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927年的武漢:考驗和分水嶺

宋慶齡和其他先遣人員的隊伍于1926年12月10日到達武漢。為了歡迎他們,舉行了有15萬人參加的一次游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會和一次閱兵典禮。這些活動的規模都是同一個國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適應的,而這一點也正是這些活動所要顯示的含義。

三天以后,在一次由已到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合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宋慶齡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這個委員會將在其他黨政領導成員到達武漢之前,行使黨政最高權力。這樣做是為了確認廣州來的先遣人員有權臨時代表全體行事,也為了挫敗蔣介石想在他所控制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動。

宋慶齡現在第一次處于政府的最高職位。在國民黨內,她幾個月前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現在又加入了臨時的領導核心。不論是黨內或政府的職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謀求的——當時也好、以后也好,她從來不爭名銜——而是出于加強國民黨左派的意愿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這時局發展的要緊關頭,為了繼承孫中山遺志、為了革命,努力加強左派是她的職責。在這個領導核心小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辦公室里,有時開會直至深夜。小組的其他成員有陳友仁(外交部長)、蔣作賓(國民黨資深軍人和官員)、吳玉章(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老黨員)和鮑羅廷(首席顧問)。這個小組雖然沒有撤換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但收回了許多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權力——這些權力是蔣為了準備實行全面獨裁而逐步蠶食去的。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民眾和軍隊都舉行了慶祝活動。幾天后,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分會,分會委員13人,有宋慶齡、鄧演達、董必武等。

前面已經提到,先遣人員到達武漢時曾受到一艘英國炮艦的騷擾,現在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帝國主義又來炫耀武力,妄圖顯示長江的水面和沿岸仍然是外國艦隊的天下。但中國正在改變,事情的結局出乎他們的意料。

(一)中國人民第一次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領土

1927年1月3日,一隊英國水兵在漢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對付正在舉行慶祝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工人)。這時期武漢群眾的情緒本來在歡樂中已夾雜著憤怒,不只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國兵耀武揚威,還因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當局逮捕了14個國民黨員并把他們交給北京軍閥政府,有的入獄、有的被殺。在武漢本地,英國人控制的海關——正如早些時候在廣州發生的那樣——拒不將“關余”交給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給北京反動政府。

盡管如此,聚集的中國群眾并不企圖沖過租界邊沿堆滿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國水兵首先端著刺刀沖了出來,向群眾施暴。消息傳出,示威群眾人數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國人眼看形勢不利并且擔心繼續使用武力將造成難以預見的更嚴重后果,就將水兵撤回到軍艦上。英租界處于中國群眾控制之下。

現在留下的問題是,武漢政府當局將作出何種反應?仍像過去一百年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違背人民意志,不敢觸動一絲一毫外國人的特權;還是像過去從未發生過的那樣,同人民站在一起,廢止這些外國人的特權?

武漢政府一洗過去使國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眾的行動,勇敢地作出決定,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后者也已為當地民眾所占領)。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決定。自從1840—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強占去的一片中國領土。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起了重大的作用。

據章克①回憶,宋慶齡曾同陳友仁和鮑羅廷討論戰略(章在場)。當時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①這里的描述根據達林《中國見聞錄1921—1927》(第213—274頁)中他所親身經歷的紀錄,以及陳思蘭的回憶錄《歷史的注腳》(英文)。

負責外交的陳友仁考慮到在武漢聚集著約50艘外國海軍艦艇而武漢政府的部隊正往北開拔,所以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極易受到外國武力或蔣介石(也可能兩者聯合起來)的攻擊。這將從后方破壞整個北伐。因此,陳友仁雖然贊成收回租界,但認為須做好謹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證不干涉外國僑民的居留和貿易,使列強沒有訴諸武力的借口。

鮑羅廷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北伐軍推翻北京軍閥政府之后,對外國租界及其他特權問題在全國范圍內一攬子解決。

宋慶齡主張采取迅速的、戰術性的行動。她的論點是:革命將取得全國性的軍事勝利,這一點不僅中國人民、世界各國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強將避免同中國直接沖突,這樣的沖突對它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列強之間也有意見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雖然它們都不喜歡武漢政府,它們對武漢政府的態度、對其前途的看法以及當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脅的程度卻不相同,因而中國對它們的態度也應有所區別。在武漢,應該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則暫時都不去動它。我們的行動越快,英國人就越是來不及同其他國家協調政策。這樣做,武漢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會有迫在眉睫的危險。她的看法后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諸實現,同時由陳友仁負責進行有關的外交工作。

章克還談到,宋慶齡曾敦促陳友仁,要把群眾運動(特別是工農運動)看作他進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矗

現在來簡單地介紹一下陳友仁。

這位小個子、黑皮膚、戴眼鏡、留短髭、活潑機智、曾在倫敦上學的律師,是很奇特、很復雜的人物。他是愛國的中國人、中國的外交部長,卻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有中國和非洲血統。他痛恨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和壓迫。當了短時間的律師后,他成為一位戰斗的新聞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為中國說話。像其他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一直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編英文《京報》時,他被獨裁者袁世凱逮捕,幾乎喪命。他寫的東西說理明快、用字簡潔,反映了他曾從事法律和新聞工作的經歷。作為外交家,他傾向于過多地依靠個人的辯才。章克所說宋慶齡勸告陳友仁的話同她當時自己思想上的變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最活躍的力量。在那個時期,她不可能重視群眾運動。現在,在積累了過去幾年風風雨雨的經驗之后,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從對窮苦人的同情變為對群眾的信任,并最后產生與群眾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識。

正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上收回了兩處英租界,并且他們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國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并在實際上向武漢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認。

這樣,雙邊會談就成為可能。在2、3月間,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高級外交官歐文·圣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中方承認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居住和經商的正常權利。這絲毫無損于收回租界一舉的劃時代意義——中國人民的意志最終戰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志。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作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會使孫中山愉快,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武漢(實即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在國民黨內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首都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到武漢來共同策進。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曾任陳友仁(后來又先后任鄧演達和宋慶齡)的私人秘書。這一段材料來自本書作者對他的訪問,他當時雖已年逾八旬,記憶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見,盡管蔣介石在上個月曾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于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并要他們投票贊同他的主張,武漢方面還是軟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團結為重。

1月12日,迫于形勢,蔣覺得還是不要像上個月所做的那樣拒絕赴漢而是去一趟武漢更為策略。武漢黨政最高領導人(包括宋慶齡在內)到碼頭歡迎,還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呼的口號除對蔣等人表示歡迎外,還有擁護政府遷都武漢及要求汪精衛回國復職的內容。在當時的公眾看來,既然原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是因為蔣制造的“中山艦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國復職就意味著必將扭轉蔣使國民黨的政策向右轉的傾向。

