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國,宋慶齡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不像在蘇聯那樣,是一位國賓——這是鄧演達在柏林對章克著重交待的一點、她不期望從德國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顧,更不想同中國公使館①發生任何關系(不久蔣作賓被委任為公使,蔣在1927年12月曾與宋慶齡等人一起,為武漢臨時最高權力機構“臨時聯席會議”成員,后投向蔣介石)。她也避免會見到柏林來的國民黨高級政要。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漢國民黨的前主席汪精衛,他在同蔣介石合流之后才幾個月就被后者一腳踢開了。另外一個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他也是從武漢投奔到蔣介石那里去的,此刻還得蔣的歡心,但沒有維持多久。②

①注視著中國事務的美國大使舒爾曼報告了他們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開他們的不安心情。舒爾曼1928年5月27日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說,“孫科昨抵柏林……他的繼母從她的隱居處消失了……可能己聽到了他來的消息。”他還報告說,孫科“因從政而發財了,而孫夫人在這里(柏林)的生活卻很節儉,甚至可以說清貧。”

②這個地址是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的。請參看第九章有關部分。

宋慶齡在等待的是那些還沒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革命核心小組”。

鄧演達告訴章克,“自從雷娜·普羅梅去世之后,一直沒有人幫助孫夫人處理日常事務。我要你來就是為此。你來了,我很高興。這也是為革命、為國家做工作。”

宋慶齡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號①,是租的房子。她對年輕的章克說,他應聽從鄧演達的指導,鄧過去在柏林住過、上過學,對這個城市比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幫助她之外,還能幫助鄧收集資料,以便研究中國的土地和農民問題——“我國革命的關鍵”。她又告訴他,會有更多的朋友從國內來到這里。他們為了避開蔣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須繞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時,鄧演達曾同朱德(后任紅軍總司今)在一個革命研究小組,朱當時也在那里留學。

②鄧演達著《新藝術的誕生》(1927年4月、5月)、《中國內戰和文化問題》

章克對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憶有助于了解宋慶齡當時在柏林的情況。

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在柏林大學的圖書館里,尋找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農村方面的資料,供宋慶齡和鄧演達用,因為這些資料對中國可能有參考價值。

每天上午11點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幫助做家務。下午1點,他們到坎特街上的飲食店去吃一頓簡單的午餐,通常是德國人叫“格但克”的客飯,有點肉、土豆(或米飯)和蔬菜,每份1馬克。飯后散散步,同時買東西,然后來回住所,他到大學會上課(一個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德語課)。傍晚,他又到來住所去幫助做些文書工作,宋請他吃完晚飯再回宿舍。

宋慶齡幾乎每天都要同鄧演達在一起商談和工作一兩小時。除了政治方面的談話和研究外,她還請他幫助她提高中文寫作能力,因為她主要受的是外國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寫作有困難。為了給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國留學生那里去搜尋“五四”時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陳獨秀、李大釗和惲代英的文章,因為這些革命者同時又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他向她指出他們怎樣在寫白話文時運用典故和成語——它們有助于生動有力的表達。

宋慶齡這時已是一個世界聞名的人物,但她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卻是這樣的虛心,像一個勤奮的女學生那樣做她的作業。對這一點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許多練習和習作請鄧演這批改,開始在中文寫作上取得進步。多年以后,周恩來曾稱贊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風格。

這里對鄧演達作一點補充介紹。他當時是34歲,瘦長,坦率,有軍人風度(他從小就受軍事訓練)。他為自己樹立起堅強的革命信念,并尋找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除了社會、戰爭和政治,他還對文化有興趣。他認為中國的新民族文化應擺脫陳舊的封建模式,但也不應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個性解放、又要有集體精神(社會主義精神),以適合中國的革命目標和未來的物質發展。①

①這一點在西方學術文獻中也有記載,如《共和中國人名詞典》(英文),第3卷,第261頁。

正如宋慶齡所預期的,從國內來的朋友們陸續在柏林聚集。最初到達的人中有數學家鄭太樸和進步的佛教大師大虛(應邀到海德堡大學講課,他的觀點近乎幾十年后的“解放神學”)。后來又來了葉挺等政治人物。他們帶來的消息是,蔣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毀所有進步的事物。但人民起義雖屢受挫折而從未停止。國民黨最高層表面上團結在蔣介石周圍,但由于爭權奪利而來的新的分裂正在擴展。許多人希望宋慶齡和鄧演達能很快回去,幫助那些保持今節的進步力量凝聚起來,采取新的行動。

