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再赴歐洲:1929—1931年

宋慶齡在西歐渡過了約兩年時間,大部分時間在德國,但也曾到其他國家旅行。這段時間里,沒有發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所以對她的傳記作者來說,幾乎是一個空白——找不到她寫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沒有(盡管她是個勤于寫信的人)。《宋慶齡年譜》在1930年欄內只有兩行字,說她在德、法等國旅行,經常到圖書館潛心讀書。關于1931年上半年則沒有任何記載。

即使是永遠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檔案里也很少有關宋慶齡這段時期的記載,只說她不像上次那樣離群索居。

但她當然不是在沉睡或靜止——她永遠不這樣。

在中國朋友中,她再次會晤了鄧演達,雖然見面時間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頻繁,因為鄧到處去旅行——斯堪的納維亞、法國、奧地利、意大利、波蘭、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亞(1930年返國途中還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這些國家的土地和農村情況。

有幾個月,她非常高興,因為她最親密的好友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帶著女兒夢醒和兒子承志來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夢醒這時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熱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會多種語言。她參加了1925年廣州學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駐軍機關槍的掃射下經受了血與火的革命洗禮。

在很久以前僑居日本時期還是個娃娃的廖承志,這時已22歲了,身體很結實,家里人和朋友們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潑詼諧,內心里嚴肅堅定。他有語言才能,又會畫漫畫和油畫。國民黨右派暗殺了他的父親之后,他就主動加人了共產黨并成為一名信心十足的黨員。雖然年齡不大,他已在實際斗爭中久經鍛煉。1928年發生“濟南慘案”(日軍無故槍殺中國交涉專使蔡公時,妄圖干擾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學的廖承志參加了學生的強烈抗議行動,因此被約并被驅逐出境。在德國,他在漢堡的國際海員俱樂部工作,曾領導在外輪上工作的中國海員舉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取消歧視。他會說英語、日語、德語和法語,所以他能動員外國海員來支持他們。

在政治上,這個漢堡俱樂部是許多國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員和進行聯系的地點。通過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時還有人員,被運送到包括中國在內的處于反動恐怖統治下的國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慶齡感到家庭的溫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時,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親熱地稱她“奧巴生”(日語對姨、嬸、大娘的稱呼);慶齡到日本時才20歲,剛從美國威斯里安學院畢業。現在,夢醒和承志稱慶齡為“安娣”(英語對姨、嬸的親熱稱呼)①,而且一直到他們自己頭發也灰白了,始終是這樣稱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時就按廣東話稱“叔婆”(嬸嬸),見《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頁。——譯者

夢醒曾有十年擔任慶齡的秘書;在新中國,她是全國婦聯的著名領導人之一。承志后來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參與制訂和執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慶齡的經常的、受信賴的顧問。

在柏林,宋慶齡用許多空閑時間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務)去參觀博物館、畫廊和其他旅游點。

她還同廖家一起到法國(也許還有比利時和瑞士)去旅行。

夢醒曾經寫過當時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慶齡對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的經久不衰的尊重:“她問我當時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不是’,因為我還沒有加入……她說,成為共產黨員是件好事,‘為什么要否認呢?’”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第228—229頁。胡在1926—1927年期間是四川婦聯的干部,并曾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女學員,還擔任過國民黨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她是在這里認識何香凝的。據說,她是茅盾小說《虹》女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見蔣洪斌著:《宋慶齡》,第71頁)。

她脫口而出的這句答話可能有這樣的意思:夢醒不承認是黨員是黨的地下工作紀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這樣呢?這里也許表示出她有一點不高興,但她的活說明,她認為共產黨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正確的歸宿。

把胡蘭畦介紹給宋慶齡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當時在柏林留學。慶齡對她很友好,常幫助她。她是共產黨地下黨員,經廖承志介紹加入德共的華語支部(當時在國際共運中,外國人可以被接受參加居留國的共產黨,常編人特種語言支部)。按照當時的黨紀,非經特準,她的黨員身份不得公開,因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工作并將危及她自己和朋友們的生命安全。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過離公生涯,而是勤奮學習,努力從事革命工作。她生活嚴肅,待人和靄可親,對朋友肝膽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來看何(香凝)先生,兩人熱情地談論中國革命前途,有時也談德國革命的歷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關系,認識了宋先生。我對她很敬重……雖然由于紀律約束,我沒有把參加共產黨的事告訴她,但其余的事,我們無話不談。

