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繼承孫中山的遺志:1925—1927年

孫中山去世時,慶齡32歲。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共擔革命的風浪和無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現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領袖、她的導師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給她父親般慈愛的人。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她顯得那樣稚嫩脆弱,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由于過度的哀傷而憔悴,使人見了心碎。從此以后,每逢孫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總是盡可能地避免參加任何公眾的紀念活動,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為力量

但是,在失去親人后幾星期之內,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機中,人們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將改變。這位哀痛欲絕的年輕寡婦,在面對新的考驗時,將站起來充當捍衛孫中山革命遺教的生氣勃勃又富于號召力的戰士。

在以后的幾十年中,她將繼續擔當這一重任并顯示出罕見的堅定性和勇氣。孫中山的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成了經常激勵她的力量。在沒有他給以指點的情況下,處于逆境、沖突和危機之中,她將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場上”、“做什么”這樣的重大問題自己作出決定,并在以往沒有過的新情況下,把孫中山的旗幟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進。她將不把他的遺教看成是靜止的、永遠供奉起來的圣人之言,而是作為繼續努力尋求革命勝利之路的挑戰,這一革命的社會基礎要不斷擴大,并要同國內外最先進的、始終如一的革命力量進行合作。

有些領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遺忘,另外一些則仍然激勵著未來。就孫中山而言,他是屬于后一種情況的。這一點從他臨終前簽字的遺囑以及人民群眾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發出來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來了(在他沒有當過政的地區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孫的遺體經防腐處理后入殮,移靈城內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盡管多年來他的活動限于南方的廣東省并有時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閉門家居,他在全國的聲譽從群集吊唁的成千上萬人中充分反映出來。當移靈香山碧云寺時,送靈的隊伍超過30萬人,從天安門旁的中央公園出發,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約30公里,一直送到寺內。

宋慶齡乘坐馬車,緊跟在靈車之后,她的哀傷沉默引起了人們的同情和尊敬。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輪流守靈(慶齡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衛(當時被普遍認為可能是孫中山的政治繼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愷因公留在廣州)、于右任(老革命家、來自西北、孫與馮玉祥將軍之間的聯絡員),還有孫的兒子孫科、慶齡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殯者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共產主義先驅者、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關于他同孫中山的友誼和合作,前面已有敘述。在孫中山到京患病后,國民黨曾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會議,李是新增的五個成員之一。

在送殯行列中脫帽步行的還有蘇聯大使加拉罕和使館工作人員。蘇聯大使館是駐京外國使團中第一個為孫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團過了一天才有點勉強地跟著這樣做。

軍閥政府的官員和列強的代表對這位“共和國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為,正是他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軍閥統治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賦予帝國主義的特權,并且親自為此而奮斗,臨終前又把這一任務寫人遺囑。特別使他們感到驚恐不安的是,在軍閥及其外國后臺老板掌權的首都,居然有如此眾多的人民敢于出來參與悼念。這樣的事情所以會公開發生,是由于具有愛國精神和有遠見的馮玉祥將軍進了北京,暫時改變了這里的權力平衡。孫中山是馮電邀北上的;他的兩個臨時的保守派盟友——執政段棋瑞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同意這一邀請是由于他們想使孫進入他們的網羅,從而“馴服”他。對馮玉祥,他們已在暗中加以排擠。

孫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洞察了他們的計劃并予以唾棄。在他們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喪事,也沒有受他們的操縱或包圍,反倒成了振奮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把當權的反動派孤立起來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舊勢力統治的城市所舉行的群眾性追悼大會也說明了這一點。在億萬人心中,孫中山不僅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重整這個國家的先驅。他不帶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為了想商討如何和平地完成這一任務。現在這一努力失敗了,那末跟著要來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組建的新軍的北伐了。一切跡象顯示,這支軍隊將會受到廣泛的歡迎。

這一年的其他時間,宋慶齡主要是在上海度過的,除了春天去過兩次南京和后來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將修建在這里。宋慶齡南京之行就是為此。

在她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個月,距孫中山去世僅10周,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震撼了這個沿海大城市和全國各地。在5月30日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個英國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議日本紗廠罷工工人領袖被害的示威學生開槍,死12人,傷數十人,還有多人被捕。

如果說對孫中山的悼念顯示了愛國人民實現他的遺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國對“五卅慘案”的爆炸性反應就是他的遺訓“必須喚起民眾”(他幾十年經驗的總結)的體現,以掀起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二)在孫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戰斗

當抗議行動遍及全國約600個城鎮和一些農村時,宋慶齡發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談話。這篇談話標志著她已從哀傷中振奮起來,開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新階段。這是她處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況之后所發表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調——在孫中山逝世之后,對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協地、革命性地按照孫中山的思想去處理。這篇談話是對國民黨在上海的報紙《民國日報》發表的,它為國民黨左派引導群眾把憤怒情緒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的成功努力(共產黨人起了重大作用),發揮了重要的影響。①

①據1976年4月宋慶齡親筆寫給本書作者的一封短箋。她作出這一否認完全是她自己主動的,是為了澄清歷史事實。《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后一些場合,硬說基督教精神是了解她自己的觀點的鑰匙。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認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國作者馬釘威爾伯所寫的孫中山傳記(1976年出版)中,在敘述孫中山逝世情況時說,“他的遺孀和兒子決定為他行基督教葬禮。”這很不可能,因為上面已引用了宋慶齡有關此事的明確聲明,而且事實上只在醫院教堂里做了禮拜而沒有行宗教葬禮。關于傳說中孫中山在彌留時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爾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謹慎的。他說,這個說法“是他的親屬和追隨者中的基督教徒傳出來的”。

