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抗戰歲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從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在轉移出去之前,她又得過一關,因為她的寓所雖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但現在除在附近經常出沒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來監視的日本特務。為了麻痹這些家伙,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種使人不可能產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家里來喝茶,一會兒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也來了。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后門登上艾黎雇來的出租汽車,然后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沿海客輪。她用頭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①

①《艾黎自傳》第80—8貢頁記載了這一場景。在他為紀念宋慶齡逝世而寫的《一朵永不凋謝的花——回憶宋慶齡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慶齡紀念集》,第251—253頁。

她選擇香港作為目的地是根據中共駐上海代表潘漢年轉達的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同一條船上的還有中共聯絡員李云,一位年輕婦女。她們是分開買票的,上船以后直到確認安全有了保障才開始接觸。她們抵達香港正好是圣誕節。有四年時間,這里將是宋慶齡開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動的基地。

為什么選擇香港而不是武漢(中國政府從南京撤退到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慶)?這是因為香港密邇華南戰區,便于訪問和來往,但又可不受國民黨的干涉或檢查。從這個還在英國人手里的開放港口,不論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還能更方便地接觸到海外支持中國民族解放和進步的人士——他們中間有外國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千萬華僑,而在外國人和華僑中宋慶齡都有很高聲望。他們可以通過香港把他們捐贈的款項和實物,經由他們所信賴的宋慶齡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內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領為止。在到達香港的最初幾個月里,她就建立了“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務是向中國戰地提供救濟和援助,特別是中共在敵后不斷開辟的游擊區——對游擊戰,中國共產黨人是久所擅長的——這些游擊區是第一批從日本占領軍手中收復的成片中國領土。但是,中共領導的部隊盡管屬于統一戰線并已合法化,卻得不到中國政府的軍需給養,甚至連醫藥供應也沒有。

這些區域還受到了新聞封鎖,所以保盟除救濟工作外,還為它們進行宣傳。

保盟在組成上具有廣泛性和國際性(成員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人為宋慶齡進行十分重要的更為廣泛的活動提供了基矗下面將首先介紹這些活動,然后再敘述保衛中國同盟,因為它有本身的獨特歷史。

在國內事務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核心——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這在抗戰期間曾經幾起幾落。在國際上,她幫助建立和加強反法西斯陣線。

為了在戰火紛飛的中國實現內部團結并擴大進步影響,她始終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兩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強當時正在出現的積極的、建設性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她對國民黨于1938年春在武漢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統一戰線導向的《抗戰建國綱領》,表示堅決支持。她在4月間同何香凝聯名發表致國民黨領導的公開信,認為這個綱領須付諸實施,而不應只停留在紙面上。她們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且始終如一地主張國共合作(雖然幾乎長期處于孤立狀態)。她們沒有實權,但受到公眾尊敬。在這封信中,她們就國民黨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提出七點建議:“一、重振黨紀,嚴厲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二、尊重民意,實現民權,徹底取消一切有形或無形壓制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斗爭,務使全國人民一致精誠團結;四、時刻不忘當前民族國家之恥辱,勝困不驕,敗亦不餒,貫徹抗戰建國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轍。凡稍得勝利,即妄冀和平、實為屈辱之主張,尤應堅決反對,勿使我民族國家,重蹈萬劫不復之地;五、嚴防敵寇陰謀,勿中其一切挑撥利誘之伎倆,務使其不戰亦能滅亡中國之毒計無從實現;六、嚴厲執行褫奪從事傀儡漢奸者之公民權,沒收其全部財產,如身為黨政負責人員,尤應加以嚴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國同胞在被占區域及作戰區域……種種慘痛……黨政當局貴能犧牲少數人之安榮利祿,而以解除全國人民生活苦痛為前提……救濟難民、撫慰流亡、優恤陣亡將士家屬及死難同胞、取消與禁止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斟酌情形豁免賦稅,或減低租稅等等,當努力實行,務使全國同胞樂于追隨吾黨,抗戰到底。”①

①公開信1938年4月14日在香港發表,4月17日漢口《新華日報》(中共的報紙)轉載。轉引自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109—110頁,參閱《雙清文集》下卷,第261—263頁。

對戰時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慶齡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提出應制止民眾逃入香港(婦孺老弱除外)。年輕力壯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會降低海外對中國的尊敬。應訓練更多壯丁參戰、改善防空設備、照顧難民生活。

她對投降主義的心態和陰謀感到十分憤怒和厭惡。1938年5月25日給新西蘭籍同事杰姆斯·貝特蘭的信中,她譴責了中國的投降主義并聯系到歐洲的情況:

“那些失敗主義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無疑問:我們——人民——將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國軍事顧問(他們過去幫助國民黨打中國紅軍,后來有一個短時期幫助打日本,現在日本又成了納粹德國的盟友)。他們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還沒有意識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樣的蠢事……把那些有問題的人和那些間諜從我們中間清除出去之后,我們會戰斗得更好。”①

①宋慶齡1938年5月25日在香港致杰姆斯·貝特蘭(在外旅行)的信。

1938年7月7日,在《抗戰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慶齡贊揚了一年來克服巨大困難而進行的嚴酷的、犧牲慘重的戰斗,但警告說,這“不過是爭取我中華民族解放、獨立的開始”,并須警惕“國內實不乏怯于對外、勇于對內的政治家,抗戰伊始,即抱失敗主義,一聞敵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動,恨不能立刻成為事實。……要斬斷敵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誘和的陰謀”。

①最初發表于1938年7月7日武漢《新華日報》,載《宋慶齡選集》,第129——132頁。

她還說,《抗戰建國綱領》雖已公布,還有待于實行。對人民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訓練是必要的。同樣必要的是發動國內及華僑的富有者,籌資開發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改善人民生計”、“改善政治機構”(這是她經常提到的主題)都“須立即求其實施”。政府應盡速召開“國民參政會”,“不僅聽取彼等意見,貴能迅予執行彼等……之提案,進而能改變參政會之職權,不僅為一中樞政府之咨詢機關,而為民主政治國會職權之實”。

(二)不顧日機轟炸危險,數訪廣州

宋慶齡雖以香港為基地,但并不總是住在那里。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前,她曾數度訪問這個城市。廣州同中國革命的歷史、同她過去的經歷,有著十分親密的聯系,現在正受著戰爭的威脅和破壞。她的訪問是為了鼓舞抗戰意志和加強統一戰線。有一次(1938年8月份)則是專門為了去會見鄧穎超,鄧為中共領導人之一,是到廣州來幫助組織婦女參加抗日的。自從1925—1927年大革命后,宋一直沒有見到過鄧。

每次去廣州,宋慶齡總是受到省政府的官方式歡迎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在醫院里,她慰問在空襲中的傷員(在一個醫院里,她親自撫抱了剛從被炸死的一個婦女腹中安全取出的嬰兒,十分悲憤)。她到覆蓋著藍色琉璃瓦的中山紀念堂去察看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壞。她去憑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這座墓園的建筑是海外華僑捐資的,因為這些烈士中多數是華僑,所以這對他們有著特殊的意義(許多石板上都刻著美國、加拿大、英國、東南亞、拉丁美洲各地華僑社團的名字)。

她再度訪問了中山大學、黃埔港(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她站在孫中山的身邊)、沙面慘案紀念碑(1925年英、法水兵在此用機關槍掃射中國學生及其他示威群眾)。來到這些熟悉的地方一定勾起她許多回憶。想到那些被反動勢力和內戰所糟蹋掉的年月,她會多么氣憤和悲愁!眼見日本人現在對這座革命的、重要的南方城市狂轟濫炸所造成的破壞,她又是如何義憤填膺!

