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宋慶齡第二次回國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離開德國,8月10日抵哈爾濱,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時是為母親奔喪的,但時局的發展很快就召喚她去投入反對國內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爭。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爭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繼續。8月17日,在她回國后的第一個星期內,她在武漢和以后流亡國外時期的戰友鄧演達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無數革命者一樣,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人統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給蔣政權。兩位同中國共運聯系的外國共產黨人牛蘭夫婦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為了營救他們,發起了一場國際性的運動。宋慶齡收到了向她求援的電報,她毫不猶豫地進行救援工作。

宋慶齡竭盡全力拯救鄧演達,但沒有成功——蔣把他秘密殺害了。但對牛蘭夫婦,盡管國民黨法庭宣判了死刑,她還是盡力保住了他們的性命,后來又為爭取他們出獄而奮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國后一個多月,發生了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日本侵入中國東北(當時稱為“滿洲”)。這是日本企圖征服全中國——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一)鄧演達的遇害

宋慶齡的忠貞戰友、堅強的革命者鄧演達之死是悲劇性的、也是英雄的,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打擊。鄧1930年5月回國,8月間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通稱的“第三黨”,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鄧任總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上海“會審公廨”(根據不平等條約成立的中外合議法庭)馬上把他交給蔣介石會任意處置。蔣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蔣為了抓到他,曾懸賞30萬元(當時是個了不起的大數目),①由此可見蔣對他的懼怕。鄧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國民黨軍隊中很有名氣和威望,許許多多軍官是他的同學、同事或學生,所以蔣認為他不僅在政治上是個危險人物,在軍事上也是個潛在的對手。

①這筆錢按1931年美元的實際價值合15萬美元。

早在1927年,因為鄧拋棄了設在南昌的右派總司令部去參加武漢的左派政府,蔣就對他懷有殺機,下令通緝。在武漢,鄧又主張對蔣采取軍事行動,如鄧的主張得以實現,蔣的占領上海及以后的叛變也許能被制止。

現在,這個強悍的對手已經落到了自己手里,蔣介石這個極端狡詐的人開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從此無聲無息。蔣用的方法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這個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氣的對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蔣把賭注押在鄧日益增長的既反對國民黨、又批評共產黨(總是聽命于共產國際)的傾向上。蔣讓人傳話給鄧,如果鄧真心贊成中國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來管,他就應該支持共產黨的鎮壓,因為這是為鞏固國力所必需的。鄧把這套說辭頂了回去,回答說,“共產黨是政治問題,不可能憑武力解決。”

鄧被捕的第二個月,日本攻占中國東北,于是蔣對鄧換了一種口氣。蔣說,面對外敵,鄧應同他一道來應付民族的危機,但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甚至提出任命鄧為“剿匪”(即反共戰爭)副總司令。鄧回答說,“政治斗爭是為國為民,絕無個人私利存乎其間。我們的政治主張決不變更,個人更不茍且求活。”①

①據《浩氣沖霄》(鄧演達被捕及遇難前后),載《鄧演達》,第137—145頁。

這一反駁激怒了蔣,特別因為這時蔣迫于國人對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滿而宣布辭職。這種“辭職”的把戲,他過去玩過,一方面宣布辭職,另一方面仍緊緊抓住軍隊不放,策劃著卷土重來。而他對軍隊的掌握,只要鄧演達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為鄧不但在社會上、而且在軍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蔣決心殺鄧。

關于宋慶齡即將來南京營救鄧演達的消息使情況變得更為緊急。1931年11月29日,蔣布置人把鄧押上汽車,馳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員乘深夜將鄧在路旁槍殺。①

①這里的敘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說法(“折磨拷打了好幾個月”、“慢慢地被絞死”等)不同。蔣對他是軟硬兼施,后見他不為所屈,就迅速處死。蔣是一個為攘奪權力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人,但不是一個虐待狂。鄧演達的英雄精神在于他既不受威脅、也不受利誘,終于犧

宋慶齡一到南京見蔣,就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與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叫來,我們三人當面談談。”蔣默然不語。宋又追問:“如果你覺得在這里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后再三人一起談。”蔣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見鄧演達,蔣才不得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宋聞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幾掀翻,蔣急急逃上樓去,宋憤然離南京返滬。①

①這里也同西格雷夫書有異。后者說宋慶齡“提出了各種請求,以致到了懇求的程度”(未說明材料來源)——這不大像宋的性格。據第三黨成員謝樹英回憶,宋慶齡關于鄧演達之死所作的第一個聲明是用英文寫的,由宋囑謝和革命學者陳翰笙博士共同譯成中文,于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報》第17版,標題為《宋慶齡之宣言》。

鄧演達被害的消息傳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議。在廣州(那里的人們很懷念他)散發了傳單;有人在北京大都電影院里也散發了。還在若干城市,張貼了《鄧演達的政治主張》和《宋慶齡之宣言》。

由鄧創建的第三黨派出謝樹英來敦請宋慶齡出任這個黨的新領導人。她說,她將就鄧演達發表一個自己的聲明,她希望他們“繼續干下去”,但不能接受這個提議。謝問道,“請黃琪翔出來領導如何?”她回答說,“你們商量去”。雖然他敬佩鄧演達并且同他的信徒們合作(特別在國外時),但她不愿意參加他的第三黨。①

①以上的敘述根據《鄧演達》、《鄧演達文集》。兩書均由宋慶齡題寫書名。

她在8月間在上海會見記者時已說明了這一點。她宣布她不是第三黨的一員,還否認了另外幾點謠傳:一是說她準備去參加由國民黨內幾個反蔣的軍界人物在廣州設立的政府。二是說她想在這些人和蔣之間實行調解。三是說廣州政府同第三黨之間有聯系。

她在談話的最后說,“我的政治見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陳述的相同,那年我在離開中國以前曾在武漢發表了我的聲明。”①在這一聲明中,她寫道:

①《與史沫特萊的談話》(1931年8月24日),載(宋慶齡選集》第50頁。英文《上海泰晤士報》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題為《孫夫人否認她將出任調停人》的報道,報道中還提到她接到了歐洲方面請她營救牛蘭夫婦的請求。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在與國內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作革命斗爭的時期中,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宋慶齡選集》,第25—28頁。

由此,她——孫中山夫人——重申她將同中國的共產黨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對鄧演達的崇高敬意是始終保存著的。1941年,在鄧逝世十周年紀念時,她在香港發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紀念文章;①

①《紀念鄧演達》,《宋慶齡選集》,第152—153頁。

“鄧演達同志的印象,還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個中國國民革命者的心坎中;雖然他成為國殤已經十年了:這位超群出眾、得天獨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樣堅定忠實,絕不妥協,曾未有片刻為物欲所動搖,地位、權勢和財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獲得,但他卻輕蔑的對之不屑一顧。

“對于總理的教義和政策,鄧同志是徹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將其實現,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義的實現與民族解放,各階級的公民權與自由權,及為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斗爭,兩者是不可分離的。

“1927年,國民聯合陣線悲慘的破裂,鄧同志被迫離開武漢而流亡海外。當時所有革命的忠實同志,為黑暗所籠罩而陷于消沉,獨有他的精神依然堅強勇毅,不為任何外力所屈,始終過著最樸素可為楷模的生活。無時或息的激勵著集合著被挫折而紛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國事。

“在柏林的幾年中,有一部分國民黨員,鄧同志在其中組織了一個學會并加以領導。因為他對于歷史、經濟、哲學等學科全有淵博的知解及明銳的識斷,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獲極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國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種種問題。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相互間的關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是處處引人嘆服。

“他返國后,即開始地下革命工作的進行,但不一年,即被誣而遭禁錮,他后來的殉國,在他并非意外,因為他將踏上回國旅途的前夕,他說道,‘我們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且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斗爭,譬如頑固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全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后一次的聚會。’此后我就再沒見鄧同志了。