所有這些臨時流亡國外的人都要求總結1924—1927年革命的教訓——特別是導致失敗的客觀和主觀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現。他們也希望結合中國的路線,研究蘇聯和共產國際政策中的路線。蘇聯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應該給誰?是給重新建立的、采用凈化了的和再度賦予活力的形式的國共合作,還是只給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在中國內部及國際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鄧演達主張,在中國革命的未來階段中,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制訂出一個以土地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綱領。1926—1927年的北伐勝利沒有農民群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農民之所以能夠動員起來是因為他們相信國民黨打勝之后就會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革命的流產、失敗、遭到鎮壓主要是由于限制農民行動的錯誤和壓制農民的罪行。對鄧演達來說,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時,他就積極地在軍隊開進之前開展當地農民的組織工作。①在這些事情上,周恩來后來認為他的看法同毛澤東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國駐德大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致國務卿(華盛頓),1928年6月13日。

鄧演達告訴來訪者說,他和宋慶齡正在仔細研究中國的土地問題,并希望國內的朋友們也這樣做。以他們的新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所要采取的“行動”,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這是由于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體條件和革命需要。當然,中國必須向蘇維埃革命學習,但在實踐中必須自辟蹊徑。

歷史將顯示,鄧演達此時關于需要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并由這些具體情況出發來開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堅實根據的。但他稍后堅持以“第三黨”來取代國共兩黨,證明是不切實際和沒有結果的。宋慶齡盡管尊重和欽佩他,卻依靠共產黨作為實現所求變革的主要杠桿。

在柏林像在莫斯科一樣,宋慶齡受到在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各種沖擊,又受到來自西方和中國反動派的壓力。她繼續保持鎮定,以繼續堅持自己的一貫立場,顯示出她的原則性、政治判斷力和處事才能。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1929年5月美國的一個廣播網通過文森特·希恩要求她到美國去發表一系列廣播講話和在公眾場合露面。希恩敦促她接受,因為她可以借此機會把中國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并且可以用廣播公司答應付給的5萬美元報酬作為她進行政治活動的經費。宋慶齡在同鄧演達商量之后拒絕了這個要求。她向章克解釋說,如果她去,她會落入一個有利于蔣介石和支持蔣的美國政策的陷阱。她可能通過談話或沉默表現為接受蔣政權的合法性。而這筆由美方提供的收入也不是為革命籌集資金的好辦法。章回憶說,希恩為此大發雷霆:“我真猜不透她。她會有一個講壇。重訪她所喜歡的朋友和地方,得一筆用自己的工作賺來的錢。這有什么不合適的?1

不合適的是,宋慶齡所懷疑的陷餅確實存在——現在能夠得到的文件證明了這一點。

1928年6月16日美國大使舒爾曼從柏林“致國務院的絕密報告”說:

“美國著名的巡回演講主辦人L.J.艾伯先生向孫夫人提出簽訂在我上次報告中提到的那個合同。希恩先生說,孫夫人應按合同凈得5萬美元……這筆款項她可能會捐獻給‘事業’。希恩還說,宋慶齡正‘在考慮接受這個提議’。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認為她在美國的講演將會具有任何很顯著的政治性質。她有這么多的近親同目前的國民黨運動有關系,這將使她難以對之進行攻擊。”①(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①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傳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英文),第116頁。

大使的報告(現加上其他材料)顯示出宋慶齡在歐洲的行動受到了美國外交官的密切監視。舒爾曼還同意把報告“副本送駐北京公使館”,結果很可能是把消息傳給美國所偏愛的蔣介石陣營中去了。這里應該提起,舒爾曼干這類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廣州他曾提議在孫中山和北洋軍閥之間進行調停,從而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喪失銳氣和蘇聯的引導。