“宋先生很能體貼人。她從何先生那里知道,我當時的經濟有困難,就每周都買一些雞、魚、肉、菜來我寓所做一頓中國飯吃。她拿來的東西,幾乎夠我一個星期的需要。這是她有意幫助我,給我解決生活困難的一種巧妙辦法,我非常感謝她1①

①羅蘭·費爾伯教授書,見前。

宋慶齡同德國共產黨人的接觸很少并且非常謹慎。她只同歐文·霍佩公開會晤。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國際保衛革命者委員會”中央機構的成員,這個組織募集資金為被監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護和物質援助,西方知識界中有許多人參加或贊助。在這個組織在柏林舉行的集會上,宋慶齡會見了不少德國著名作家、藝術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頁。

1931年夏,從國內傳來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島——因避暑從上海移住在這一濱海城市——病逝。

慶齡動身回國并邀胡蘭畦同行作伴。她答應胡,將來不論她要在國內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繼續學習,她都會幫助她。胡向柏林的黨小組匯報請示,得到批準。但她從中國回柏林后卻被黨組織開除了。她記述道:

“早在我陪宋慶齡先生回國之前,我就發現:我們[德共華語支部]柏林小組內有少數同志當時很信奉宣揚‘左’傾立三路線的文章。他們……盲目輕視一切非共產黨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們對當時也在德國的宋慶齡先生不理解。總認為她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大官。個別同志甚至還說些無聊的話。這使我非常氣憤。因為我在國內、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國途經莫斯科時,都曾親自見聞,無論是我們黨內的重要領導同志,還是德共中央、蘇共中央的領導人,他們在言談行動中,對孫先生都充滿著敬意……因此就常常據理與他們爭論……他們也因此對我極端不滿。個別同志甚至……說我為宋先生說話,是有封建意識(意思是因為宋先生是孫中山總統的夫人)……”

中國共產黨當時仍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國際共運也是如此。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迫使所有參加國際的各國黨都接受這一觀點,即:革命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右派,而是來自激進的中間派。中國黨內的宗派主義者把這一條甚至用到堅定的國民黨左派身上,從而喪失掉許多可能建立統一戰線的極好機會,正如德國共產黨即使在面對希特勒上臺的威脅時也仍然拒絕同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社會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后;經歷過一些嚴重的失敗和災難,這樣的態度才改變過來。

宋慶齡是取道蘇聯,乘火車回國的。胡蘭畦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關于這次行程的一些情況。接待都是小規模的,不公開宣傳,來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數官員,他們同時又是私人朋友。宋慶齡這次是回去奔喪,所以她喜歡這樣簡樸的方式。

胡蘭畦紀錄道,火車到達莫斯科時,到車站來迎接并送上鮮花的有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的妻子支維、曾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以及陳友仁的兒子陳依范(畫家)和女兒思蘭(舞蹈家)。陳家兄妹陪同宋慶齡和胡蘭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館沐寓進餐,接著去文化休息公園散步。

據胡回憶,她們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繼續登程。蘇聯政府送了一瓶礦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們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看到一些令人沮喪的情景;市鎮稀少、車站破舊、衣衫襤褸的女人到處撿東西吃。她記得曾問宋慶齡,“俄國為什么這樣窮?”來回答說,“你如果見過過去的俄國,再同今天比一比,現在就算在進步,在好轉哩1

她記載道,當她們回到中國境內,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們和食物時,她們都很高興。

在國境車站滿洲里,軍政官員前來迎接并特備一節貴賓車廂供她們乘坐赴大連。

杭州市長周象賢是宋家的親戚,他專程趕到哈爾濱迎接并陪同去大連。在車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經過詳告慶齡,慶齡聽著十分悲痛,“幾乎哭了整整一夜”。她還詳細詢問了兄弟姊妹的情況,顯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寫道——為了人民的緣故,她同他們都分開了,顯示出她是領導中國女革命者的典范。

他們一行從大連乘船赴青島。慶齡來到現已無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別墅,看守的人指給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間,她又悲痛飲泣。但即使在這樣的悲痛中,她也總在想著別人。她知道胡蘭畦是第一次來青島,所以專門派車讓她在市內觀光一番。

8月13日抵達上海,市長和親屬到埠迎接。宋慶齡立即乘車到宋氏老宅,在母親靈前致哀。

她這次回來是為私事,但幾乎立即又投人了公眾的戰斗。

而且,正如以后的事件所顯示,她這次回國以后就不再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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