但是,蔣的意圖不像武漢所希望的那樣——改善蔣同政府之間的合作(蔣作為總司令是隸屬于政府的),使北伐和國民革命繼續在更為團結一致的氣氛下前進。相反,他進行討價還價并陰謀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個人軍事獨裁的企圖,在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了迎頭痛擊。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56頁。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蔣在漢口日租界內設立了一個秘密機關,專門收買武漢方面的官員(特別是軍官),收買不成就進行顛覆。但這樣做對他來說還是太緩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后就一心希望占領上海后攫奪大權。他將把這座富庶的城市作為基地,依靠他素有聯系的上海富豪,必要時還可以依靠強大的外國勢力,以壓倒武漢并制止群眾運動(由于群眾運動對他的軍事進展很有用處,所以他對這個目的暫時秘而不宣,還在口頭上說群眾運動的好話)。

在軍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開,為此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傷亡的主要是那些有親武漢情緒的部隊)。負責全線指揮的蔣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歡用的辦法——這種辦法在廣東的東征戰役及以后的許多戰役中都用過——戰事一起,他聰明地把自己的總部設在距前線較遠的安全地帶,并盡可能不調他的嫡系部隊(這是他的軍事和政治資本)參戰,讓其他部隊去付出傷亡的代價。但在勝利臨近時,他就立即率領這些經過休養生息、武器兵員完整無損的嫡系部隊趕往前線,以便把新占領的地區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況卻非蔣介石始料所及。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不是由軍隊而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地下共產黨員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從軍閥統治下奪取過來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因組織不善而告失敗。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義雖然準備工作較為充分而且有30萬人參加罷工,但仍被鎮壓下去。驚惶失措的軍閥當局使用了極為殘酷的手段,許多共產黨人的首級被割下來掛道旁示眾。8月21日,全市再度實行總同盟罷工,80萬人參加,第三次起義開始。到23日,軍閥部隊逃離上海。中國第一大城市——除外國租界外——歸于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銀行家和大買辦們(絕大多數已住進租界)被工人起義嚇壞了。中小工商業者對“赤化”和列強干涉也存在恐懼心理,所以當這些中間分子被邀請派代表參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時,他們都不敢參與。勝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國民革命軍看作是自己的隊伍,正準備熱烈歡迎。而上海大資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總司令部謁見蔣介石,請求這位總司令趕快派兵到上海來解除工人武裝,把群眾運動鎮壓下去。作為回報,他們答應給蔣大量財政援助,并告訴蔣,已有外國重兵駐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將保持“善意中立”。

蔣答應了這筆交易。經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國人斯特林·費森登和法租界當局同意,由蔣向上海“青幫”頭子、販賣鴉片起家的杜月笙(蔣曾是他的門下)供應步槍5,000枝和其他裝備。按照西方列強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任何攜帶武器的中國人本來是不許通過外國租界的。但現在他們自己卻違反這一規定,讓杜手下的人帶著蔣供應的武器、乘坐他們提供的有篷卡車通過租界①。工人糾察隊受到來自背后的突然襲擊,有的被抓住斬首,有的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么回事,就被反動派的子彈擊中犧牲了。

①這次在武漢舉行的全會由于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一系列決議,重申孫中山三大政策及國共合作,強調發揚民主、提高黨權、實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軍事獨裁并大大限制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權力。

(二)堅決回擊蔣介石的叛變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蔣介石派出自己的軍隊去對付為他掃清了進城道路的工人群眾,屠殺了數千人。根據他的密令,由國民黨右派軍官指揮的部隊在南京、廣州和農村地區也進行了同樣的大屠殺。

早在3月20日曾發生過一起“南京事件”。據說有幾個外國僑民被蔣的士兵殺害,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西方列強軍艦就開炮向城內猛轟,大批中國人死難。事后,英、美、法、意等國向蔣發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蔣叛變之后,就再也不提起這份最后通牒了。原來,這些外國的行動和威脅不過是對蔣和國民黨右派發出的訊號,告訴他們現在已是他們放棄反帝、把槍口轉向自己同胞的時候了。當時英國外相奧斯亭張伯倫后來確實曾在下院吹噓道,英國的目的是“幫助保守派對付激進派”。

也是在4月間,在蔣發動上海政變之前幾天,首都北京的軍閥政權同所謂“條約國”外交使團合作進行了一項反革命行動。這個外交使團把外交豁免權本來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這只是對他們自己而言。蘇聯大使館在“使館區”內,而“使館區”是由他們管理的,他們卻違反外交豁免權,允許軍閥政府的警察對蘇使館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國進步人士。這些文件有的后來公開發表(夾雜著另外一些顯然是偽造的文件),作為破壞中國現存秩序的“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證據。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慘案”(軍閥政府用機槍掃射舉行反帝示威的群眾)后到蘇使館避難的。他們被捕后很快被絞死。

主要的犧牲者是李大釗。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位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和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進行合作的談判代表、國共兩黨北方組織的領導人。他是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朋友,也是毛澤東的朋友——“五四”時期毛還是一個青年時曾在北大圖書館在他手下工作過。他就義時同平時一樣,滿懷信心,無所畏懼。當時他還不到40歲。中國革命所遭受的損失沒有像他的犧牲那樣令人極度悲痛。宋慶齡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約翰·B·鮑威爾著《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個美國人的親身見聞。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本來是蔣的崇拜者,但后來發生的事情使他義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變不過幾天功夫,蔣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國民政府”。這一對武漢政府(他是由這個政府委派任職的)明目張膽的篡權和反叛行為卻成了他的政權宣稱具有“合法性”的基矗

