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國:一場短暫的暴風雨

宋慶齡1929年循陸路從歐洲回國,5月6日過莫斯科,轉乘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在5月16日抵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次日到沈陽。這一地區的首腦、軍閥張作霖之子“少帥”張學良在官邸宴請了她。日本人原來是支持張作霖的,但在1928年卻謀殺了他。張學良因此轉向蔣介石,希望蔣幫助他抵抗日本。但蔣卻把他推上反蘇的道路,這一年,東北軍同蘇聯發生了武裝沖突。

到1931年,當日本侵入東北(外國當時通稱為“滿洲”)時,蔣介石卻下令“少帥”不抵抗。幾年之后,在成為時局轉折點的1936年西安事變中,已失去耐心的張學良強制扣留了他的名義上的統帥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內戰、抵抗日本。歷史的發展是有其邏輯規律的,只是需要時間罷了。

當時,在1929年,盡管宋慶齡是反對軍閥的,也許由于她感覺到“少帥”有真誠的抗日情緒,她同張的會晤是相當熱烈的。她在哈爾濱發表的聲明中曾稱蘇聯是中國唯一的真正朋友,這可能是為了勸說張學良放棄反蘇的行動。張采取這些行動是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蔣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國所迫的。宋慶齡善于交友,她同“少帥”夫人于鳳至相處特別融洽,于也要去南京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慶齡繼續前行,過了山海關就進人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區。在天津,她的繼子孫科、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和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到站迎接。傍晚到達北京,即驅車赴香山碧云寺在孫中山靈前獻花。孫的遺體自1925年后一直存放在寺內。

她當時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在這里,她作為一個極度哀傷的年輕遺孀,曾經痛悼她的丈夫,并且保證要捍衛和推進他的事業,完全沒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會是這樣滿布荊棘、血跡斑斑。現在,她又回來了——她仍然年輕,但已是一個老戰士了,經歷過許多“為建設和拯救國家而進行的嚴酷戰斗”的考驗,并且準備去迎接更多的戰斗。在1925年她哀悼孫中山時,她同她的家庭、同國民黨是一致的。現在,她已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斥為孫中山的叛徒,并決心要把孫中山的旗幟從這些篡奪者手中爭奪過來。

5月22日,她在碧云寺參加孫中山遺體改殮鋼棺儀式,“哭泣甚哀”。①

①蘭德爾·古爾德著《孫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載《民族》雜志,紐約,1930年1月22日。

5月26日,她護送馬拉的靈車去北京火車站,隨行人員中新增了以名義上的共和國主席林森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專員,沿途30萬群眾默哀致敬。

兩天后靈車到達南京,蔣介石到站迎接。孫中山靈柩隆重安置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三天內各界公祭。三天后舉行家祭,宋慶齡引領孫、宋兩家家人行禮。蔣介石特別注意出席這次家祭,因為他要樹立這樣一個形象:即,他不僅是孫的政治繼承人,還是孫的親屬。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后面這個身份他是通過宋慶齡才得到的,因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6月1日,孫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舉行。宋慶齡主持了封棺和封閉墓門的儀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離開別人、甚至她的家屬,堅持完成這長時間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儀式,眼看著孫的靈柩穩妥地安放進耗資百萬的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里哀路寓所。”這是美國合眾社記者蘭德爾·古爾德的簡潔描述。①《紐約時報》記者亨利·米塞爾維茨的報道中說,她“獨自站著,旁邊沒有人攙扶。”②

①1929年6月1日電訊。載亨利·法蘭西斯,米塞爾維茨著:《巨龍醒了》(英文),第243—44頁。

②1986年4月12日艾黎對本書作者的談話。這是艾黎第一次見到宋慶齡,以后他們在工作上有聯系并建立起友誼,長達半個世紀。

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曾參加這一大典,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的一些細節:

“我們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階的一邊。宋慶齡從石階的中央逕直登上。蔣介石和他的副官們在她的另一邊。她不同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讓蔣扶著她。”①

①見米塞爾維茨前引書。

米塞爾維茨還報道說,“士兵、水兵、男女童子軍、憲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畢,以便“悄悄地對付一沉默的、聚集起來的人群”。送葬隊伍中有“中國官員、外國使節、軍隊和其他一些人。”靈柩是由“苦力”抬運的。墓穴只對“經特別邀請的人士”開放。①

①這是斯諾到中國的初期。當時他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記者,文章只署了姓名縮寫“E.S。”。就本書作者所知,這是斯諾第一次寫到宋慶齡,那時他們還不認識。

確實,所有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舉行的出殯儀式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慶齡稱這次奢華的儀典是“是我們的希望和犧牲所行的葬禮。”