正是在廣州,在1938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占中國東北7周年紀念日,本書作者第一次遇到和認識宋慶齡。到那時為止,廣州所受到的日機空襲中所扔下的炸彈,其總重量是任何一座后方城市所從未經受過的(包括西班牙共和國的城市在內戰中受到的轟炸)。但廣州市民不怕日機的轟炸,在那一天晚上舉行了十萬人火炬游行示威,宋慶齡就在這個行列中同群眾一道步行前進。

游行群眾的無畏氣概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衡量出來:當時的防空手段只能等敵機飛過海岸線才能發現,而從海岸線到廣州市區上空不過是幾分鐘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可能及時發出空襲警報。他們的無私精神也是值得懷念的。他們不要求中國空軍派更多飛機來保衛他們的城市(日本人的宣傳嘲笑廣州沒有空防),相反,有些游行群眾舉著標語牌,要求中國空軍集中力量保衛臨時首都武漢。

在那些日子里,宋慶齡邀請本書作者和另外一些人參加保衛中國同盟廣州分部的工作,從而開始了本書作者同這個組織及其后繼者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關系。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及其后繼者”中還包括由中國福利會出版的《中國建設》雜志(1990年改名《今日中國》,為多文種月刊)。宋慶齡在1951—1952年間創辦了這本雜志,從那時起直到1988年,本書作者一直在該刊擔任各種編輯職務,現在還是該刊名譽總編輯。

在廣州,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她專門對婦女講了話。在她的號召下,城里許多婦女辛勤工作,縫制棉被和軍服,并且打破舊的地方觀念,把這些被服送給遠在北方作戰的戰士。她要求每個婦女制作或捐贈一條被子或一套軍服。她從自己有限的一點積蓄中捐出了夠買幾十套被服的款項。

在更廣泛的問題上,她也專門向全國的婦女講了話。她指出,她們首先是國家的公民,同時強調婦女在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中的巨大潛力,而婦女解放的前提則是民族解放。

武漢和廣州所面臨的日趨嚴重的形勢是她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發表的《雙十節告全國婦女界》①一文的主題。她說,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力量,發揮工作效能到最高點,就可以“將全面的游擊戰、運動戰配合起來,守住民國誕生地的武漢……而且一定也能保衛……革命策源地的華南,爭取更堅強的世界同情援助,推進國際和平勢力的結合,打擊整個的侵略陣線”。

①原載武漢《新華日報》,1938年10月1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15頁。

她又說,“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團結……的主要障礙……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仍遭著人們的曲解或怠工……抗戰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仍多方受著束縛……仍有一部分人士昧于情勢,敵友不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仍沒有充分做到”,“前線雖然在浴血苦戰,后方仍到處看見茍且偷安的現象。”

她最后說,“占全國人口半數的二萬萬婦女,對于進一步鞏固國內的團結,是有著一半的決定作用的。”“婦女們應當加倍努力,團結在一起,以獲得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因而獲得自己的解放。”

也是在滿目瘡痍的廣州,她在一次海外華僑代表會議上號召各地華僑不但要支持祖國的團結抗戰,而且還要克服他們內部的門戶之見。她促請他們保持革命傳統,并希望他們牢記這樣一個冷酷的真理——只要中國本國仍受外國列強的欺凌,他們在海外就會繼續受到歧視。在遍布全球各地的華人中,她的聲音都在回響。海外華人除了尊敬這位他們所愛戴的孫中山的助手和遺孀,還傳頌著她——和孫中山一樣——在財務問題上的絕對正直。不論政治傾向如何,他們一致相信,他們為支援戰火中的祖國而捐獻的款項,只要是交付給孫夫人的,那就絕不會有一分錢被侵吞或浪費。

她9月間在廣州還會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中印兩國人民在古代曾因共同的佛教信仰而建立聯系,其后中斷了數百年,直到近代才因共同的奮斗目標而恢復來往,這支醫療隊可以說是在這方面的先鋒隊。印度醫生們最后到達了北方的解放區(他們對孫夫人在廣州參加英勇的火炬游行的情景一直記憶猶新①)。稍早一些時候,她在廣州接待了世界學生聯盟派出的一個援華代表團②,這個代表團后來到了武漢,接著北上延安。

①見D·K·巴蘇醫生著《延安的召喚——印度援華醫療隊記事,1938—1943年》(英文),第34頁。這本書主要是巴蘇醫生的日記,關于游行一事的記載是在1938年9月18日。

②這個代表團成員有英國的詹姆斯·克盧格曼和伯納德·弗拉德、美國的莫利·亞德、加拿大的格蘭特·萊思。莫利·亞德曾在80年代后期重訪中國,在本書寫作時她是美國“全國婦女組織”領導人。

雖然廣州人民的士氣高昂,當日軍在附近沿海登陸后,當地那些只會說漂亮話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不戰而退。只隔了幾天,廣州就在10月21日滄于敵手(居民多數疏散去外地,他們不向敵人屈服、不同敵人合作)。接著,在10月25—27日,中國臨時首都武漢陷落。

(三)反對投降主義

在這危機時期,宋慶齡的言論顯示出,她對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對上層的那些變節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銳——這兩方面都是她從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訓。

變節分子確實在很高層浮現出來。其中之一就是汪精衛。他曾經作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擔任1926—1927年武漢政府的最高領導,不久叛變。此后,他在國民黨中的實際地位總是次于蔣介石,而他又因追隨孫中山的資格比蔣還老而自負。現在,在武漢失陷后,他居然無恥地投向日本人那邊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潛離戰時首都重慶,經昆明,于12月23日抵達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首府河內,旋即宣布響應日本首相近衛對華誘降的聲明。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加緊進行賣國活動。

早在10月底,當汪精衛發表投降主義言論時,宋慶齡就同何香凝、陳友仁等聯名加以譴責,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國明示繼續抗戰的決心,并立即貫徹執行《抗戰建國綱領》。

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之后,同日本的預期相反,戰爭沒有結束而是繼續進行,使侵略者感到驚惶。

這一事實宋慶齡在1939年7月紀念抗戰兩周年致美國友人的公開信①中加以熱烈贊揚。但她也警告說;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55—63頁。

“由于不能征服我們的戰士,它們(指日本帝國主義)現在陰謀利用如汪精衛之流的賣國賊來破壞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

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失敗主義者之外,她還指出國民黨內的保守派是一種障礙,因為“這些人在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時,言行不一致。”

這時,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使情況復雜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發動了歐洲大戰,作為主要敵國的英、法被動挨打,但并未認真還手。

為了在遠東安撫日本、避免兩面夾攻,英國人不惜犧牲中國,向日本作出讓步。這是宋慶齡早就敏銳地意識到的。他們果然一步步這樣做了。到1940年6月法國陷落,英國就于7月宣布關閉滇緬公路——中國從西方得到供應的主要交通線。它們對日退讓到了頂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引述孫中山的思想,加倍強調中國必須保持內部團結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實現中國的獨立》①一文中,她寫道:

①原載香港《大公報》1939年11月28日,《宋慶齡選集》第142—145頁。

“孫先生認定中國的民眾,假使沒有得到民主的權力,和經濟上的改善,則無力抵御外來的侵略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永遠不能建立一個新時代的國家……

“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曾告其信徒曰,我們為欲抵抗外來的侵略,惟有在社會上經濟上求強盛。間有對此點表示懷疑者,孫先生說,‘如對此點發生懷疑,不如不參加革命。’”

她回憶說,漢奸汪精衛很早以前就是因為忽視了依靠本國人民和資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動遙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汪“竟奉袁世凱之命,與革命黨疏通,請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謂,‘現在我們可以不談革命了,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凱拿得金錢,來集中建筑鐵路和工作。’”這是對孫中山思想的極大歪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必須全部實施,中國才能有真正的獨立。

1940年3月12日,漢奸汪精衛宣布日中“和平(實為中國投降)建議”;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說日本通過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華民國新政府”成立。

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堅持抗戰。它必須包括兩個方面。在上層要團結蔣介石,使他信守諾言,因為他對于抗戰(他的對手汪精衛已拋棄抵抗)仍然消極動遙在下層要實現民主化,使群眾的積極性得以發揮。

(四)三姐妹同赴重慶:為了團結抗日

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現“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團聚”這一幕的政治氣候。這件事在后人的記述中常常被寫得過分私人化和情緒化了。

她們最初被人發現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館里。消息傳出后,人群聚集在這家旅館門口(不只是為了滿足對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達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民族團結的熱望)。后來,她們在一次集會上先后講話,這次集會是為了成立宋美齡領導的全國性組織“傷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異乎尋常的是,宋美齡公開贊揚宋慶齡通過保衛中國同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迄今為止兩者均為國民黨所禁忌)為中國的戰爭災胞所做的工作。

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以下簡稱《保盟通訊》)報道:“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被委托審計當地‘傷兵之友’運動的所有賬目。保盟除了積極從事這一工作外,還首次捐款500元港幣用于該運動的行政管理開支,用于救濟目的之款項則不計在內。”①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55頁。

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齡為該《通訊》撰寫的專稿《‘傷兵之友’運動》。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經驗教訓,詳細論述在這一次大戰之后中國的傷兵安置工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對當前戰場上的需要則一筆帶過。但引起人們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發表的場合。保盟總算第一次得到了來自國民黨權力圣殿的默許。還有,要求保盟審計“傷兵之友”賬目一事也是以一種含蓄的方式承認保盟正直無私的聲譽。這些都是在救濟工作及整個國家統一戰線工作中解凍——即使是暫時的——跡象。(主要的冰塊當然并未融化,對解放區的繼續封鎖即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三姐妹聯袂登上征途,到戰時首都重慶和四川省會成都作7星期的旅行。