蔣叛變之后,革命的政治聯盟又維持了3個月,但只是在武漢政府的轄區之內。它的成員現在只剩下“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武漢政府下令將蔣介石撤職,他就用封鎖來對付武漢,切斷武漢同上海及長江下游的交通。武漢有許多原料來自這些地方,大部分產品靠長江外運,因此被封鎖之后市場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工商業者開始抱怨經濟蕭條,工人農民則變得越來越激進,不斷加強他們的組織。北伐的軍隊繼續從武漢向北挺進。在這些軍隊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軍官,希望仿效蔣介石的榜樣。在武漢政府內部,這時又有了一個新的領袖汪精衛。他是當年4月從歐洲回來的。作為一個一度被認為是孫中山的“天然繼承人”的他,本來是可以為武漢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邊”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對手蔣介石站在右邊的緣故。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為她是孫中山的夫人,她堅持孫中山的原則,并且在孫中山思想發展的最后階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礙事的人想破壞她的名聲,或者把她拉到他們一邊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堅定地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遺教,站在武漢政府一邊,反對蔣介石。4月22日,她聯署了一個給全國各地的通電,尖銳譴責蔣介石在上海的叛變。在這封通電上簽名的還有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以及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他們在通電中指出,“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①武漢及由武漢政府領導的地區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要求深化革命,作為對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個人的經歷》中說,李大釗有一位女兒同時被捕后也被殺害。本書作者最近從李大釗外孫女賈凱林處欣慰地獲悉,這是訛傳。賈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說,李的夫人趙紉蘭和長女星華(賈的母親,時年16歲)、次女炎華(時年12歲)均在1927年4月5日與李同時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獲釋回家。次日閱報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盡管普通民眾極為憤怒,一些以“左派”聞名的國民黨政客也發出特別憤怒的聲音,但他們中已有人在開始謀劃“退路”。他們想更多地依靠那些還在他們的旗號下的職業軍官,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來自蔣介石和群眾運動這兩個方面的可能傷害。對于工農群眾迄今為止對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國的要求,他們是滿意的。但對于群眾的社會要求、他們有一種出于階級本性的恐懼,因為他們和他們部下的軍官都有許多親屬是地主或工廠主,而農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廠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憐的工資,這是同他們的利益有抵觸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忠實信徒的宋慶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風暴的中心。在武漢和南京兩者之間,她堅定地站在武漢一邊。在武漢那些圖謀私利的動搖分子和勞動人民兩者之間,她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國民黨內各派的政客和軍人都竭力要拉孫中山這面大旗來裝裹自己。因此,如果宋慶齡反對或揭露他們,他們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對她造蕩中傷,或施加威脅,或——如果可能的話——把她爭取過去。

對她的攻擊和造謠——政治的和個人的——真是無奇不有:但對年輕的孫夫人來說,對她擲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盡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蔣介石確實對她下過一道命令)或勸說(即使來自她的家人)使她改變立場,卻是辦不到的。對她的弟弟宋子文,兩邊也都在拉他。他猶豫不決,干脆丟下武漢政府財政部長的職責,溜到上海,住進莫里哀路宋慶齡寓所。她試圖說服他返回武漢;但他正倒向蔣介石,反而想要她也來上海,最后歸順——至少不要妨礙——蔣政權。她的妹妹美齡(未來的蔣夫人)從上海趕到武漢,一時報章盛傳她將使慶齡回心轉意,同返上海)。“很明顯,她是來把孫夫人帶回去的——把上海報紙上由主觀臆測而來的謠傳變成事實。但她在武漢沒有果多久,就一個人回到上海。”這是一位目擊者的回憶。①慶齡所摯愛的母親也來勸說,但同樣無濟于事。宋慶齡長期以來一貫的特點——對公眾的責任感大于家庭私情——絲毫沒有改變。

①中文引文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166頁。

關于她的家人,據有人記述,她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最看重的是安全,蔣比我能給他們更多的安全。”①但這不是她的價值觀。

①陳思蘭《歷史的注腳)(英文),第82頁。關于宋子文的動搖,尼希恩《個人的經歷》(英文)。

因此,不論是威脅還是引誘,都不能使她做出違背原則或良心的事來。(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這個詞,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養留下的習慣,但以后主要的含義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國記者筆下的孫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婦女

有兩位當代美國記者記述了在1927年5—6月間(即武漢政府時期)她的言行和立場,為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一位是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當時在“北美報業聯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爾德所發電訊中的幾段。①這是一篇對宋慶齡的訪問記。她明確表示,繼續支持處于包圍之中的武漢政府(她是這個政府的成員),反對南京的蔣介石政權。她還駁斥了后者對她的造謠和攻擊——這位記者根據自己的觀察也對之作了反駁:

①見上引陳思蘭書。

“‘中國的革命必須進行下去。我們不能容忍任何阻礙……我沒有改變……我仍然相信國民政府……我覺得,只要我們保持良心,沒有任何一種反對我和這個政府的力量能夠得逞。’

“說這番話的是孫中山夫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理想家的遺孀。談話的地點是武漢。武漢國民政府的敵人硬說她是被‘監禁’的,被迫違背自己的意愿對武漢政府表示支持。談話的場合是她單獨接見合眾社記者,目的是澄清各式各樣關于這位年輕、吸引人、受過美國教育的女士的聳人聽聞的謠言。她出于本身的原因正在迅速地贏得領導層中的地位。

“孫中山這個名字閃耀著光輝。這一點現在更為確實,因為孫中山逝世幾個月以來,他在國民黨中國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不斷上升,只有列寧在蘇俄支持者中的地位可以比擬。

“在武漢國民黨人的反對者中,有一種傾向是把孫夫人說成是個庸庸碌碌的人、是背了一塊響亮招牌的傀儡。確實,孫夫人很謙遜,很少見客,喜歡集中精力工作。但一般人所不認識的是,她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獨立性,又有突出的個人魅力的人物。

“‘他們說,我留在這里是被迫的,我不是真心實意擁護這里的政府,’孫夫人微笑著向我解釋。‘你自己看吧。我像是被關在自己屋子里的嗎?我像是愁眉不展、被迫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的嗎?’

“‘這樣的謠言,以及另外一些性質更加惡劣的謠言,正在暗中傳播開來,想要敗壞我和我的家庭的名聲、敗壞我所獻身的偉大的國民革命運動的名聲,但這將是徒勞的……我并不為此感到很不安,因為我是憑良心行事。如果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任何事情都無關緊要。’

“在這位纖細的婦女——她的微笑中常帶著沉思——的身上有一種使人感到溫馨和被吸引的特質,這種特質對于新聞記者來說有危險性,因為記者在進行采訪時常常需要同采訪對象保持職業性的距離。所以,應該看一下孫夫人生活的實際條件以及她忙于參加的活動。

“孫夫人不是像一位美國主教板著面孔所報道的那樣,乘著私人汽車在前線沖來沖去,指揮作戰。她也不是被嚴密地看管起來,為了使孫中山的名字仍然留在漢口。她安靜地住在一套位于三層的公寓樓房里,可以俯瞰漢口的江岸和停泊在長江上的外國炮艦。①她白天晚上都代表她所參加的政府,參與各種沒完沒了的活動。

①見《在漢口訪問孫夫人》一文,載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1927年6月11日一期(未載明合眾社原電電頭日期及訪問日期,總在一周或十天之內)。