6月2日,她同母親和兩個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諾在《賽勒氏評論報》上寫道:“二十多位中國報紙記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車站,希望能得到一個訪問的機會。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到人民群眾對她的動向的注意。”①但這一次,她在到上海時只傳話說,她很疲勞,回上海來休息,不發表談話。

①古爾德前引書。(中譯文據呂明灼著《宋慶齡傳》。——譯者)

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卻一點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們那一邊去的努力。這本來也就是他們要她回來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蔣夫人專程到上海來請她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她沒有去。事實證明,她不去是對的。在這次全會上通過了《人民團體組織法》,禁止一切反對“三民主義”(按照蔣介石一派的解釋)的言論及行動,規定所有團體均須服從國民黨政府。她避開了這一陷阱。

她同母親在風景如畫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幾個星期。8月1日,宋慶齡采取了行動。應“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她發表了對蔣介石政權的尖銳譴責。古爾德說,“要不是受到鎮壓措施的干擾,她這一炮將在全國得到響應。”在這個電報中,她指出:

“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后,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日前殘忍的反動派的決心。”①

①1929年7月,在對東北的蘇聯機構辦事處進行襲擊后,拘捕了200名蘇聯人員并取走了一些蘇聯所有的鐵路器材。在以后發生的軍事沖突中,蘇軍超過了邊界,但在恢復了原來狀態后即迅速撤回。

她所提到的對俄國的挑釁是指在中東鐵路挑起的沖突。中東鐵路在東北,由俄國建造,中蘇共管,她最近回國時曾經由這條鐵路。中國反動派自1927年蔣發動的政變后就積極參予西方和日本包圍和騷擾蘇聯的戰略,至此達到高潮。①

①古爾德前引書。(中譯文據呂明灼著《宋慶齡傳》。——譯者)

古爾德敘述了她的電報是怎樣為官方傳播媒介封鎖的。英文報紙不愿意蔣政權找它們的麻煩,都不發表她的電報,只有一家例外,但這家報紙刊登的是“一則完全被顛倒了黑白的電文……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并且把孫夫人寫成是贊同恐怖政策的”,后來又“對送去請他們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國報紙“則不管哪種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國民黨官員方面,“有人顯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開表示;也有人大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電報印成傳單,但散發傳單的人都被抓起來;有一次傳單是從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廈的屋頂上撤下來的……”

古爾德又寫道,“孫夫人本人說,‘自從我發了電報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須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個人會遇到什么后果,那是無關緊要的。’”①

①這篇記錄原載燕京大學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a Tomorrow》(明日之中國》)1929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1卷第12$上,后天津《大公報》于1929年12月12日予以譯載。

后來發生的情況是,蔣介石對宋慶齡改變了手段。迄今為止,他一直想討好她;現在改用威脅。充當蔣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孫中山的老部下,曾參加孫來在日本的婚禮,后來卻從左派變成了極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學學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國》第一卷第12期上,宋慶齡發表了她自己所作的關于這次同戴季陶談話的記錄。這份資料的價值在于它是除《廣州脫險》(1922年)外唯一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材料;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各項基本原則和當前問題上表達了她的態度和觀點。因此,下面全文引用這篇記錄。①

①載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上海。

“經過一番頗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說他的身體壞極了,多次想離國遠去。去年,當他打定主意要到歐洲去時,蔣介石和其他許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國家的建設工作,阻止了他實現許久存在心里的計劃。戴君還說,他既不為金錢,亦不貪圖地位,參加政府只不過是分擔一份黨國艱難事業的責任,而沒有其他什么動機。我明白戴君是帶了蔣介石的使命來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斷了他,說他沒有能出國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話窘住了,默不作聲。他的夫人打破沉默,問我為什么還沒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說,‘葬儀已經過了,我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繼續陳述,‘陵園真是美麗,您的住宅里一切設備都布置好了,我們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議。’我對于她這番口齒伶俐的話,直率地答復她說,我對政客的生活不適合,況且我在上海都沒有言論的自由,難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嗎。

“在這當兒,戴君從他的坐位上站立起來,咕嚕著像是有什么東西要給我看,同時,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來取出一張折著的紙。他正要送到我手里來,我已經看清楚了、我確信地對他講,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給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許發表的電稿。

“戴:這真是從你這里發出去的嗎?我真不大相信,像您這種地位,取這種態度,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這誠然是一樁很嚴重的事啊!