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團聚”的背景。但當時的論述幾乎可以說無奇不有,每個新聞來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傳著古老的“浪子回頭”的謠言——宋慶齡因蘇德條約和蘇芬戰爭而感到“幻想破滅”,回到了自己親屬的懷抱之中。在重慶,描繪出一個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認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在相互寬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圍之中。

在幾十年后,在80年代中期,在一些通俗的傳記和電視片中又使“三姐妹團聚”呈現出一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情景——親人之愛戰勝了一切原則上的分歧。

事實上,三姐妹對于在不很緊張的情況下聚會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礎既不是任何一方放棄政治信仰,也不是純粹的私人關系。就像中國各黨派戰時的統一戰線一樣,這里面“既有團結、又有斗爭”。

僅在幾個月以前,國民黨就忙于對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擴大勢力”(即使這種“擴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領下收復失地)。它甚至于殺害根據協議派駐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代表。①

①如中共領導的新四軍駐湖南平江聯絡處有6名工作人員于1939年6月12日慘遭活埋。

但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趨勢。叛徒汪精衛現在把孫中山說成是親日派并無恥地選擇了1940年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15周年的日子,向重慶提出了奴役性的和平條件。在日本人方面,他們最近曾對這個戰時首都狂轟濫炸,企圖以此迫使其投降,但未得逞。西方列強現在同納粹德國已正式處于戰爭狀態,看來傾向于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類似于張伯倫對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不過這一次的犧牲品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中國。英國不久就將關閉滇緬公路。美國看來也不反對制造一個“遠東的慕尼黑”以安撫日本,拿中國作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在中國內部,仍然主張抗戰的各方人士——不論是左、是右——加強團結就變得更為重要。三姐妹從3月31日開始的重慶之行就是這一協力的表現。

盡管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它沒有改變蔣介石和宋氏親屬一個長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慶齡變成他們的政權的裝飾品,從而使她不再成為他們已經拋棄的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象征。他們想使她顯得完全同意蔣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見均已消除。但在這次聯袂旅行中,她決定擔負起一項更有獨立性的任務——努力加強國民黨內部反對投降的趨勢,呼吁按照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盡可能廣泛地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戰和民族復興開展組織工作。

所有這些復雜的因素在這次旅行的路線和氣氛中都反映出來。當時住在重慶并目睹宋慶齡許多活動的王安娜提供了一些側面的消息:

“她作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宮廷’里。盡管宋家內部的關系表面上是相當融洽的,但孫夫人卻覺得還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兩個姐妹孔夫人和蔣夫人,竭盡全力夸示宋家難得的大和解。她們接待客人,進行參觀,舉行晚宴招待外國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見場面以及那些轟動社會的場面——蔣介石與他視為異端的自由主義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攝影記者們拼命照個不停。①

①王安娜著《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383頁。

招待會很多,蔣本人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一般都撥冗出席。在宋慶齡這方面,她歡迎這些活動,以顯示“上層的統一戰線”。但她經常警惕這些活動的另一方面的用意,即:試圖把她留在重慶并用恭維諂媚的辦法使她不再說話。所以——據王安娜報道——她很早就說過:“‘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慶來了,但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著我,不是像這里那樣,當展品。’”①

①王安娜著《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383頁。

重慶的左派也歡迎她,但有自己的著重點。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按統一戰線協議在戰時首都重慶合法出版,但受到國民黨的嚴格檢查)發表短評,稱贊她“始終積極的堅決的為實現中山先生的遺教而奮斗,始終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領導著婦女界,不倦的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短評表示相信,“重慶的、以至全國的婦女界在孫夫人和蔣夫人的領導下,一定能夠獲得進一步的團結,能夠使婦女運動有更迅速的、廣泛的和深入的發展。”①(提到蔣夫人顯然是出于策略性的考慮。)

①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4月3日短評《歡迎孫夫人來渝》,轉引自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349頁。

在重慶的第一星期,慶齡同她的姐姐和妹妹視察了日機空襲后的斷垣殘壁、防空設施、戰時孤兒院以及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工合”)的兩個單位(一個織毯廠、一個印染廠)——“工合”從一開始就受到宋慶齡的支持。每到一處,她都認真觀察、詳細詢問。

4月7日,宋美齡在蔣介石“官郾為宋慶齡、宋靄齡舉行招待會。慶齡在講話中說,她這次回來看到重慶人民在敵機空襲下受難,但也看到了許多婦女的努力工作,十分贊佩。接著她提出兩點:一是她希望國民大會盡早召開(它正被無限期推遲),婦女們要加以支持并參加選舉;二是婦女地位的改善離不開憲政的實施,婦女要去努力爭取而不能坐待恩賜。

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在關于這次聚會的報道中把宋慶齡的講話完全略去,對蔣介石的出席則大事渲染,說他到場時“全體鼓掌”,又引用了蔣致詞中那些好聽的話——“孫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訪渝不但為重慶人民所歡迎,全國也為之深感欣慰”。這篇電訊還說,蔣夫人“用中文及英文致詞,孫夫人、孔夫人繼之”,但她們說了些什么則只字不提。①

①中央通訊社重慶1940年4月7日電訊。

后來幾天里,宋慶齡為《新華日報》題詞“抗戰到底”并和姐姐、妹妹一道去重慶一家醫院慰問傷兵。對一些受傷的日本俘虜,她用日語祝他們“早日回到美麗的日本島嶼上去”,顯示她把日本人民和統治者是區分開的。

蔣氏夫婦為新任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舉行宴會,慶齡欣然應邀出席,使她有機會強調她一貫重視的中蘇友誼。

4月18日,宋氏三姐妹一道發表廣播演說,由NBC廣播網向全美國轉播。慶齡的演說中充滿了對中國人民、對未來的信心:

“日本憑借它的優勢武器,夸口說三個月內征服中國這個有著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但我們已經戰斗了三十三個月,始終保持著中國必勝的決心和信心。太平洋和世界的未來歷史必然會變樣,因為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已經拿起武器,為自己的自由、為你們和全人類而戰斗。”

王安娜曾出席過幾次正式的招待會,她觀察到慶齡和她的妹妹在那種場合的表現迥然不同:

“蔣夫人總是被恭維和崇拜自己的隨從所包圍……還有幾名作為‘顧問’的傳教士……即使在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與這位獨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見。因為反對意見在她看來簡直是冒讀神靈。……

“……我常常想:‘孫夫人與這樣的世界的確是合不來的。’她總是討厭人多,對在公眾之前出頭露面經常有一種羞怯感。特別是被迫發言時,她覺得渾身很不舒服。在一次花園酒會上,因為圍到她身邊去的人實在太多了,她竟象一只羚羊似地一溜煙跑進屋去。”①

①同注13,第384—385頁。

她還補充寫道:

“對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贊同蔣介石的專橫、非民主的行為,孔夫人的投機生意,以及蔣夫人不適時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時,孫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譏諷的言詞談及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這不僅由于她在政治上是驚人的老練,而且是因為長年以來她已學會了控制自己……”①

①同注13,第385頁。

王安娜注意到,在平常人中間,慶齡的形象總是很高大的:

“表面上,她對擁有強大勢力的家族‘宮廷’的態度,是非常恭謹的,甚至會被認為是順從的。盡管如此,她從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的信賴。因為她始終如一地執行著在她看來是正確的路線,態度極其鮮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謀私利的人,她是為著人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而生活、工作的。人們對此十分了解。人民稱她為‘中國的良心’。”①

①同注13,第385—386頁。

她同姐姐、妹妹又一起去訪問成都。在那里,她參觀了更多的“工合”單位并發表了肯定“工合”的最強有力的講話:

“工業合作社事業,正是總理〔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實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實國家經濟力量,希望各位對民生主義加以研究,俾總理遺旨能普遍實行。”①

①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4月2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26頁。

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在每星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都要集體背誦《總理遺囑》,而實際上則從不遵照執行。特別是對民生主義的忽視,成了宋慶齡對國民黨的主要批評目標之一。從這些情況考慮,她這里說的這段話顯然不止是說給“工合”運動人員聽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記者包圍了她,要她談談在大后方兩個月的印象。她告訴他們,總的說來,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緒高昂,堅信中國能堅持抗戰下去,生產也有所增長。“我們能夠勝利。”但在政治上,“雖然不可否認有若干進步,……但不能適應要求”。《抗戰建國綱領》尚有待貫徹,吏治中的惡習未獲根除。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遵行流于空言。“改善民生,缺乏具體步驟,深感遺憾。”

盡管如此,她相信“汪精衛集團關于國共分裂的宣傳,純屬彼等之夢想”。在某些地方,確曾發生過妨礙抗戰、親痛仇快的磨擦,但“予信兩黨領袖際此國步艱難之時不會使兩黨互斗。吾人必須防止分裂,因日汪所求者正在此”。①