“她最近擔住的一項工作是紅十字會組織工作。她一直致力于武昌政治學校的工作,特別是女生的工作。但目前紅十字會工作花去她很大一部分時間——她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吸收外國人參加;她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國民黨組織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機構——的成員,又是國民政府的官員。

“孫中山認為有必要取得國外的援助,孫夫人也如此。她指出,她的丈夫相信‘通過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①。就她自己來說,她曾受外國教育、精通英文、具有個人的吸引力,因此能夠發揮很大作用。如果武漢政府能夠順利渡過眼下的危機并真正控制全國(這一點目前還做不到),她能起的作用,無疑將會更大。

①她住在漢口中國銀行大樓的二層樓,鮑羅廷一家也住在這里。

“‘我們必須有信仰。’她說這句話時所表現出來的熱誠,其強烈程度幾乎像是宗教徒。‘我們必須同人民保持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聽任謠言和警報來擾亂我們,革命便將失敗。但我們將堅定不移,而革命也不會失敗。’”

下面是文森特·希恩的記述。這位敏感、有才華的作家生動地刻劃了他同宋慶齡的首次會晤,并就他后來對她和時局的進一步了解加以補充。①

①這可能是古爾德沒有顧及上下文而斷章取義的結果。孫中山認為國家應以公有制為主,資本主義企業應準許存在但須加節制。

“黑洞洞的會客室一端的門打開了,進來一位穿著黑色絲服的小巧、含羞的中國女士……她一開口說話,她的聲音竟是如此溫柔文雅,我幾乎要跳起來了……我猜想,她會是誰呢?孫夫人是不是有一個女兒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這個美好的形象——如此弱不禁風和怯生生的樣子——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婦女革命家……

“我聽說過關于她的許許多多事情,絕大部分都是胡說。美國報紙在這方面跑在最前頭。照它們的說法,孫夫人是‘中國的圣的貞德①’;她率領一支中國女兵作戰;還有其他種種說法,隨報紙頭版頭條新聞作者的幻想而定。關于她確曾帶兵打仗的說法,傳播得是如此之廣,甚至于在中國的外國人也有人相信。在上海,這一荒誕傳奇又摻雜了許多更富攻擊性的謊言,污蔑她個人的性格和動機——在上海這樣一些‘條約口岸’”②,這是在政爭中人們愛用的方法。盡管我還不至于糊涂到相信大多數這類謊言,但種種說法加在一起,一定在我心中造成了某種關于她的印象——我在期待著會見一位龐大可畏的人物。但正相反,出現在我面前的卻是很纖弱的身材,帶著最迷人的楚楚動人的神態……

①“圣女貞德”(1412-1431),歐洲戰爭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把法國從英格蘭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她自言奉上帝意旨,請纓作戰,所到之處,軍中土氣大振,后因傷被俘遇害,年僅19歲。——譯者

②指中國因不平等條約而開放的通商口岸。——譯者

“但是,孫夫人同時具備著另外一些特質,常能幫助她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怯……她的莊重是如此自然和確切,簡直可以稱之為雍容華貴……她還有罕見的精神力量,使她在嚴重的危險中鎮定如常。她對孫中山的忠誠以及她作為孫夫人的責任感,使她能夠永遠經得起各種考驗……死不能嚇倒她……貧困和流亡、自家親屬對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對她的誣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從于她認為錯誤的道路。”

希恩然后總結道:“她是‘中國的圣女貞德’——這是從真切的意義上說,而不是像頭條新聞作者們所希冀的那樣只不過制造一個形象。但你必須在認識她相當長一段時期之后,才會認識到在她那完美、纖弱的軀體中所蘊藏著的精神力量。”

希恩的話也許可以說是一語中的。一些外國人把她描繪成一個兇狠的“布爾什維克的雙槍安妮①”固然是荒唐的漫畫,她作為一個武裝戰士的形象——盡管距實際很遠——對于中國的被壓迫人民(特別是婦女)來說卻有著一種十分不同的作用。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憶說,正是這樣一種關于宋慶齡的傳說——既令人振奮、又合乎愿望——使她從一個農家姑娘成為一名游擊戰士。

①雙槍安妮是過去美國西部片中的女主角。——譯者

在中國,為國家和正義而戰的“女英雄”一直是受人們歡迎的古老而有力的象征。有一定史實根據,但加上許多傳說的女英雄如穆桂英、花木蘭等等,千百年來通過小說、戲劇、民間文藝、說唱(“會走路的、給文盲讀的書”),廣為傳頌。她們的事跡反映出中國婦女所具有的、長期為封建社會所束縛的巨大而活躍的潛力。同樣地,官方推行的關于孀婦終身守節的故事則強調了封建社會所稱頌的消極的“女德”。在宋慶齡身上,從1925年以來,許多中國人看到了作為一個貞節的遺孀和一個女戰士的雙重結合,這是為了適應國家的新的要求,是予人印象極為深刻的。

(四)領導婦女運動及傷員救護

古爾德在他的訪問記中談到了宋慶齡在教育和動員婦女以及幫助傷員方面的活動。這些確實是她經常關心的事情。

1927年2月,她作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在武漢創辦了一個婦女政治訓練班。這個班可以被認為是在廣州已經著手的工作的繼續和擴充。①隨著北伐的進展,婦女運動在國共兩黨聯合主持下迅速發展(同農民運動一樣,共產黨員擔負主要的組織工作)。婦女聯合會會員達30萬人。在湖南和湖北農村,婦女運動和農民運動匯合成對封建統治的巨大沖擊,為北伐的不斷取得勝利打開道路。在武漢,在群眾收回租界的斗爭中,婦聯會員(多數為紡織工人)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①文森特·希思著《個人的經歷》,第208—209頁。

創辦婦女訓練班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政治領袖以發揮這樣的積極作用。第一期學員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其他是學生,以后還計劃推廣。訓練內容既有理論課程,也有革命實踐,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課程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國際形勢等。教員主要有著名共產黨人張太雷和惲代英①,還有五四運動老戰士劉清揚(女)等。宋慶齡有時也去講課,還擔負大部分行政工作。技術課程有宣傳工作、戰地救護等。學員畢業后被派到北伐前線、醫院和農村,把學到的東西用于實踐。武漢政府從革命變為反動之后,極大多數學員保持了堅定的立場,有的為信仰而犧牲、有的轉入地下或進入游擊區②、有的被派往蘇聯學習,一路上冒險犯難、艱辛跋涉。

①劉家泉著《宋慶齡和大革命中的婦女運動》一文是一篇很有用的概述,載《人民日報》,1985年5月5日。

②兩人都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中央委員。張太雷于1927年底“廣州公社”起義中犧牲。他可能是宋慶齡最早認識的共產黨人,是在他陪同馬林于1922年到桂林同孫中山會談的時候。惲代英也參加領導“廣州公社”起義,失敗后轉入地下,1930年因叛徒出賣而被捕,1931年春為蔣介石政權所殺害。