事實上,有不少美國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設法把宋慶齡挪向蔣介石一邊,至少使她對蔣的反對不要那么強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來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學校長,在20年之后出任美國駐國民黨中國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動中結識了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從小就看著慶齡長大。他甚至于知道慶齡對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帶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過“她的忠誠的秘書、一個燕京的學生(司徒語)章克找到她。司徒還寫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決定……俄國的共產主義對中國來說,不是萬應靈藥,所以帶著她的部屬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約一年之后見到了她。”①章克對這段話提出了疑問。在章的記憶中,宋慶齡在柏林沒有會見司徒,而是回避他,曾對章說,司徒像極大多數傳教士一樣欽佩蔣介石,所以很可能是為蔣辦事的。她不接見司徒,而是把一張她親筆簽名的、同孫中山的結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給他。至于司徒所寫的歸之于宋慶齡的那些話,實際上她從來沒有找尋什么“萬應靈藥”,也從來沒有對蘇聯和中共表示過否定態度(這一點正是蔣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盡管如此,他們企圖在宋和蘇聯及中共之間制造不和的嘗試從未中止過。

①同第九章注36。

關于宋慶齡的處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曾這樣寫道:

“她肯定是歐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個……因為獲勝的國民黨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趕出中國,而是軟硬兼施地阻止她離開中國。即使到現在,他們還在找她,希望勸誘她回去分享他們的榮耀。

“但是,她即使境況桔據……卻避開那些被派來請她回去過富裕尊榮生活的使者。她把他們所要提供給她的榮譽看作是對她丈夫的主義的背叛……在中國全國各地……開會之前都要向孫逸仙博士遺像行三鞠躬禮……通過家庭的關系以及通過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她拒絕了,她在政治上斷絕了同家庭的關系——對一個中國婦女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行動。她打電報給她那位得勝的妹夫,譴責他同俄國斷交并鎮壓農工,并聲明她如回國將不是去參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眾。

“與此同時,流言蜚語不斷。她那些過去的同事收買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個著名的中國革命者來找她的都被造謠說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認識的中國人中最美麗文雅、仍在最動人的三十以上年華的這位婦女,由于她自己過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過未來的寂寞歲月。但是,謠言跟隨著她,盡管這些謠言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根據……”①

①國務院信件編號3612號。1928年6月27日遠東局閱后,7月12日由納爾遜·約翰遜代國務卿答復“此信內容甚有價值”。約翰遜為美國高級外交官,曾在華工作多年。

美國官方檔案還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況。舒爾曼公使固然在設想宋慶齡到美國巡回演講會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處,但另外一類人卻強烈反對。這類人總是反復出現,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癥的右翼分子,他們既對“赤色宣傳”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國人有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

持這樣的觀點的一位波士頓婦女埃塞爾·B·麥金尼,在1928年7月10日給華盛頓主管簽證事務的部門寫了一封信:

“你是否知道,中國和莫斯科的孫逸仙夫人已訂定在下一季度到這個國家來作演講?……我今天已辭去設于波萊斯頓街〔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80號的艾伯一威克講演服務公司特別代表的職務,因為我不僅不愿意請這位夫人到我們的俱樂部和學院去講演,也不愿意同一個請她來講演的組織保持關系。我對我自己的國家實在太忠誠了,我不能同一個在過去歷史上與赤色活動有如此多瓜葛的人發生任何接觸。

“是否可能你已批準她入境,因為我聽說一切都已疏通好了。……有一個可能與此事有關的人問我,就這么一個30來歲的年輕女人,即使她過去曾參加過本國的革命,她會有什么樣的腦筋在這個國家制造麻煩?任何一個稍為知道一點遠東事務的人都明白,她的‘腦筋’沿著某些渠道是相當活躍的——在我看來,對我們那些容易受影響的學院和俱樂部婦女來說,也許是太活躍了……”

像大多數告密者一樣。這位“超級愛國者”喜歡小心謹慎、隱姓埋名:

“現在我已盡了一個好的、忠誠的美國人的責任,像我這樣的人即使在粉紅色的地方也是沒有用的,更不要說是鮮紅的顏色了。請讓我不要再出頭露面。她可能被批準入境嗎?”

