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漢政府1927年7月叛變革命之后,宋慶齡經過同鮑羅廷、陳友仁和鄧演達商量,決定去莫斯科。

這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靜靜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親屬早就這樣勸過她。如果出國,她也可以選擇某個西方國家,宋家的人會非常樂意負擔她的全部費用。

相反,她卻選擇了蘇聯。這是有意地、鮮明地反抗那些借國民黨之名、行背反孫中山三大政策之實的那些人。她作出這一選擇的精神決定了她以后的整個人生,也為此后中國革命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并在22年后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國民黨得勢的地區以及稍后武漢政府控制的地區都是公開宣布的。但現在在中國,三大政策的談論只能在地下或者在發生新的革命起義的小塊僻遠地區進行了。

蘇聯已成為唯一的地方,從那里可以大聲宣揚三大政策,給那些在濺滿鮮血的中國土地上重新組織起來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勵和宣傳。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孫中山革命一生的總結,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稱是孫的繼承人,所以使人們看到孫中山的年輕的遺孀和最親密的伴侶站在捍衛孫中山遺教的隊伍前列,將像一道政治上的閃電,使人震動。

在那些嚴酷的、充滿暴風驟雨的日子里,這位年輕婦女承受著比武漢時期還不知大多少倍的壓力。來自國民黨旗幟篡奪者的威脅利誘連續不斷。來自親人們的壓力中有她所愛的母親的凄惶之淚。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說明了她的立常在7月30日合眾社記者古爾德再次訪問她時,她一舉戳穿了南京蔣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這個政府中任職的謠傳(同時也是一個試探氣球)。她尖銳地指出,“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之前,余決不參加任何活動;于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內時,余決不擔任任何黨務。余非叛徒,亦非騎墻,且與南京政府毫無關系也”。①

①《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5—1036頁。

8月1日,在江西省會南昌的北伐軍部隊起來反對南京和武漢的革命叛徒。領導這次起義的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核心,包括久戰沙場的朱德、賀龍、葉挺和劉伯承。為了重申共產黨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國民黨人之間的聯盟,在起義后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包括了宋慶齡、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本來期望他會支持,但未實現)。雖然起義因遭受挫折而失敗,但它創建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軍隊,從而改變了歷史。(8月1日現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在上海,不少人企圖用恫嚇或誘騙使宋慶齡宣布不參加南昌的革命委員會。前不久還是武漢國民黨領袖的汪精衛也寫了一封信——現存上海宋慶齡故居——明顯地對她施加壓力,要她同共產黨分手。但她統統加以拒絕。

她簽署了8月間由22位國民黨中央機構前高層領導人聯名發表的聲明。簽名人中包括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和鄧穎超。聲明痛斥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孫中山遺教的叛徒”、“投向帝國主義的逃兵”和“新軍閥”。

(一)決定性的行動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發表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①。她在聲明一開始就指出;

①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63頁。

“中國如果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現代各國的斗爭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徹底改變半封建的生活情況,并以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紀制度。這一工作必須用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因為國內軍閥的腐蝕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外夾攻,不允許我們有那樣漫長的時間來采取逐漸改進的辦法。”

把現代化作為中國的主要目標,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須用革命的方法”為中國的現代化鋪平道路,則已為歷史所證實。

從一般真理,她進而談到具體任務和政策:“為了鑄造一個合適的革命工具,孫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礎上改組了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動綱領來加強三民主義。第一項政策號召吸收全國工農參加革命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援。工人農民是兩大基本群眾……代表全國約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在數量上既然如此眾多而且應該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們要使革命運動具有生命,和切合實際,很顯然地就必須把他們吸收進來。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共產黨——這是宋慶齡從歷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訓,現在作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開發表出來。這個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終結。

接下去,她談到國際方面:“孫中山的第三項政策是關于國民黨聯合蘇聯這個基本重要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同樣地,他認為蘇聯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壯大。他相信,國民黨如能和這兩種偉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確的關系,就會大大地幫助革命,使中國獲得國家的獨立。孫中山不怕也不恥于承認他這個革命的論題,因為他知道,法國曾經通過拉斐德在美國革命中起了客觀的革命作用(這里不妨重提一下孫中山在1923年曾把鮑羅廷比作當代的拉斐德——本書作者),在爭取自由的斗爭史中,也還有很多同樣的例子。”

宋慶齡著重指出,“由于孫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風度運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國民黨“在北伐中取得偉大軍事收獲”“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強的代表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部長在會議上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

緊接著是鞭撻性的對比:

“今天卻大不相同了。國民政府的盛名已經一落千丈,與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國民黨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從前聽到國民黨部隊進軍的風聲就抱頭鼠竄的敵人,現在也輕視它了。”

“……這樣驚人的變化,原因是什么呢?這可以從反動派在廣州、南京、上海、長沙以及最近在武漢的行動中我到答復。農民、工人、共產黨人以及他們的領袖們曾辛苦工作,將國民黨的政權推進到長江一帶,可是現在他們被殘酷無情地、狂濫地殺害了;連那些曾經盡力幫助國民黨的蘇聯革命工作者,現在也全被逼走了……這是因為那些所謂國民黨的‘領袖們’……相信他們能夠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賴新軍國主義以完成革命的偉大事業。”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證:

“他們必然失敗……但是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最后崩潰殃及孫中山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國民黨冒牌領袖們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國民黨內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孫中山活著,他一定和他們站在一起——必須使蘇聯深深地相信……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于孫中山為指導與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親自到莫斯科去說明這一點。”

同她發表聲明的做法——那是公開和俾眾周知的——成為對照,宋慶齡實際的旅行安排必須十分秘密。章克后來知道了經過情況,他回憶得起來的是:①

①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斗》,第8—11頁。

宋慶齡從武漢回到上海第三天,請雷娜·普羅梅到蘇聯總領事館去安排這次旅行——她自己、陳友仁和兩個女兒、曾任武漢政府外交部秘書長的吳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沒有船去海參崴,但8月間有條帶客房的貨輪,在此之前,她們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靜候。用假名住在市區旅館里的陳家父女三人要盡量少出門。