“宋:這是唯一誠實的態度,即使孫先生處于這種環境之下,也是要取這種態度的。你散布謠言把我的電報視做共產黨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權可以證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寫的。

“戴:共產黨是要負一切罪惡的責任的,尤其是現在,共產黨受莫斯科的指導,在全中國制造混亂,殺人、搶劫、放火。你怎能發出這種電報來攻擊政府呢?我們把私人關系擱在一邊。政府對這種嚴重的過失,是不能忽視的。縱使政府有了錯誤,你也沒有權利公開地說。你應該遵守黨的紀律。而且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電報給外國人啊!這無異丟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臉啊!

“宋:遵守黨紀,雖然,謝謝你們把我的名字列上你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實我并不屬于你們的貴黨。你竟有這種勇氣告訴我,說我是沒有權利說話,你們是把我當做招牌去欺騙公眾嗎?你的好意正是一種侮辱。相信吧,沒有哪個以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壓迫的中國民眾說話。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電的“外國團體”對于中國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還是有損害的呢?你適才帶著“愛國義憤”所援引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現在正為中國的主權和民族的獨立而積極地工作。我的電報正是維護中國人的光榮的表示。你們投降日本和外國帝國主義,侮辱革命的蘇俄,才證明你們是一伙走狗,給國家與人民帶來了恥辱。你們的爪牙楊虎,在法國巡捕房控告我裝置秘密無線電,布置外國特務來對付我,這不是丟臉嗎?你們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留下了多少污點,民眾將有一日要和你們算帳的!

“戴:你太性急了。孫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夠成功的,請你不要枉費精力從事破壞工作,攻擊政府和幾個領袖,與我們合作才是你的義務。你的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這是過去幾年痛苦經驗的結果。但是孫先生不是一個尋常人,他遠遠超過一切人,天賦予他一種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幾世紀。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義不能憑空想由幾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誰又能斷定呢?

“宋:很明顯地,你現在所引據的都是你們篡改過了的三民主義。孫先生自己曾聲言過,假如黨員能確守主義,革命是能夠在二三十年之內便可以成功的。事實上,當他起草《建國大綱》的時候,他就有這個意思,革命一定能夠在他活著的時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這樣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屢受黨內軍閥反叛之后,他會贊成軍政時期嗎?戴君,你的議論很顯然地是帶了病態的,這是你身體太壞導致你變得太悲觀,你已經不再是熱衷于革命、正義與改革的青年戴手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孫先生當作一個偶像,當作另一個孔夫子和圣人,這是對孫先生的名聲的污辱,因為他的思想與行動始終是一個革命家。我很遺憾,你的思想已經墮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經與年俱進了。改進社會狀況、改善人民生活,這不是革命的嗎?

“宋:國民黨是作為一個革命的組織而創建的,絕對不是一個改良派的會社,否則,它就應該叫做進步黨了。

“戴:那末請問你是怎樣理解一個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了。

“宋;革命者不滿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設有利益于社會廣大群眾的新的社會秩序來代替舊的社會。請問:迄今你們有什么革命的成績呢?

“戴:恐怕你沒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進步吧。建設工作正在進行,朽敗的房屋變成了新建筑,計劃建立新的鐵路,改革國家交通,救濟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寬廣的中山大道就是。這些不是我們在阻礙橫生的困難環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績嗎?

“宋:我除了看見你們妄肆屠殺數百萬將來可以代替腐敗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沒有什么了;除了窮苦絕望的人民以外。沒有什么了;除了軍閥爭權奪利的戰爭以外,沒有什么了;除了對饑餓的民眾的勒索以外,沒有什么了。事實上,你們什么都沒有做,只進行了反革命活動。至于說到你們其他的功績,寬廣的中山大道是誰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們這些人們乘坐汽車。我恐怕你們從沒有想過成千累萬的窮苦人民,為了你們的便利而拆去了他們唯一棲身的茅屋吧。

“戴:這些都是荒謬不合理的譴責,請你告訴我不拆除破舊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物怎能從事改建呢?

“宋:但是為誰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為孫先生組建國民黨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國幾萬萬垂死人民的膏血嗎?他努力不屈不撓地奮斗四十年是為著這樣嗎?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這不是個人專有的,你知道在哲學上……。

“宋:請你不要談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實。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個人都不要講求進步,回復到過去時代,仍舊步行,而不用汽車嗎?唉!

“宋:我不要求那種荒謬,我只要求你們停止提高你們的物質生活。這已經是太奢華了,超過普通一般人萬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許多軍閥官僚幾年前都是很貧窮的,現在忽然坐上高級汽車炫赫夸耀起來,在租界上為新娶姨太太購買大廈。我請問你,他們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你想,假如孫先生還健在,他能容忍這種現狀嗎?假如,你也還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認現在的國民黨是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義吧。

“戴:你初回來的時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發表出來呢?

