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一)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高漲而曲折的潮流

自從1931年日本強占中國東北以來,中國共產黨就主張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紅軍提出愿與任何真正抗日的部隊停戰并結成統一戰線,但沒有得到響應。

盡管如此,這些行動已經反映出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革命與反動之間的、屬于國內的、社會的矛盾,而是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屬于外部的、民族的矛盾。共產黨的主動建議在時機成熟時將會擴大到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內——只要它同意抗日。必須要做到這一步,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革命才能在保持既定目標的條件下,同一切反對日本的力量(包括在國內政治中處于中間或右翼狀態的人)團結共事。在國際上,就要同那些因為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沖突而反對日本的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及依靠它們的中國派系,進行某種合作。

中國勞動人民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采取這樣的戰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調動起來抗日,中國就有將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的危險——它的人民將遭受雙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國奮力反擊,那末主張國內政治和社會革新的力量——如果它們在抵抗運動中表現得最堅決、最有效——將會擴大、經受鍛煉并取得領導地位。

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首先,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有經驗的、有遠見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處地理位置要便于充當民族抗戰的先鋒。這個條件正在形成。中國紅軍在1934—1935年的長征中所經受的鍛煉和考驗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因為未能保衛住在中南地區的老根據地而進行長征,但在長征后卻勝利地到達了華北抗日前線。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途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后,在政策上日趨成熟的結果。在黨內,過去那種只起消極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傾路線逐步得到克服。對全國來說,長征的勝利顯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支盡管沒有坦克、飛機或其他現代裝備但有群眾基礎的軍隊,是不可能被擁有這一切武器但沒有人民支持的敵人所粉碎的。對日抗戰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信念和能力。

共產國際在第7次大會上(1935年7—8月),由于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也從第6次大會(1928年)后的“左”傾路線轉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轉變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說中宣布的,他本人因為在希特勒炮制的“國會縱火案”審訊中所表現的非凡勇氣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各國的共產黨人解脫了自己給自己加上的宗派主義束縛,有了寬廣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裝,在反法西斯的千軍萬馬中就能夠成為前鋒和核心,后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宋慶齡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贏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這一立場甚至在德國納粹掌權之前很久就很明確。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蔣介石的親信和殺手組織“藍衣社”身上,聞到了同納粹一脈相通的氣息。

不僅如此,她還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以及國內法西斯的反動暴力都是能夠戰勝的,因為促使它們最終失敗的核心力量已經存在。她對來訪的前美國駐德大使威廉·F·多德(通過在德國的親身經歷,他成為堅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說,“你一定已經看到了這里的情況有多糟。但我相信會好起來。中國有一個共產黨,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個希望國長征的勝利而證明是能夠實現的。紅軍最后到達了密邇抗日前線的陜北。

1935年8月1日,在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號召(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

宋慶齡、何香凝、陳友仁、孫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孫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繼表示歡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后來就有了同來自共產黨新根據地的使者的個人接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救國”——這些現在成了人民群眾最熱烈響應的口號。

應該提到,早在紅軍長征之前,宋慶齡就同上海及江蘇的中共組織一起籌備成立一個名為“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并同意擔任會長。曾在美國留學的章漢夫擔任這個組織的書記(章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外長)。在1933年3月8日舉行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上的講話中,她提出了對日抗戰的四點主張:(一)出兵抗日,收復失地;(二)武裝人民,組織義勇軍;(三)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域進攻。①實際上,后三點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紅軍所發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來的。當時的中共和紅軍除受到軍事進攻和白色恐怖外,還受到嚴密的新聞封鎖,國民黨統治區的傳播媒介都不準發表任何中共方面的信息。現在宋慶齡傳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張,這可以說是從1927年武漢時期以來她同中共——作為一個組織整體——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①《宋慶齡女士演說詞》原載英文《中國論壇》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

但在當時,極左路線的影響仍很嚴重,使這個本來應是具有廣泛性的愛國團體去做了一些不該做的蠢事,如公開購買武器、鼓吹武裝暴動等,因此總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員被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由中共主持的實情亦被中外反動勢力偵悉。宋慶齡除請沈鈞儒律師進行交涉營救外,提出辭去會長職務。但該會的負責人并未改弦更張。當年“五一”節,又舉行游行示威和“飛行集會”,多人被捕,會所被查封,其后領導成員也被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只存在了兩、三個月就被迫停止了。