兩個多星期過去了。宋家的人不斷敦促慶齡不要說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毀”的共產黨的話,特別是不要不客氣地反對蔣介石。她拒絕作出任何這樣的保證,準備出國。

汪精衛給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義當天寫的,一開頭假惺惺地說,“聞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讀宣言(當指宋之“七·一四”聲明),更為驚惕。夫人防止黨員右傾,用心良苦,不肖如銘(汪精衛名兆銘),能不服膺。”接著閉口不提他在兩周前下令“分共”、實為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反誣“共產黨員必欲消滅國民黨”,“因銘等不能接受其改組中央、消滅國民革命軍之決議,已反顏相向……令賀龍兩師、葉挺一師襲據南昌,公然叛亂”,然后挑撥說,“度夫人聞之,亦必深責共產黨之反復無信”。最后又說,“銘等責任所在,當先平此亂,然后引咎辭職,以聽黨之處分”。幾句話表現出他的反動和偽善面目。未慶齡對汪此信同對其他各種壓力一樣,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慶齡等人一起走的,但她們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隨同鮑羅廷等蘇聯專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陳友仁的兩個兒子,還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車取道蒙古赴蘇。鄧演達也是走這條路去的,喬裝為蘇聯軍事顧問捷羅尼的中國廚子。

8月中旬,雷娜·普羅梅得悉蘇聯貨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辦法。在深夜里,宋慶齡和雷娜悄悄地離開莫里哀路29號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汽車。清晨3點,她幾和陳氏父女、吳秘書長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貨船在拂曉時啟碇。

陳友仁大女兒思蘭的敘述略有不同①。她寫道,陳友仁先從漢口到上海,裝扮成一個日本人,因為他是被懸賞通緝的。兩個女兒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馬路上碰到的。她們年輕,不耐煩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參加聚會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會上,她們被上海的一個外國記者喬治·索科爾斯基認出來了,幸虧沒有產生不利的后果。這個索科爾斯基老想結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實際上當時他是美國總領事館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國的一個喜歡叫囂的右翼專欄作家。)

①汪精衛的信一直保存下來,現陳列于上海宋慶齡故居。影印件載《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32頁。

據思蘭回憶,她們姐妹上蘇聯船時,宋慶齡、她們的父親、雷娜和吳教授(秘書長)已在甲板上等她們了。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她們在上海時認識他,稱他“李先生”,但此刻別人介紹他是“魯賓斯坦先生”。

思蘭回憶說,這條船又小又舊,在長達7天的航程中,天氣很壞,常有暴風雨,大家都暈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參崴之后,一切都兩樣了。一行人乘坐過去沙皇專為要人們準備的豪華鍍金臥車,經過11天橫越西伯利亞的旅程,到達莫斯科。由高級蘇聯官員組成的護送小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眾歡迎,把他們看作中國革命的英雄。剛剛經歷過本國革命的蘇聯人民對中國革命有著長期積累下來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達莫斯科時,聚集在月臺上歡迎他們的有工人、農民、青年、機關工作人員和華僑的代表團,還有政府代表李維諾夫(副外交人民委員)和哥倫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員)。哥倫泰夫人是婦女領袖、老布爾什維克,但出身于貴族家庭,受的也是貴族教育。她將擔任來自中國的這一行人和蘇聯當局之間的聯絡員,同宋慶齡住在一所房子里。據章克說,這兩位現代化的、會多種語言的女革命家相處得很好,常常談論蘇聯、中國和世界事務。

在到達時發表的聲明①中,宋慶齡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陳思蘭書,第89頁。

“我這次訪問蘇聯,是為了向蘇聯人民致謝,感謝你們給予中國革命的幫助。……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反動時期。革命的聯合戰線已經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開小差,還有人完全歪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真義。成百萬個有組織的農民,卻根據國民黨的宗旨,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參加了斗爭。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

這段話顯示她對農民運動的看法同毛澤東稍早時候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國民黨左派”那樣對農民運動有一種出自階級根源的恐懼,也不像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那樣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著重指出,今天的反動派是昨天的“革命領袖”。

“幾個月以前,廣大的長江中部地區還是為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而斗爭的中心,但今天已經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眾信任為國民革命領袖的人物,現在卻領導著這個可恥的反革命,這對于中國來說,確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這次訪問蘇聯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盤踞在長江流域的人,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但他們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

她堅信革命將取得勝利:

“在革命旗幟的掩護下,新的封建軍閥背叛了革命而抬了頭……在表面的混亂下,存在著一股根深蒂固的、堅強地組織起來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樣,把話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孫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實現他的一個最珍愛的愿望——親自到莫斯科與中國的堅強的革命友人們會談……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訪問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擾

在蘇聯首都,宋慶齡被安排住在豪華的“糖宮”——過去俄國糖業巨子的宅第。蘇聯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國賓和少數高級官員居祝它的大理石鑲嵌和鍍金工程是如此富麗堂皇,就連在芝加哥有錢人家養大的雷娜·普羅梅也說,她在那里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在下房呆慣了的廚子從正門進了上房”。(盡管慶齡沮喪地說過,某些基本的衛生供應品這里卻付諸闕如。)

同住在這所宅子里的有李維諾夫和他的英國夫人艾維,還有哥倫泰夫人。孫中山在早年流亡時期的舊友。現在蘇聯外交事務的負責人格奧爾基·齊契林在這里設宴款待宋慶齡和陳友仁,陪客中有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戰爭罪惡的小說《火線》享譽國際,以后像宋慶齡一樣,成為反帝、反法西斯、反戰的積極分子。)