從廣州到武漢,宋慶齡對婦女運動的關注——人們會注意到——已從大學女生轉向全體中國勞動婦女。在柏林學生1927年編印的一份簡報上曾發表過一篇有關婦女訓練班的她的談話,后來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在印度轉載發表。①她一開始就表達了很高的希望。她帶著武漢革命高漲時期的樂觀情緒說: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特別是《為女權斗爭的戰士》、《中國的新女性問題》、反動統治下的“赤色”湖南》等章)記錄了一位老練的新聞記者的印象。

“我們的祖母比美國婦女落后五百年,但我們的女兒可以比美國婦女先進五十年。”

她接著把婦女解放事業同孫中山的遺教聯系起來:

“孫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斷指出,不僅我國的男人、我國的女人也必須獲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還是一位社會革命家,在婦女問題上尤其是這樣。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總是為所有階級和男女兩性的自由而戰斗。同他一起坐在會議桌旁的總有他的女同事,現在在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上,仍然有婦女繼續參加……”

她接著說:

“從整個歷史看來,中國認識到它處于被奴役的地位并決心自求解放只不過是一個鐘點之前的事情。……中國的母親們發現她們的女兒們有點怪,祖母們則把這些孫女看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但我們年輕一點的婦女感覺到,在年紀比較大的婦女們的心中也許有一種模糊的對我們的妒羨心理,以及對我們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說的贊同。”

她把自己的祖國中國的婦女同她留過學的美國的婦女進行比較,稱贊后者的“責任心、嚴肅性和勇敢精神”,接著說:

“但是我懷疑,美國婦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國婦女運動的規模。我在美國留學的四年中,同許多婦女有過親密的接觸。我看到她們為爭取選舉權而進行的殊死斗爭,也看到她們不斷鼓動實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們所要粉碎的束縛她們的鎖鏈,比起中國婦女身上的鎖鏈來,恐怕還沒有一半粗。……我有時覺得中國婦女要得到美國婦女已經獲得的自由,恐怕要過幾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這一點,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結束談話時,她表達了強烈的希望。這種情緒是當時武漢——雖然危機四伏——特別是包括宋慶齡自己在內的青年一代的主調:

“但是我錯了。我們婦女身上的鎖鏈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強力打擊下,這些鎖鏈今天正在破碎……中國國民革命正在為自由奠定堅實而廣泛的基礎,從而把所有的社會罪惡和奴役連根拔起。每一個人都發現自己正處于這一偉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層和最底層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我們曾一度以為我們距離目標非常遙遠,但現在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不必一定要像蝸牛一樣爬行……”

接著,她再一次宣揚“國民黨起草的新憲法”對婦女所作的偉大保證:

“保證婦女享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在新的中國,我們婦女用不著為選舉權和對自己子女的監護權、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爭。結婚和離婚對男人和女人都將一樣。平等的公民權利、普選權和男女相同的財產權將成為我們的革命綱領的基礎,就和中國在同世界各國的關系中享有絕對主權一樣。……我們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這意味著它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是合乎道德的。”

這些話所說的也許更多地是宋慶齡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當時武漢的現實——她很快就將知道這里隱伏著的陷斷。她年輕、活潑、樂觀,深深感染著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堅信這些理想將在東方的革命中實現、甚至超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所寫的報道中也有一篇是關于“孫中山夫人為訓練女宣傳工作者而創辦的政治學校”的。①

①據《今天的中國婦女——中國孫中山夫人訪問記》,載《現代評論》(英文),加爾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處“柏林,中國新聞局,轉自史沫特萊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萊當時尚未來中國,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說她把這篇文章從德文翻譯過來。也可能是這樣:訪問孫夫人的原來是一個美國人(這一點從她一再把中國婦女同美國婦女相比較顯示出來),史沫特萊當時在柏林把這篇訪問記譯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從德文譯回英文(史沫特萊同印度保持著聯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關系)。這篇訪問記的一些具體內容在宋慶齡的《論中國女權運動》一文中都有。此文載于192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廣州《民國日報》(在武漢也一定同時發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第16—17頁)。據斯蒂芬·麥金農所著的史沫特萊的傳記,在這段時期,史沫特萊在德國已聽到了許多中國革命的經驗,所以急于在印度發表家的訪問記。

章克回憶說,宋慶齡在婦女運動中的態度不只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而是從階級的觀點出發的——這是思想的核心。她對訓練班的學員們說,“我們一方面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對有錢的女人壓迫窮苦的女人。”對于那些被賣給有錢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養媳的窮苦女孩子,她竭力聲援和幫助她們;凡到婦聯來求救的,她總是根據新的法律使她們得到解脫并送她們去上學。有的成為積極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當她聽說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坐公車到漢口最大的英商惠羅公司為她女兒購買豪華服飾卻把發票交給公家付帳時,非常氣憤。她發怒道,“她算什么革命黨?這些人還有絲毫人格嗎?”從此以后,盡管陳璧君是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妻子,并且本人也是國民黨中執委,宋慶齡同她沒有任何來往。

也是在武漢,宋慶齡被任命為衛生部長并成為北伐軍紅十字會首任會長。1927年5月,在河南省內發生激戰時,她建立起傷兵醫院并參加工作。據當時在場的一位蘇聯婦女薇拉·維什尼亞科娃—阿基姆娃①說,從前方撤到武漢的傷兵有8,000多人,運送傷兵的列車在側線上都停滿了。

①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漢口雜憶》(英文),紐約《亞洲》雜志,1928年,第794頁。

另一位蘇聯目擊者馬克·卡扎寧①記述了宋慶齡主持的義賣會。“在義賣會上出售的有吳佩孚將軍逃走時留下的書畫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收入用于對每天從前線撤下來的傷兵的救護……[買主中有]大腹便便、儀容整潔、穿著黑色長袍的中國商人,這些人對古董很識貨,也買得起。”這一描寫反映了武漢社會的某些矛盾,新的和舊的并存,并且很快就顯示出發生沖突的趨向。

①薇拉·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著《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國的兩年,1925—1927》(俄文),第230頁。當時阿基姆娃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蘇聯顧問辦公室一名年輕的女工作者,先在廣州,后到武漢。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觀察家,她記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鮮感和真實性。