麥金尼女士這封信被送到簽證處主任蒙內特·戴維斯那里。他回覆道,“沒有聽說孫夫人申請入境簽證……”①因為她根本沒有申請過。

①德國費爾伯教授著文,請參看第九章注37。

現在再看看德國政府。如同駐莫斯科大使所建議的那樣,宋慶齡被置于“嚴密的秘密監視”之下。①‘這是德國公共秩序部通過普魯士內務部下達給柏林警察局的命令,理由是她“在共產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同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系”。②有好幾個月對她每天的行蹤都予監視,就像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那樣。這些監視報告一定讓審閱的官員哭笑不得。報告所“提供的情報”是,她有“許多中國來訪者”、“每天出外散步兩次”等等。還記錄了這樣一些事情:

①同上。

②黃平著《往事回憶》,第67頁。

1928年6月,她年輕的弟弟來,住在她寓所里。(這看來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歡他,當時20歲出頭。)

6月和7月,他們同去巴黎,接著又去維也納,說是去看玻

9月3日,她從巴黎回柏林,遷居夏洛滕堡區韋蘭德爾街18號格爾姆賴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據記載,她曾對警方說,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學習(可能是在她申請再入境或延長居留期時)。

作為情報,這些東西賣在是太可憐了。但它們保留了有關她行蹤的一些材料。如果沒有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后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蹤將很困難。

據章克回憶,德國政府也想同宋慶齡有些直接接觸。反對黨社會民主黨也要求同她交換意見。她對兩者都回避,實在推不掉時就請鄧演達去同社會民主黨人談談。

中國(蔣介石政府的)駐柏林的外交官也通過中間人求見宋慶齡。章克記得宋慶齡對他說,“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中國。真正的中國是工農;這些人站在殺害工農的人一邊。他們沒有資格要求見我。”

她沒有蔣介石政權發給的護照,也不去申請。她的護照是武漢國民政府發給的,由陳友仁簽署——這是他當外交部長所辦的最后一件事。

在柏林的傾向進步的中國留學生倒是經常見到宋慶齡,同鄧演達一起。她鼓勵一些留學生學好現代技術,將來用于建設一個強大獨立的中國。常來的留學生中有一個航空工程師。

就住在柏林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她同他們的關系如同在莫斯科時一樣,由于派系糾紛和當時盛行的極左思潮而相當復雜。(這些共產黨人中有的是中共黨員,有的是德共黨員,當時德共有一中國特別小組。)1928年12月,國際反帝大同盟在柏林開會,宋慶齡雖然是這個組織的名譽主席,卻沒有像上幾次會議那樣被邀請。中國代表黃平和余飛兩人是由中共駐莫斯科第三國際代表團派出的。黃平在講話中不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南京國民黨右派政府,而且攻擊任何形式的左派國民黨,說它們更具欺騙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險,等等。他在一家餐廳用餐時曾見到宋慶齡,但卻不理她。所有這一切他后來回憶時感到很可恥。①

①據訪問沈其震大夫的談話。沈約在此時在德國學醫,后在葉挺將軍部下任新四軍軍醫總監,對葉挺很熟悉,經常交談。葉屢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變”(國民黨在新四軍移防時對之進行突然襲擊)中他被俘后被關入集中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后同蔣介石的談判中,共產黨堅持釋放葉挺。葉獲釋后不久,在從重慶赴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與妻女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同時罹難。具有悲劇性諷刺意味的是,諾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蘇聯被處決了。他甚至于沒有像葉挺那樣活著去抗擊法西斯。他和葉挺對法西斯都是極端痛恨的,盡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戰斗的問題上過去曾有分歧。

宋慶齡的基本政治活動并沒有因為這些復雜情況而“出軌”。她同鄧演達和后來到達的革命者一起,進行這些活動。

在這些后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葉挺。這位生氣勃勃的英勇的軍官曾在廣東同鄧演達一起上過少年軍官學校,當然這兩個孩子當時都沒有想到他們后來會作為革命同志重逢。葉挺的生活道路同宋慶齡也一再交錯。1922年在廣州,作為孫中山總統府衛隊的一員,他抗擊軍閥陳炯明的進攻,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出險。后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團長,所部號稱“鐵軍”,在占領武漢及向黃河推進的許多戰役中功勛卓著。蔣介石1927年叛變后,他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廣州公社起義中作戰。廣州公社是為了扭轉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為主體的武裝斗爭——一次英雄的戰斗、也是一次悲劇性地在錯誤時機進行的戰斗。