“宋:不是我的意見常常都是被壓制的嗎?但是我已經向你們的主席自由的發表我的意見,是他不讓別人知道我的意見,那是他應該負責的。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實現孫先生的《建國大綱》,他負著極大的責任,他要克服無窮的阻礙,全體忠實同志,都應該來輔助他。但是現在情況是很困難而又復雜的。誠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給你,或汪精衛,我敢斷言,情形縱然不更變壞,也不會有半點改善。

“宋:實在說我并不希望代替蔣君,不過你以為中國的情形除了蔣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別的人能夠把它改善?這也只是你個人的偏見。國家的福利,不是任何個人的專利品或私有財產。你的根本錯誤,就在這里。至于說到實現孫先生《建國大綱》,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蔣介石和他的僚屬在哪里實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遺囑,你們每天只用做口頭背誦的,你們都把它出賣了!你們是禁止言論、禁止集會、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組織來實行喚醒民眾嗎?

“戴:你不會忘記,當民眾運動進行的時候,湖南廣東發生過什么事變吧?真的,這種恐怖仍記憶猶新啊!你已經看見自由是怎樣被人濫用啊!這種集會唯一的結果,是無秩序與動亂。在這方面中國人民落后了幾個世紀。就是國民黨的黨員中間,他們曾受過了相當的訓練,有時集會起來,還是不免沒有秩序與爭鬧哩。孫先生對此很失望,才寫了那個《會議通則入你怎么能夠希望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群眾能集會!至于叫他們自己組織起來,那是更談不到了。他們一定首先要經過一個訓政時期。

“宋:你知道你襲用了帝國主義反對我們取消領事裁判權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采用的同樣的武器,拿來反對我們自己的民眾嗎!帝國主義者說我們落后了多少世紀,不懂法律與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們自己,必須經過一個訓政時期。你們不讓群眾有機會去實習上面所說孫先生著的《會議通則》,怎樣能夠希望人民會組織和集會呢?哪里有能夠不入水而能學會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我恐怕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進人民的福利,減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對向人民的敵人——桂系和其他軍間,如馮玉祥和閻錫山等,他們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礙物——宣戰。

“宋:在軍閥的戰爭之中,除了增加稅捐、壓迫與喪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顯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擊這些為國家與人民努力工作的人們,讓我們現在彼此尊重相互間的意見,我們將聽你的意見,但是你也必須傾聽大多數人的意見。

“宋:對于這種埋在墳地里的和平和你對我浪費時間的游說,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夠到南京來呆些時候嗎?那里有你的親族,在那樣的環境里面,你也會比較的快活一些,我們都是人,懷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樂是我的目的,我就不會回到這樣痛苦的環境里面。目擊我們的希望與犧牲被葬送,我同情民眾甚于同情個人。

“戴:孫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發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說話的唯一辦法,只有槍斃我,或者監禁我,假如不然,這簡直就是你們承認了你們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們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樣公開進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計,用偵探來包圍我。

“戴:我去南京,回來以后再來看你吧。

“宋:再來談話也是沒用的了,我們之間的鴻溝太深了。”

在這篇談話中,她所選擇的論點和口氣都是有意說給蔣介石聽的,因為是蔣派戴季陶來的。就戴個人而言,她也變得對他十分鄙視。戴利用他同孫中山的老關系,成為蔣介石的主要辯護士。他曲解孫中山的學說,竭力為蔣的血腥反動行徑辯護。

9月間,國際反帝大同盟在德國集會,再次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此事繼她那篇措辭激烈的電報之后發生,更激怒了蔣的國民黨。

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國郵船駛往馬賽。

在這次短暫回國期間,她打破了想把她拉進官方羅網并使她同革命隔絕的雙重陰謀。在蔣介石統治的心臟地帶,她向蔣宣布,她“不屬于你們的貴黨”。埃格加·斯諾當時寫道:

“孫夫人由于堅持她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并為她的信念而作出犧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熱愛。”①

①廖夢醒著:《宋慶齡和我》,載《東方地平線》(英文),香港,1981年7月7日一期,第6頁。

對于有進步傾向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同戰火紛飛的紅色區域沒有聯系,也無法接觸。但是孫夫人站在什么地方,那里就矗立著正直和進步的標柱。

即使是懷疑論者,甚至一些敵人也敬佩她的原則性和勇氣。

1929年9月24日,她所乘的郵船停靠香港。在那里,她只接見了孫中山的侍衛副官黃惠龍。黃在1918年發動加拿大華僑集資購買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贈送給孫氏夫婦:1922年在陳炯明叛變時,冒死保衛廣州觀音山總統府。不論是否擔任公職,宋慶齡對老朋友是從來不會忘記的。

約一個月后,她又回到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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