在宋慶齡到達后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關于他到“糖宮”去找宋慶齡的經過,他曾有過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說,在“糖宮”那布滿走廊和廳堂的迷魂陣里,他最初撞進了艾維·李維諾夫的房間,艾維“強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鋼琴上演奏兩重奏,最后,“我被引進……孫夫人住的房間。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個房間也是非常開闊的,宋慶齡站在中間看去就像一個孩子。她多年來第一次作歐式打扮,因為穿著短裙而顯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確實使她看上去像個15歲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運之間的對照任何時候都是強烈的,但最強烈的要算那個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1927年9月6日),載《為新中國奮斗》,第14—16頁。

希思關于宋慶齡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憶是在另一個晚上到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蘇聯作曲家賴因霍爾德·格利爾創作的芭蕾舞劇《紅罌粟花》。這件事在陳思蘭的回憶錄中也寫到過。看來中國客人們并不很喜歡這個舞劇——雖然它是獻給中國革命的——因為劇中的中國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蘇聯海員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種家長式統治的態度寫得頭腦簡單、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書,第268頁。陳思蘭書第95—96頁上有關于這次宴會及在“糖宮”的其他活動的敘述。以后“糖宮”曾有幾年租給美國駐蘇大使館。

希恩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宋慶齡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正片之前臨時放映了她到達莫斯科的新聞片,大家都轉過頭來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覺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塊手帕都撕爛了,沒等正片開映就離席而去。①

①盡管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感情是真誠的,但已摻雜了一些家長式的味道,如同這部芭蕾舞劇所表現的。在這一點上,蘇聯人一直感覺遲鈍,并且變本加厲。據蘇聯外交官及漢學家費德林的記述,在20多年之后,蘇聯居然仍用這部芭蕾舞劇來招待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勝利的果實)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雖然主人的用意是贊頌,客人們仍然感到它那種令人不快的優越感。

宋慶齡在莫斯科結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爾·加里寧的妻子。加里寧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當時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夫人是一位心胸開朗的俄國婦女,對慶齡很熱心,有時乘三匹馬拉的雪橇來接慶齡去郊區林木繁密的阿爾漢格爾斯庫耶村。她們坐在雪橇里,身上蓋著皮毯,一路觀賞冬景,最后到加里寧的官邸別墅小祝在這里,女主人使慶齡覺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樣,還不斷問慶齡她能再做些什么使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適有趣。宋慶齡從沒忘懷她的熱情。①幾十年后,宋慶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重訪莫斯科時,她專門提出想看一看這個地方和加里寧的遺孀。她試了兩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沒有成功,因為盡管加里寧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卻由于斯大林的病態的懷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慶齡才得以見到此時已上了年紀的加里寧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鮑羅廷夫人。

①希恩書,第269頁。

②美國記者和工會活動家瑪麗·希頓·沃爾斯曾在本世紀20年代初訪問過莫斯科。她寫道,“我變得非常喜歡加里寧的妻子,有生氣、快樂、勇敢、年輕——她屬于那種最好典型的俄國婦女。”(見沃爾斯著《蠢事的注解》(英文),第381頁。)

③據1986年與已故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姜椿芳的談話,他1953年曾陪同宋慶齡訪問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頭柜上,宋慶齡一直放著一個裝有她同加里寧夫人1927年合影的鏡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現仍按原樣存放。)

宋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條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條件①。但她的整個處境卻相當困難。她到莫斯科來是為了重新評估和重新肯定中國的革命,并加強中國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會主義蘇聯的親密關系。她碰到的卻是一場評價中國革命經驗的激烈爭吵。這場爭吵,不僅就中國革命本身進行辯論,還成了蘇共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權力斗爭的籌碼。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責,都說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意見是對的,因此中國革命慘敗的責任不在自己。鮑羅廷是宋慶齡所喜歡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關系密切,但在中國出岔子的時候,他作為斯大林的人正在現場,所以成了使斯大林發窘的話把。在共產國際內部,他被作為在中國受挫的替罪羊——他對中國的敗局有一定責任,但決不能負全部責任。鮑羅廷原來的“保護殺——印度人羅易也曾被派往武漢,但此刻卻同別人一起責備他,要他為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負責。鮑羅廷沒完沒了地做檢討,這位中國革命的前任高級顧問現在不能過問任何中國事務,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相聚。他很少見到宋慶齡和她的同伴,在見面時幾乎什么話也不說,有時派他的妻子來。這樣一種勉強的關系同他們在廣州和武漢時完全不同了,當時他們作為政治上的同事和家庭友人是經常聚在一起談天的。

①加里寧夫人不愿意談她的不幸遭遇。據說這同莫洛托夫的夫人正好相反,她有類似的遭遇,但逢人便說。

事實上,中國既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舞臺(不論就本國或國際而言),它就不再能引起莫斯科的迫切關注,而成為小事一樁。企圖分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多半只是為了論戰,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研究。蘇聯領導層中的爭論雙方,在蘇聯及其他外國共產黨人中、在莫斯科工作或學習的中國人中各有自己的擁護者。宋慶齡覺得她不了解這些斗爭,也不應當介入。

在個人方面,雖然她能對付中外右派對她政治立場的攻擊并且樂于一拳一腳地同他們戰斗,但當有人企圖用有關她私生活的讕言來損害她在公眾中的聲譽時,她實在氣憤難忍。

10月間,同國民黨右派在國內所造的謠言相呼應,在中國和外國都刊出了她要同陳友仁結婚的消息。她看到,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義,而降格為“肥皂劇”①劇情中常有的一場私奔。她還看到,這又是一種詭計,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孫中山的名字分開,從而減弱她為保衛孫中山的政治遺產——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標——而戰斗的力量。從下面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這些謠傳的卑劣用心和公開威脅。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聯社的一條電訊,是向全世界廣播的:

①“肥皂劇”(Soap opera)指美國以家庭婦女為對像、內容為家務事的日間廣播劇,常由肥皂商人主辦以推銷商品,故名。——譯者

“倫敦,9月28日(美聯社訊)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中,愛情之神看來再一次把戰爭之神爭取過來了。