盡管如此,為建立統一戰線而進行的工作仍在繼續。1934年4月,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并請宋慶齡予以發表。她當即同意,并在一個月時間里成功地征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在這份以《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為題的宣言上簽名。這是從兩年前中華蘇維埃政府宣布對日作戰以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第一次對抗日政策的公開的、大規模的支持。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發了歷史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個委員會的北平分會同北平市學生聯合會起了組織者的作用。

(二)宋慶齡和1935年的學生運動

在1935年末(12月初和月中)在北平(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抗日游行示威并迅速擴及全國。

斯諾夫婦當時在北平的寓所成了燕京大學青年學生商討舉行第一次游行的地點。他們回憶說,學生們很早就發了一封英文信——斯諾夫婦在文字上作了潤飾——給宋慶齡,請求指導。宋回信說,“拿出你們的勇氣來,干吧1①

①約翰·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著《埃德加·斯諾傳記》(英文)引用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著:《中國學生運動札記》(英文),第192、194頁。

在這關鍵時刻,處于地下的中共華北局需要向中央報告有關學生運動的估價及開展救亡運動的計劃。學生領袖、中共黨員姚依林(到了80年代,他成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成員)為此寫了一封密信給在上海的魯迅。但魯迅這時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系,就把信轉給宋慶齡,因為他知道她會有辦法把它送出去。實際上,在長征中以及在紅軍抵達陜北新根據地后,她一直能夠通過無線電臺同中共中央聯系。但這個秘密電臺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設在她家里,而是在她的外國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閣樓上。艾黎是新西蘭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斗英雄,得過很高的勛章。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工廠當督察,看到工人的勞動和生活條件惡劣,十分痛心,又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表現,產生了越來越深的同情,從而支持中國的革命并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

通過轉信的工作,宋慶齡既直接鼓舞了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又幫助它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系。她同廣大的學生運動一同前進,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同黨疏遠。毋寧說,她是在同黨內的主流一同前進,這一主流就是要使革命植根于全民族抗日要求之中,從而擴大和加深其主要基矗

抗日的要求像野火一樣在全國各處燃燒起來。1936年初,乘學生運動從北平擴向全國的形勢,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發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到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并在全國許多城市和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建立了分支機構。它號召所有黨派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召開代表會議以商討抗敵和民主的大計。在這一運動中,宋慶齡積極參與而成為全國性的象征。

(三)幫助國共高層的初期接觸

在另一層次、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權威性的周恩來傳記①所證實,她在促成國共兩黨正式接觸以建立第二次統一戰線中,起了關鍵的作用。

①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年)》。

據這本書的記載,1936年1月,她向正在積極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共領導轉達了國民黨愿在這一基礎上直接談判的第一個確實訊息。在莫里哀路29號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托付給董健吾——一位基督教牧師并曾是中共黨員,又稱“王牧師”。為了路上的安全,她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和查同行的還有上海地下黨的代表張子華,喬裝成他的仆人。這時中共中央總部所在的陜北根據地處于張學良將軍的部隊的包圍之中,所以要去陜北,必須得張的同意。張當時在得悉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同共產黨接觸時,采取了這樣的態度: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結果是雙方在當地的接觸趨于頻繁并在以后解決“西安事變”中起了作用。

2月27日,“王牧師”和他的“仆人”到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但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好都在前方,只有博古和張聞天在總部。他們把消息用電報告知毛和周。周恩來建議由中共派代表直接去南京,但同蔣介石和張學良建立統一戰線的聯系工作應分開進行。

中共方面決定,同南京進行談判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抗日的聯合軍隊。3月4日,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簽署了一封復電,同意討論具體問題,交由董健吾帶回。還請他帶去蘇區的幾枚特制銀幣和布幣,作為禮物送給宋慶齡,一方面使她看到這些象征中國革命(她長期獻身的事業)的實物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董確確實實到達了目的地。①

