋慶齡發出邀請的。……她擬的演說稿……在送審中被作了大量刪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這次演說……她絕對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請,如果后來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傳的部門很難交待,所以部長趕來同她談判,希望雙方能夠妥協,但沒有成功。她毫不對他覺得抱歉。”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來于1944年3月12日為在美國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日所作的廣播演說《孫中山與中國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這樣說的:

①謝偉思書,第109—110頁。

“孫中山在反對滿清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決不會認為國外朋友對于我們人民的運動的支持是有損國家主權的一種干涉行為。今天我們人民也不會那樣想。對于像美國的孤立主義和壓制印度獨立之類的現象,我們認為有權加以批評,同時我們也承認別人有權分析我們國家中的情勢并提出批評。

“有人批評我們有依賴外國的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國愛國人士都認為我們的抗日軍隊應該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觀望態度,不積極參加我們民族斗爭的中國人才會對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說,倘使明天外援不來,后天我們就會垮臺了。為我們的國家和為我們的前途而戰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們為之而作了這樣多犧牲的目標是不受任何條件的影響的。”

現在再接著介紹謝偉思就他同宋慶齡談話所作的報告:

“談到最近關于宋子文被捕的謠傳,她付之一笑并說他要是被抓起來審判倒是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使氣氛澄清。我說總要有個罪名才能起訴……她回答說,隨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說成是一種罪名。從(她的)態度看來,委員長(蔣介石)一定對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指控。她接著又說,如果把她同子文關在一起倒很不錯。

“她說,(她的姐夫)孔博士很為她擔心。他說過,‘你要是老這樣說話,他們把你抓起來怎么辦?’她回答道,她歡迎他們來抓她。”

她對惡劣環境的挑戰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顯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謝偉思還報告了另一次有關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談話。宋慶齡說,戴笠正在把重慶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監牢,這是一個被關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帶出來的條子上透露的。

為了更有效地對日作戰,謝偉思同史迪威一樣反對封鎖中共領導的地區、贊成重慶政府實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寫的題為《中國的局勢:關于美國政策的建議》的報告中,謝偉思提出了在華北地區未來對日作戰中“幫助共產黨和游擊部隊或同他們合作的問題”。至于促進重慶的改革,“一個非常有效的行動……將是由白宮對孫逸仙夫人發出邀請’。①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45—147頁。

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是宋慶齡與之建立某種有效聯系的另一群人。

美國(時代一生活》雜志記者西奧多·H·懷特1943年親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饑荒后回到重慶。他想要讓蔣介石知道這些慘狀并采取一些行動,但起初沒有成功,后來——

“全靠(蔣的)二姨、孫逸仙的圣潔的遺孀的幫助,……她堅持要這個獨裁者接見我。

“她最后給我寫的一張條子使我對會見堅決起來,她在條子里安排了這一約會。‘……他們對我說,他(蔣)很累……但我堅持說這是一件牽涉到千千萬萬人生命的事情……’她寫道。

“她又說,‘我想對你建議,你在寫報道時要像對我談的時候一樣坦率和無所畏懼。如果對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氣,否則局面就不可能有絲毫改變。’”①懷特所寫的關于河南饑荒的毫不留情的報道在《生活》雜志刊出后,宋慶齡很快就對這位記者大加贊揚。“我看這樣一來他要再來(中國)會有麻煩,”她寫道,“但他如果知道他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好事,他會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贊揚的口氣提到了另一位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一個有才能、有新聞敏感并對中國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讀了杰克·貝爾登關于三年前緬甸撤退的書,很感興趣。它至今被認為是關于這一戰役的最佳作品。”

①謝偉思書,第155頁。

②西奧多·H·懷特著《尋找歷史》(英文),第154—155頁。

前面提到她通過當時任“聯合勞工新聞社”駐重慶記者的本書作者發表《致美國工人們》一文,也屬于她同外國新聞界聯系這一范疇。

(七)統一戰線——以及救災

在中國社會中,在明晃晃的重慶政治舞臺上,宋慶齡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以表明她在建設一個爭取更多外援、反對國內壓迫的統一戰線的工作中的立常她的一個辦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開露面。這些人1941年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核心后來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們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學者、詩人郭沫若。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時,他曾負責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國。