①香港《大公報》,1939年5月25日。

汪精衛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時,沒有更多的國民黨顯要人物叛變過去充當“部長”。但在重慶,投降主義及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仍在繼續。一群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①,其中有些是上面默許的。他們被用來對付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這是國民黨和日本都要做的事,雖然每一方都想自己得到最后的好處。

①在整個抗戰期間共有57名國民黨將領投敵或“暫借”給日本人。

(五)預兆不祥的“皖南事變”

1941年1月,終于發生了一次真正重大的挑釁行動——國民黨襲擊中共領導的新四軍。①它把中國推到一次新內戰的邊緣,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堅定和克制才得以避免這場內戰的爆發。

①新四軍的核心是沒有參加長征而留在南方繼續從事游擊戰的紅軍部隊。1937年底,根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議,改編為新四軍,1938年1月成立軍部,但國民黨政府多方限制其作戰行動并扣發軍需。

從1940年秋以來,蔣政府就一直在迫使中共領導的部隊只可在黃河以北對日作戰。如果這樣做,那末在黃河以南,日本的占領區就會安然無事,這當然是敵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則可不受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思想的“傳染”,這是國民黨所需要的。中共以團結為重,最后同意把新四軍撤到長江(而不是黃河)以北。在部隊轉移過程中,國民黨部隊奉蔣介石的命令對新四軍軍部及三個支隊共約1萬人進行突然襲擊。新四軍人員中有許多非武裝的文職人員和醫護人員,部隊也僅有輕武器,因此幾乎全部被消滅。副軍長項英遇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鐵工出身的老共產黨員采取了后來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相信為了維護統一戰線必須毫不懷疑和毫不遲疑地服從蔣的命令,以這樣的誠意來換取蔣對團結的同樣尊重,但結果卻是如此。

軍長葉挺受傷被俘后被囚禁了4年,備受折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釋。葉挺是一位有才能的、久經戰斗考驗的軍人,他在許多歷史重要關頭的表現都為宋慶齡所深深懷念。1922年,他任廣州總統府衛隊軍官,在軍閥陳炯明叛變并炮轟總統府時,保護孫中山和孫夫人脫險。在1925—1927年的北伐戰爭中,他是常勝的“鐵軍”的著名指揮官,為宋慶齡所熟知。1927年蔣介石叛變后,他在南昌起義和廣州公社起義中都擔負過領導職務,宋慶齡和葉挺都是在南昌起義后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成員。1928—1929年在柏林時葉是慶齡在流亡中的同志之一。在1939年冬,葉挺曾秘密到香港拜會宋慶齡,商談“保盟”向新四軍提供醫療援助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1938年新四軍建立時推薦葉挺任軍長的不是別人、而是蔣介石自己,因為葉挺很久已失去了共產黨的組織關系,所以蔣寧肯要他而不愿意讓一個有黨籍的共產黨人去當軍長。但對蔣警惕性更高的卻是葉挺、而不是正式的共產黨員、副軍長項英。

國民黨政府在消滅了新四軍之后反誣該軍“叛變”,下令予以解散、撤銷番號。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宣布這一撤銷番號的命令是非法的、保存新四軍并置于重新設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之下。它譴責國民黨的行動是進攻華北抗日根據地及延安的前奏,然后它就會向日本投降,由日本占領北方、國民黨統治南方。但中共中央沒有因被激怒而對蔣在軍事上進行回擊,從而使內戰再起,因為這樣的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相反地,它加緊了對日作戰并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戰。

中共這一態度為它贏得了廣泛的政治勝利。愛國的中間分子趨向于同共產黨人的聯合,這一趨勢的標志就是反對內戰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誕生。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這時也警告國民黨不要擴大內爭,擔心中國一旦分裂,將使日本能夠騰出手來打擊它們。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一寇爾爵士不久前還對宋慶齡施加壓力,不讓她在香港發表批評重慶政府破壞團結趨向的言論,現在卻在蔣的首都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邀請周恩來的女新聞秘書龔澎——許多外國人認識她——坐在自己旁邊。這顯然是為了表示不贊成蔣介石發動不合時宜的內戰。

宋慶齡在香港為反對分裂、恢復和加強團結而奮斗不懈。1月4日,她和國民黨老資格的中執委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致函蔣介石,嚴厲譴責對新四軍的襲擊,稱之為對民族戰爭和孫中山遺教的背信棄義行為。函件中說,“最近討共之聲,竟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閱墻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以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剿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歷慘痛又將重演,實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礎隳于一旦。”現在“全國抗戰進入第五年度,今年實為最艱辛最重要之一年”,要求政府當局制止發生內戰之可能,恢復兩黨合作并保證民主團體之安全運作。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128頁。

幾天后,宋慶齡又和何香凝、陳友仁(武漢時期的外交部長)聯名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停止反共。①

①《宋慶齡選集》,第146頁。

通過《保盟通訊》,她向全世界揭露了這一危機及其根源。正在華盛頓公干的她的弟弟宋子文為此大為惱火,打電報到香港,宣布辭去保盟會長的職務。他指責保盟已從一個救濟團體“變為國內政治黨派性的工具”。

《保盟通訊》發表了宋子文的來電及宋慶齡的機敏利落的回答:

“現在,任何有關黨派性的說法,都可能是極為混淆視聽的。

“目前在中國只有兩種現實的政策:以我們的全部力量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或者是妥協、屈服和投降。保衛中國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種政策。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是‘有黨派’的話,那么我肯定來博士也是有黨派的,而且我們真誠地希望他將保持這一點。

“我們信仰民主和言論自由,我們為能讓外國朋友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而感到高興。

“我們對中國團結的支持決不動搖,對任何危及中國團結的事情堅決反對。”①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62—363頁。宋子文的電報日期是5月30日,孫夫人發表聲明是在6月1日,都刊登在《保盟通訊》第33期上,1941年6月15日出版。

宋慶齡再一次不讓私人和家庭關系影響或模糊了她自己的立常

這時,在新的國際和國內氣候下,立即發生分裂和內戰的危險有所減弱。雖然國民黨當局減少玩弄對日投降的把戲,但并不意味著它現在愿意更積極地對日作戰。隨著英、美同日本開戰的可能性增大,他們想讓盟國去打敗日本,而自己則乘機積聚武器和資金,以便將來摧毀國內的對手中國共產黨,獨享勝利的果實。

(六)為促進國際反法西斯聯盟而努力

宋慶齡在香港期間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和國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在她初到香港時,在1938年3月2日《告英國民眾書》中,她就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即:其他國家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它們自己——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壁壘就是鞏固世界和平。

3月7日,在一篇國際婦女節的文告①中,她重申了自20年代以來的一貫觀點,即:“婦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數大眾的解放有共同的命運”,并且兩者都同當前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斗爭緊密相連。法西斯已進攻西班牙和中國,如果中國和西班牙共和國得不到援助以進行抵抗和取得勝利,那么誰能擔保更大范圍的戰爭不會降臨到別人頭上!

①《告英國民眾書》刊于1938年3月2日漢口《新華日報》,參閱《宋慶齡年譜》108頁。《向全世界的婦女申訴》,載《宋慶齡選集》,第127—128頁。

在那些年代里,中國和西班牙的抗戰在宋慶齡和其他中國進步人士的言論中往往是相提并論的。人們幾乎是同時喊出“保衛大武漢”和“保衛馬德里”的口號。在延安,紅布大橫幅上寫著“NOPasaran1①

①這是當時國際上保衛馬德里運動中通行的口號,西班牙文詞義為“不許通過”,即不讓法西斯軍隊進入馬德里之意。——譯者

她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蘇聯在世界事務中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她不認為中國只起附屬的作用。在她看來,援助是相互的。6月6日,她在《蘇聯的和平政策和蘇聯的對華援助》①一文中說:

①載當天的漢口《新華日報》。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10—111頁。

“一個獨立、民主的中國,是保障蘇聯、對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蘇聯以策安全的自衛武力,是中國抗日救國斗爭的重要因素一樣。……關鍵在于中國自己能否動員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遠東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基礎,爭取蘇聯以及一切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

在上一年,為紀念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20周年,她在1937年11月6日發表的《兩個“十月”》一文①中論述了中國革命和蘇聯革命的密切關系。她說,第一個“十月”即1911年10月10日的中國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在那次革命中社會主義思想已經產生一定的作用。就在這一年,孫中山在日內瓦出版的《社會主義者》雜志上發表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國的進步必須以土地改革為基矗他后來認為工人農民必須成為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和建設新國家的基石。但是,六年以后俄國的十月革命遠遠超過了中國的1911年10月的革命。新生的蘇聯戰勝了國內反動勢力和多個外國列強的干涉,成了一個工農國家和維護和平的關鍵力量。中國要取得同樣的成就,必須“鏟除一切賣國賊,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們。”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04—108頁。