“國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所能給鄧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過于加強我們的決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實踐總理留給我們未竟的事業為更適當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們的事業得到最后的勝利。”

宋慶齡以后每隔十年總要公開地紀念一次鄧演達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為那時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時期。1980年,當時她自己已年老多病,還應鄧所創建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領導人季方之請,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并題詞。

中國共產黨后來對鄧演達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確估價。這是由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就黨的一些歷史問題進行研討時作出的。①

①《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6—167頁。

先是說明鄧演達這個人物的性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贊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開始他相信無政府主義。當他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

接著是以主要為自我批評的形式,檢討中國共產黨過去對他的態度:

“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大革命失敗,他很苦悶,同俄國顧問一起走了,后來回國組織了第三黨。雖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對我們的,應該批評斗爭,但在策略上應該同他聯合。這人的人格很高尚,對蔣介石始終不低頭。在‘九一八’以后,蔣介石把他殺了。”

最后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傾時期的錯誤:

“在階級關系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謂公式化,是教條地搬用俄國1905年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公式到中國來,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正確地認識,不能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看成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所說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會變的。蔣介石代表過民族資產階級講話,但不能把蔣介石的叛變看成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對汪精衛也一樣。看不到中國的階級關系的復雜與變化,這是錯誤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后,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

“至于大革命失敗后,是否還可以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問題,我也講一下。假如鄧演達沒有走,仍與他合作,是還可以用國民黨旗幟的。但在南昌起義之后,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叛變了,這時再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就會使群眾的認識發生混亂。對三民主義不革命的方面應該批駁,對三民主義革命的方面應該保留下來,而我們當時卻是對它全部否定了,沒有給以歷史的科學的分析。”

鄧演達1930年創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雖然同中國共產黨在初期有過論戰,但注定要成為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堅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1949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并一直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部分。

(二)對國民黨的”判決”

為了回答蔣政府對鄧演達的謀害、對日本侵略東北的不抵抗政策、對抗日運動的暴力鎮壓以及對左派變本加厲的恐怖行動,宋慶齡在193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個義正辭嚴的聲明。(即上文提到的《宋慶齡之宜言》)①這個聲明連同 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1929年的《關于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稱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因為鄧演達曾經是在這面旗幟下成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現在已經破滅。正如前面已經述及,她也不參加“第三黨”。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產黨。

①見注4。

這倒不在于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產黨的觀點也并非在每一階段都一致。她支持共產黨是因為她看到共產黨堅持原則,所以它的組織和戰斗精神是革命勝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盡她的全部力量幫助它,包括她作為孫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選擇不是她的獨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臨許多反面壓力的情況下,她的獨立性的鮮明表現。正如她自己所說,她“不是騎墻派”。

她在這一聲明中寫道,“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促成國民黨滅亡的,并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國民黨在較早時期所取得的勝利是由于“黨內同志嚴格遵守他(孫中山)的遺教,以群眾為革命的基矗”現在,“殘暴的大屠殺和恐怖迫使革命轉入地下。”國民黨的領袖成了卑鄙的個人野心家。他們消滅真誠的革命者,鄧演達即其一例。“因此,國民黨今天已名譽掃地,受到全國的厭棄和痛恨,還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繼續說,多年以來,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為爭權奪利,內戰不已。現在,他們“由于國難當前和輿論的譴責”不得不“召開所謂‘和平統一會議’”。但會議上“爭論的中心問題不外乎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中職位的分肥。關于構成全國極大多數的農民工人的苦難和急需,在這個會議上沒有一個字提到。”會議后成立的“‘統一政府’竟力圖鎮壓愛國的學生運動……棒打槍刺,把他們像畜牲一樣地趕出城去。……暴行是在這樣的時候演出的:一支外國帝國主義的軍隊正向錦州推進……”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組織國民黨的目的是以它為革命的機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創造起來的任務,我們對它的滅亡就不必惋惜。我堅決地相信,只有以群眾為基礎并為群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

(三)營救牛蘭夫婦

前面已經提到,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①。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后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為職志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于牛蘭夫婦的危難并請她援助。②

①舊譯“保蘭·魯埃格”。——譯者

②據《胡蘭畦回憶錄》并見唐寶林若《1927—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黨的關系》(《黨史通訊》,1987年第5期),賈尼斯和斯蒂芬·麥金農著《史沫特萊》一書中說,史在莫斯科見到宋慶齡并告知此事,但未說資料來源。

她回到上海還不到24小時,在8月14日,牛蘭夫婦就被租界當局送交蔣的獄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電報,請她協助營救他們出獄,在電報上簽署的有約90位外國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還是為人所熟知:

德國有科學家艾伯特·愛因斯坦;作家里昂·佛希特萬格,阿諾爾德·茨威格,伊剛·愛爾文·吉斯赫,路德維希·雷恩和埃爾文·皮斯卡托爾;建筑家瓦爾特爾·格羅皮斯;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國國會最老的議員、婦女運動領袖、共產黨人);

法國有作家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

英國有獨立工黨主席芬納·布羅克韋,雷蒙德·波斯特蓋特,康拉德·諾埃爾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領袖賽薩爾·奧古斯多·桑地諾(他不久即被暗殺,但人民對他的懷念是如此深刻,在數十年后一度執政的黨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國有作家西奧多·德萊塞,律師克拉倫斯·達羅和三位參議員,即威廉·E·博拉(愛達荷州)(曾長期任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拉福萊特(威斯康星州)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內布拉斯加州)。

有麥卡錫主義傾向的作者們譏誚由“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運動,把它們說成是“一些蘇聯特務為了在作案現場被捕的另一個特務而舉行聲援集會”①,是出于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統一戰線組織者的“惡魔般的詭計”。他們特別光火是因為營救牛蘭夫婦既有公開的、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左爾格(有時用“約翰遜”這個名字)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當時的進步分子都認為這種兩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獨裁統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動是不得不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

①見查爾斯·A·威洛比著《上海陰謀——左爾格間諜集團》(英文),麥克阿瑟將軍作序贊揚。威洛比最初的控訴以日本方面的材料為依據,發表于1948年;此后對一些生者(如史沫特萊)所加的罪名因后者威脅要訴諸法律而由美國國防部撤回。威洛比的第一份報告以及把左派在上的活動(包括營救牛蘭夫婦)同“交往罪”掛鉤的作法都出現在戰后美國在軍事和政治上支持蔣介石的時候。這本書(內容除日方資料外添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情共特科的資料)的出籠則是在朝鮮戰和麥卡錫主義(作者與之一鼻孔出氣)時期。在這本書的封二和襯頁上有一張地圖,標題是“共產國際代理人、共產陣線機構、同路人及同伙全世界的分布和聯絡系統”——從圖上看確實分布廣泛。麥克阿瑟將軍的序言對威洛比的觀點表示同意,并且把外國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聯系到“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邪惡的時代,對這一時代的觀察必須看到世界陰謀的惡毒背景……共產黨對西方世界的奴役……沖突的種子發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豐收”等等。在30年代是誰在奴役誰、又是誰在對法西斯主義斗爭并在后來把全世界(西方和東方)從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來——這些問題對這樣一些作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左爾格是德國官方報紙的記者,又是秘密的共產黨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爾格成為共產黨人幾乎可以說是繼承祖業。他參與營救牛蘭的工作看來是共產國際指派的任務。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來是針對日本的,為蘇軍收集情報(蘇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負責人)。后來他因以下三事而聞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國(納粹)駐日大使館新聞參贊的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向蘇軍總參謀部遞送的秘密情報不僅有日本的軍事意圖,還有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表——可借斯大林對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為日本人捕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不久被絞死,與他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戰士尾崎秀實。尾崎后來被絕大多數日本人公認為英雄、真正的愛國者,為反對軍國主義及其為日本民族帶來的災難而斗爭。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左爾格間諜集團”(它是反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敵人法西斯國家的)受到了譴責。譴責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殘余,而是美國官員——代表戰勝國的盟軍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處長等人。他們的根據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檔案。他們同后者的立場是相仿的。當時他們回過頭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動污蔑為“間諜陰謀”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產黨人以及保護他們的所有活動都是何等危險!