“倫敦《每日郵報》駐里加記者援引一條據說是蘇聯官方的電訊說,前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國民黨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已在莫斯科結婚。

“(此事緊跟在蔣介石將軍……和宋美齡小姐……在上海的“羅曼史”之后發生。)

“這家報紙報道說,這對新夫婦想要用發動一場新革命的辦法在中國度過他們的蜜月,還說第三共產國際將資助他們的活動。”

這些謠言對她的傷害是那樣厲害,以至于影響了身體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帶狀疤疹(蕁麻疹)大發作——這種病顯然是先天的,因為宋家好幾個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壓力就會發玻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羅梅的齟齬。據當時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記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報紙上登了上面說的這些謠傳,但估計到慶齡會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沒有告訴她(雷娜對陳友仁說了,陳也堅持不能告訴慶齡)。正像這類事情常常會“好心辦壞事”一樣,結果反而糟糕。慶齡從高加索愉快地度假歸來,剛下火車,就有人因為從《紐約時報》上讀到這則謠傳而向她預致祝賀。她一聽就暈厥過去。①這倒不是因為婦女要為死去的丈夫終生守節這種中國傳統觀念在作祟,也不是擔心影響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現代婦女,絲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縛,這從她沖破世俗網羅同孫中山結婚一事可以證明。她也沒有為任何個人野心所苦惱——她向來是不愿出風頭的。她所看到的是,這些語言正在擾亂和抹黑她所獻身的事業——她同孫中山結合就是為了促進這一事業,現在在孫中山逝世之后她保證要維護和推進的也是這一事業。

①在一次接受記者訪問時,宋慶齡特別否認了上海流傳的、說她在莫斯科生活很苦的謠言。這些謠言的散布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時也是為了使得正為她擔心的母親對她施加壓力,要她回國。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個星期,聰明、勤奮、充滿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羅梅——她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像一把火炬,因為她有一頭火紅的頭發——突患嚴重腦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幾天,她還高興地告訴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寧學院已接受她,她準備下周入學,以便為她已決定為之獻身的共產主義運動服務終生(她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她的中國老朋友章克也談到她的熱誠,但補充說,她當時內心卻非常不安,因為她現在既已把理想寄托在共產主義運動上并希望它團結強大,而現實卻是它因派系紛爭而四分五裂——章克覺得這種憂郁心情可能毀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喪禮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淚流滿面,發表了動人的悼詞。參加喪禮的除了蘇共黨員、中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及從廣州和武漢來的老友外,還有美國人,包括激進的經濟學家斯科特·尼爾林、一點也不激進的專欄作家多蘿西·湯普森和著名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當時是湯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過莫斯科大雪覆蓋的街道。希恩回憶說,宋慶齡拒絕乘坐小轎車,只穿著從中國帶去的單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幾天之內又來了令她痛苦和氣憤的第三個打擊。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齡成了扼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的妻子。這一事件給她的傷害由于個人的失望情緒而加深。當她們一同在美國的時候,美齡實際上是由慶齡帶大的;而在慶齡不顧父親的狂怒和母親的哀哭執意要嫁給孫中山時,美齡是站在她一邊的。所以慶齡很喜歡她的妹妹。現在,美齡卻把自己的命運同這樣一個人結合在一起,這個人由于性格令人討厭而且在男女關系上行為放蕩,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慶齡就已說過,她寧愿美齡死掉也不愿美齡嫁給他。但當這件婚事進行的時候,美齡并沒有因此而遲疑,反倒因為蔣正交好運而急于促成這一“雙方都是出于投機”(慶齡曾這樣辛辣地分析)①的結合。野心勃勃的美齡發現,成為中國“第一夫人”的誘惑是難以抵制的。蔣則尋求同孫中山——他宣稱自己是孫的繼承人——建立某種親戚關系(即使是姻親),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種親屬關系。宋家有錢、有西方技術、有各種關系,包括外國和中國的基督教徒,他們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將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關于此事,慶齡的評論是“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慶齡對于她同陳友仁關系的謠言的反應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陳思蘭的書中已詳述。但不妨附帶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非常天真的外國左派,居然也會為此而表示祝賀,例如比利時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在1927年10月五日顯著刊登了家和陳的照片,說明是:

“中國革命的兩位領袖……即將在莫斯科結婚。”

簡言之,蔣和他的政權都在拿宋慶齡作為橋梁,踩著她走向自己的目標,同時又試圖把她和她的事業從人們的心目中抹掉——這種情況使她惱怒和感到羞辱。但由于她看問題都是從原則、而不是從個人出發,所以所有這些個人的痛苦和沖擊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強了她的公共活動。

回過頭來再談莫斯科當時的局勢。它影響著中國和在中山大學的中國人——猶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陽一樣。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是在1925年即孫中山逝世那一年創建的,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聯合主辦,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訓政治工作者,如同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干部一樣。招收的幾百名中國學員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指派。從以后發生的事情來看,有兩名學員的情況是很有趣的。蔣介石為了表示積極,派他的兒子蔣經國(當時僅15歲)參加第一批學員入學。另外一位不久到達的學員是由中共留法小組推薦、比蔣經國大8歲的鄧小平。鄧這時已經過工作鍛煉,所以擔任了學校內共青團支部主席的職務。年輕的蔣經國為當時俄國共產黨人表現非常突出的艱苦、無私和國際主義精神所鼓舞,也參加了共青團(他本人后來這樣回憶)。在上操的時候,因為兩人個子相仿,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最后作為臺灣國民黨政權首腦病故的蔣經國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見斯諾著《復始之旅》,第100頁。