阿基姆娃還敘述了另一種集資的辦法。宋慶齡曾組織過一次晚會,到會的有武漢黨政領導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也在內)。表演者中有專業演員,也有業余演員(包括領導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陳友仁的兩個女兒思蘭和玉蘭,她們是用英語演出的。思蘭后來回憶道,她們異想天開,“把在倫敦學來、后來又在特立尼達‘炒冷飯’的一些圣誕節上的童話劇改頭換面一番……觀眾對我們這兩個小女孩的努力表現出高度的容忍……”

話很輕松,但形勢是嚴峻的。陳家姐妹兩人也參加了醫院工作。“我們坐在過道里,制作藥簽和繃帶……盡管設備和條件非常原始落后,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醫院。起初,看到人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我們很害怕,但過了一個月也就習慣了。”

阿基姆娃則觀察到宋慶齡在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個人和組織也動員起來參與人道主義的工作,如傷兵救護。教會辦的醫院除傷兵救護外,還參加了為傷兵募捐的工作。思蘭也提到,“一組美國醫生和護士剛到漢口負責傷兵醫院的工作。”①她還說,宋慶齡“知道怎樣做最合適……(她)邀請了所有外國領事官員”參加一個紅十字會辦的游園會,在經濟上收獲不校美國外交官約翰·卡特·文森特后來回憶說,他當年曾參加這個游園會,宋的美麗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馬克·卡扎寧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頁。

所有這些活動——目的明確,氣度恢宏——預示著在以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將從事的類似工作。

在武漢的醫院里,宋慶齡不但做醫療工作,還做政治工作。在一所醫院里,傷兵們用手榴彈威脅醫務人員,幾乎鬧出事來。國民革命軍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宋慶齡趕到醫院,以熱情的、同志式的態度同傷兵們談話。宋慶齡說:你們在前線負傷流血,回到后方來,沒有很好地關懷照顧你們,我們感到遺憾,也十分難過。她接著說明了這次北伐對國家民族的重大關系,對傷員們曉以大義,又熱淚盈眶地表示同情與關懷。負傷官兵聽了之后,深受感動,鬧事立即平息。后來查明,這次鬧事是南京蔣介石方面派人來暗中唆使的,以打擊武漢政府。鄧、宋的熱情和勇氣幫助挫敗了這一陰謀。①

①參見上引陳思蘭著書,第83—84頁。

(五)在武漢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漢,同在廣州一樣,宋慶齡常常同她在國民黨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見面①。她也常同中國共產黨人見面,其中有些年紀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她同孫中山在日本初結婚時就認識了——那時他們都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其他有一些年紀較輕、但也是中共的創始人,包括有才華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為蔣介石殺害)、他的妹妹蔡暢、張太雷;還有劉少奇和蘇兆征(1889年生,1929年為蔣殺害),他們都是工人運動的領袖(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并都參與了最近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另外一位有來往的共產黨人譚平山,時任武漢政府農業部長。毛澤東她在廣州已經認識,在武漢又有了更多來往。

①陳翥云著《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時的一點回憶》,載《鄧演達》,第71—76頁。陳當時任總政治部衛生股股長兼農民運動講習所醫務主任。

她來往的人中還有蘇聯人,如鮑羅廷等。

最后,還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記者。宋慶齡在武漢一個日趨繁重的重要工作是為中國革命進行國內和國際宣傳,她同革命政府辦的英文日報《國民論壇》關系很密切。這張左派報紙最初由陳友仁創辦,在軍閥統治的北京出版,備受迫害,有一段時期靠一對美國夫婦威廉(比爾)和雷娜·普羅梅幫助支撐。后來,他們把報紙遷到廣州,以后又遷到武漢。雷娜成了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她那時約30歲,她的父親是芝加哥一位相當富裕的猶太人糧食經紀商,她在大學里是一個很出眾的哲學系學生,她有許多朋友是激進的、先鋒派的作家和藝術家①。比爾比她大7歲,自學成才。他父親是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德國移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名路德教會的牧師,但他卻成了一名左翼新聞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蘇維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風雨年代里,他們在思想上趨于成熟。在武漢時期,他們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寫道,“他們向美國發出的電訊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國的自由主義反對派據以制止對華武裝干涉。……他們兩人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與國民黨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動以后,他們依然維持這一左派通訊社,繼續工作。”在斯特朗看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堪與另一美國人約翰·里德為俄國革命所作的貢獻相媲美”②

①當本書作者有一次向廖夢醒問她母親何香凝同宋慶齡的關系時,她馬上回答說,“她們就像親姐妹”。

②關于雷娜·普羅梅的家世和性格,資料來源除已說明者外,還有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的《中國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陳思蘭前引書。

促使普羅梅夫婦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他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李大釗因被軍閥政府通緝,避居蘇聯大使館。雷娜是美國人,所以行動比較自由。她每天去蘇聯使館,成為李大釗同北京的地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她本人不是共產黨員。當時在北洋軍閥眼中,共產黨同國民黨同樣“搗亂”,所以受到同樣的迫害。國共兩黨的政治和軍事合作不僅限于在廣州革命根據地,在軍閥統治區的地下活動中也是如此。各處的共產黨員同時都是國民黨員,李大釗是中央執行委員,領導著北京的國民黨組織。

在這里,人們應當看到,在那時的中國革命事務中,英文不僅是一種宣傳媒介。它還是中國革命者同外國友人(包括蘇聯顧問)之間、以及外國友人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孫中山同列寧和“蘇俄外交部的〕齊契林之間的通訊是用英文的(由此幾乎可以斷定這些信件最后都是由宋慶齡定稿的)。孫中山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代表們談話也都是用英語的。他們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會談的馬林和在廣州首次會見的達林、1923年會談的越飛,當然還有擔任國民黨總顧問的老芝加哥人鮑羅廷,更不用說擔任共產國際使節的印度人羅易了。在這些談話中,大多數情況下都由宋慶齡擔任紀錄或其他輔助工作。

在中國和俄國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只有極少極少幾個人懂得對方的語言,所以英語——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聯系紐帶。英語說得很流利的有維金斯基,他在接觸孫中山之前曾幫助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列席1921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像鮑羅廷一樣,他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參加過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國。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因為奉派到中國來工作,才進了一個速成班學習英語。他還講過二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兩個中國共產黨員,一個會說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俄語,另一個會說另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英語,于是這兩人只能靠達林這個外國人來相互溝通,他的俄語當然沒有問題,又匆匆忙忙學了點英語,所以還能勉強對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44頁。

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來源和視角還讀到了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瑟·蘭塞姆關于1927年的漢口的一段話(這段帶刺的話含有自由主義的、對帝國主義者的挖苦):