宋慶齡認識和敬重左爾格,認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慶齡在讀了戰后出版的一本關于左爾格的書后對本書作者這樣說。

潘漢年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同宋慶齡熟識。在30年代,他負責安全工作,對付白色恐怖,同社會各界有極廣泛的接觸以揭露和孤立反動派。他的命運也慘。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長,不久被捕關押。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們認為他對過去地下任務所要求的各種復雜關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評價。

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當時對中國人來說,站出來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產黨人帶護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不少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魯迅和著名女小說家丁玲;在左派國民黨方面有黨的元老、詩人柳亞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國際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語堂(他最終成了極右派)。在委員會宣言上簽名的還有中國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國際知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可惜他太‘實用’了,所以適合他時就轉變立場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國政府中擔任過內閣總理和外交總長、在國民黨文官系統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觀點一般說來是右的)顧維鈞也表示支持。

委員會中的外國成員用于多種國籍。在上海的外國新聞記者有當時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諾,上海(大美晚報)主編T.O.撒克里(他后曾主編《紐約郵報》),上海《大陸報》記者(后到《紐約時報》工作)蒂爾曼·德丁,甚至還有像《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利特·阿本德這樣的極端保守派,還有喬治·菲奇(他在外國基督教育年會工作,以后成為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

在委員會中同宋慶齡緊密合作的積極分子中有兩位美國人,即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哈羅德·艾薩克斯(伊羅生)(當時任左翼的《中國論壇》主編)。

獲得這樣廣泛的支持決不能歸因于“陰謀”。這是由于對白色恐怖以及外國租界警方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的普遍厭惡(后面一點使中國人更加怨恨,也使許多自由主義的或僅僅是心地正直的外國人反感)。不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外國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注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審的權利——都被視同廢紙。對牛蘭夫婦作出的野蠻判決(死刑)使人感到震驚,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吉米,這也贏得人們的同情。

在當時的中國進步分子中間,營救牛蘭夫婦一事使他們的情緒非常激動。他們把來自外國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擔他們的危險和犧牲,現在帶來這種支援的人遇難,他們就理應出來營救。(對于牛蘭夫婦隨身攜有多國護照并有多處住所,他們并不覺得有什么可懷疑之處,因為蔣介石到處抓人迫使反對他的中國人也不得不采用類似的計謀。)此外還有當時世界局勢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即使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一下子從大事吹噓的繁榮跌落到普遍的貧困,到處是失業和混亂。與之相對照,蘇聯的景象卻是在貧困和破敗中迅速進行經濟建設、蒸蒸日上。蘇聯的成功即使懷疑論者也不能不看到,它顯示出用另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可行的。不僅在工人和失業者中間,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階層(特別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蘇聯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懼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產黨人站出來擔當了比資本主義更具威脅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義的最大對手。法西斯主義不是致力于為資本主義找尋出路而是使資本主義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謂“赤色危險”,實際上則摧毀一切民主并在國際上準備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約”——以后變成侵略性的“軸心”。此外,有一點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夠掌權是因為從中間派到左派的團結不夠,而聽信關于所謂“赤色妖怪”的宣傳太多。善良的人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越來越覺得不應該懼怕同共產黨人交往。相反,他們樂于把這樣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作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麥克卡主義有所謂現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試圖使人忘記這段歷史,并再一次用“反共”來代替“反法西斯”。

(四)動員抗日——1932年的淞滬抗戰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團結抗日已成為宋慶齡和全中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強占了中國東北三省(“滿洲”),宋慶齡是在事變前一個月剛從歐洲經由東北回來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發動了海陸空立體進攻。對宋慶齡正如對全中國一樣,這里產生了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準備抵御外侮,反對蔣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蔣在下令將軍隊撤出東北后,又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區不駐中國軍隊。上海這個大都市沒有“和平地”喪失而是發生了英勇的淞滬抗戰,出于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們敢于公開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們要制造借口以便派兵實行襲擊。他們要求中國駐軍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這就使他們有了采取軍事行動的借口。

第二,中國當時在上海的駐軍十九路軍大多是廣東人,裝備很差,因為它不是蔣的嫡系部隊(蔣從不讓他的嫡系部隊去擔風險),但愛國情緒高漲,誓言要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并且后來證明他們有能力做到。這大滅了敵人的氣焰,并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是能夠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蔣介石在軍火、經費和增援部隊各方面都遲遲不給這次戰斗以支援,直到戰局失利。于是他再次向敵人屈服。①

①任何一本關于這一時期的嚴肅的歷史著作中都有詳細敘述。埃德加·斯諾的第一部書《遠東前線》(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頁)有生動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這部書比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要早許多年,正如年輕的斯諾本人一樣,沒有引起注意。但他的報道才能和尖銳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已嶄露頭角。

在淞滬抗戰進行期間,宋慶齡以全付精力投入后援工作。戰斗開始后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親往前線指揮部慰問①。她們會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答應為眾多傷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務。在楊銓(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張病床的“上海國民傷兵醫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項、供應品和志愿人員——醫生和護士都是無償服務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是位開明人士,他挑選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傷兵醫院。這房子有一個進口在華界、另一個進口在“中立的”法租界,傷兵從前一個進口入內而醫生、護士則可從后一個進口入內。手術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邊。②

①何香凝不但身體強壯,精神也極堅強。她是一位中國畫的畫家、最喜畫虎,不是因為虎的兇猛而是因為虎的力量和無畏勇氣,所以她把虎轉化為國民革命精神的象征。當蔣介石不敢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她送給他一條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軍裝,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據《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載《宋慶齡選集》,第54—55頁。有些材料據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醫院里,幫助管理,慰問傷員。她很適宜于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經驗(20年代在廣州她擔任過紅十字會會長、在武漢設立過醫院并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也因為她關心別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愛好(在威斯里安學院的“學生前途預測”中預言她會從醫入加上她的丈夫是醫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醫生——經常置身于戰爭之中。她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系。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①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并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①本書作者玉985年2月在上海曾會見牛息生八旬高齡的遺孀。

戰事臨近結束時,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①,高度贊揚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戰斗。

①見注16所引宋文。

“人類惟有從奮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只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范,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

“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今十九路軍于苦戰一月以后,猶能繼續抵抗……”

與此相對照,她抨擊政府當局回避、甚至破壞這次作戰:“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真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里求安。……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于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只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于自取滅亡而已。”

在戰場內外,斗爭取得了各階層愛國民眾和一些懷著崇敬心情的本地外僑(主要是和中國同事一起志愿服務的醫生)的幫助。

在來自國外的聲援中,著名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了《對孫夫人呼吁的回應》。他寫道,援助中國是“無產階級在一項偉大事業中團結一致的表現”。不久,中蘇恢復外交關系。蔣介石這一行動是為了對日本施加外部壓力,而不是為了促進全國左右各派力量的團結抗日。

蔣政權在阻撓了淞滬抗戰之后,悍然不顧全國的憤怒抗議(愛國學生甚至痛打了議和談判代表郭泰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國駐軍,并在全國禁止抗日運動。①然后,這個政府轉而對它所真正關心的事情加強暴烈程度——對群眾運動的警察鎮壓、對中國紅軍的軍事鎮壓、組織新的密探和殺手團體“藍衣社”(有意識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相呼應)。