國民黨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對內戰的立場(如馮玉祥將軍)或者即使暫時向這個方向轉變(如孫科),她都注意到使公眾有機會看見她同他們在一起。

她參加對已故愛國進步人士的紀念活動,從不缺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在香港淪陷后輾轉去蘇北新四軍工作,1944年7月24臥因病去世,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遺愿。10月1日,由宋慶齡領銜發起的追悼大會在重慶舉行。在反動氣焰趨于囂張的時期,她特別注意參與這一類型的活動。她的在場會提高這些活動的聲望、擴大影響,還會提供某種安全保障。

兩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國會老人沈鈞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如同8年前在上海為魯迅舉行送殯儀式時一樣,有人企圖搗亂,因宋慶齡在場而未敢輕舉妄動。她自己這樣寫道:

“上星期我們為魯迅開了一個紀念會。那些SS①在我離開之后(因為我有另一個約會)沖進會場,桌椅橫飛,出現一場暴亂。”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處”的縮寫,也可能借用納粹黨衛隊的縮寫作為比喻。——譯者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盡管受環境的限制——舉行一些募款活動,因為這對建立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有好處。王安娜引用她的話說,“我們總是請外國朋友捐款,這不是辦法。這里有的是富翁,應該請他們為崇高目的捐獻,哪怕是一個人幾塊錢也好。我們在這里也開展一點工作的話,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爭取到外國朋友和華僑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舉辦的救災活動不但在救濟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廣東兩省受災人數以百萬計——除自然災害外,還因為國民黨官員和軍隊的橫征暴斂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盤剝。這些救災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費用,同國民黨政府只說空話、不做實事以及重慶那些發國難財的闊人對災情視若無睹適成對比。但由于是孫夫人發出的呼吁,所以甚至這些老財們也不好意思不拿一點出來了。

救災活動所募集的款項一部分由保盟交給“工合”,為河南災民組織生產自救。有許多災民逃往解放區,生產自救在那里開展得最有效,災民的口糧和勞動生產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慶齡主持、“保盟”舉辦的賑災國際業余足球比賽在重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個主意是許乃波先想出來的,宋慶齡立即接受。許是一位愛好體育的工程師,在香港時是“保盟”的技術顧問,到重慶又參加了它的常設委員會。他是在英國上學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協會”有關系。他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贊助。在中國官員中,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也許是因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對他做了工作)授權市足球隊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消息公布、請柬發出、賽票售出之后,國民黨才匆匆忙忙通知說,只有它所屬的機構才可以募集賑災捐款。保盟沒有理它,國民黨要強制取消這樣的國際比賽,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當宋慶齡到場主持開球式時,許乃波要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我們只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軍樂隊到底還是奏了國歌。①

①王安娜書,第390頁。

許乃波還記得,在籌備足球義賽過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顯示,宋慶齡總是靈活性和原則性兩者兼顧。這次義賽的一位重要的外國贊助人是英國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會上,在隨便談話時,薛穆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他的論據是當時英國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慶齡馬上反駁道,有一件事情他們確實是一致的——英國統治必須結束(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魯當時都在獄中)。她所以這樣坦率地講話是因為她始終保持一個基本的觀點,即:不能因為戰時的同盟關系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緘默。后來,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1944年紀念孫中山對美廣播演說中,她又明確指出,“壓制印度獨立”是該受到批評的。

盡管她同薛穆大使有這樣唇槍舌劍的交鋒,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對足球義賽的支持。大使夫人維奧萊特也沒有因此而不志愿參加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這都可以證明宋慶齡所受到的人們的尊敬。

這次足球義賽還有一段有國際意義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鮮人組成的一支足球隊參加了義賽,并且高舉著日本吞并朝鮮之前的朝鮮國旗。

