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回到昆明和北京

經過埃婁塞爾博士的診斷,徽因的身體狀況顯然已不適于繼續呆在這潮濕、寒冷的環境之中。她也不再美化她在陪都的暫祝她把她的厭惡說得很明白:“這可憎的重慶,這可怕的宿舍,還有這灰色的冬天光線。這些真是不可忍受的。”同時思成寫信來告訴我們說,為了治理長江險灘,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慶和李莊之間的班輪停運。就是郵遞也只能靠步行的郵差來維持。徽因要回李莊已不可能。

事有湊巧,我正好在這時候要到昆明去,于是決定同老金去商量一下這件事。他當然也是很擔心了。我們兩人都認為這是徽因重訪昆明的天賜良機,這也是她一直渴望的。我向老金說了醫生的嚴重診斷,這也使我們兩人覺得,假如能使她快活,即使必須坐飛機遷到高海拔地區,冒一下她健康的風險也是值得的。當我們在張奚若家附近找到一所迷人的獨立小房子的時候,這計劃就算定下來了。這房子就在軍閥唐繼堯的老祖居的后山上,那祖居的窗戶很大,有一個豪華的大花園,幾株參天的桉樹,掛下來的芳香的長枝條隨風搖戈。這房子的“下江”房客剛剛搬走,老金可以搬進去給她看房子。

當我們把這個計劃告知徽因時,她當然明白其中對她健康的風險。然而在稍事猶豫之后,她認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間得到陽光、美景和鮮花盛開的花園,以及交織著閃亮的光芒和美麗的影子、急驟的大雨和風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氣氛,我想我會感覺好一些。”于是決定很快作出,她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她的第一次飛行。

她到達昆明之后,張奚若和他的夫人堅持要她開始幾天住在鄰近的他們家里。飛行的緊張和疲勞使她只能臥床休息、但在長期分離之后又由親愛的老朋友環繞著,又使她狂喜不已。錢端升夫婦,當然還有老金,也都在圍繞她床邊進行沒完沒了的談話的親密朋友之列。

她從床上寫信來說:“既使我在李莊時用以自娛的最大膽的希望,也不能和這次重逢的真實的、壓倒-切的歡樂經歷相比擬。為了把關于在特殊條件下的昆明生活和李莊人們的生活的各種奇怪信息整理得使聚集在這里談話的朋友們全都能理解,用了11天時間。但是重建和擴大那舊日的摯愛和相互理解的橋梁所用的時間比我們任何人期望的都要短。在大約兩天時間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了每一個人在感情上和學術上都在何處。我們關于國家的政治情勢、家庭的經濟狀況、個人和社團參與或不參與戰爭的看法,一般來說是自由地討論的,而誰都在理解別人怎樣會得出那樣的看法和想法上不存在任何困難。即使是在那最漫不經心的談話中,在我們少數幾個人當中總有使人心安的相互信任和共同興趣以及剛增加的感謝和全新的激情的交流,它們是在這多事之秋突然團聚的結果……

“只有到現在我才體會到古代唐宋詩人的歡樂,他們都缺少旅行的手段,但在他們的貶黜途中卻忽然在小客棧里或是在小船上或是在有僧侶做住持的廟里,不管是什么地方吧,和故人不期而遇。這種傾心的談話是多么動人!

“我們的時代可能和他們的有很大的不同,但這次重逢卻和他們有著很多共同點。我們現在都很老了,經受了特殊形式的貧窮和疾并忍受了長期的戰爭和不便的通訊,現在又面臨著偉大的全民奮斗和艱辛的未來。

“而且,我們是在一個遠離家園的地方重逢,這個地方我們曾經因為環境所迫而不是出于自愿選擇居住過。我們渴望回到我們曾經度過最幸福時光的地方去,就像唐人渴望回到長安和宋人渴望回到汴京一樣。我們已經疲憊潦倒。通過了各種測試,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品德,好的、壞的或無所謂的。我們嘗夠了生活而且也受過它的冷酷艱辛的考驗。我們已經喪失了我們的大部分健康但意志一點也沒有衰退。我們現在確實知道享受生活和受苦是一回事。”

春暖花開的時候,徽因從飛行的疲累中恢復過來,張奚若放她到她的“夢幻別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部到花園周圍來值班,那明亮的藍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這是我搬進新房子的第10天。房間這么寬敞,窗戶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萊格早期舞臺設計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陽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種夢幻般的方式射進窗戶來,由外面搖大的桉樹枝條把緩緩移動的影子潑到天花板上來!