①見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54頁。

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舉行起義,建立反蔣的政府,并尋求與共產黨合作反蔣抗日。共產黨當時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拒絕了這一提議——這一錯誤行動后來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其他領導人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職。)

在蔣管區,白色恐怖變本加厲并擴及所有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盡管《上海停戰協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趨高漲。因此,保障民權的斗爭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中國的革命,也關系到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命運。

(五)繼續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4月,宋慶齡接到“國際非戰及反對日本對中國之侵略大會”籌委會的邀請,并通知她當選為籌委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他人選有高爾基、羅曼·羅蘭和巴比塞等)。她復電同意擔任委員,但不能赴日內瓦參加大會——除非牛蘭夫婦案件(她認為這是當時民權保障運動的焦點)到時得到勝利。她向上海租界報界說明道:

“……這次國際大會上的男女代表都是為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侵略的戰士。面對著他們……我不能只是說;你們正在為使中國免于被肢解而戰,但正是你們的友人和同事卻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監禁和死亡威脅;我對這兩個政治犯的營救和對這些合法迫害的抗議現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壓制,這個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務不但禁止中國報刊登載我自己的抗議,連國際上聲援他們的消息也不許發表。”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4月28日。

對這兩名外國被告的審訊于1932年5月在南京開始,盡管被告辯護律師提出應在上海審訊,因為他們被捕和被指控犯案的地點都是上海。在新的國際聲援活動中①,牛蘭夫婦也以絕食抗議,要求改變審判地點。國民黨政府聲明“決不因外界壓力而被迫破壞法律”。宋慶齡對此作了一針見血的駁斥:

①新的聲援者中有“社會黨(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的負責人和英國“獨立工黨”的詹姆斯·馬克斯通。在中國駐法、德使領館前都發生了游行示威。在作家巴比塞和羅曼·羅蘭代表法國的營救委員會要求下,兩任法國總理達爾迪和赫里歐發表了聲明。

“這些新的熱心保衛中國法律的人完全忽視了現已由中國律師協會確認的事實……上海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是無可爭議的……而被囚者所要求者僅僅是中國法律規定范圍之內——不是超一出法律規定——的最基本的權利。”

她還拆穿了報上一則謠傳,說她和前北京大學校長、教育部長蔡元培已撤回保釋的請求,“以免干涉司法獨立”。實際上,蔡元培博士趕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釋牛蘭夫婦外出就醫,因為他們絕食已有兩周。①

①消息及引語據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7月12日及18日。

法院拒絕轉移到上海審判的要求,但答應“四十八小時內”交保——又硬說牛蘭夫婦是用“絕食作為威嚇的工具”。宋慶齡趕到南京,把他們接到早先為她準備的一所在中山陵園區內的屋子里。她記述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輛滿載手持武器、身著制服的歹徒的汽車伴送下,我們開車到那所屋子去,發現屋里空無一物,但窗上卻釘了木條,布置得完全像一所監獄。我們最后把牛蘭夫婦送到鼓樓醫院。但保釋還沒有批準。”

她還談到在此之前的“預備動作”:

“獄方用有意設置的殘酷方式,連續四個晚上要這兩個囚犯準備好離開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們保證,他們獲得暫時的解放只不過是幾小時內、甚至幾分鐘內的事情。他們的身體衰弱、陷于半昏迷狀態,有人幫他們從帆布床上坐起來,穿好衣服,一點隨身物件裝入包內。每次都是好幾小時的痛苦等待,最后仍然一場空。盡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證,最高負責官員也已一口答應,有關部門就是遲遲不發公文。”

因此,她預言:

“……現將在南京進行的審判比起前三次偵查庭來會更近于一場鬧劇……被告將得不到辯護,因為律師們沒有機會研究那些被用為‘證據’的材料,也沒有任何證人……”

“法官將再一次變成檢察官……關于……犯罪事實和判決……上頭早已下了命令。”①

①同上報紙,1932年7月22日。

她還對上海租界當局的偽善面孔加以揭露。牛蘭夫婦明明是他們抓到并轉送給南京政府的,現在他們卻用后者在牛蘭一案審判權問題上的一意孤行,作為保留“治外法權”的理由。(“治外法權”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它使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并只能由外國人設立的法庭檢控或起訴。)①她指出,這種似是而非的推理,“兩位囚犯作為進步分子已予以譴責和否定。”

①在撒布這種論調中最起勁的是在上海英國記者中最頑固的H.G.W.伍德里德。我們在前面已經領教過這位化名“人馬星”的作者所寫的惡毒咒罵孫中山的《孫逸仙博士的奇異的神化》,見第六章。

最后,宋慶齡直截了當地闡述了她的立場:“我要對魯埃格(牛蘭)夫婦昨天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戰表示完全支持……

“問題不僅是魯埃格夫婦的釋放,而是消除現在重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可怕負擔和摧毀白色恐怖——這一白色恐怖使全國監獄里關滿了成千上萬優秀兒女和男女青年,他們的唯一罪名就是試圖打碎把中國人民捆綁在帝國主義列強座凳上的枷鎖。”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9月10日。

1932年8月19日,在蘇州的江蘇高等法院,牛蘭夫婦被判死刑——旋減為無期徒刑,在南京的江蘇第一監獄單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慶齡第三次赴南京為營救牛蘭夫婦而斗爭。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齡(蔣夫人)同機飛寧,事先告訴報界,她將面見蔣,請求緩刑。①她有沒有這樣做無以考證,但她同美齡謁中山陵歸途中,曾到監獄去同牛蘭夫婦談了一個小時。在這件事上,慶齡的同情心、韌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現得很明顯。即使蔣夫人不幫忙,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這兩姊妹在一起,迫害牛蘭夫婦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小心一點。宋慶齡從未為自己的事情利用過她同蔣氏的家庭關系,但為了正義事業,她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不過這一次沒有取得什么明顯的效果。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9月10日。

12月,牛蘭夫婦再次絕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審判。宋慶齡在12月30日為此致電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門高級官員,再予痛斥:

“牛蘭絕食已十日,牛蘭夫人絕食亦已三日。此次請勿再以‘暫緩’、正式手續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對牛蘭夫妻性命負責,請即時正式傳令將之恢復自由……君等究將如何處置渠二人,請即時賜知。”①

①同上,1932年12月31日。

1933年1月11日,牛蘭已絕食21天,醫生認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士報》在報道這條消息時還說,“……同牛蘭夫婦在一個監獄里的20名青年婦女政治犯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布絕食……同時要求改善醫療、食物及其他待遇……”

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沒有公布,她們又都沒有名聲,因而更易受到傷害。外界聽到她們絕食的消息可說純屬偶然,但因此她們在獄中必將受到極野蠻的秘密報復。

這家報紙還報道了《中國論壇》主編伊羅生代表國際營救委員會和宋慶齡在南京活動時所受到的阻撓:

“伊羅生先生起草了一張委任書,由孫夫人擔任牛蘭夫婦六歲兒子吉米的唯一監護人。他在攜帶原來的文件離開監獄時遇到了一些麻煩。……他說典獄長鈕(譯音)某不準他下個星期六再來探視,因為……監獄條例規定每月只許探視一次。

“伊羅生先生說,‘我問典獄長,如果在我下次探視前,牛蘭夫婦已經死了,那怎么辦?’典獄長回答道,‘嗯,那也沒有辦法。’”①

①另一篇敘述載《中國論壇》(英文),1934年1月13日,沒有著名,可能是伊羅生自己寫的。

牛蘭夫婦活了下來,在獄中又被關了五年。宋慶齡從未停止要求釋放他們并曾多次親往探望,還請外國友人去看他們。最容易獲準去探視的是年輕的黎巴嫩一美國籍醫生馬海德。(他后來同斯諾去訪問中國紅軍并留在那里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入了中國籍,成為國際著名的消滅麻瘋病的專家。)