她高呼:“我們將不再是自己國內的封建奴隸,也不再是國外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隸。……我們將不僅在戰場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中,將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到時候,孫中山的主義便完全實現了1

她向任何方面談話都是直言不諱的。1937年10月3日在上海當英國工黨派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來華時,她在《致英國工黨書》①中,批評了英國政府(及國際聯盟)自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以來無所作為的態度,因為日本的侵略撕碎了國際公約而英國及其他列強都是這些公約的簽字國。現在,英國的畏葸茍安正在產生苦果——它自己的利益也已受到極大的損害和破壞。“日本轟炸機追擊英國的大使,險些兒送了他的命舊本軍艦攔阻英國的商船,堅持有權上船檢查旅客和文件;他們故意扣留并破壞在香港領海中的海關巡邏艇。”同她對英政府的綏靖政策的抨擊相對照,她熱烈贊揚“香港商船‘塞文萊’號的英國水手曾經罷工抗議載運貨物到日本去,因為這會增加日本的侵略力量……我們是何等地感激和歡欣啊1

①《致英國工黨書》原為英文,經上海《戰時聯合旬刊》譯為中文,發表于該刊1937年10月1日第4期上。關于英國人民在三十年代對中國的支援。可參閱阿瑟·克萊格著《援助中國》,1937—1939:《一個被遺忘的伙伴的回憶》(英文),新世界出版社,北京,1989。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她對美國人士發表了題為《中國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廣播演說。①這篇演說談的是中國國內的發展。她說,十年之前,“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普及全國的偉大的國民革命運動,將全國統一起來,而成為偉大的團結的民族的開端”,但在其后的十年內,“孫先生遺教與三民主義,在連年的內戰中銷聲匿跡,自相殘殺的結果,使國家受到破壞,人民大眾的生活日益貧困。”現在,內戰終于停止了,團結抗戰擋住了敵人的進攻。過去的中國紅軍改名為八路軍,“第一次與敵軍接觸,就獲得壓倒一切的勝利”(指山西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精銳扳垣師團1000多人)。

①原載上海《大公報》,1937年10月2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06—107頁。

宋慶齡再次指出,中國的戰斗“不單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一切仍舊愛護自由民主的人們”。她表示相信美國對中國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斗爭是真誠同情的。

在美國方面,有一個有關宋慶齡的報告,是1938年10月間專門呈交給羅斯福總統的。寫報告的人是美國駐華助理海軍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少校(海軍陸戰隊)。他是斯諾(后來又是史沫特萊)的朋友,通過斯諾的介紹,他深入在敵后作戰的中共領導的部隊,實地觀察了幾個月,看到士氣高昂、作戰技巧高超,并認為他們為中國抗戰取得勝利具有極大的示范價值。他在香港曾同宋慶齡晤談,這個報告就是在這次談話后寫的。他所以能夠直接向羅斯福報告,是因為他曾是總統定期休假地喬治亞州溫泉海軍陸戰隊警衛隊的指揮官,所以羅斯福總統認識他并且很喜歡他。他被派到中國來時,羅斯福要他把他的在華印象直接告訴他,不是通過軍隊系統逐級上報而是通過總統的私人秘書勒漢德“姑娘”。①

①這個報告的日期是1938年11月15日,存紐約海德公園富蘭克林·D·羅斯福圖書館。舊金山的約翰·W·鮑威爾在進行其他研究工作時發現了報告原件,專為本書作者惠寄了一個復印件,供寫作這本傳記用。

卡爾遜給她寫道(實際是給羅斯福看的):

“在香港,我同孫逸仙夫人有一次愉快的晤談……她是一位可愛的婦女,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平易近人……她以為中國共產黨是孫博士三民主義的真正的擁護者……她也認為——同我談過話的大多數外國人也這樣看——八路軍所創造的進行抗戰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國取勝的模式……”

在下一段里,宋慶齡對于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表現得不像上面所引那篇對美廣播演說中那么有信心——事實上遠不如卡爾遜那樣有信心,她特別擔心美國政府和傳播媒介長期宣傳的反共主義。

“我告訴她,(蔣介石)委員長把一兩位共產黨領導人安排到政府中去的時機已經來到了。她反問道,如果采取這一步驟,美國的感覺將會怎么樣。她指出,對美國人來說,共產主義仍然是一個妖魔,如果他們認為中國將‘共產化’,那末他們的同情恐怕就會減少了。我答道,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有足夠的了解,認識到這不是他們所熟悉其含義的那種共產主義。”

這次談話的時間正好在日本占領廣州和武漢之前,中國局勢危急。卡爾遜的另外一些話反映了這種情況:

“我同孫夫人談話是在10月20日,在此之前,就在那天上午,我同宋子文談了話。他們都沒有作出任何暗示,廣州會在第二天陷落……

“從中國人的立場看來,目前的局勢并不光明。但我仍然相信,中國有能力繼續抗戰。我持這個立場肯定屬于少數派。但我的意見是以我對共產黨領導人、(蔣)委員長及黃埔系軍人的了解為基礎的,他們誰也沒有失去抵抗的意志。我的意見還以下述事實為基礎,即:共產黨人在北方成功地把抗戰的意志以及為民族抗戰的利益而自我犧牲的真誠精神灌輸給了人民。”

卡爾遜雖然對蔣及國民黨軍隊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從共產黨進行的戰斗中已經看到了中國不會半途而廢或遭受失敗的主要理由。

宋慶齡給卡爾遜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兩年以后他寫的一本關于這段時期的書中①,稱這次同她的半日晤談是他經歷的中國的“偉大戲劇”中“非常合宜的最后一幕”。他寫道: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著《中國的雙子星》(英文),第316—318頁。

“我在一間陳設非常簡樸的房間里等她,從這里多少感覺到了一些這位婦女的精神。她不讓自己有絲毫的奢華。一會兒,她出來了……我頓時感到輕松自如,因為她有那種我在八路軍中常見的‘不要客氣’的態度。但她還有更多的內涵——內心安靜、絕端自信而毫不自負……她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愛,特別是對那些不幸的、被壓迫的人們。

“她從不裝模作樣,她的面容安詳,在沉靜中顯得很美麗。”

他像別人一樣感受到她也喜歡找快樂:

“她一點也不缺乏幽默感。當我告訴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經歷時,她高興地插進來解釋我所描述的人們的反應。”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顯,她認為國民黨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共產黨領袖們則實行了。她相信,蔣介石所鼓勵的是對他本人、而不是對政府和國家的忠誠。應建立代議制政府的時間早過去了……”

最后,卡爾遜深感她對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關切的。他引宋慶齡的話說:

“……最嚴重的是政府未能實行民生主義。相反,它滿足了上海的銀行家……而忽視了人民……特別是土地問題……”

在同卡爾遜談話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國抗戰兩周年時,宋慶齡發表了《展望戰后——抗戰紀念日致美國友人》一文①。她在文中詳述中國抗戰所遇到的內部和外部危險并尖銳地指出兩者的聯系。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55—63頁。此文標題或作(抗戰以后的中國——抗戰二周年紀念告美國友人》,見《宋慶齡年譜》,第119—120頁。

在一方面,她警告說:

“背叛統一戰線和試圖限制民主的發展,不僅威脅著我們的抗戰,而且也威脅著外國在華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對在主要西方國家中出現的類似傾向也毫不放松:

“我要求你們密切注意民主國家中的保守派,他們期望迅速結束遠東的戰爭(犧牲中國以謀對日妥協),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將‘赤化’。”

她奉勸西方政府不要作這樣的胡思亂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們的占領區怎樣肆無忌憚地破壞外國的利益。制造或強使中國接受“和平”,而讓日本獲得它的侵略果實,將是對西方國家本身貿易及其他利益的打擊。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記住自身的民主傳統:

“我們抗戰爆發的周年紀念日是7月7日。這一天在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和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紀念日)之間……我們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開始的抗戰的推動下,已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的革命兼有解脫美國殖民地地位的美國革命和擺脫舊政權的法國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完全贏得了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國巨大的生產力才會解放出來,使整個世界受惠。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類進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七)西方的戰爭:對東方的初步影響

1939年9月,歐洲爆發戰爭,一方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后來參加),另一方是英、法兩國。戰爭爆發前夕,在香港已出現擾攘不安的情形。英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潛水艇戰爭記憶猶新,因而擔心航運的安全。

9月3日,在給紐約的友人格蘭尼奇夫婦的信①中,宋慶齡敘述了當地的情勢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點有數的財物)的處境:

①宋慶齡自香港致紐約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勢很緊張。人們紛紛逃離,以免遭封鎖(或封鎖的威脅)……英國是否宣戰或接受意大利的調停很難說……我多么希望有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你們看,我的所有鄰居都有……只有我聽不到新聞廣播。

“我們的所有朋友都預期發生各種可怕的事情,都在準備撤離……人們爭著出頭等艙的錢去買三等艙的票……

“貨幣的比價大跌,這對我們這些必須在這兒住下去的人是個大問題。現在要4元錢才能換1元港幣,你可以想像到我們的境況多慘……

“我想去內地,但朋友們認為到我該出去的時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現在沒有別的辦法。

“這里現對函電實行嚴格檢查,但還不至于影響到我現在為我的國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國(指英國)外交政策改變之前是這樣……”

不論有無危機,她還是像通常一樣的忙碌:

“我正在寫《維吉尼亞季刊》要的文章,進度很慢,就同我隨便寫什么東西一樣。剛收到(倫敦)沖國運動委員會’來電要我寫一篇周年紀念的文章……NMt紐約《新群眾》雜志發表了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本來是作新聞通訊用的……”

接著是一段關于她個人的幽默話:

“NM的作者介紹中說我是1890年(實際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覺得很有趣——難怪所有的外國記者都說我看起來比他們原來想象的要年輕。”

如果宋慶齡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在密報中怎樣描寫她,準會覺得更加有趣——盡管也更有辛辣味道。這個特務偷進格蘭尼奇所住的公寓,發現了這封信,就做了一個復本送給聯邦調查局,但不知道寫信的女人是誰,就說寫信的人叫“蘇西①,一個住在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女黨員”,從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來,“顯然是一個年在30至35歲之間的中國婦女”——這個估計比她的實際年齡小10歲,她當時是46歲。

①蘇西是宋慶齡在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用的小名。——譯者

這個密探的“情報”都錯了,只有一點是對的——在精神和體力上、同樣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輕。

歐洲爆發戰爭的前后,宋慶齡不斷強調西歐和遠東的反法西斯斗爭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對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對后者的忽視。1939年在香港“三八”婦女節集會上她發表的題為《關于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吁》①的演說是有代表性的:“我們中國人民已和這種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爭……同時也為著你們的和平作了斗爭……如果中國投降,如果中國不戰而淪為日本法西斯軍事機構的一個物資供應基地和人力補充站,那末,請想一想,我們還能夠在香港安靜地坐在這里嗎?1

①《為新中國奮斗》,第110—115頁。

像每次講話一樣,她沒有忘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國的游擊隊戰士們,因為“在中國的最大部分的日軍不是在前線上跟我們的國軍作戰,而是在徒費氣力,鎮壓成千成萬的、在所謂占領區內長成的游擊隊伍所組成的人民軍隊”,而“這些英雄們不僅是用老式的步槍、有限的彈藥、土制的手榴彈、鐮刀、刀劍、棍子和拳頭,在跟具有各種現代戰爭的技術裝備的敵人作戰;他們不僅是連最起碼的醫藥供應都沒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糧食……我們需要幫助這些無名英雄;他們不僅為著中國的解放而斗爭,而且也為著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爭。”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與尼赫魯的通信

在那些戰爭的年代里,宋慶齡不僅是對西方國家講話。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她積極表示對印度自由運動的同情。從她早年同孫中山在日本時起,她的這種感情一直是非常熱烈和強烈的。她在香港表達這種感情,對港英當局來說,比她批評英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更不受歡迎。她這樣做又一次表現出她的有原則的獨立性。

自1938年以后,她恢復了同尼赫魯的通訊,他們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認識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托一位年輕的英國人約翰·利寧(保衛中國同盟創始會員)經印度回英國時帶去的。她向尼赫魯介紹說,這位帶信的青年是一位真誠的朋友,“同中國的年輕人有密切的接觸”,能向他介紹“在目前日本第一波侵略行動中及其后”的中國抗戰形勢。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函,1938年7月7日。

她在信中接著說,中國人民“獲悉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深為感謝和極受鼓舞,我借此機會表示我們的感激和同志情誼。”這封信發出不久,她就在廣州接待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①。這個醫療隊后來前往華北解放區。

①當時印度國大黨援華醫療隊成員都取了第三字為“華”字的中文名字,為愛德華(愛德爾)、柯棣華(柯棣尼斯)、巴蘇華(巴蘇)、卓克華(卓爾克)、本克華(本克吉)。現在,愛德華和柯棣華在我國仍為人所熟知。——譯者

尼赫魯當時不在印度,所以沒有見到利寧。他很晚才看到這封信并在12月27日作復:

“我們以最密切的、最關切的心情注視著中國局勢。我但愿能給你們一點實際的幫助。但不幸的是,我們備受束縛和限制,使我們幫助國外朋友們的能力極為有限。但我們舉行了無數次大游行示威以聲援中國人民,當中國人民處于患難時,整個印度的感情是同他們在一起的……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下一年(1939年),尼赫魯訪問重慶。在政府的接待委員會名單中本來是列上宋慶齡的名字的,但后來的實際情況顯示,重慶政府并不想讓他們兩人見面。同年9月,她寫給尼赫魯的信中說:①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函,1939年9月15日。

“匆匆寫幾行是為了告訴你,我因未能在你到達中國時去歡迎你而感到何等的失望……我剛知道,你在到達重慶時沒有收到我給你的電報。我正打算乘飛機去看你,卻在報上看到你離華回國的消息,真是遺憾。(因戰爭在歐洲爆發,尼赫魯提早回國。)……

“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是會見面的。我熱切地期望著有一天我們能歡迎你到一個自由和獨立的中國來……我將努力使自己隨時了解你所進行的工作,并以最大的同情注視你們的事業的進步,因為你們的事業也就是中國的事業。”

她這封信不是通過郵局寄去,而是托印度醫療隊年輕的木克吉”大夫回國之便帶去的,還捎了個口訊。她在信上是這樣說的:“我同木克吉大夫作了一次長談,談到醫療救濟工作以及貴國如何支援我們,因為過去我們從歐洲得到的供應現在絕大部分都中斷了。我相信他會向你詳細報告我們的談話內容,以及我提出的關于在印度建立保衛中國同盟分部的建議。由于復雜的形勢,我們可能會把我們這個組織遷移到昆明或桂林去。”

這里說的“復雜的形勢”當然是指歐洲的戰事以及香港航運交通中斷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導致日本控制香港。昆明通過最近重開的滇緬公路,可以同仰光保持陸上的交通,因此是接收來自(或經由)印度的救濟物資的較好地點。

幾星期后,尼赫魯復信道:

“木克吉大夫帶來的信收到……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你發了一個電報到重慶,是給我的,但我沒有收到。我滿心希望能有機會見一見你,但戰局迫使我匆匆回國……我同你一樣,希望不久的將來,當中國和印度都獲得自由時,我們能夠相見。

“我但愿我們能更多地幫助你們……但在目前,像在任何地方一樣,這里的一切也都在變化之中。未來的幾星期將會決定……到那時我們也許處境會好一些,有條件幫助,也許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條件。

“我想附帶提一下,我們在同英國政府討論印度的未來以及戰爭的目的、和平的目的時,十分重視一個自由的中國。我們不期望英國政府會說什么可能得罪日本的話,但我們確實期望他們不要改變對中國的政策,使之不利于中國。”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39年10月13日。

隨后,尼赫魯送給宋慶齡一批他的著作,她復信表示非常感謝:

“……我曾在這里找這些書,但找不到。現在我終于能夠讀到這些書了,并且讓許多人也來一起讀這些書,他們都急于了解在同我們兩國都有關的問題上您的思想和觀點。”①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1939年12月16日。

她在這信上還說,她很高興,尼赫魯決定繼續派遣印度醫療隊到中國解放區去。她稱這個醫療隊的工作“很出色”。關于印度,她寫道,“我以最關切的心情注視著貴國所發生的事件,愿您在為印度而作出的崇高努力中取得偉大成就。”

在同一信里,她悲傷地告訴尼赫魯著名加拿大外科醫生、國際主義者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的消息。尼赫魯復信表示哀悼①,并說,“你也許知道,我們國民大會黨醫療隊的醫生已去了五臺山”(山西省敵后解放區,白求恩大夫在那兒工作,后來印度柯棣華大夫接替他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同樣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因病逝世。)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39年12月25日。

尼赫魯還告訴她,英國對于印度醫療援華也在加緊干預,木克吉大夫正準備去中國,“循新開的滇緬公路,經由臘戍……攜帶了一批醫藥供應品。”但一個多月后他來信說:“…木克吉大夫到達仰光時,他的護照被(當地英國當局)取走了,無法繼續行程,只好返回加爾各答。他所帶的醫療供應品……已交給仰光的中國領事。”

