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挫折

對于梁氏夫婦在共產黨政權下生活的全面敘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斷和未經鑒定的消息傳到西方。下面就是這樣收集來的一些情況。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軍就已滲入了清華園地區。一位軍官給思成一份地圖并請梁教授標出當必須使用大炮的時候要加以保護的珍貴建筑和文物。思成非常感動,記起了他在重慶曾交給周恩來幾份他認為在戰時應予保護的類似清單。

城市易手以后,新政府對它進行了大掃除。在1949~1950年間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廢棄物以及成噸的垃圾和腐臭的殘渣都被用車拉走了。若干里的下水道得到清理,淤塞著污泥、廢棄物和瘋長的雜草的湖泊疏浚出來,湖水得到了凈化。

政府其他的兩個行動使得這個時期成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時期。整個戰爭年代使得人民喘不過氣來的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特權的時代結束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們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

1.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嚴格保護紫禁城。

4.在老城墻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兩層到三層。

5.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黨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點建議,即保留紫禁城(注1.)。關于工業,彭真市長在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望時說,“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

我們必須假定這個消息使思成非常喪氣。他有一切理由愛北京的老城。這不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個事業進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麗。保留紫禁城是不夠的。城墻圍起的偉大城市一定不能毀壞。

他轉而提出他的第五條建議,即在城西沿著南北軸向建設政府的行政中心。這樣就既能進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壞城市原有的中軸線。在留學英國的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的幫助下,思成把他的計劃寫成了建議書。他把它印出來并自費發行。他還發表了題為《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眾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間大批涌人中國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天安門為中心。而且,天安門前面的廣場必須擴建以備公眾集會和游行。他們設想的是他們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加紅場的的翻版。盡管不贊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議,黨中央在其規劃中還是尋求他的幫助。梁氏夫婦都被任命為設計國旗國徽小組的成員。他們提出國徽要有中國特色(不要鐮刀斧頭),最后金色和紅色的天安門正面圖案成為國徽,直到現在還在用著。

新政府要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念最終導致共產黨勝利的歷次革命運動的先烈。1951年就開始籌劃,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

它應該是什么樣子?一座塔?一個亭子?思成說它應當像一座中國到處都能找到的石頭紀念碑的建議說動了設計小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門廣場中碑體不能太小,他設想了一個和城門相配的高度。徽因參加了基座的設計并引進了她在云崗石窟研究過的卵與尖形圖式。根據中國傳統在附近栽種了常綠的松樹以表示對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懷念,但后來它們被移走了。

當局決定拆掉大城墻和城門樓使得梁氏夫婦非常震驚。拆的理由是,這些城墻是封建帝國防御工事,現在已經無用,它妨礙交通并限制城市的發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鋪設馬路的磚頭的來源。

1950年5月思成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城墻和門樓應該保留來服務于人民的健康和娛樂。他指出,城墻頂部“十米或更寬的”空間可以變成有花圃和園藝基地的永久性公園。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墻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美麗的“綠色地帶”供“廣大勞動人民”劃船、釣魚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舉出蘇聯有關例證的有力論據,蘇聯在1950年時是中國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七公里的城墻,人稱‘俄國的項鏈’,二次大戰時毀于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復了它。北京的城墻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鏈’,而應梭是‘世界的項鏈’。它們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么能夠毀壞它呢?”

然而當局不為所動,它拒絕了思成提出的最簡單可行的建議,即不破壞門樓和城墻的整體性,在每座城門的兩邊打開一個車輛的進出通道,這樣交通堵塞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墻整個被毀。所有的漂亮的塔樓都被拆毀,只留下了東南角樓和南面的前門和北面的城門樓,二者的碉樓都已拆毀。護城河不見了,城市的擴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墻的輪廓。

1953年黨中央制定了指導和控制建筑設計的方針:“經濟、實用和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思成被責成設計出一種符合這個方針的全國性建筑式樣(注2.)。在多年的戰爭破壞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對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實際經驗的建筑師少得很,而思成本人盡管是一個著名的建筑史學家,還不屬于這個范圍。

他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盡管他是過去兩千年間中國建筑的民族風格方面的公認專家,但這個時期的建筑規格是圍繞著庭院建成的不超過一兩層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擴展時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別的建筑。僅有的較大規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宮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廟。

現在是20世紀,政府各部的機構需要辦公室,它的許多大學需要學生宿舍,旅館、禮堂、研究所、博物館和工廠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區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層發展。怎么辦?