宋慶齡還設法使牛蘭夫婦能經常看到他們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協助把他秘密轉移到蘇聯去。(他現仍生活在蘇聯,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亞特列維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時期他從事蘇聯外交工作,現在已退休。①)

①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A.湯姆·格蘭菲爾德的來信。

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幾個月才獲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機大事轟炸,獄卒們逃離前把獄門打開。牛蘭夫婦溜出監獄,輾轉到達上海。宋慶齡把他們安頓在一個空閑的公寓里,又從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們隱藏下來。最后他們也被轉移到蘇聯,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書作者才知道他們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揚娜·莫斯切科。)

(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2年,宋慶齡還在忙于營救牛蘭夫婦的時候,就著手組織力量,從事營救全國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領導下,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魯迅,還有楊杏佛(任秘書長)。其他成員有胡適和林語堂,他們后來都轉入蔣介石陣營中去了。同盟中有兩位活躍的外籍成員史沫特萊和伊羅生,他們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委員會中也是積極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成立后立即開展宣傳運動和法律斗爭。

在第一個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慶齡的地方。1933年3月,慶齡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當時24歲的廖承志是慶齡從小看他長大的,前一段時期在柏林和巴黎還時相過從。他回國后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及中華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專事出賣同志以求茍活的叛徒發現了他。像經常發生的那樣,他也是在外國租界被捕的,然后轉送給蔣介石的警察局。同時被捕的還有兩位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即:在上海秘密養傷的紅四方面軍的師長陳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羅登賢。

宋慶齡立即挺身而出,發表聲明《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斗》,第45—48頁。

廖仲愷是國民黨的烈士,國民黨要殺害自己的烈士的兒子實在太說不過去。因此,廖承志這位熱血青年很快就獲釋,條件是由他母親保證他以后安安靜靜地呆在家里。

他獲釋回到母親家幾天以后,宋慶齡突然去看他,對他說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寫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的意見;(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單。他把這兩條都寫在一張很薄的紙條上,她把一支煙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紙條卷塞進去,放進皮包,就從容地走了。他回憶說,宋告訴他這“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載1982年5月29日(宋慶齡逝世周年)《人民日報》,收入《廖承志文集》時標題改為《我的回憶》,下卷,第650—652頁。

不久,他在母親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參加正在長征中的紅軍,開始新的光輝的革命歷程,直到80年代。

宋慶齡兩度設法挽救紅軍將領陳賡的生命。陳賡負傷后秘密來滬,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醫生的診所治療和庇護。牛惠霖醫生的遺孀對本書作者回憶說,①“陳賡到我丈夫的診所時,一條腿里有一顆子彈,人很萎頓。當時規定,醫生遇到有槍傷的病人須向警方報告。陳賡說,‘不要去報告。我不是一個逃犯,我是一個共產黨。’我丈夫打電話給孫夫人,夫人說,‘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隱藏起來,治療了一個月。”另外一個故事是這樣的;牛醫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無意中把陳賡放在一間已有一個在“剿共”中受傷的國民黨軍官住著的雙人病房里。陳賡同這個軍官曾在黃埔軍校同過學,彼此很快就認出來了。但由于這次會面純屬偶然,并且是在一個“中立”的地方,所以雙方都同意保守秘密。這個故事在抗日戰爭中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流傳很廣,可能是用以說明兩黨的軍人既有如此深的淵源,是能夠、也應該并肩戰斗的。不管是否確有其事,人們傳播和相信這個故事反映出在中國的革命史上那種錯綜復雜的個人關系。

①1985年在上海訪問牛醫生遺孀的談話記錄,她在美國居住多年后那時剛回國。

陳賡康復后在偽裝掩護下做了一段時間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關押的時間較廖承志長一些,是宋慶齡再一次把他救出來的。她在毛月間親赴南京,當面指斥蔣介石:

“陳賡是黃埔軍校學生,東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說的禮義廉恥到哪里去了?1①

①據廖夢醒著《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一),《人民日報》,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東江之役中,陳賡時為黃埔軍校學員,在蔣介石指揮下作戰。一次總指揮部遭敵突襲,蔣驚惶失措、體力不支,陳賡把他背起,脫離險境。

這一次蔣介石的作法同對待鄧演達不同,他沒有下令殺害陳賡。

陳賡后來從關押的地方脫逃,回到紅軍中,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1961年在國防部副部長任上病逝。

正是與這些案件相關連,宋慶齡于1932年12月發表了她的綱領性文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①。她列舉同盟任務如下:

①載《為新中國奮斗》,第31—42頁。

一、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對象是大量的無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布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

三、協助關于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斗爭。

任何人不論屬何黨派均可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只要他們不是限于個別案件而是準備對現行反動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權利的行為發起挑戰。她說:

“民主權利是不能與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國的斗爭分開的……爭取民主權利和爭取政治犯的釋放,對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說對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國獲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與分裂,就沒有其他出路了。”

宋慶齡正面回答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你們要求釋放綁票匪嗎?”

“我們的答復是:絕不!綁票匪和匪徒們是今天統治中國的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反對這一制度。……正如美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和私酒的販賣上,中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就奠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的政權以及鴉片的買賣之上。而且,我們所反對的是正在全國及租界中進行的對反帝戰士的綁架和逮捕,那是中國人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們的工具——棍徒們來執行。……害怕跟這些罪惡作斗爭的人們最好不要參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慶齡稱羅登賢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她引述羅登賢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難道這就是我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

羅登賢未經審判就在8月間被槍決,年僅29歲。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很少幾個出身工人的領導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國太古造船廠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宋慶齡還指出在中國的外國當局所扮演的可恥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們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給蔣介石去屠殺。在這方面,捕房督察長英國人吉文斯和法國人若貝茲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規定,在引渡被告前沒有表面證據,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夠成立。……在處理殺人犯、綁票匪、鴉片販與一般流氓的案件時,租界當局是熱心地維護它的司法權利的。然而昨天,并無真憑實據,只憑巡捕房眼線的一句話‘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共產黨’,五個革命志士就過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國民黨代表卻全副武裝……據說在開庭之前他還對人說,‘全部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她說,被帝國主義者譽為“安全與公正的島嶼”的上海公共租界實際是“賣國活動的大本營”。“在此地,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們正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們忙于公私酬酢,準備簽訂秘密條約,把我們的國土和千百萬人民奉送給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正當這陰謀進行著的時候,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工作者和領袖們卻因為反對祖國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處死、在中世紀的牢獄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鄧中夏的案件中,宋慶齡堅持不懈的營救努力未獲成功。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有實績的勞工領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時是用的假名“施義”,身份沒有暴露,只是涉嫌。宋慶齡委托進步的女律師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釋放。但后來一個叛徒指認他是鄧中夏,蔣介石獲悉后堅持要求引渡給南京政府,法方照辦了。

像鄧演達一樣,鄧中夏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在1933年9月被槍決,年僅39歲。

鄧中夏之死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參加過同孫中山的談判,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5年期間,參加領導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人和海員大罷工。1927年后他幫助老朋友毛澤東在農村地區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如果不是犧牲得這樣早,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護革命者是很危險的。很快,民權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擊的目標。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在法租界距宋慶齡寓所不遠的街上被蔣介石的“藍衣社”分子所暗殺。楊有學者風度,又有無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秘書處任職,后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口國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孫中山靈梓遷葬南京,他是喪事籌備處總干事。遇刺時,他是蔡元培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總干事。遇刺的地點在他的辦公室和住所之間,①和他同行的兒子小佛腿部也中彈。他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自由主義者,國民黨的老黨員,學術上很杰出,是安裝技術專家。但這一切都未能使蔣的藍衣社刺客們發善心。