“要是老金和我能夠想出合適的臺詞來,我敢肯定這是一出戲劇杰作的理想環境。但他現時正俯身一張小圓桌,背對著光線和我,像往常一樣戴著帽子,振筆疾書。(他年歲一大,就得保護他敏感的雙眼免受陽光直射。)

“膩味人的高原反應或什么別的東西使我氣急得很,我常常感覺像是跑了好多里路似的。因此我只得比在李莊時還要安靜得多,以便得到必要的休息。一點都不讓我說話,盡管我想說的比允許說的也多不了多少。但這所謂的‘談話’對于周圍環境真是少得太不公平了。”

她氣急的消息讓人驚恐,但她字里行間表露出來的寫作風格的生動性說明盡管如此她還是很開心。她在信中也涉及了在她周圍進行的家務事的某些片斷。

“我是非常幸運,剛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種女仆。這種女仆要具有人類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僅是簡單的一個人。她是一個木頭、石頭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堅不可摧的東西的結合。又笨又好脾氣使她成為一個起碼的女仆(就是說,一個能夠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堅強又使她接近于寶貴的一類(就是說,一個人們不愿辭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運!

“在教授宿舍呆長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種集中營俘虜的野蠻習氣,對我們現有的上層社會標準,比如讓女仆洗碗,挑剔起來。他的習慣是在自己的窗臺上放一只杯子和一雙筷子,這樣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們調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間里或塵封的窗臺上找不到它們,生氣得不得了,后來我向他保證,今后我會告訴女仆干脆別洗它們了,把它們放在他枕頭下邊讓他容易找到1

六個星期以后思成來了一封長信,他在李莊和女兒在一起。他告訴我們說,顯然徽因匆忙趕赴昆明是對的。

“河道工程幾天以前才剛剛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從重慶上來。有艙的輪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來。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在從昆明寫來的第一封信中,她談到知道內心的禱告實現了的‘幾近宗教’的感覺。她為我們那些老朋友給她的歡迎而十分感動,并表示遺憾說她‘得到’太多而‘奉獻’太少。

“你和費正清到李莊來作客打破了她五年來在一個房間里呆著的單調生活,在你們走了很久以后她還能保持情緒高漲。而且,要是你們不來,她到重慶去就連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應是很大的。

“盡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對她的呼吸和脈搏會有某種不良影響,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圍有好多老朋友給她作伴,借給她的書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還有一個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我沒有什么可擔心的。”

與此同時,思成和他留下的幾個同事是在忙著給營造學社的書籍、文件、圖片和技術裝備打包裝箱,準備一旦運輸恢復時運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這時候也在捆扎它們的寶貴的書籍、研究報告和考古文物,它們最后被送到了臺灣去。中央博物館也在把他們的館藏和圖書等等運回南京,他們在那兒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樓,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亂中沒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幾個月,在李莊不愉快的暫住終于快結束了。它所瀕臨的長江直接向東流往上海。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但是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飛機全都控制起來了。為了避免混亂,它把無數的部門和機構的搬遷次序排成了號。不可避免地,陪都的高級官員和戰時暴發戶使用來歷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達了東海岸。對于窮得要命的李莊戰時難民來說,這樣的機會是沒有的。他們只有依靠政府來送他們回家,并且只能在嚇人的通貨膨脹中等待。

梁思成的營造學社和中央博物館合起來走。他從李莊寫信來說,這兩個機構一起排在47號,“而第一號的中央大學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走……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們以為我們將會扔掉一切破爛坐飛機走,但現在我們知道我們還得用它們好長時間。”

包括老金在內的全家人最后回到北京是1946年7月31日,坐了一架從重慶直航的飛機,但在此以前他們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了一個多月,跟大約四十個無助的家庭擠在一起。這一困境是他們過去五年當中在李莊和重慶遭受的苦難的一個合適的高潮。盡管是在這樣毫無希望的現實中等待著,徽因仍然繼續保持著她那特有的美學才能。“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遠是那樣的美麗。我窗外的景色在大雷雨之前或緊接它之后特別優美。大雨下來時我房間里的氣氛之浪漫簡直無法形容——當一個人獨處在靜靜的大花園中的寂寞房子里時,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齊都黑了下來。這是一個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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