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國建筑師曾應一些西方和中國企業的要求設計和監造了幾座四到五層高的鋼筋混凝土房子。這些建筑物頂上通常都有凹型彎曲的寺廟式大屋頂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們源于中國。

對于這種不協調的房子,思成曾批評為“穿西裝戴瓜皮帽”。然而,要創造一個巨大的現代半高層建筑的全國規范風格,使用鋼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驚異于現代建筑的鋼筋骨架和中國傳統的木結構的柱梁支撐的相似性,二者的設計目的都是支持屋頂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墻,以便容許開窗戶的充分自由。

他對全國性規范風格的建議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對他的批評是他搞“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而忽視了“經濟和實用”。琉璃瓦的大屋頂浪費了國家資金,畫梁也是一樣。古代的風格被死搬到現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號召對思成進行批判:“反形式主義、反復古主義和反浪費”。他成了所有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學生的批判對象,大家都被要求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誰也不敢公開為他辯護。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來不懈地為黨工作和在他看來是同失誤的斗爭把他帶到了衰竭的邊緣。年初他就住院了。在醫院里他被發現染上了肺結核,有好多個月他都必須臥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個醫院,住進了鄰近的病房。1945年埃婁塞爾博士曾對我說,她的情況非常嚴重,也許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對她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過早結束已經臨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終年51歲。

對已經病魔纏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來說,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親愛的妻子的死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沒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從醫院搬到頤和園去進行三個月的療養。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批判了對他影響很深的他父親的保守的改良主義。他承認他一度有過一種封建觀念,“暗下決心要讓我著名的父親為我驕傲。”以后幾年他學習了馬列主義,并在1959年1月最終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由于他的國際聲望,把他作為代表團的成員送出去參加國際會議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個科學院的代表團一起被派往蘇聯去過。1961年他參加了在波蘭和東德舉行的國際建筑會議。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1963年他在一次延長的出國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興地和建筑學家奧斯卡·尼邁亞再次會面。他最后一次出國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國際建筑會議。

除了不時受到這些出國日程和許多中國國內的委員會、學會和專業會議的打斷,更不用說他有時生病,思成繼續作為建筑系主任在清華教書。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國建筑史課都是沒有教科書的,但那一年清華用膠印復制了他和徽因在李莊研究出的手寫稿。這不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專著,它被認為不適于正式印刷發行,只能在內部傳閱,也沒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華從思成在重慶拍的縮微膠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圖片的一個小冊子。它們也沒有署名,只限學生內部使用。有些圖片傳到了歐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國建筑的作者把它們發表了,也沒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種厚顏無恥的剽竊行為。

那一時期由于外出和各種公務纏身長時間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煩。在他的系辦公室,沒打開的信件和雜志積成了堆。他需要幫助。他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找了年輕的女子林洙,她后來和清華建筑系的一位教師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離婚而結束,留下一個小兒子和一個小女兒歸她撫養。她的母親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擔起了看孩子的責任,而她就繼續在建筑系供職。當思成請她來幫忙處理他的文牘工作時她欣然接受,并安排為此隔一天來他家。她自己是這么敘述的:

“大約一周后,我拆開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來。我連忙過去向梁先生道喜。原來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薦地來向梁先生求婚,還附來了這位中年婦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們談到了各自生活中的問題。后來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談一會兒。從生活到工作,從文藝到建筑,什么都談。我不是健談的人,但他總是靜靜地聽我講,和我交換著看法。可以與之推心置腹地交談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見過這一次。當時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個人生活,身體不好,也很孤單,這使我們在感情上接近起來并彼此珍重。我們決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說1962年我同思成結婚后,由于我們在年齡、學識和生活經歷方面的差異,許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贊成我們的婚姻,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多少感到過惶惑的話,那么幾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認識了他的價值。我們的命運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不能分離了。”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資料所說與此不同——譯者注。

注2. 原文如此。其他資料所說與此不同。——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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