據本書作者回憶,有關賽事的安排是很簡樸的。觀眾席是用長木板鋪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數貴賓坐折疊椅,但上面也沒有遮陽。就重慶來說,觀眾算是很多的,許多人沒有地方坐,一直站著,其中有人是為了表示對孫夫人和她的事業的熱心支持,而不只是為了看球。外國使節成群地來參加,他們從各自的考慮出發,都認為出席這場義賽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確有精明內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較為沉默的蘇聯大使。他是足球迷這一點過去可能不為人知,現在無疑也為那些收集個人情況者所注意到了。

宋慶齡同每個球隊隊員握手,代表災民向他們致謝并發給每人一枚紀念章。

保盟還主辦義演,其中有專業劇團的演出。有一個劇團是由進步演員和導演金山領導的。在重慶,從事舞臺生涯的人過著艱難的生活。有人在義演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情況后說,“當我看到這些男女演員們睡在一間大廳的地板上、連床鋪都沒有時,我意識到他們對孫夫人是多么敬愛和信任啊1①

①許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書作者函。

有一場舞蹈義演是由特立尼達出生的戴愛蓮組織的。這位中國芭蕾舞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幫助過保盟。

還有一些不那么正規的音樂會也是為了賑災舉辦的。參加演出的是駐重慶的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年輕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音樂會上,有時聽眾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蘇聯歌曲,也有英國約克郡民歌。

這些義賽和義演在戰時首都重慶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參加,使人們注意到救濟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國民黨統治者都并不重視。這些活動使許多人有機會看到宋慶齡并進一步增高了她的聲望。同時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積極工作,而這正是國民黨所不愿見到國民黨統治者直試圖把宋慶齡“包裹”起來,并且預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后便會悄悄地收常相反,保盟重建后充滿活力,它對局勢如實報道,經手賬目一切公開——同當權派的貪污怠惰可說涇渭分明——表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常

保盟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比宋慶齡工作得更辛苦。事無大小,她都認真去做,任何細節都不放過,并貫徹始終。雖然成就都是靠集體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孫夫人出面、沒有她那種果敢、務實、一絲不茍的領導作風——這方面從本節的敘述可以窺見一二——那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八)在重慶時的生活

宋慶齡在重慶時的生活情況,當時親歷的人有所記述。王安娜說,她的生活很儉樸,穿當地出產的蕁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著因經濟問題而置備不起。對于她的姐妹們從美國進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評。據美國藝術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記載,①盡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們又借給她一輛車,她作為孫逸仙博士遺孀所領的恤金遠遠跟不上通貨膨脹。她想在屋里置一個座鐘,但自己沒有錢買,又不愿去求她的親戚。

①同上。

她特別喜歡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認出來。有時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長江南岸鄉間小路上長時間散步,就很感高興。

“……在路上擦肩而過時不期而遇,常常有許多人目瞪口呆地站著不動,不由得喊出;‘孫夫人/這時候,她像一個年輕少女似的,臉頓時變得通紅,立即匆匆離去……在路上的小茶館里歇息時,她不必擔心那些令她討厭的視線。……抬滑竿的苦力或農民……大概連孫逸仙是誰也不知道。而在農民們看來,她的妹夫蔣介石就像是一個尋常人見不到的有權勢的皇帝。蔣介石那黑色的大型華貴轎車被警衛和隨從的車輛保護著,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駛。如果說重慶市民有機會看到蔣介石,也只是這個時候而已。

“長途跋涉之后,又餓又累,這時候,我常常在孫夫人家里弄吃的。

“‘請把你的煎鍋帶來/她事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還是做土豆煎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書,第604頁。

許多外國人想見她。有人純粹是為了可以對別人說他見到了孫夫人。謝偉思回憶說:

“……她幾乎成了一個旅游熱點。到重慶來的許多重要的訪問者、將軍們等等,常常想去拜訪她,如果他們能事先找到人介紹……她不大出門……人們能進去看望她,但他們得準備挨罵,因為她被(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出圈,的。”①

①王安娜書,第388頁。

格雷厄姆·佩克寫道,“秘密警察監視著她的住所”,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去看望她“可不是件隨便的事”。她自己“對于接見外國記者或外交官也很謹慎”,因為她怕他們想要利用她。“但她喜歡招待普普通通的年輕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①