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1923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制造“中山艦事件”①之前,在這些學員中是難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后,國民黨右翼學員看出了苗頭,以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講師某些過左言論(把孫中山說成是“烏托邦主義者”)為借口,抱成一團,成立“孫文主義學會”,把孫文主義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對立面。蔣經國倒不在這伙人之內。在左派和右派長達3天的辯論中,他宣讀了一封告誡父親蔣介石的信,指出,反對共產黨就是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還指出,這樣做同蔣介石過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蔣介石過去曾公開贊同國共兩黨合作,并在演說中說到這一點時常常戲劇性地揮舞手勢。)②

①蔣經國在蘇聯一直呆到1937年。像許多外國共產黨人一樣,他在那里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他先上中山大學,后到列寧格勒一所軍事學院學習,再后來參加蘇聯第一座大型機器制造廠“Uralmash”(在烏拉爾地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建設,在那里加入了共產黨并在黨組織和市蘇維埃擔任各種干部職位。(參看《獨裁者的繼承人》,載蘇聯《遠東問題》(俄文)雜志,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龍佐夫的蘇聯歷史教授。本書作者曾讀到該文的中譯文但未見俄文原文。)

②“中山艦事件”詳情見本書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兩派學員之間的分歧由于北伐勢如破竹、大家都歡欣鼓舞而隱沒下來。1927年3月,當上海工人起義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幾乎所有的學員都奔上街頭,高呼“上海是我們的1,狂歡慶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參加進來。在那些日子里,每一個在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會被人稱作英雄。“上海無產階級萬歲1和“蔣介石萬歲1的口號聲溶合在一起,因為蔣介石是軍事指揮員。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蘇聯城市——列寧格勒、哈爾科夫、基輔、敖得薩、海參崴——和一些西方國家,也都舉行了示威游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歐洲遭受阻礙和挫折、1926年英國的總罷工也失敗了,但現在看來在東方卻正在復興。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變了。上海工人曾經為蔣介石成為一個解放者鋪平了道路,現在當工人們上街歡迎他的時候,他卻向他們開槍。在莫斯科的學員中,親蔣的都陸續回國了,許多人被派到特務機關工作,因為他們對左派的了解“很有用處”。左派學員們仍留下來,其中有17歲的蔣經國。在一次集會上,他宣布說,“我不再是蔣介石的兒子……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已經死了。他不但是中國工農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這些話在《消息報》上發表后使他成了一個新聞人物——“老子反革命、兒子革命”的范例。

到了這一年7月,當武漢國民黨不讓蔣介石專美于前、繼起鎮壓和屠殺革命群眾時,在中山大學和其他任何地方,國共分裂就絕難避免了。

使事情復雜化的是蘇共黨內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間的斗爭,而且同“中國問題”交織在一起。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關系,還曾請他來校講話斯大林也對學員們做過報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蔣介石叛變之后。武漢汪精衛叛變之前,他回答了學員們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危機及前景的10個問題。①這一年11月間,托洛斯基和他的幾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內)被開除出黨。(這樣的事情很快就為外國革命學生知道,因為按照當時蘇聯的作法——以后就改變了——外國革命學生都被邀請參加蘇共的活動,甚至旁聽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進行了公開爭論。)

①有關記述之一是《青年時代的蔣經國》,本書根據作者訪問現尚在世的

中山大學學員的回憶,記錄了當時校內外生活的許多具體細節。

11月7日,在紅場上舉行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幟和標語,有人就去撕搶,中國學生中支持雙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后,有些中國學生也被開除了。拉季克的繼任人帕維爾·米夫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登上舞臺,充當錯誤的清洗者和正統的保衛者。在越來越濃厚的猜疑氣氛中,他們給一些學生扣上“反對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學生說成“動搖分子——在他們眼里幾乎沒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盡管有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況,在蘇聯國內的政治氣氛中仍然充滿了對革命的忠誠和熱情,特別在年輕人中間。宋慶齡對此印象很深。她到達蘇聯不久為蘇聯讀者寫的一篇文章①中說:“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們在中國……還沒有像你們這樣把他們組織起來。現在我們也必須動員我們的青年了,因為他們才能確保我們的勝利,完成我們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據《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載《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頁。

“孫中山經常了解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青年的熱情和支持。……他時常不得不請那些事務繁忙的人等上幾小時或幾天——但從來不讓青年學生或那些年輕、熱情而誠樸的工人和農民等候他。對于這些人,他的門永遠是敞開著的。如果有人抗議說:青年們年輕,有時間等待。他就會回答說:國民黨的主義只有中國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領導者們……有的死了,有的動搖了……

“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過去幾個月中,老的領導者們叛變了。許多十五年前同孫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經加入了反動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領導者們,他們始終拒絕妥協,始終對抗反動派,雖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強大,他們仍是會勝利的。”

幾乎可以肯定,她這樣說的時候所想到的是像鄧演達(當時32歲)這樣的人以及她在廣州和武漢曾遇到的她的同輩人如周恩來(當時29歲)、毛澤東(當時34歲)。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她以一種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語氣寫道:“這些年輕領袖們,有許多也會變得衰老,因此他們必須把革命的火炬傳給今天還在學校與工廠中的男女青年們。……中蘇兩國的青年團結起來……就能產生創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盡管中山大學的學員們在宋慶齡抵達莫斯科時集體出來歡迎她,但有許多因素使雙方保持距離。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貶低孫中山,這是她不能接受的。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事業,她已同他們斷絕關系。在蘇共黨內爭論中卷入較深的學員又想從她的嘴里得到一些對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為新來乍到的人、又是這個國家的客人,不便說話。關于她被邀請去中山大學的事,說法不一,就我們所知,她去過一次。鄧演達曾代她去過一次,據說被轟下講臺,轟他的是托派還是新教條主義者則誰也說不清。

使她感到同樣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風浪影響到了她同曾在廣州和武漢同過事的俄國摯友們的關系。前面已經談到,她同鮑羅廷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了。