①同年晚些時候,這位“王牧師”又擔任了埃德加·斯諾西北蘇區之行的向導,斯諾此行的結果就是寫出了《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這部名著。

這樣,宋慶齡在國共兩黨分裂十年之后幫助它們恢復面對面的接觸。在一個月之內,周恩來在寫給一位同中共接近的教授朋友的信中說,歡迎國民黨鐵道部次長曾養甫(當時由蔣介石、陳立夫交給他“打通共產黨的關系”的秘密任務)去陜北談判。

為什么蔣介石在繼續十年反共內戰的同時要和中共進行秘密談判呢?答案在于——據這本著作所說——中日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使國民黨內各種力量有重新組合的趨勢。30年代初期,國民黨領導層中多數意見是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很少人想武裝抵抗。但到1935年,由于日本不斷對中國威脅并把魔掌一直伸到北平(北京)郊區,人們看到它的欲壑難填,因此潮流開始轉變。

1935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雖仍主張“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但也表示和平是有極限的,號召準備抵抗和犧牲。1936年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外交三原則(中國取消一切排日運動;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滿”共同防共),實際上是要把全中國都淪為日本的附庸。正如蔣介石自己在20年后所寫,“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一嚴酷現實,加上人民要求愛國抗日的壓力,使國民黨不能不在國內對共產黨、在國外對蘇聯作出一些姿態。不管怎樣勉強,它必須考慮修復同兩者的聯合,聯俄聯共本來是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和國家所必不可少的大計,但后來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所破壞。

因此,在進行“剿共”的同時,蔣開始放出試探氣球。1935年底,他派他的親信、極右分子陳立夫到歐洲去探查中蘇聯盟抵制日本的可能性。雖然他告誡陳進行正式談判還“為時過早”,但他進一步囑咐陳要在回國以后同蘇聯駐南京大使博戈莫洛夫保持聯系。

蔣還密令駐莫斯科武官鄧文儀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接觸,探詢是否可能進行兩黨談判。王明的答復是,因為兩黨中央的領導都在國內,談判應在國內舉行。1936年5月,潘漢年被派回國擔任聯絡工作。這位中共上海組織的資深黨員是在他的組織被國民黨破壞后到莫斯科的。①

①除潘漢年外,中共中央還派馮雪峰從陜北回到上海去協助統一戰線工作(主要在文化界),馮是上海黨組織領導人之一,曾負責安排1934年秘密舉行的遠東反戰會議。

在中國國內,國共雙方還各自通過不同的中間媒介進行試探。上海中共地下組織還派出一個使節,直接到南京會會見國民黨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但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探詢,還不是談判。

潘漢年受權安排真正的談判。他帶了毛澤東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寫的一封親筆信給宋慶齡,毛希望來在這方面能發揮關鍵性的鋪路作用。①信的全文如下:

①此信及下文提到的信件均載《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1—62、66—69頁。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侮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請接洽,予以指導。附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這幾個人中,有開明人士如蔡元培,也有國民黨政府及其親英美路線的臺柱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和孫科,甚至還有老右派理論家吳稚暉。

毛澤東這封信顯示出中共完全徹底地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這條統一戰線的廣泛性。

這樣,敦促宋慶齡在新形勢下重新參加她早已脫離的國民黨的事務的是共產黨人。

毛澤東還分別致信何香凝和蔡元培,不但回顧了1925—1927年的國共合作,而且還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這些信中,他敦促對國民黨施加壓力,使之停止內戰和對外屈膝投降,改變“愛國有罪”的態度,動員所有軍事力量一致抗日,恢復孫中山的綱領和政策,從而形成最廣泛的團結以挽救國家。