但在1928年,葉挺陷入極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廣州公社失敗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卻被共產國際前駐廣州代表、德國人海因茨·諾依曼指責犯了“失敗主義”和“逃跑主義”的錯誤。事實上,他是在戰斗已告失敗之后帶著部隊一起撤出的,為了把部隊保存下來,以后東山再起。使公社失敗并不必要地使許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張太雷)犧牲的是對革命低潮時期成功可能性的錯誤估計——在克里姆林宮、在中國國內都作了這樣的錯誤估計。但當時莫斯科聽信的是諾依曼而不是葉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國。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長期韜光養晦,但沒有放棄他的原則。

①王安娜著《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388—389頁。

宋慶齡和鄧演達并沒有像有些人那樣躲開葉挺,而是要他一起參加關于中國革命新的前景的討論。10年以后,他將再度為之而戰斗,他的共產黨黨籍將被恢復,他的政治信念和軍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戰爭中任新四軍軍長時絲毫未減。

在柏林集體討論和分析的是南昌起義、廣州公社和若干繼發事件,結論同宋慶齡和鄧演達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國的革命雖然遭受嚴酷的挫折,卻是不可征服的。問題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員集合和組織起來去完成他們的任務。計劃是使他們聚集在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盡可能早日回國。在中國國內,中國共產黨已經舉起革命的旗幟前進,同中共合作總的說來大家都是同意的,盡管有人(不是宋慶齡)沒有去實行——部分原因是當時在共產黨方面對此表現猶豫。

盡管有這些隨之而來的復雜情況,宋慶齡對這一段在德國的生活是感到快樂的。她學了一點德語,后來在同外國友人談話或寫信時有時還用一下。她會唱唱或者哼哼德國歌曲,包括一些活潑的流行歌曲。在飲食方面,她對一種“土豆煎餅”特別喜歡,并且自己會做。多年以后,在戰時的重慶,她到處找一種長把平底鐵鍋來做這種食品,因為用當地的尖底鍋效果不好而平底鍋在中國很少。①

①引自蘭德爾·古爾德著《孫夫人保持信仰),載《民族》(“The Nation”)雜志,紐約,1930年1月22日。(中譯文參考楊小佛著《宋慶齡在上海的活動片斷》,原載上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轉引于呂明灼著《宋慶齡傳》,第125—126頁。這一聲明與《宋慶齡選集》所載《關于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的核心內容相同,發表時間也很相近。——譯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宋慶齡于1929年5月回國。蔣介石政府邀請她回去參加孫中山的國葬儀式。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禮她曾參加(時在國民黨分裂之前)。政府當局和她的家屬派她的第二個弟弟子良來勸她回去。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選舉她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蔣介石——如同他過去(及以后)常做的那樣——是想借用她的聲望并把她羅致過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對這一點很警覺,在同朋友們商量之后,還是決定走,但完全是為了相反的目的。她將展開孫中山的旗幟并揭露那些篡奪了這面旗幟的人,在國內這樣做將更為危險、但也將更為有效。她公開宣告:

“我正在回國準備參加孫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禮。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處。

“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誤解,我必須表明,我仍斷然堅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漢口發表的聲明,邵:鑒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動,我宣布不再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工作。

“因此,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清楚,我的參加葬禮……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只要國民黨領導繼續違背孫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與蘇俄合作的政策及工農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間接參加國民黨工作的決定有所緩和或轉變。

“當這些政策作為革命的動力時,我們在實現黨的主義中取得了迅速的進展。現在三大政策已被拋棄,我們的黨又成為軍閥及反革命的工具,從而使我們更加遠離黨的目標。”①

①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260頁。英文原版作者注明根據尤恩森著:《宋氏三姊妹》(英文)第85更及克拉克著:《中國的蔣家》(英文),第64頁。

他的弟弟不贊成她用這樣直率強硬的措辭,擔心引起政府惱怒和家庭不快,據說她的回答是:“是宋家為中國而存,不是中國為宋家而存”①

①上海《民國日報》在次日(5月23日)曾有報道。此處及其他有關活動的日期均見《宋慶齡年譜》。

回國以后,她不斷地重復和說明她的這個啟程前聲明,因而她1929年的回國是短暫而又引起軒然大波的。它對當局企圖使她陷入混亂或保持緘默的圖謀澆了一大瓢冷水,而對所有為一個更美好的中國而奮斗的戰士則帶來了一線希望之光。(1930年9月20日),載《鄧演達文集》,第83—88、183—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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