①謝偉思書。

她來往的主要是老朋友和一些對她工作有過幫助(或可能有幫助)的人。那種單純的社交來往,她很怕(見了一個人之后就難以拒絕會見另一個人,否則會得罪人),并竭力避免,認為那是毫無意義地浪費時間。但她并不想當隱士,并且像王安娜所記的那樣,喜歡同年輕人無拘無束地在一起——他們不會在她面前必恭必敬地坐著一言不發,也不會想從她嘴里得到一些有趣的或政治上有調和色彩的話語。她愛跳舞,特別是華爾滋,但在保盟舉辦的活動中,她為了不失自己的身份,從來不跳。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書,第603頁。

在她所喜歡的年輕人中有一些是盟軍的士兵。同軍官們不同,他們在重慶沒有什么社交娛樂場所。她有時在家里專門為他們舉辦圣誕或其他晚會,愿意去就可以去,不用專門的邀請,這使他們感到溫暖——特別因為軍官們反而要接到邀請才能來參加。

這樣的場合使宋慶齡從離開威斯里安學院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同年輕的美國人在一起。;她在一封信中說。“……一幫子真正的山姆(美國人的綽號)。我喜歡他們那種活潑直率的樣子。”①

①王安娜書,第392頁。

在另一信中,她說,為了舉行一次這樣的聚會,他們差不多來了60個人,把她家里的地下室裝飾一新。一個駐重慶的外國記者說,這些美國小伙子認為,“在他們在重慶參加過的所有晚會中,這一次是最棒的”。

格雷厄姆·佩克記述她這些小型晚會說:“它們常常使人們渡過愉快的夜晚——聚餐、交談,可能還跳跳舞。她很少談政治。她只是用旁敲側擊的方式或者用語調來表示她對她那些親屬的意見。譬如在提到她的妹夫(蔣介石)時,她會把他的頭銜“Generaliiissimo”(大元帥)這樣拖長聲調來念并且瞪大了眼睛,帶著一點溫和的諷刺。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她在腳脖子上拍了一下蚊子,笑著說,‘沒穿襪子,你瞧。我破壞了‘新生活運動’的規則,可是我不能像我那位小妹妹‘皇后’那樣到美國去買尼龍絲襪呀/”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8月。

佩克插敘說,“在她自己的國家里,她比妹妹蔣夫人名氣更大并且更受人尊敬”,“有時她被稱作‘中國的良心’,因為她對她那些貪婪的親屬以及他們曲解她丈夫的理想的作法十分不滿,并且對此從不掩飾。在對國事的立場上。她是一位“堅如磐石的婦女”;但對待私交,她總是“輕松自如,毫無架子并且愛找樂趣”。

她的幽默感有多種表現方式,有時作為一種嘲笑的武器,有時則純粹為了逗樂,以放松一下心上的負擔。后者的一個例子是1943年5月,她寫給本書作者的一封信——是代她新得到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寫的(小狗是一位美國軍官送給她的,這位軍官的軍銜是少校,所以取了這個名字)。信上寫道:

“親愛的艾培①叔叔:

①愛潑斯坦的昵稱。——譯者。

我正在受訓。我覺得紀律——說得輕一點——真是有點討厭。但我將竭力不把它放在心上,因為那個婦女看來真是非常喜歡我的。

她問我,‘你多小年紀’‘你打過犬瘟熱和狂犬病預防針了嗎?’我想她很快就要把我帶到軍事代表團去打針了。

希望很快見到你。

你的熱情的狗侄子

少校

1943年5月10日”

(九)充滿危機的年月:1943——1944年

但在后來的一年里,她卻沒有這樣輕松的心情了。歐洲的戰局正迅速走向勝利,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卻呈現出一幅分崩離析的景象,不論是在軍事上、政治上或人民生活條件上。

蔣政權仍然覺得還有能力做的就是對陜甘寧邊區及其首府延安進行軍事威脅。1943年7月,宋慶齡給格雷斯·格蘭尼奇的信上說:

“由于有一則廣播新聞說胡宗南集中7個師在邊區周圍并向邊區守軍發射迫擊炮,在我們的朋友們中間引起很大震驚。如果這條新聞不是直接來自延安,我是會一笑置之的,因為現在肯定不是發動一場內部沖突的適當時機。不管美國還是英國都不會贊同……盡管外國記者一再質詢中央宣傳部,我們還是得不到進一步的消息。

“與此同時,周(恩來)、他的妻子和林彪將軍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們是兩星期前離開這里的,共有4輛卡車。由于許多外國組織的同情支援,我們托他們帶去一些醫藥供應品……(還有)一大筆錢給PH(國際和平醫院)和其他(“保盟”承擔的)項目。錢的數目看來不小,但通貨膨脹已使國幣貶值到這樣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籃子鈔票才能換到一磅面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書,第603—604頁。“新生活運動”是1934年2月由蔣介石發起的,提倡所謂“禮義廉恥”,以抵制革命思想。

第二年在寫給前線的理查德·楊少校的信中,她寫到日本人為打通大陸交通線(海上交通線因美國海空軍的反攻而被破壞)發起進攻,許多城市陷落,而在重慶卻依然醉生夢死。她接著寫道:

“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閑,因為長沙——接著是衡陽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們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這些失利本來是能夠防止的……出現的情況是我們的政治路線造成的——這里說的‘我們’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萬元才能買一張票回來,火車擠到要從車窗里爬進去……即使為了這樣一個機會,也得等上好幾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幾個人來吃晚飯,因為是端午節,我們懷著深情為史迪威將軍、也為你干杯。”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3年7月16日。

她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樣,關心不斷上漲的物價,痛恨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依然過著奢侈糜費的生活。這不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總是在手頭很緊的情況下過日子,懂得生活的壓力。

在一封信里,她寫道:

“通貨膨脹逼得許多人自殺,在一個學校里一夜之間有4個人上吊——已經3星期沒有肉,雞蛋要3元錢一個……學生們很受苦,學習水平到處都下降——從前60分及格,現在有35分就過去了……”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1944年7月26日。

重慶的夏天悶熱不堪,只有少數特權階層才能享受人工降溫。有一次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這樣尖銳的筆觸來諷刺他們的:

“上星期……因為本地的制冰廠出了故障,城里幾乎發生一場革命行動。外交官們也涼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們買冰的優待證不起作用了。他們都像苦力似的把濕毛巾掛在腰帶上,赴宴會時根本不穿上裝、卷起襯衫袖子就去了。冰廠門前每天都擺起了長龍。在街上發生搶冰的打斗,所以現在人們都用汽車裝……常常還有揮舞手槍的衛兵保護著。因此,冰也出現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爺1①

①同注52,1943年4月17日。

(十)親屬關系

在一年前,在一封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①,宋慶齡曾用同樣嘲諷的口氣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對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蔣夫人訪美歸來的情狀: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齡)看起來是這樣闊綽高貴、舉止又是那樣的像最時髦的名流,我們發現她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生理上的變化……她看來很會適應并且很容易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在這方面她很像克萊爾·布思(美國《時代》、《生活》雜志主編亨利·盧斯的夫人)。”“不管人們怎么說,她為中國做了最廣泛的宣傳,并且正如她自己對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會上所說,‘我讓美國人看到,中國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國必須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寫道:

“聽她座機的機組人員說,她帶了無數的行李,還有那么多的罐頭,等等。但我并沒有見到一聽烤豆或……一雙鞋。我聽說,她帶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飛機’。好哇-…大概等到戰后吧。”

“然后,她指出一個政治問題:

“說正經的,她這次訪美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委員長(指蔣介石)決定在美國開展一場反對CP(指中國共產黨)的運動。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溫源寧(立法委員),要他負責這個運動。”

為了對付這樣的發展趨勢,她開始有了自己去美國一行的念頭,但正如她告訴謝偉思的,國民黨不準她去。她在給理查德·楊少校的信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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