(四)魯迅的逝世

在這期間,也是在上海,魯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這位無畏的作家和散文家在中國思想界除舊布新的作用,可以同俄國的高爾基和革命前法國的伏爾泰相比。他因患肺結核病,體質很弱,但精神和意志有強大的力量,特別在堅持原則這一點上。他同孫中山和契河夫一樣,早年學醫;在革命的堅決性方面,他可以同孫中山相比,而在文字的精煉方面則可以同契可夫相比。中國青年特別熱愛和敬重他,他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不限于文學方面。他以最深沉的感情撰文悼念在中國反動派屠刀下犧牲的無數青年。他無畏地公開與白色恐怖相對抗。(他曾在參加一次抗議集會時,出門不帶鑰匙,表示不打算活著回家的決心。)他以犀利的諷刺,無情地撕去舊中國“吃人的社會”中種種封建偽善的假面具。他懷著喜悅的心情,歡呼中國紅軍的奮斗所帶來的黎明。他對外國和國內的法西斯(他常把兩者聯系在一起)極為憤恨。除了參加在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對希特勒暴行的抗議外,他在《華德保粹優劣論》、《華德焚書異同論》①等雜文中都對之痛加鞭撻。在救國運動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宋慶齡曾回憶說,“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②她把準時作為一項很重要的優良品德。她自己努力做到,對那些所謂名人經常遲到、讓“無名小卒”們苦等的作法最為痛恨。

①兩文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準風月談》。

②宋慶齡著《追憶魯迅先生),載《魯迅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

這一年的6月間,在救國運動的初期,醫生就已診斷出魯迅的病情嚴重。宋慶齡試圖說服他接受去蘇聯療養的邀請,給他寫了一封充滿熱情的信:①

①《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48頁上有此信手跡。信的日期為1936年6月5日。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并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于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1

她寫這封信時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闌尾炎,又耽誤了一段時間,所以在醫院住了六個星期。她是在醫院里聽史沫特萊說才知道魯迅病重的。她舉自己延誤割治為例,接著說:“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為你耽憂著、感覺著極度不安的朋友們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1她在信首稱魯迅為“同志”,這在她是最高貴的字眼了。

但沒有人能夠勸說魯迅在祖國危難的時候離開。他逝世時年僅55歲。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樣,成為救國運動的戰斗號召。

在魯迅去世的當天,宋慶齡就在魯迅寓所同他的遺孀許廣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學同行馮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黨代表)一起商量喪事的辦理。在場的還有兩位著名文學家——劇作家曹禹和小說家巴金。大家決定在萬國殯儀館盛殮,在萬國公墓安葬。馮雪峰等地下共產黨人不能在公開場合露面,所以宋慶齡不僅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席,并且親自前往選擇墓地、償付費用并參加守靈。

一萬人參加了為魯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師、學生、婦女排成整齊的隊伍,高舉橫幅,齊唱救亡歌曲。宋慶齡像她為雷娜·普羅梅及楊杏佛送葬時那樣,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詞中說:

“魯迅先生是革命的戰士,我們要承繼他戰士的精神,繼續他革命的任務!我們要遵著他的路,繼續他打倒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解放運動1①

①《在魯迅追悼會上的講話》,原載《救亡情報》第24期,1936年11月1日出版。

她這些話同孫中山遺囑中的話相似。這決非出于偶然,因為這是同一場戰斗。

安葬后,她又跟著群眾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樣,她自始至終同群眾在一起不僅是為了鮮明地表示她的立場,又是為了保護群眾,因為當局曾策劃用暴力來破壞這次葬禮。①

①本段參考了黃源著《宋慶齡與魯迅》一文,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78—182頁。

(五)救國會“七君子”案

當統一戰線在許多層次逐漸形成的時候,執政的國民黨仍然頑固地反對。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來越積極地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對之十分惱火,于11月23日凌晨將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蘇州關押起訴。這就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案。當時日本人還造謠說,救國會理事宋慶齡也被拘留。這很可能是給國民黨和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的一個暗示,要他們這樣做。關于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詞、磅礴的氣勢發表了一項聲明①:“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這種違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主使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幕后指使這次逮捕有很明顯的證據,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報紙上海《每日新聞》上刊載消息,說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當局逮捕,罪名是從事與第三國際有關的共產黨活動。也許《每日新聞》和刊載同樣的謠言的《上海日報》事前已經得到要逮捕我的風聲。

①《為“七君子”被捕而發表的聲明》,載《為新中國奮斗》,第74—75頁。

“大家知道,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目的,在于促進政府與人民間的團結一致,成立統一戰線以抵抗日本侵略。……