“一位國民黨創始時期就入黨的黨員說,‘漢口的那個小集團完全是靠英語結合在一起的。’他所說的小集團是指孫中山夫人和國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長,即: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和司法部長徐謙。他的意思也許還包括俄國顧問鮑羅廷,因為鮑同中國人交談也用英語而不是俄語。

“這個小集團習慣于用英語相互交談……當我們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人都是由西方培養出來這一事實時,我們也不必有絲毫的驚異。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徒弟。……我們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著40艘不請自來的外國戰艦,或者一個英國城市的華人居住區居民壘起了沙包和刺鐵絲網,我們一定非常憤恨。所以,對于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從我們這里學到了一點這種驕傲的不容忍態度,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反倒應該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夸大,因為宋慶齡最要好的朋友和最親密的同事并不都是講英語或受過西方教育的,只要舉出何香凝和鄧演達兩人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但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是一種幫助。

在同駐武漢的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中,當然英語也起了輔助作用。這些記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為中國革命服務,如普羅梅夫婦;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還有人對中國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態度——至少不做本國外交官的應聲蟲或者同那些被稱為“上海腦袋”的頑固派外僑一鼻孔出氣。他們中間有些人后來經過事實的教育,改變了看法——他們曾經聽到不少關于“赤色漢口”的傳聞(一些陳腐的、駭人聽聞的反共謠言,如市面混亂、“共產共妻”、“裸體游行”等等),但到了漢口一看滿不是那么回事。在各種類型的記者中,許多人成了宋慶齡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專向外國報道中國的,當時正第二次到中國來采訪。宋慶齡打電報到上海,正式邀請她來漢口。①她的報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還有蘇聯發表。她后來出版的《千千萬萬中國人:1927—1935年中國的革命斗爭)一書是寶貴的史料。

①達林的《中國回憶錄,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書作者現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了適應60年代和70年代中蘇爭論的需要,這個版本的內容不幸作了修改。這種做法對雙方來說都是值得遺憾。盡管如此,本書主要內容仍保持其親身經歷的價值。(中譯本1981年出版,根據1975年俄文版譯出。——譯者)

“北美報聯”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慶齡影響的同情者。他的《個人的經歷》一書留下了有長遠價值的生動紀錄。①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阿瑟·蘭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記者,在10年前曾親眼目睹蘇聯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國現時的革命比較,看到它們的共同點,也看到它們的差別。這些差別使中國國內外許多外國人關于武漢“共產化”的叫嚷顯得可笑。②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后來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的回憶錄。③《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威廉·亨利·張伯倫當時也在武漢并且是抱支持態度的,雖然后來他成了一個給人亂戴“紅帽子”的人。

①《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頁。

②初版1934年,最后一版1969年。

③《中國之謎》,戴維·勞合喬治序(英文)。

在武漢還有一位有聲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諾達爾·格里格。他是共產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民族英雄,因為他保全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免遭納粹掠奪;后來,他從英國駕機空襲納粹占領下的歐洲大陸,在一次飛行中被擊落殉難。在宋慶齡故居的書室中至今還保存著一本他寫的關于海的小說《船繼續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奧斯陸寫的一句滿含深情的話:“有一冊很久很久以前已經遺失了,大概在寄往漢口的途中,所以這艘船這樣晚才航行到你那兒1①

①《中國在陽光中》(英文)。

陳思蘭寫道,“諾達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位真誠熱心的支持者。他覺得,世界的進步系于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①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觀點——當時全世界革命者及他們的同情者都持有這種看法。②

①格里格這本小說的英文版1927年在紐約出版。

②陳思蘭書,第71頁。

她記得,在宋慶齡寓所,格里格曾朗誦他獻給鮑羅廷的劇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個人的名字,同耶穌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圣經》稱他是一個“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為反對羅馬統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劇本的寓意是說明基督教教義的革命根源。這一點對慶齡可能很有吸引力,因為她是從基督教教義這個根子上發展到革命的。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發生了一連串連鎖反應。在德國,德皇被推翻后,接著發生共產黨領導的斯巴達克起義。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和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實際已經建立。在意大利,很多企業為罷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將爆發。但在所有這些地方,后來所出現的是失敗和血腥鎮壓。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反動勢力最窮兇極惡和彰明昭著的表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

但在這同一戰后時期,亞洲卻處于反帝覺醒和革命的進程之中,其典型表現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因此,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指出,那個幅員遼闊、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亞洲將是下一個發生革命的偉大場所。這些革命的性質將是民族的、反封建的,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或工人階級的,但是它們的最優秀領袖如孫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撓、在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明的。正是出于列寧的敦促,共產黨人參加和支援這些革命運動,斗爭在最前列,組織工農為民族的和階級的目標而奮斗。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東方將起來。世界帝國主義鏈條將在其最薄弱環節——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國發生的事件看起來有力地證實了這種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個方面,都對廣州和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的興趣。因此,各國反動派都叫囂要對中國進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不許干涉中國1的示威運動。也因此,全武漢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尋求希望和團結。

全國工會會議在武漢舉行時,有許多外國兄弟組織的代表團參加。參加者中包括湯姆·曼這樣的英國工人運動前輩,還有美國共產黨的厄爾·布勞德等人。在文化領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漲而形勢十分危急的日子里,武漢觀眾卻看到了許多外國藝術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國舞蹈激進革新家伊莎多拉·鄧肯創建、當時設于莫斯科的藝術團。

但是,隨著令人興奮的勝利,烏云正在籠罩上來。

武漢出發的北伐軍仍在取得勝利,但其精銳部隊(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揚、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部隊)在前方傷亡很大。越來越多的惡兆顯示,后方有些將軍正明目張膽地想要重復蔣介石那樣的叛變。

5月19和21日,在農民運動最為高漲、有些地方已從地主手里奪取了政權的湖南省①,當地國民黨軍團長許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殺同樣的手段把農民運動鎮壓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藝性回憶錄《逃避的道路》(企鵝叢書)(英文,1981年)中贊頌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見該書第18—22頁。

由于同樣的階級根源,在“有名的國民黨左派”高級政壇人物(包括汪精衛)中,機會主義正在增長。這些人一方面被對方的軍事優勢所嚇倒——用鮑羅廷所作的生動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們更怕工農群眾。作為他們的主要支柱的工農群眾正在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并要求把他們在那些漂亮言辭中許諾的改善措施兌現。看來已經臨近的革命勝利果實應該歸誰?這就是矛盾沖突的核心——這種矛盾沖突存在于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衛之間,也存在于蔣介石、汪精衛和人民群眾之間。