①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在上海與本書作者會晤時曾對出事經過作了詳細敘述。

楊的遇害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的打擊可以從當時流傳的一句話中表達出來——“鄧演達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楊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這位瘦高個子、口銜煙斗、充滿活力、沉靜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過許多恐嚇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權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預”反動派的亂捕濫抓,就會被置于死地。但他沒有被嚇倒,因此反動派就決定對他實行暗殺,借此不僅可以摧毀民權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慶齡,她將成為下一個目標。為了加強這一警告,還給她寄去了“經典性的”象征物——一顆子彈。

她的回答是發表聲明,給以有力回擊:

“這批人和他們所雇用的兇手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爭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爭扼殺。這就是他們統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說明了他們整個政權的面目。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就代表這樣一個爭取自由的運動,楊銓(杏佛)也就是因為他在這個組織中的活動而被殘酷地殺害了。

“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被壓倒,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斗爭下去……殺害楊銓的劊子手們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應得的懲罰。”①

①載《宋慶齡選集》,第79頁。

她在毫無防衛的情況下親往參加楊杏佛的喪禮,一方面是表示對敵人的蔑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孫夫人”在場,喪禮可以得到一定保障。當記者問到民權保障同盟的會務時,她說,“當然繼續進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為楊銓的遇害不僅使一些人感到恐懼,也說明了應采取另外的方式繼續斗爭,而不是使同盟的領袖和積極分子遭受同總干事一樣的命運。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時間內,它所完成的業績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記述者外,它還曾派出工作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愛國活動而被國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積極分子許德來,還有不到20歲的中學生。許獲釋后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會。

老新聞工作者劉尊棋是這些獲釋者之一。他的回憶錄敘述了這次營救活動是怎樣開始的,從中反映出宋慶齡的品格和行動的迅速。①

①劉尊棋著《慶齡同志,感謝你的救援7,戴《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6月4日。劉以后曾任多家報紙的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重慶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建國后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長、80年代任英文《中國日報》總編輯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有20年他因受極“左”路線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剝奪正常的工作權利。在徹底平反后,他除上述職位外還任全國政協常委。

在獄中,從偷送進來的報紙上,劉尊棋看到了宋慶齡領導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國論壇》報關于同盟的介紹。他就同獄中難友(包括以后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薄一波和劉瀾濤等其他共產黨人)商量,打算寫信給宋慶齡。大家同意后,推劉起草,因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們被關押的所謂“反省院”實際上是一座軍人監獄,犯人們都是未經審訊就被無限期關押在這里的。他們受到殘酷的折磨,不能讀書和寫家信,也得不到醫療。犯人們要求釋放他們出獄,讓他們上前線去抗敵救亡。

這封信冒著巨大風險被偷送出去。宋慶齡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給《中國論壇》報發表,并派出小組到現場調查,由總干事楊杏佛帶領,成員中有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他們去向當時掌握北平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陳情。張因日本強占了他的故鄉東北,深為悲憤,所以對抗日運動表示同情。他派了一個部屬參與調查。幾個月后,劉獲釋。

在這次營救活動中,北平分會主席胡適表現動搖,因而被同盟開除。胡愿意請求釋放這些犯人,但卻實用主義地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飾。宋慶齡指出:“中國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胡適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除非酷刑在他們的眼前施行,他們是不相信監獄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個犯人敢在獄吏面前公開說話呢?有哪一個獄吏會讓調查者看一看剛受過酷刑的囚犯或者讓他親眼看看酷刑的場面呢?”①

①關于這些事件的記述請參閱《宋慶齡紀念集》中許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關于開除胡適,宋慶齡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一文中已作了解釋。據許德珩說,胡“大耍兩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權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則和丁文江通過反動政府和駐德領事館撤銷了史沫特萊的(《佛蘭克福報》)駐華記者的名義”,“當民權保障同盟提出監獄黑暗的問題時,胡適……竟向外國記者吹噓監獄中如何自由……為反動當局粉飾罪責。”

作為一種在犯人們中間制造不和和互相懷疑的詭計,國民黨警方釋放了一部分人,而繼續監禁了另一部分人,從而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劉尊棋還在獄中時,他們把他的名字偷偷寫在一份“自首書”上(實際上他自己從未簽過字)。這使他蒙受了幾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實,證明“自首書”是偽造的。

同盟還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國民黨綁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權運動者丁玲的事實,從而救了她的命。總的說來,同盟向全國和全世界輿論界揭露中國當局的白色恐怖,使這些惡人處于被動地位。

同盟也曾設法要求國民黨釋放陳獨秀。陳是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后轉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觀點同宋慶齡及其他同盟積極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這些活動中,宋慶齡的聲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七)謀害宋慶齡的陰謀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蔣介石的特務組織忙于策劃消滅她或使她不能開口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領導這一秘密工作的“軍統”少將沉醉①在他后來寫的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如何監視和騷擾宋慶齡。有一次他還擬訂了一個從肉體上消滅她的計劃,得到軍統頭子戴笠的贊同,上報給蔣介石。

①這里引述的材料來自沉醉和文強合著的《戴笠其人》和他所著的《軍統內幕》、《我這三十年》兩書(后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英文版,書名改為《國民黨戰犯在新中國》)。近年來沉醉任全國政協委員并在其文史資料部門工作。

據沉醉說,蔣本人痛恨宋慶齡,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眾的抗議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場神經戰來封她的口。特務們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近進行監視,并不斷打電話或寫信去威脅和侮辱她。前面已經提到,楊杏佛是在蔣的親自命令下被殺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殺楊儆宋”。

沉醉每天要寫一份關于宋慶齡活動情況及來訪客人的書面報告。因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讓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趕出中國。但一切計謀都由于她的沉著堅強而歸于泡影。其中有一個試圖收買她家傭人的打算。據說有一個詭計是由戴笠得意地親自制定細節的,內容是安插一個適當的人去追求宋慶齡的貼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為這時李在經歷一次被殘酷破壞的婚姻后正想重新物色對象。老實的李姐把事情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對這個偽裝成出租車司機的年輕漂亮的小特務問了幾個問題,就發現了破綻。①

①關于李姐的故事說法不一。有人說她主要只是在家里從事家務,不大外出,不可能受到這樣的“培植”。

沉醉自己為戴笠設計了一個使宋慶齡“發生車禍”的計劃。他從上海大流氓頭子、鴉片大王杜月笙那里借來一部特別加固的汽車,準備用它去撞來的座車,為此還進行了“演習”。他們的設想是使宋受傷致殘,最好是使她頭部重傷,永遠不再能思維和說話。沉醉自告奮勇,愿意自己去開車撞擊,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稱贊他的“忠心”,并告訴他不用擔心法國人會抓他去坐牢(“車禍”預定在法租界“發生”),會有辦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還單獨請沉醉吃飯,進一步商討了行動細節,但這個計劃一拖再拖,最后被取消了。其間戴笠一再追問他,是否有把握使來致殘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會引發一場全國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顯然,是蔣介石最后把這個計劃擱置起來的——因為他還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八)抗議納粹暴行——同蕭伯納談話——反戰大會

在這段時期內,宋慶齡的國際性活動除營救牛蘭夫婦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議德國的法西斯恐怖,同蕭伯納的談話以及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反戰大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法西斯主義從一出現起就為宋慶齡所厭惡。在20年代,反對中國革命的外國反動分子就自稱“上海法西斯蒂”。蔣介石請德國的軍官和警官來充當他打內戰和“反顛覆”的顧問,還請來了一個意大利空軍代表團。現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組織起自己的“藍衣社”。另一方面,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給中國受困的進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權、這些德國友人自己成為犧牲品時,宋慶齡和她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魯迅、楊杏佛、史沫特萊、伊羅生和林語堂,立即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去提出強烈抗議: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國的恐怖、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權和人權、并與世界進步力量聯合在一起的,它對于現在統治著全德國的恐怖和反動,感到非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不可。