“雖然七位領袖橫遭逮捕,被加以惡毒的罪名,救國會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場:救國會不反對政府,也不親共;它主張全國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黨派,成立統一戰線,從事民族解放戰爭。……

“至于對我個人所捏造的罪狀,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著我來駁斥這些日本報紙的污蔑。它們慣于誹謗造謠,早已臭名遠揚。”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樣,以昂揚的、戰斗的精神作聲明結束語:

“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被逮捕,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制不了的。讓日本軍閥們當心吧!他們雖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領袖,但是全中國人民是不會饒他們的。”

以統一戰線為目標,她現在把譴責集中在日本敵人身上,而不是國民黨。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為營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脅的救亡運動進行內部聯路的總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請各方把捐款和聲援函電直接寄給她。上海進步英文周刊《中國呼聲》(代替以前的《中國論壇》)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國呼聲》(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國

我們中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會員——工人、農民、作家和知識分子——熱切地向外國朋友們呼吁:給我們財力上的支援,以繼續進行我們的愛國解放運動。我們的任務很大,財力卻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請全世界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財力上給我們幫助,使我們得以順利達到民族解放的目標。捐款請匯寄給孫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號。

當時積極參加救國運動和宣傳出版工作的吳大琨教授回憶說,“這時,《救亡情報》(救國會機關刊物)的公開通訊地址,也只能改為‘上海莫里哀路29號’,即宋慶齡同志的寓所。宋慶齡同志收到全國各地來信、來稿后,就通過美國人格蘭尼奇(《中國呼聲》主編)派人送給我。我有什么要向宋慶齡同志請示、匯報的信件,也由格蘭尼奇轉交。”①

①吳大琨著《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中國財貿報》,1981年5月26日。他當時在英文《中國呼聲》工作,并經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為該刊寫稿。《中國呼聲》取代以前的《中國論壇》,由

像通常那樣,她也呼吁國際上的道義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國際知名人士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對沈鈞儒等被捕一事表示關切。聯署的美國知名人士有科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杜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道格拉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學院教授保羅·門羅、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古德溫·沃森、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教授威廉·K·基爾帕特里克、教會領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懷斯、社會黨領袖諾曼·托馬斯、《新共和》雜志主編布魯斯·布利文和《民族》雜志主編馬克斯韋爾·斯圖爾特。

(六)宋慶齡和“西安事變”

這時,人民的抗日要求傳播到了國民黨的軍隊中去。1936年12月,在內戰主要基地西安,蔣介石被他部下的兩個將領強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帥”張學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鄉東北時,蔣命令他“不抵抗”,現在卻要他的部隊去打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隊率先響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號召——特別是在對紅軍作戰失利而紅軍把俘虜待如朋友并釋放回歸之后——同紅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就是不足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將領楊虎城是陜西人,他不愿意使陜西省變成內戰的主戰常而且,他同帝國主義沒有聯系,倒是同本省進步人士有來往,所以他跟隨張一起行動。

當蔣介石在他們手中時,張、楊要求蔣也加入抗日統一戰線,使之成為全國性的統一戰線。但蔣起初十分固執。如果不是共產黨派周恩來到西安,事情恐怕會變得對他十分不利。共產黨提出,蔣如同意實現國內和平、對日本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就釋放他。共產黨人是蔣介石一直在設法消滅的對象(對周恩來的腦袋也是懸了重賞的)而且現在蔣的生死操在他們手中,但他們卻作出了這樣的建議。這對全中國和全世界表明,共產黨人對民族命運的關切遠超過自身的恩怨。

蔣最后表示同意,隨即被釋放回南京。這一發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齡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們從南京飛到西安,同張、楊和周恩來進行了商談。他們在國民黨內部代表親西方的勢力,是反對親日派的。他們使蔣介石相信:南京的親日派政客正在策劃轟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為了延長內戰,也為了乘機置蔣于死地并把權力奪過去。①

①蔣介石的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同蔣夫人及宋子文一邊去西安。他向將證實了蔣夫人和她的哥哥對時局的這一看法。端納本人雖然反共,也強烈地持同一意見。見厄爾·艾伯特著:《中國的端納》(英文),第319頁。