她所主要關心的事始終還是中國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國局勢的變化作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部打擊對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時間同鄧演達和陳友仁一起檢討國內的局勢。他們自省:真正忠誠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應該得出什么經驗教訓?需要采取什么行動?他們最終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國民黨組織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蝕和欺騙。因此,首要的任務是把余剩的國民黨健康力量——開辟未來的核心——很好地組織起來,不讓機會主義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們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并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在此之前,他們曾爭辯過要不要用“國民黨”這個名字,因為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們最后還是決定不讓孫中山創建的黨的旗幟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孫中山的最后遺教作為建黨的重心。“行動”一詞則是表示,斗爭決不僅僅是口頭的交鋒。

宋慶齡在蘇聯期間,經常把自己說成是“國民黨左派”或“革命的國民黨”,兩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與革命)(1927年9月),載《為新中國奮斗》,第23—24頁。

這時,在中國國內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動。在1927年9月19日所寫的《中國目前的形勢》一文中,她指出,“我們已經聽到在名義上受反動派控制的地方發生暴動的消息。在目前,這些暴動似乎是分散的,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釀成這種暴動的酵母卻遍布國內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蘇聯婦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個中國婦女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國民黨”;在9月6日發表的三個聲明中,其中一個的提法是“革命的國民黨一,另兩個是“國民黨左派”。見(為新中國奮斗》,第12、13、14、17、18、19頁。

這些暴動中有兩次——雖然為時短暫——后來證明成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經談到的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紅軍——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由此誕生。奇異的是,這次起義的地點南昌就是幾個月前蔣介石建立他的第一個自立山頭的右派總部的同一個城市。起義后成立的革命委員會25名成員中——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慶齡。

幾乎同時發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參加者是各地農會幸存下來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礦罷工工人。他們很快同南昌起義部隊中幸存下來的、經過鍛煉的戰士們會合,組成紅軍的核心,并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制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個戰略最后導致中國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①

①上引書第20—21頁。

但對于當時來說,這個勝利還是很遙遠的事情——還要經過以后長達22年的三大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個局勢是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抗爭的星火還極微弱。這使宋慶齡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講話中所充滿的對最后勝利的信念更加突出。這一信念的來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國人民的重要階層的覺醒——這一點對她來說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轉的:“過去兩年來,在廣州、長沙、武漢和華南、華中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婦女,已經不是兩年前的婦女了。

“現在的工人和兩年前不同了。他們懂得組織了,并且一度得到過政權。農民也不同了。他們懂得了靠自己團結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軍閥的剝削……中國人民大眾都懂得了悲慘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過革命可以換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這一種認識保證了勝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爭論中,關于中國的某些觀點雙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關于中國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證明基本上是錯誤的。他認為,中國革命在1927年失敗后,幾十年也恢復不過來,而且否定農民在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當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義和湖南秋收起義,把它們說成是毫無希望的拼命行動。

1929年,在這些起義所發動的力量生存下來并不斷增長之后,他仍然這樣寫道,“……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人起來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來是賀龍和葉挺(兩人都是南昌起義和廣州公社的指揮員)冒險主義行動的翻版。……這一起義——在沒有戰爭或革命的情況下——為今天處

在這里沒有一點關于所謂“中國革命的悲劇”的暗示。這嘲悲劇”是當時許多論著的主題,對于中國革命的假設的死亡,有的作者傷心、有的作者高興。對宋慶齡來說,他的長遠觀點是,中國革命盡管備受挫折、也犯過錯誤,但它的生命力是決不會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動中表現出這一點,她就將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對此反對或動搖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譴責。

她在蘇聯的6個月勾留,總的說來,給了她無窮的鼓舞。但在這段時期內,她也遇到了復雜的情況,還由于在蘇聯和在中國的一些事件而使她個人受到了深重創傷。特別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強中國革命力量的團結并獲得蘇聯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現在在蘇共黨內、共產國際內部、在蘇聯的她的同胞們中間都出現了不團結。

因此,她開始感到莫斯科在當時對她來說不是最適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國。

在不少著作中都記載著在此之前她曾短期離開蘇聯,于1927年12月去布魯塞爾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壓迫斗爭大同盟”(簡稱“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國際會議,這個組織還推她為名譽主席。在它的主席團名單中還有愛因斯坦、尼赫魯等世界名人和高爾基(蘇聯)、巴比塞(法國)、羅曼·羅蘭(法國)和辛克萊(美國)等名作家。

這次旅行過去都認為是事實,但本書作者核查了當時出版的兩份布魯塞爾報紙,證明宋慶齡在1927年12月并沒有到那里去。共產黨報紙《紅旗》和資產階級報紙《晚報》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報道說,宋慶齡發來了一個電報,本人沒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與會,因為大會討論到正處于反革命苦難中的中國時,總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爭。

①《中國目前的形勢》,載《為新中國奮斗),第20頁。

由此可見,她第一次認識尼赫魯也不是像有些書上寫的那樣,是在這次大會上。尼赫魯自己回憶,他在20年代曾見到“這位高雅的夫人。自從中國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火焰和靈魂”,他只同她談了“短短的半小時”,但從此“一直抱著同她再見的愿望,因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給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寫到了宋慶齡給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書作者研究結果,弄明白了他們的相識不是在布魯塞爾,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魯1938年給宋慶齡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時同您短暫相見,已有11年多了,但從那時起我一直保存著關于那次會見的生動而愉快的記憶。”②而在他的自傳中記錄著他“在(1927年)11月對莫斯科作短暫訪問,那是在慶祝蘇聯國慶10周年的時候”。③他們兩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見,那時尼赫魯已是印度總理,他訪問了北京,而宋慶齡則是在1955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身份訪問印度,受到尼赫魯為她舉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歡迎。

①這兩份報紙的復印件承比中友好協會提供給本書作者。26尼赫魯著《中國、西班牙和戰爭》(英文)。27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魯致宋慶齡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們互致的一封電報承尼基爾·查拉瓦爾德(一位老新聞同業)在1989年復印后寄贈給本書作者,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魯自傳》(英文),第164頁。