1941年夏,印度國民大會黨工作委員會成員卡瑪拉黛芙夫人——一位在外貌和才智上都出眾的婦女——在周游上海、重慶、美國、日本途中,來到香港,拜會宋慶齡。她說,在東京時,日本人提出只要印度國大黨公開反抗英國統治,日本就將給以援助,但她代表國大黨拒絕了日本這種奉承討好的表示——不是不想看到英國人走,而是因為這種“援助”有著不干凈的動機。她說,盡管甘地和其他許多國大黨領導人被英國人投入獄中,國大黨還是這樣決定。

但在香港,這位有原則立場的印度婦女,盡管她讓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受到港英警方的嚴密監視。

與此成為鮮明對照,宋慶齡主持的《保盟通訊》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印度》的社論①,對卡瑪拉黛芙夫人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認為是“及時地顯示了兩個偉大的東方國家的人民之間十分密切的利益聯系。”社論說:

①尼赫魯致宋慶齡,1940年2月2日。

“歐洲戰爭爆發前夕,尼赫魯先生曾對中國進行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訪問。此后,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機會同中國的領袖們談論他們斗爭的前景。中國的抗戰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瑪拉黛芙夫人的訪問,再度提出了兩國目前關系的問題。……今后肯定會比一次偶爾的未加宣布的訪問,有著更為經常的消息、情況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慶齡代表保盟邀請尼赫魯和印度醫療隊隊長愛德華擔任保盟的贊助人。尼赫魯代表愛德華和他自己復電表示“欣然同意”;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89頁。

“……高興地接受名譽會員的職位,作為印度同中國人民在他們爭取自由的英雄斗爭中團結一致的象征。”

概括起來,在香港時期,宋慶齡在反對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尋求英國人——包括官方人員——的支持,但她從不奉承或乞求他們——在印度問題上,她對大英帝國的抨擊不遺余力。這就是她的統一戰線風格。

(九)對日本軍國主義——抗擊到底;

對日本人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抗戰初起時宋慶齡曾寫道:

“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當然,中國人民對于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并無惡感,因為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41年10月13日。

她這樣寫,也這樣做。對于侵略性的帝國日本,她主張進行無情的武裝斗爭——只要它還占領著中國的一寸土地。但對于日本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她有著許多美好的記憶——他們不是敵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慶,如上所述,她探視過受傷的日本俘虜,并同他們談話。在她的書房里,一直保留著一本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靜江夫人)①用英文寫的自傳《面臨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通過美國記者古爾德送給宋慶齡的,上面還有作者寫的向來表示敬意的題詞,當時中日兩國已經開戰。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工運活動家。——譯者

加藤靜江因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節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獄,后來又因為被認為在所謂日本“國家危機”中是危險人物而再度入獄。古爾德在寫到這位英勇的日本婦女時說:

“……她雖沒有見過孫逸仙夫人,但認為孫夫人是一位同她屬于同一類型的婦女……在動蕩的30年代后期,她們兩位都曾希望在較為中立的香港見面……但日本警方對加藤靜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見客(她打趣地對我說,‘每一個到我這里來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檔案’……)但不準旅行。”

還有一個關于宋慶齡對待日本友人的態度的例子值得紀錄下來,那就是在她離開上海之前,她設法把兩位日本進步人士(作家鹿地亙及妻子池田幸子)從這座城市安全轉移到中國后方。這兩位進步人士認為,他們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兩國未來所能做的最佳奉獻,就是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對他們必欲置之死地。

(十)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及其意義

現在敘述保衛中國同盟(保盟)本身。這個組織是宋慶齡進行戰時救濟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里。這也是她在香港進行其他活動的基地。它雖主要支援中國的進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單位。在從事救濟工作的同時,它也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形勢。它在自身的組織上也是國際性的。

宋慶齡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沒有這個獨特條件,它的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內部工作——她自己總是什么工作都親自參加——的氣氛反映出她的作風和品格。這個集體主要都是志愿人員,領薪的人極少極少,最多不過兩三個人——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領基本生活費。

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實際創辦要早得多。大約三個月前,在周恩來和宋慶齡這兩位無與倫比的統一戰線開拓者的創議下,事情就開始醞釀起來。第一個參加創辦小組的外國人是杰姆斯·貝特蘭。他是新西蘭作家和記者(后在惠靈頓大學任文學教授),對于在華北敵后活動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通過親身觀察,早就有所了解并極為贊佩。1938年2月在武漢時,周恩來曾同他談到八路軍傷員的醫療服務工作,并請他帶一份報告給在香港的宋慶齡,內容是八路軍在這方面的需要。

貝特蘭于3月間抵達香港,應邀參加了八路軍駐香港代表廖承志召開的一次會議。貝特蘭曾到延安,認識廖承志。廖同姐姐廖夢醒一起,已經在香港組成了一個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組,現在他想成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組織,以便向公眾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華團體掛鉤。它應有中外人士擔任職務,由中國“著名人物”領導。廖承志想到的是請宋慶齡任主席和實際領導人。后來宋又建議請她的弟弟宋子文擔任榮譽性的會長職位。

發起人在鄧文釗寓所聚會。鄧是廖家的親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就學,有進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時銀行任職。這一切都使他很適合于以后擔任保盟的兩司庫之一。

大家請貝特蘭推薦一位在香港有影響的外籍人士參加,他推薦了港英政府新蒞任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妻子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黨(費邊社①)的背景,這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上流社會婦女中是少見的。在結婚前(當時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彌達·布朗寧”),她在“英國與蘇俄文化關系委員會”任職時就同貝特蘭認識。她后來擔任保盟的名譽秘書。

①費邊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倫敦成立,主張以緩進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其名稱源出善用緩進待機戰術的古羅馬將軍費邊·昆克塔托(又譯費比烏斯),蕭伯納為主要領袖之一。1906年工黨成立后,該社即隸屬于工黨。——譯者

另外一位司庫諾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學教授。他在中國出生,同情進步,有學者風度。他和鄧文釗都是盡義務的。①

①《致英國工黨書》(1937年10月3日)。

最初負責宣傳工作的是約翰·利寧,就是曾將宋慶齡的信帶給尼赫魯的那位年輕的英國人。他曾主編過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諾和貝特蘭(后來還有本書作者)都曾是它的編委會成員,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占領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爾德著《中國在陽光中》(英文),第146—147頁。

這里想插敘一些本書作者的個人回憶,以有助于讀者了解當時的工作及其時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時,宋慶齡要本書作者負責香港保盟總部的宣傳工作。本書作者本來在美國合眾社工作,這時合眾社認為日本實際上已經打贏了對中國的這場戰爭,所以要裁減在中國從事采訪報道的工作人員,本書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于宋慶齡的推薦,本書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報》)編輯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樣生活有了著落,就有時間和精力去為保盟盡義務。

(這里附帶說明一下,不少書刊常把本書作者列為保盟的創辦人之一,實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書作者是到9月間才在廣州應邀參加的,在此之前還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同年11月在香港,本書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傳工作。宋慶齡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書作者取的,這是老年人常有的記憶上的差錯,本書作者在回信中說明了事實經過。)

人們也許會在發起人名單中尋找史沫特萊的名字,因為她曾同游擊隊在一起,并在武漢不辭辛勞地為他們征募捐款和醫療用品。但她不在發起人之列。這可能因為還在上海時,她同宋慶齡一度十分密切的關系受到了一些損害,也可能因為她有一種喜歡單獨工作而不作為集體一員的難以克制的傾向。盡管在組織上沒有關系,保盟同史沫特萊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樣成為競爭對手。印度醫療隊的巴蘇醫生記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為例子。1938年在廣州時,巴蘇曾問宋慶齡她對醫療隊打算去中共領導的軍隊中工作有什么想法:

“……她聽了很高興,并說……我們可在長沙或漢口會見史沫特萊,她會安排會見……周恩來……我們的要求必須向周提出。”①

①貝特蘭的回憶根據他1987年2月20日從新西蘭寄給本書作者的長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談。

至于保盟的名字最早起于何時,貝特蘭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了一點線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孫)夫人晚宴,保衛中國同盟。”這是在保盟發表成立宣言三個月之前。

實際上,在4月中旬,貝特蘭已從香港乘船去美國和英國,宋慶齡要他到這兩個國家去宣傳保盟。他回憶說,他在倫敦曾訪晤蘇聯大使伊萬·邁斯基,他和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克夫人都認識這位大使。他向邁斯基探詢,莫斯科能否許可英國友人捐贈的醫藥供應品經由蘇聯鐵路運往中國邊境,再用卡車接運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應用(如經海運到香港再轉運,曠日持久)。邁斯基當時的表示看來是同情的,但說要請示政府。①但這事后來沒有下文——可能因為莫斯科已在用這條路線運送武器給國民黨作抗日之用,不愿意讓人說它實際上是在把東西走后門運給中國共產黨。中共不論處境如何是一定會堅持抗戰的,而編造出來的“赤禍”卻會給國民黨內部及西方主張對日妥協的人提供一個借口。在一些令人泄氣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總是很謹慎的。