宋慶齡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如何、為事變的和平解決起過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話),這是許多人曾提出過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為補充、有的則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確切的答案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紅色中國隨記》一書中寫道,①通過“X”(據有力的推理,系指宋慶齡)這一渠道,原來考慮對蔣進行公審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莫斯科的強烈意見,必須確保蔣的恢復自由,否則共產國際將開除中共——斯大林和蘇聯可能認為如不釋蔣,中國將發生大規模內戰,日本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①《紅色中國隨記》(英文)。

斯諾在他的《復始之旅》中說,在蘇聯嚴厲批評西安事變之后,孔祥熙曾請宋慶齡公開譴責西安的叛變并要求釋放蔣介石。宋慶齡告訴斯諾,她當時是這樣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1①

①《復始之旅》,第112頁。

中共同宋慶齡當時在上海的聯絡人回憶說,①西安事變后上海地下組織曾收到過中共中央發來的兩封電報,第一封說蔣介石將受到審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則強調聯蔣抗日。

①李云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近年來在中國許多出版物上都有這樣一種說法:宋慶齡聽到蔣被扣消息后急于同何香凝,同飛往西安,以尋求解決辦法,但因找不到飛機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兒、已故的廖夢醒在同本書作者的一次談話中否認她母親當時曾經考慮過作西安之行。她說,當時她同母親在一起,如果有這樣的事,她肯定會知道。

胡蘭畦在回憶錄中從另一個側面提供了線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慶齡從柏林回國后又回柏林,被納粹逮捕,經宋慶齡、魯迅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名義,向德國駐滬領事館提出嚴正抗議,始脫離魔掌。1934年,她在為國民黨將領李濟深工作(李在廣西省很有勢力,主張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后,李派胡送一封親筆信給宋慶齡,促請來采取緊急行動,為了抗日團結使事件和平解決。宋慶齡看了信后說,“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看來,還不至于釀成內戰。這個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給李濟深的復信中,宋也表達了這個意思。李濟深還積極進行調解,親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吁:“為了保護蔣委員長的安全,決不可轟炸西安”,又電西安的張學良,一定要保護蔣的安全,以達到一致抗戰。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年)》,第312—313頁。李濟深在1927年曾鎮壓過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公社起義。但在對日本的問題上,他采取了愛國主義的立場,從而使他走向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及戰后時期,他同左派合作,并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是參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派之一,李濟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當時同宋慶齡關系密切的馬克斯·格蘭尼奇卻回憶說,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時,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慶齡干杯,“不管下一步將會發生什么事情。”①確實,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并且是對宋慶齡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嚇電話,還有附著子彈的信件,明確警告她——如果蔣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藍衣社對她有加害的陰謀。關于她當時曾受到威脅,各方的說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據馬克斯·格蘭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36年格蘭尼奇夫婦在上海主編《中國呼聲》,與宋慶齡親密合作,私交甚篤。

在上海長久流傳的一則故事說,蔣被扣后不久,美齡就打電話給慶齡,急迫地要求她設法請一位有地位的共產黨人到南京去(這是在蔣夫人同宋子文飛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國民黨高層接觸的代表潘漢年得到慶齡的通知后去了南京。(為安全起見,他在南京前邊的一個小站下車,以防邀請他去的人叛賣他,也防國民黨親日派襲擊,因為親日派要除掉蔣介石,作為擴大內戰的第一步。)據說,蔣夫人在南京接見潘漢年時懇求共產黨保證她丈夫的安全。

時隔半個多世紀,又缺乏足夠的公開資料和檔案(有一些在以后的戰亂中肯定已經散失),要分辨這些說法的是非真偽是很困難的事。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發現或公布可能會有助于弄清真相。

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中,在兩個重要問題上都提到了宋慶齡。在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給中央的電報中對此都有記載:①

①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1—72頁。

在改組政府的問題上,“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來自東北的著名愛國知識分子、張學良的朋友。沈、章當時都在獄中(救國會“七君子”案),沈是法學家、章是實業家。

在另一個問題上,“宋(子文)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宋子文和蔣夫人宋美齡當時由被扣留的蔣介石授權代表他同張、楊和中共談判。)

(七)從主席臺到監獄大門

宋慶齡雖然對蔣介石深惡痛絕,但對于從內戰到抗日這一時局的轉變還是很歡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來第一次出席了國民黨中央的會議(五屆三中全會),并發表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斗》,第76—79頁。

“中國人民已經立下志愿,下定決心,不再向帝國主義讓步,而準備收復失地,這在我們的民族生活上有著極重大的政治意義。

“喪權辱國的對日談判必須停止!