在武漢的領導人中間,只有極少數在危險的漩渦中毫不動搖,決不違反自己所持的原則和貧苦人民的期望——宋慶齡是其中之一。“左派國民黨中唯一的男子漢”。這是鮑羅廷對她的贊譽。雖然帶一點大男子主義的色彩。在那里的所有革命的國民黨人中,現在只剩下兩位婦女了——周恩來這樣談到她和何香凝。當然并不止她們,而是還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鄧演達,軍隊政工首長;在當時的文職官員中還有活潑的陳友仁。但是他們的隊伍正在縮校大多數人開始誣蔑整個工農運動是“外國(指蘇聯)制造出來”的、群眾運動“太過分了,把許多愛國和反帝分子都嚇退了”。

到了6月,武漢的反動浪潮高漲,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起源于偉大的省港大罷工,此后在國民黨左派的首都廣州和武漢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后,7月間,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國顧問。他們像早些時候蔣介石所做的那樣,徹底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進行大屠殺。

(六)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的“七·一四”聲明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宋慶齡無情地剝去他們所最舍不得的偽裝“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她在一篇聲明①中首先明確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中有令人難忘的描述,見該書《反動派統治下的“赤色”湖南》、《永豐的革命》、《革命的片斷》等

“歸根結底,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有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交給我們。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

在分析了工農階級作為中國革命力量基礎并歷述貧農家庭出身的孫中山革命思想產生的根源之后,她接著寫道:

“現在更有人非難農工運動為新近的外國產物。這是謊話。二三十年前孫中山在言論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來改善中國農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曾向李鴻章建議社會與經濟的改革。在1911年,他寫了一篇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登在日內瓦《社會主義者》報上,其中他說,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基礎就是土地革命。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標之一。凡是他所計劃的,都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他還要廖仲愷對農民和工人問題作更深刻的研究。

“孫中山奮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幾年,這些人民革命的計劃才開始獲得成果。我清楚地記得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

“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里之后,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并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

“這些年來,他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但是現在人們又講什么新近的外來影響了。當俄國還在沙皇鐵蹄之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倡導中國土地革命了。難道他是外國陰謀的工具嗎?”

這是對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擊!

這篇聲明發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國民論壇》報上。這是由雷娜·普羅梅負責編印的該報最后一期,但被沒收。此后,這篇義正辭嚴的聲明就以傳單的形式散發。

毫無疑問,武漢的反革命行動能同上海一樣輕而易舉地實現,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軟弱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意見相互矛盾。同國民黨聯盟無疑有利于進步——逐步消滅北洋軍閥的勢力,同時也就給帝國主義以打擊,并為群眾運動的發展開辟道路。但由此產生了過多的幻想。對勝利說得過多,對危險的訊號不加重視,對同國民黨的聯盟依賴過久。認為武漢的政客和軍人不會重演蔣介石那樣的徹底背叛,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導致上海悲劇的重演。武漢地區的血腥屠殺甚至比蔣介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的叛徒們對群眾運動遺留下來的任何東西是如此痛恨、要給“下等人”一個教訓的欲望是如此強烈,他們竟在街上把數以百計的人力車夫濫行槍殺,僅僅因為在革命中他們膽敢成立了一個工會。國短頭發的姑娘被抓起來殺掉,“罪證”只有一條:留短頭發最初是由革命的婦女興起來的,但誰知道誰是帶頭的、誰是隨從的,干脆都殺掉最保險!文森特·希恩寫了這樣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認識的一個受過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這樣被殺的婦女之一,她被開膛破肚,把腸子繞到她身上,然后讓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

據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記述,在6月底,“當國民黨同共產黨分裂的可能性正在變成現實的時候,宋慶齡顯然決定要去莫斯科。”她寫道,就在這個時候,鮑羅廷建議她去教宋慶齡俄文,這是宋曾要求過的。但她沒有來得及開始上課,因為兩周時間內他們都離開了武漢。

去蘇聯的事可能是鮑羅廷向宋慶齡建議的,也可能是宋請鮑安排的。在早些時候,她曾解釋道,這是因為孫中山過云曾想去訪問蘇聯。(據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時期,孫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廣州的可能,曾考慮了幾個去向,后來選定蘇聯。)

據一位蘇聯人的回憶錄,在宋慶齡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鮑羅廷被迫離華時救過他的命。原蘇聯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寫道,“鮑羅廷從武漢上了牯嶺(廬山主峰),宋子文來看他,建議他從上海走。宋慶齡勸他絕不要聽宋子文的話,從而救了他。”①鮑羅廷后來是走的陸路,取道洛陽,最后經蒙古返回蘇聯。就在他離開武漢的當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慶齡的寓所被軍隊闖入搜索。

①《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927年7月14日于漢口),載《為新中國奮斗》,第3—7頁。

章克曾同鮑羅廷等人一道進行這次通過戈壁沙漠的汽車長途旅行。他記述了鮑羅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義的談話。有一天,在休息時因為蚊子太多無法睡覺,又無事可做,只有聊天。鮑羅廷認為自己在中國所犯的最大錯誤,“是在這樣長的時間里相信蔣介石。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看起來是這樣聽話、這樣順從、這樣謙虛1①

①切列潘諾夫著書,第590頁。

人們真該提防那些貌似恭順的家伙!

在這里,毛澤東有一段關于鮑羅廷的話倒是很有趣的。約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鮑羅廷的立場前后不一、有時還表現出軟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斯諾問毛澤東,他認為對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以南京為首都的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于陳獨秀、對于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對,對于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于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后他也下令這樣做了,’”

當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層的聯合,因為沒有這樣的聯合就不可能進行北伐,而北伐又為群眾運動開辟了場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護和發展城鄉勞動人民的運動,因為這是革命的基礎,而勞動人民的福利和進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國的條件下,這個矛盾不能解決,除非被壓迫的貧苦大眾以及代表他們的共產黨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這個條件在當時還不具備。由此看來,當時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是沒有在情況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展這樣的武裝力量。

必須想到,那個“鮑羅廷”當然不僅僅是鮑羅廷本人,他還代表他的上級。而他的影響力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個“顧問”,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夠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夠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時候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而中國共產黨盡管發展迅速——從1924年的約500人發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終究只有六年歷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難論辯說,如果不犯錯誤,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獲得徹底的勝利。當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發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損失則大大減少,這是能夠做得到的。

后來,毛澤東這樣總結道:

“1924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1926年至1927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占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斗爭。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接著,毛澤東以對革命的忠誠和信念寫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①

①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38頁。

宋慶齡就是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個。他們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她雖然不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戰場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將在她所擔負的那一部分戰線上奮力戰斗。在將要來臨的黑暗的日子里,許多人將注視著她所屹立的地方,從而汲取新的勇氣。章(參看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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