“……自從德國法西斯政權建立以后,三、四萬工人與數千工人階級的領袖和知識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納粹沖鋒隊的營房中以及在集中營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殺害后,尸首常常被拋到河里、湖里或丟棄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槍殺后,當局還要散布消息,說他們是逃跑時被射擊而死的,或者說他們是……自殺的。不用說,所有這些都是殘酷的謀殺。

“……德國工人階級數十年斗爭得來的權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國進步的學術與文化生活全被摧殘。”

她列舉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小說家佛希特萬格和托瑪斯·曼、藝術家馬克斯·里伯曼和凱綏·柯勒惠支、名指揮家波盧諾·瓦爾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無產階級與進步作家們的命運,甚至更糟。”

她接著指出:

“報紙在法西斯鐵蹄下喘息著。整個工人階級的報紙,甚至那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論壇報》和其他一些更溫和的報紙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有計劃地組織并鼓動起來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猶暴行,更是人類與文化倒退到中世紀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個征象。

“最近這種野蠻行為是表現在焚毀進步作家、無產階級和猶太作家的書籍上,這種事只有在人類歷史上野蠻和無知的黑暗時代才發生過。……

“為了人類、社會和文化的進步,為了努力協助保持人類和各種運動所得到的社會與文化的成果,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堅決地抗議上述的事實……”①

①《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大人民的迫害》,載《為新中國奮斗》,第49—51頁。

這一聲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別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聲明中列舉了許多詳細的具體事實不只是讓德國法西斯知道他們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還使中國公眾知道了真相。

在抗議德國納粹暴行之前,宋慶齡于2月17日會見了在環游世界旅行中抵達上海的蕭伯納。上海有許多人邀請蕭伯納,但他都拒絕了,只要求見孫夫人,當她和朋友們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顛皇后號”時,他說,“除了你們,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見、什么東西也不想看;現在已見到你們了,我為什么還要上岸去呢?”但在宋慶齡邀請下,他還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號來寓。在游輪上、在接送他們往返碼頭的小艇上(每次需兩小時)、在宋家中,他們談了好幾個小時。參加談話的先后有魯迅、蔡元培、史沫特萊、伊羅生和林語堂——都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史沫特萊把談話詳細記錄了下來,共有21個打字頁,①下面摘錄一部分:

①原稿復印件承史沫特萊傳記的作者賈尼斯和斯蒂芬·麥金農惠賜本書作者。

蕭:請明確告訴我,為對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辦法。

宋:幾乎沒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軍隊和武器用來對付中國紅軍而不是日本人。

蕭: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軍隊和紅軍組成一個反對日本的統一戰線?

宋:去年12月,在華中地區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項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蘇區推進,蘇維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隊達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戰協議。

蕭:這個建議夠公平的。

宋;但沒有被接受——從那時以來,南京的軍隊發動了對蘇區的進攻。

蕭:到底國民黨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國民黨……執政黨……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蕭:但是誰選出這個政府的呢?真正的權力在誰手里呢?

來:……誰也沒有選誰。蔣介石有他的軍隊,所以他是獨裁者。

蕭:……請告訴我,孫夫人,關于國民黨和這個政府,你的立場是什么呢?

宋:當革命統戰線(1927年)在漢口解體時,我就同國民黨脫離關系到國外去了,從此我就同國民黨不相干了,因為它屠殺人民、背叛革命……

蕭:你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當然,你說的話他們是會害怕的。……請告訴我,南京政府有沒有想收回你的“孫夫人”的稱號。

宋(笑);現在還沒有,不過他們會要這樣做的。

蕭伯納的問題是很銳利的,對他的主人的許多意見也表示同意。但他沒有像宋慶齡等所希望的那樣,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籌議中的上海反戰會議公開表示支持。(他寧愿信任“國際聯盟”的“知識合作國際局”。)蕭在老年總是逃避作出承諾和建議,但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機智為樂,如以下的對話:

宋:蕭伯納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閘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戰爭中破壞)地區。

蕭;但所有被毀壞的地區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帶去參觀佛蘭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礫堆時對我的向導說,‘這要同復活節那個星期后我的家鄉都柏林比起來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常——譯者

②指1916年愛爾蘭人反對英國的民族起義。——譯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國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國工人工作的廠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蕭:我早就知道了!他們極度貧苦。像倫敦和其他類似城市的貧民區……

[關于新聞界:]

宋:新聞界完全聽命于當局。國民黨發表消息,說我是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我說了這個、那個,或者我和反動將軍們一同旅行,或者我參加了這個、那個委員會。當我出來否認時,他們就下令報紙不許登載我的聲明。

蕭:當然,他們會這樣做!如果讓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就不得了了。但他們也有一些新聞專業上的借口。你看,如果報上說我蕭伯納謀殺了我的丈母娘,那將是一條轟動的新聞,不是嗎?但如果我否認,說這是說瞎話,我今天早上還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們就認為這不是什么好新聞了。

[關于斯大林:]

蕭:一個不大在乎光講理論的人……一個實際的人,而當一項計劃實現了,他就說,“瞧,這是馬克思主義1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我的意思是說,他星期一試驗一項計劃,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換另外一個計劃……他并不把理論當作追求的目標。他做到了,至于怎樣做到的,他不在乎。

[關于勞合·喬治①:]

①勞合·喬治(1863-1945),英自由黨首領,曾任首相。——譯者

蕭:同我在一起的有羅斯曼利勛爵。他向斯大林建議邀請勞合·喬治訪蘇,因為勞合·喬治總是想取悅于他的聽眾……很快他就會發表革命的演說。

[關于自由:]

蕭: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國人讓印度人受到陪審團的自由審判。當陪審團宣告犯人無罪時,法官就撤銷這個判決,判他入獄。這些就是所謂的英國自由制度。言論自由?……唯一有價值的、真正的言論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讓工人和農民在受傷時有機會號叫,并改變一下使他受傷的條件。在蘇俄現在有的就是這種自由……

[關于蕭自己:]

蕭:我早已死了。……年輕一代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忘掉我了。他們說我屬于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但現在高爾斯華綏、哈代和穆爾①都已經死了,他們倒記得我,他們叫我“老長輩”……

①約翰·高爾斯華綏(1867-1933年)、托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國小說家,喬治·穆爾(1852-1933年)愛爾蘭小說家,他們都是蕭伯納(1856-1950年)的同時代人,去世則均在蕭之前。——譯者

以上是蕭伯納當天談話的片斷。

熱誠的中國進步人士置身于嚴酷的斗爭之中,看了蕭伯納的戲劇和其他作品之后本來希望他會對社會問題持更積極態度,但他卻顯得含糊其辭、言不及義,這很使他們失望。不過聽到他一些刺痛敵人的話,他們還是感到高興的。

1933年夏秋,宋慶齡忙于準備和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大會。這個大會的召開證明了處于地下狀態的中共上海組織雖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殘和一些叛徒的破壞,仍然保持著活力、勇氣和組織能力,因為具體的準備工作是他們擔任的。這次大會對于推動全國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本來是打算公開舉行的,事先發了不少預告消息。①但不論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準許。即使如此,宋慶齡同一些群眾仍然手持鮮花,熱情洋溢地到碼頭上去迎接國際反戰代表團。但所有其他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計劃是大會仍如期召開,但確切的。地點、日期和時間嚴格保密,直到大會結束。②

①如宋慶齡以遠東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在7月2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宣布“在這個委員會的國際倡導之下,決定于9月在上海舉行反戰大會”。(《中國論壇》,1933年8月6日。)見《為新中國奮斗》,第60頁。