“最不幸的,還有一些政客依然……害著‘恐日帛。他們過高估計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過低估計中國人民的力量……

“勝利將屬于誰是毫無疑問的!只要政府能夠執行先總理孫中山的遺囑!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們,只有忠實執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國。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農民是中國經濟的骨干……政府應……把先總理遺囑中的民主政府真正變為事實……

“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中國人不應當打中國人……我們必須趕快建立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國防。”

從國民黨的講壇上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了。但這不是說國民黨政府已放棄了它的老一套作法。這方面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釋放不但沒有實現(這是在西安對蔣提出的條件之一),反而加緊對他們的迫害。對此,宋慶齡采取了一個戲劇性的反擊行動。她從國民黨中央的講壇上(在這里她發表了講演但沒有效果)走下來,回到群眾斗爭的領域中去。她把民權問題同抗日救國問題聯系起來。7月5日,她帶了簡單的鋪蓋,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一道來到蘇州,要求把他們也關押起來,和“七君子”一起受審。

國民黨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時弄得驚惶失措……又是‘賠禮’,又是‘道歉’,連聲說,‘我們怎么敢關押孫夫人?我們怎么敢……’宋慶齡同志就當眾訓斥國民黨的法官說,‘你們竟敢把愛國的領袖都關了起來,你們這樣做,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這種事來/法院院長和一大堆國民黨官員就只好都站著聽宋慶齡同志的訓斥,口里還連聲說,‘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慶齡等人又等了好幾個小時,目的已達,才返回上海。

這個“救國入獄”運動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數以千計的人簽名請愿,群眾救國熱情更為普及。

(八)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

就在宋慶齡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進攻北平(北京)附近的盧溝橋,妄圖實現征服全中國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達南京同蔣介石談判聯合抗日——這一點他現在已不能公開拒絕。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救國會“七君子”的釋放還拖了幾個星期才予兌現,并且還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雖然沒有人會以為他們將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進攻上海,戰事的規模比1932年更大。蔣介石終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隊進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專程從延安南下,同國民黨談判兩黨共同抗敵的條件。在訪問被圍困的上海時,他們去拜訪了宋慶齡,告訴她談判情況。宋十分高興地接待了他們。

9月22日、23日,“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及蔣介石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和國共兩黨合作的談話先后發表。宋慶齡深為感奮,在9月24日發表的《國共合作之感言》中說,最近十年來兩黨的對抗和內戰“是首創國共合作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前所沒有意想到的”。她接著指出,抗日勝利的關鍵在于遵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這十年能夠繼續貫徹孫總理的全部主張,我敢斷言,中國國內封建勢力早已被鏟除干凈,帝國主義也早已被驅逐出去,而中國也早已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了。’,但十年來,無數有為的青年犧牲了,無數經驗教訓在內爭中被拋開了,致令外敵乘隙而入。①

①參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336—337頁,及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104—107頁。

她在致中國同胞的宣言中所強調的要點,在對外的聲明和廣播中也同樣強調。她還指出,中國人民從心底感謝國際。的群眾支持,如英、美部分碼頭工人拒絕裝載輸日貨物、婦女拒用日本絲襪等等。但英、美政府卻采取了另外一種態度,英國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華盛頓則以中立為借口準許向日本出口石油、廢鐵及其他戰略物資——沒有這些資源,日本是不可能長期對華作戰的。這些政策不但對中國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國家最終將會發現,它們是在把日本武裝起來對付它們自己。但是她發出的警告當時卻未能引起國際上的注意。美共黨員馬克斯·格蘭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爾)編輯。格蘭尼奇的哥哥是美國著名左翼作家,筆名“邁克爾·戈爾德”。吳大琨后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回國。在本書寫作時,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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