①巴蘇著書,第36頁。

在貝特蘭從美國轉赴英國之前,即1938年5月間,宋慶齡已帶著感激心情寫信給他①,告訴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趨活躍:

①貝特蘭1986年12月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由于你的熱忱和辛勤幫助,我們的保衛中國同盟終于開展工作了……我們很感激你推薦了沙爾文一克拉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幫手和有辦法的組織者……我們在這里的圣約翰大教堂舉辦了一次英美中畫展,甚至香港總督也偕夫人光臨了……香港大學副校長鄧肯·斯洛斯本來懷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進分子出來做宣傳’,也專門發表了演說。”

由此可見,保盟那時不但已在開展工作,并且已在擴大——就像它在以后幾年里繼續做的那樣。它通過藝術活動的接觸面也在擴大。在當時的中國,最好的藝術家、作家、劇院主持人和電影制片人及影劇演員,都是進步分子。

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貝特蘭在澳大利亞和他自己的祖國新西蘭為保盟進行了同樣的宣傳工作。

1939年中,貝特蘭護送一支運輸救濟物資的卡車隊,從香港經由法屬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國腹地。①在這支車隊里還有英國工業家桑尼克勞夫脫捐贈的新式救護車(附設有手術間)。盡管頻頻遭受空襲之險,并且“它那美麗的流線型車身去掉了某些東西”(貝特蘭語,指這輛巨大車輛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適應公路上的急轉彎和太小的渡船),它總算開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感謝同志們’,辦事處的人們這樣說。‘我們能用上它的’。”

①宋慶齡自香港致貝特蘭信,1938年5月25日。承貝特蘭向本書作者提供。

同車隊一起抵達的還有新來的醫生,其中之一是年輕的德國人漢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幾位印度醫生一樣,在抗日游擊隊中工作,不過他工作的時間要比他們都長一些——在隨同游擊隊作戰時,他有時成為部隊里僅存的最高級軍官,就由他擔任指揮。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過各項職務,其中一項是北京醫科大學副校長。

國民黨的封鎖越來越嚴,所以這成了載運保盟物資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車隊。下一支車隊是由“公誼救護隊”提供的車輛、由兩位英國救濟工作者押運的,但沒有能到達目的地。本書作者多年前對此曾有記述:

“……八噸藥品專門打上了美國和英國組織的標記,委托給了英國救濟運輸單位的埃瓦特·巴杰和菲利普·賴特,讓他們送到延安去……聽說蔣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陜西省一個封鎖點三原,這批藥物被阻。他們將藥物存放在城里大英浸禮會,又與當局洽談。國民黨最后提出,藥品不準運到游擊隊醫院去,他們可以分給中央陸軍醫院。他們說,中國兵不就是中國兵嗎,哪兒都一樣。

“但這批供應物資終究也沒有運到重慶陸軍醫院去。在爭吵進行時,三原地方當局曾逼迫大英浸禮會交出藥品,揚言要是不交,便對他們的傳教活動進行報復。后來我看到這批藥品在西安私人藥房內以黑市價格出售。

“……要說在那些戰爭歲月,由于藥物的封鎖而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并不夸張。幾年以后,當外國記者們(本書作者也在其中)訪問解放區時,他們發現三原縣沒收藥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征……人們每提及此事,因為自己的同志缺少簡單的外科器械或幾粒磺胺藥丸而死亡,就感到極大的憤怒和痛苦。

“……國民黨,正如孫中山夫人一語道破,它劃了一條橫貫中國的虛構線,在虛構線一邊的抗日戰爭傷兵能受到照顧,在另一邊的傷兵則不然。”①

①貝特蘭著《穿越中國戰場,隨救護車赴西北的行程(戰地報告)》,《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16—126頁。

要成為宋慶齡領導的班子的一員,必須同歷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鮮明的原則性和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如同宋慶齡本人一樣。

保盟的任務,像她經常明白宣示的,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救濟工作,而是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服務。

保盟不接受當時在國外過份流傳的觀點,即:認為對中國的救濟援助應該是一種在中國土地上由外國團體分發的慈善施舍,或者作為施加恩惠或影響的工具。它首創了一種全新的觀念——捐贈者和受惠者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反對法西斯敵人的平等關系。

同時,在中國國內,它反對國民黨政府企圖把持同外國救濟團體的聯系。它認為這個政權不代表中國人民,而只是壓迫人民、讓人民挨餓;這個政權對侵略者的戰斗不多,對那些正在戰斗的人進行的干擾卻不少;這個政權在分配資金和物資時對于那些抗日最積極的部隊加以歧視,或者干脆排斥在外。更壞的是,國民黨官員們經常盜竊救濟物資(甚至分給他們自己部隊的物資也不放過),并在市場上以高價出售,謀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號是“幫助中國人民進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來擔任分配救濟物資的受托人,保證由它經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來進行分配;如果捐贈者指定是給誰的,一定嚴格地按捐贈者的意愿辦理。

宋慶齡對錢財方面的事情特別認真。每一筆給保盟的捐贈,不論數額大小,收據上都有她的親筆簽字。卡爾遜寫道,“在她那鷹一般尖銳的目光下,沒有發生過錢被無恥官員吞沒的事情。”①

①愛潑斯坦普《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頁。宋慶齡的引語見《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1943年9月18日于重慶),載《為新中國奮斗》,第140頁。

在她的領導下,保盟對于一切要它放棄、減少或不公開支持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壓力,不論明的暗的、中國的外國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區域,保盟幫助建立和擴充國際和平醫院,贊助兒童保育院(收養孤兒和父母在前線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建在延安窯洞中的“洛杉磯保育院”就是用美國洛杉磯華人捐款設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藝”(魯迅藝術學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為這些學校都是培養為抗戰服務的文化工作者的,對它們的援助不僅是出于愛國主義,也是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爭。

宋慶齡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并肩戰斗來促進國際團結。這在保盟對白求恩大夫和印度醫療隊的支持上表現出來。幾年前,也是由于宋慶齡的介紹,美國醫生馬海德參加了中國紅軍的醫療工作,成為保盟在延安的通訊員、同白求恩大夫(在華北前線)的聯絡員。

在印度柯棣華醫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擔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之前,曾經還有一位人選,即捷克外科醫生弗雷德里克·吉斯赫①。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士。但國民黨不許他去解放區。像他這種情況的——曾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反法西斯醫務工作者、愿意去中國解放區工作而未能成行——還有約20位醫生,屬各種國籍(德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奧地利)。后來他們被分配到中國紅十字會的醫療服務隊,在國民黨控制的抗日前線工作。作為共產主義者,他們以統一戰線的精神,提供了優良的服務。

①見邁克爾·布蘭克福著《高大的美國佬》(英文),第260頁。

保盟每遇到一個障礙和挫折——正如整個統一戰線所遭遇的那樣——宋慶齡總是鼓勵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并加強宣傳,以使海外對戰時中國的復雜現實有較好的了解。

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保盟在促使全世界了解真相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動上,保盟繼續給這支已被正式宣布“解散”的新四軍提供醫療服務,新四軍也加強了它的對日作戰。當時所用的辦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國租界小心謹慎地采購醫藥供應品,然后通過巧妙的地下活動,偷過日本占領區。為此目的,有一個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小組的據點是耿麗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慶齡的朋友、保盟美籍會員、上海女青年會總干事。)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大夫有時秘密地來往安排,沈還曾前后三次赴香港,向宋慶齡當面匯報。

在香港本地,由于宋慶齡的獨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個以保盟為中心的統一戰線。作為孫逸仙夫人——即使小學生也都知道她是“國母”——她不可能輕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惡劣的國民黨反動分子的直接攻擊。盡管常有一些見不得天日的間接的惡意中傷和流言蜚語,但由于她為人所知的品格和個人的非凡魅力,結果受害的往往是制造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會各階層人士,不論他們的觀點如何五花八門,都認為能同宋慶齡交往是自己的殊榮。

但是,也還是由于她的罕見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這些特殊的有利條件被用于她所選擇的事業。

宋慶齡要求這一統一戰線應該在保盟的實際救濟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遺余力地為援助被封鎖的解放區而奮斗,另一方面也毫不遲疑地幫助任何地方的項目,只要它們對民族抗戰有益。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區域都開展工作。還有上面剛提到過的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服務隊也是在國民黨區工作的。這同國民黨對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東西一概排斥是明顯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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