③尼赫魯先后贊助了宋慶齡于30年代初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衛中國同盟”。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派遣醫療隊來華。

但在此之前,他們曾在若干進步活動中合作。①他們也斷斷續續地保持著通訊聯系,信中所表達的熱誠從下面這段話可以看出。尼赫魯1938年給宋的一封信中寫道,“您也許記得,大約11年前您曾寄給我一幅您和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視同珍寶,掛在我的房間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總要看它。”②這些往來信件在本書中會多次提到,它們是關于中印人民友好歷史的寶貴文獻。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注明者外,本節所引章克的回憶均據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國人處境之艱難可以用鄧演達的經歷做例子。

在同共產國際和蘇聯官員們會談時,他過分堅持中國革命進程的獨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統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終堅定地主張中蘇結成革命的聯盟。很明顯,曾經作出巨大的努力爭取他贊同在莫斯科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觀點——莫斯科有許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內)敬重他的政治和軍事業績以及他的領導潛能。據章克回憶,①斯大林有一個晚上曾同他從8點鐘一直談到凌晨2點鐘,并且在會談結束后送他到外面門口——一種難得的禮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廳等候。)后來鄧演達告訴章,在談話中,斯大林曾提議把鄧樹立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鄧表示反對,除了他不同意共產黨的某些觀點外,他根本還不是共產黨員。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這一點,只簡單地回答說,這可以讓共產國際去設法安排。雖然那天晚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也沒有發生什么意見上的交鋒。盡管如此,斯大林從此以后對鄧演達就有了成見——他在自己的提議不被采納時經常如此——鄧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為。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書作者的信。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來表達這一意見。

章克在回憶中說,陳友仁也認為沒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繼續留在莫斯科。他預計,在日本進攻中國——幾年內必將發生——之前,不可能出現新的、有意義的、以兩國抵抗日本擴占領土的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中蘇合作。

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由此達成共識;他們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開展。章克在回顧時認為、她還有一些個人的考慮。關于她同陳友仁“結婚”的謠傳使他們最好不要呆在同一個地方。莫斯科的醫生也沒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膚玻她希望德國醫生會更高明一些。

宋慶齡在晚年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

“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后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很快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①

①阿基姆娃書,227頁。此書雖有英文版,但本書作者未見,故從俄文版譯出。

鄧演達走得最早,到柏林為宋慶齡打前站。陳友仁則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結婚”的謠言,他的子女丕士、思蘭、依范和玉蘭留在莫斯科學習或工作。

在離莫斯科之前不久,宋慶齡和陳友仁在克里姆林宮受到斯大林的接見,談話一個半小時。章克從陳友仁那里聽說了一些這次談話的內容:宋慶齡為中國同仁對他們在蘇聯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謝。作為左派國民黨的代表,她強調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決心。斯大林說,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們能回到中國去領導革命。關于國際援助的明確方式將由共產國際進行討論,以后派信使去中國聯系。

前面提到過的蘇聯年輕婦女阿基姆娃記述她有一次訪問宋慶齡的情景:“那是在宋慶齡離蘇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會飯店,她住在鮑羅廷夫婦的隔壁房間。這時正是1928年早春。鮑羅廷要我帶宋慶齡去游覽一下莫斯科。我就馬上去看她,但發現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淚,謝謝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時間再去。后來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孫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慶齡同志打給蔣介石的兩份電報》,《百科知識》1981年第7期。轉引自《宋慶齡年譜》及呂明灼著《宋慶齡傳》。

宋慶齡于1928年3月離蘇去德,在莫斯科車站上送行的有哥倫泰夫人等。

當時在中山大學東方研究所受雇任譯員的章克4月間接到陳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務是幫助宋慶齡(章的離蘇安排由陳協助)。

(三)“我將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決不回頭”

盡管存在所有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況,宋慶齡對蘇聯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國的關系而言——始終是積極的。

1927年底,蔣介石政府斷絕了同蘇聯的邦交。她在致蔣的兩封電報中對此作出了非常尖銳的反應。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電報中,她寫道:“我正準備回國,卻獲悉你打算與蘇俄絕交,并要求撤銷蘇俄領事館。采取這一步驟,將是自殺行為;它將使中國陷于孤立并延緩其發展,為此,歷史將要求你對此承擔責任。你要是有一點領導者的遠見卓識,倘若你還記得與蘇俄進行合作是領袖(指孫中山)的臨終遺愿,那就該懸崖勒馬,使國民黨免于陷入深淵。如果直到最后一刻還不采取廢除斷交的措施,我將留在這里,以抗議你的這個決定。”①

①同上注。

蔣介石在復電中含沙射影地說她的抗議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脅迫的結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電蔣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臟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訪問是一種對國民黨領導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議一樣。說我似乎是在別人的迫使下行事,這完全是誹謗和對我過去所做工作的侮辱。這種誹謗再一次說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礙你正確地考慮問題,使你作出了致命的決定。”“(你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只是為了參加工農斗爭。孫中山為了工農的幸福奮斗了四十年,他們現在正受到無恥地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殘暴的反動派的屠殺。……我將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這是緬懷我們領袖的唯一道路,我在這條道路上決不回頭。”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孫夫人避開勝利》(英文),載紐約《SURVEY》雜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也報道了宋慶齡對于那些有關她的獨立判斷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說法(包括以她是女性為由的說法)感到氣憤。宋對斯特朗說,“每當我發表一個聲明,他們就總是不承認我——一個女人——能有自己的見解。似乎我的所有見解都是受別人影響的,通常是說受莫斯科的影響。”對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評論道,“作為一個認識宋慶齡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證:她形成自己的見解總有一個緩慢而透徹的過程,而見解一旦形成之后便會持久地、鍥而不舍地加以堅持。”

斯特朗接著具體寫道:

“我記得她從莫斯科電責蔣(介石)將軍與俄國斷交及鎮壓群眾運動的情況……她發這封電報完全出于自動并且是自己動手的。我碰巧知道,那兩個通常認為主宰她的行動的人,即鮑羅廷(前駐華俄國顧問)和陳友仁(前國民政府外長)是在報紙上才讀到這封電報的。他們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館里,如果她是一個不習慣于獨立形成見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們友好地商量一下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①

①關于德國方面的材料,據前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和拉爾夫·胡帕內爾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國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載《洪堡大學科學雜志》1988年春季號。蒙費爾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電蔣介石時已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申請入境簽證。德國政府在決定批準時下令,鑒于她“在共產主義及中國國民運動中的作用”及“與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系”,應對她實行“嚴密監視”。后來,在12月19日,德大使館向本國政府報告,她由于健康原因推遲原定的訪問。直到次年4月,應蘇聯外交部的請求,德國發給她有效期為3個月的入境簽證。①

①致本書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簡,1957年11月11日。

從這些日期可以推論出她的推遲離蘇是出于政治原因——蔣介石同蘇聯斷交的時候她不應該離開蘇聯而是留在蘇聯(即使是短時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為她的皮膚病情況正是她要去德國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11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25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

由此可見,宋慶齡在準備離去時對蘇聯的感情仍像孫中山所總結的那樣;中國在世界各國政府中找不到比蘇聯更好的朋友——或者說找不到任何一個別的朋友。而蘇聯人民和他們的革命給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這就是她在幾十年中的一貫立常在60和70年代,中蘇發生嚴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一邊。但這不影響她的堅定信念——俄國的蘇維埃革命和中國自己的革命,作為我們時代改變世界的偉大事件,是緊密相連的:

另外一點在這里要論述的是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在1927年及以后若干年里,中共的政策和領導層起伏變化,對宋慶齡的態度也有變化,這是事實。盡管如此,她越來越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繼續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領導力量,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全身心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國民黨屠殺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憤恨,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內“左”的和教條主義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項決議中譴責同國民黨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①從廣義上說,這是一個歷史的真理。但從狹義上來解釋,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為在中國共產黨外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種形勢下,宋慶齡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應,盡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一員,力圖把其他左派團結起來,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中共的合作,作為實行孫中山遺教的一部分。

①《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7—187頁。

對中共來說,拋掉國民黨的旗幟、獨立領導革命,這從歷史進程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否定同任何類型的國民黨左派聯盟就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決議中宣稱,國民黨各派都已完全反動。它斥責鄧演達所組織的“第三黨”是鄉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工具,須對之作無條件的斗爭。推出一個“第三黨”是有問題的——宋慶齡也沒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鄧演達和他的團體硬說成是反革命(他們并非反革命)、甚至說他們支持封建階級(他們實際上是支持農民)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成立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有一個認識、揚棄、再認識的過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這方面犯了過分右傾的錯誤,放棄主動權和領導權,使黨處于從屬地位,結果付出了血的代價。后來,盡管進行了英勇的斗爭,黨有一段時期實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聯盟,使自己處于孤立狀態并喪失了不少機會,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只有在一支強大的武裝核心力量同一項廣泛的聯盟政策(在黨領導下的聯盟)結合起來之后,才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勝利建立。

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錯誤,特別是在同鄧演達的關系上,后來周恩來曾以自我批評精神作了檢討。①

①見屈武著《操比金石節幣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1981年6月4日,輯入《宋慶齡紀念集》。屈武是國民黨左派,當時在莫斯科上學,以后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主席。“‘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脖是列寧用的名詞,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題目。

在這類“左”傾偏向的影響下,以中共為一方、宋慶齡及鄧演達為另一方的關系,在后者在莫斯科時已顯緊張。在他們因各種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學講話時,一些“左”傾的學生黨員曾攻擊孫中山的主張不夠徹底。據說,宋慶齡“當場予以”駁斥并嘲諷他們患了‘左傾幼稚帛。”①對于鄧演達,那些年輕人“用開閉電燈和腳跺地板”②來打斷他的講話,因為他引用1927年失敗的教訓來反對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規定戰略戰術,還爭辯說,中國的革命者應該分析他們自己的處境并據此采取行動,同蘇聯保持親密的同盟關系而不是從屬關系。

①見盛岳普《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65頁。

②宋慶齡自莫斯科致杰西·勞埃德(后改姓奧康納)(在紐約),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經談到,正是這樣一種態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惱怒。經過這些事情之后,宋慶齡和她的朋友們離開了蘇聯。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對蘇聯和蘇聯人民產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國途中經過莫斯科時,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滿懷激情地寫道,“回到這里真是高興。這里的生活充滿了樂趣和活躍的氣氛……我要離去真有點依依不舍,但我還沒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來。”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后的1957年,她雖然還不是中共黨員,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一員去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寫給本書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榮莉的信中說,“我真希望你們同我一起在這里觀賞一切精彩的景色、會見許多新的朋友。”①她還把莫斯科稱作“我最喜歡的城市。”于孤立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什么前景?這個前景就是剩下來的共產黨力量的可怕崩潰和墮落為冒險主義。”

①是公使館而不是大使館。中國當時在國際上被壓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蘇聯外,沒有一個外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而同蘇聯的外交關系在1927年又被蔣介石中斷。

關于被他看作必要條件的“戰爭或革命”,他解釋道,他指的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對蘇聯的戰爭。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從下面的一連串反問中知道:“……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人起來造反?是不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得到足夠的時間來治好它的創傷?或者因為頹喪虛弱的共產黨已經有時間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經保證他什1同全國革命群眾的聯系了嗎?罷工已在全國范圍內發生了嗎?總罷工已把無產階級推向起義了嗎?……”

從這樣一些前提出發,托洛斯基論證中國農村群眾的奮起和中共(在他看來已經“頹喪”)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軍隊及根據地,是冒險主義的、注定要失敗的,且毫無革命意義。

(以上引文據《中國正在發生什么事情?》,載利昂·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顧》(本文)第226——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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