②本書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訪問了鄭育之。她是1933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以下的記述根據她的談話,大部分是原話。同時參考了《中國論壇》當時的有關報道和不少回憶錄。像這樣的事情,當時的記述雖距事件很近,但由于安全的考慮,某些主要的細節不可能像以后追記那樣毫無保留。其他曾參考的回憶錄中,有蔣曙晨對年逾八旬的黃霖(會議安全負責人)的訪問記,(《蔣曙晨訪問黃霖談半個世紀前的一次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領導整個準備工作。會議的地點在一座空閑的閣樓里,食物和所需的供應品(包括炭爐子)都是一點一點偷運進去的。穿著偽裝的糾察隊員負責警戒,如果發現警察前來襲擊就發出警報并加以阻擊,直到與會的人全部疏散完畢。這些糾察隊員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賴的人,他們都有在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率領他們的黃霖是曾參加1927年南昌起義的久經鍛煉的軍官,當時任中共地下黨滬中區委書記。他們阻擊敵人的武器都是最簡單的,如鐵棍、石灰(撒向敵人的眼睛)。當電工的黨員設置了一個警鈴系統。這個開會的地點選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個偵探頭目的寓所附近,這是既大膽、又巧妙的安排,因為巡捕房不會想到會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黨在巡捕房內部也有耳目,對他們的行動不會一無所知。)

如何使總數達三百之多的與會代表人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會場也經過了一番精心策劃。從開會的前一晚開始,他們就三三兩兩地無聲無息地上樓,外國代表都把皮鞋脫掉,免得出聲(在此之前,他們已從所住旅館結帳遷出,以防止有人跟蹤)。代表中有77人來自外地(包括蘇區)和國外。歐洲代表有英國工黨上議員馬萊勛爵、法國共產黨人伐揚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奧(后來變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國社會黨人布比、比利時共產黨人馬爾度。《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也作為外國代表與會。日本和朝鮮代表在來滬途中不幸被捕。

宋慶齡在9月30日拂曉時分到達會常代表們批準了名譽主席團名單——羅曼·羅蘭和巴比塞(法國)、高爾基和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臺爾曼和托爾格勒爾(德國)、工人階級老戰士湯姆·曼(英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片山潛(日本)①、朱德和毛澤東(中國)。

①臺爾曼為德共領導人,后被納粹殺害。托爾格勒爾(共產黨國會議員)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國會縱火案”中成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現使他贏得國際聲譽(他從而成為共產國際的領袖)。片山潛是日本初期社會主義者,后成為共產黨人,也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

選入主席團的有宋慶齡、外國代表、“中國蘇區代表、‘滿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東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絲廠女工、一位上海紗廠年輕女工”(據10月4日出版的《中國論壇》的報道,當時不能寫出真實姓名。)

會議一清早就開始,甚至早餐都還沒有來得及吃。全部議程壓縮在一天之內完成,直到天黑才結束。代表們都以面包充饑,只為外國友人準備了一些果醬罐頭。宋慶齡擔任主席,還要幫忙把中國代表的發言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給外國代表們聽。中國發言者中有東北抗日義勇軍、去年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和秘密進入上海的中國紅軍戰士。

大家都站著或席地而坐——只有宋慶齡和外國人有“座位”,就是運面包進來的小木箱。窗戶不能開,上海在9月份還相當熱,所以室內空氣污濁,但大家的熱情一直很高。

會議結束后先送外國代表出去——為了他們的安全和休息。宋慶齡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盡才走——因為如果遇到警方襲擊,她的在場可能使警方不敢過分地公開使用暴力。

不僅是與會人員,就是借來的物件也都不聲不響地撤出,無人發現。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們在閣樓里只發現幾個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后來大肆搜查,但沒有發現多少線索,而且都不重要。他們抓到了幾個買面包的“顧客”,這些人把面包一小批一小批地買來,然后一起送到會場上去。但警方從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名堂,因為這些人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務時偽裝成“夫·婦”,任務完成就分開,并且往往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地址。

為本書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雖已時隔50年,仍然激動不已:“這是忠誠和有紀律的組織工作的勝利。只要有一個奸細、一個叛徒或者發生一點疏忽,就會導致一場悲劇。這次勝利使進步人士大長志氣,使強大的敵人丟盡了臉。沒有黨,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它也顯示出宋慶齡對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任。她依靠我們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會唱—她如何離開在特務嚴密監視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預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車。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勝利。馮雪峰是負總責的,但他一個人能完成所有這一切嗎?”

宋慶齡在會議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斗爭》的講話①,以歷史的眼光觀察現在和過去,并像局勢演變所顯示的那樣,正確地預見到了未來:

①載《為新中國奮斗》,第64—72頁。

“……中國早就在戰爭中,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問題了。……

“現在有句很流行的問話是:‘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如何能夠與這樣強大的敵人作斗爭而獲得勝利呢?’可是,我們祖國的歷史不是已經給我們一個回答了嗎?北伐戰爭教導我們:革命的武力遠勝于反動的武力,而且能夠以寡勝眾。中國的工農紅軍屢次與十倍于自己力量的軍隊作戰,而且取得了勝利。武裝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思想意識也有其作用的。……

“我們在進行著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時,必須為建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府而斗爭。……”

在結束關于這次會議的記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這里一提,那就是她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幫助了胡志明(當時用名為“阮愛國”)①。早在1924—1925年在廣州時,她就認識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國人逮捕入獄,后經“國際紅色救援會”聘英籍律師辯護,1933年獲釋。出獄后他到上海,但發現很難同黨組織恢復聯系,就向宋慶齡求助。她幫他同前來參加遠東反戰會議的法共領導人伐揚一古久列接觸,由此恢復了聯系。

①見《宋慶齡怎樣幫助胡志明同志找到黨》,《人民日報》,1981年6月9日。

(九)30年代初期的宋慶齡和中國共產黨

在遠東反戰會議上,宋慶齡不只是代表個人而是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言,所以在上面引用過的那篇講話里,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國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當時奉行的極左路線,如:

“這些依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中國軍閥,必須消滅凈荊”

“我們對全體中國人民,對勞苦大眾還有一個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團結一致-…讓我們團結起來,用我們最大的力量來保衛那已經由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剝削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他們現在正受著國民黨軍隊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規模的進攻。這次的進攻直接受到美國貸與蔣介石政府的五千萬美元中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幫助,受到美國的飛機、炸彈和飛行教練的幫助,受到日、英、美、法的軍艦對國民黨的全力幫助(如最近的閩變)……”

“讓我們聯合起來保衛蘇聯,反對干涉蘇聯的戰爭!讓我們在整個遠東,尤其在中國,發動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1

像這樣只有空泛口號而沒有按照實際情況提出的指導性意見,是“左”傾路線的產物。談到人民,只提工人農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會階層不能起愛國或進步的作用。但實際上,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包括一些軍界人士),民族意識正在高漲,為團結一致反對主要敵人日本開辟了道路。在國際上,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敵對勢力,不去分析它們之間日趨尖銳的對立并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于存在這種相互對立的情況,帝國主義聯合反蘇的戰爭危險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歇—但干涉蘇聯的戰爭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險。關于法西斯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這一點固然是正確的,但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并非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產生,而在當時只是在一群國家里居于統治地位,而且是踩著另外一些國家爬上去的。“左’順路線不是從聯合起來反對最兇惡敵人法西斯著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種舊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敵人的敵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慮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爭中聯合各種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到1935年才改取正確的方向,其正確性在后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所證明。但在此之前,“左”傾宗派主義繼續加深蘇聯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狀態。在中國,在紅色區域(農村地區),毛澤東采取了更適合時代的策略并取得軍事、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中共領導下的各種組織在以日本為主要敵人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中有宋慶齡等人主持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但在中共中央(當時仍在上海并處于地下狀態),占統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條,并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后才得以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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