在這篇談話的開頭,她分析了五卅慘案的真正性質及其教訓:“此次慘劇,簡單言之,實為英日強權對于中國革命精神之壓迫。中國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實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為何物,全國國民之愛國心與團結力而已。今此愛國之情感日趨熱烈,所借未加組織,尚不能使入正軌耳。”

當時外國報紙、北京政界和國民黨內的保守派力圖把這次慘案縮小為警察與學生之間有關“法律與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談判即可解決。所以宋慶齡專門針對這種陰謀,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滅此愛國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積極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國脫離英日帝國主義之壓迫”。

她的號召是同孫中山給全國全黨的遺囑密切聯系的:

“中國國民黨員,尤當努力以竟其領袖未竟之志。最近學生、工人與市民之愛國運動中,處處可見孫先生之精神,故孫先生精神實未嘗死。吾人應共起奮斗,為民族爭獨立,為人權爭保障。外間對學生主張打倒帝國主義頗有誤會,不知此即孫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對于內外反動派想用“赤化”來污蔑和孤立這次愛國運動的企圖響亮地加以抨擊:

“不可信外人挑撥之辭,因懼被誣‘赤化’,遂并國亦不愛也。……對外當以言論喚起世界各國之人民主張公道。即在國內之外人,亦當促其為正誼而有所發表,不可偏袒強權。一對內當一方團結各界,堅持到底。同時大規模向各省募捐款項,援助失業之工人。”(指罷工中因抗議行動而被開除的工人)

這樣一次長期的、帶根本性的斗爭是不可能經過幾次突擊性的示威抗議就輕易取勝的,所以她緊接著指出。

“一方宜趁此時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斗,務達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吾人當知此次慘劇,為中國三十年’來依賴外力之一大覺悟,關系國家與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視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數日之沖突也。”

她強調團結的重要性并指出應把根本問題鮮明地提出來而不要加以掩飾:

“今日最當恐俱預防者,為國人之自相分裂與中道氣餒,尤忌違反公理之調和。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蓋是非之間,萬無調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萬不可只顧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遠大之目的與徹底之主張。此次奮斗,不可專賴一界或一階級,……而當合工商學各界之全力應付之。”

她接著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國內有錢有勢的人的幫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國當局之政府,就其歷史與近事之能力觀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紳巨商,平素居領袖社會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難望其主張公道。此時,惟有人民團結自救而已。”

她最后著重說,不平等條約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廢除;

“國民黨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即在求永遠消滅此種慘劇之道。今舉國皆知不平等條約之害,即為取消此種條約之基礎,吾人不可因畏難而遂不努力也。”

宋慶齡這一談話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標、綱領和方法。她把焦點集中在不平等條約上,從而由表及里,由抗議提升到革命。她記得,1924年在廣州,國民黨右派借口外國軍艦就碇泊在廣州城外而反對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條約,聲言這樣敏感的問題只能在黨內討論而不能公開。孫中山不得不把他們壓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時,孫中山聽說軍閥政府通知外國外交使團表示尊重不平等條約規定的外國“權利”,立即拒絕同他們進一步商談國家統一,因為他們連民族獨立都置之不顧。

這些破壞分子現在仍然存在。“五卅慘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內容為上海總商會及北京軍閥政府所閹割。原來關于取消治外法權及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其他特權的要求,被篡改為對慘案受害者賠償和道歉、在不平等條約的框架內改善對中國人的待遇。①

①本節曾參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孫中山逝世后宋慶齡的第一次戰斗——在五卅斗爭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協助提供。引文據《為“五卅”慘案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的談話》(1925年6月),《宋慶齡選集》,第7—8頁。

正是在這樣一種一方面有人竭力沖淡革命、另一方面群眾運動在風起云涌的背景下,宋慶齡開始了鮮明有力地捍衛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的斗爭。

所有這一切顯示,她這篇談話的水平已經大異于僅僅幾個月前她在神戶女師的演講,更不必說她在求學時代的文章了。它的內涵已不止是傾向進步的情緒了。它已刻劃上一個經過了鍛煉的革命者的標志——既有戰略意識,又有戰術觀念,并能指示行動方向。這里所表現的思想和行動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內容相近。慶齡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過,也可能沒有,但兩方面有共同點是肯定的。

這樣,宋慶齡在國事中作為一種響亮的聲音出現,不像通常所假設的那樣是在1927年中期反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時開始,而是要早兩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這個時候,她在上海主辦了一張新的日報,作為“五卅”后群眾運動的喉舌。負責編輯的是孫中山和她的朋友、高個子、有學者風度、原則性強的楊杏佛。(楊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生,在孫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時任秘書,后任治喪委員會總干事。他是純真的國民黨左派,若干年后因他無畏地同宋慶齡合作,保衛人權,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殺。)

宋慶齡在1925年7月2日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孫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顧列強武力威脅,力爭兩廣“關余”的英勇事跡,以作為始終如一的愛國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國主義面前畏功不前的軟骨頭感到羞辱。(當時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操在外國人手中,海關稅收先要償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對外國的賠款,所余部分稱為“關余”,交給北京政府。)

她寫道,“孫中山先生始終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獨立之大敵,而英人侵略中國之在華大本營實為海關。……中國關稅雖名為各國協定,而握海關之大權者實為英人。首訂致中國經濟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條約者,亦為英人。自有海關以來,總稅務司皆為英人。”

“孫先生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以兩廣關余撥交廣州政府,而安格聯之答復則謂彼僅能服從北京政府之命令。……廣州海關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廣東。”

“不得滿意之答復,先生乃派員接收海關。公使團受英人指揮與煽惑,立即調遣軍艦駛入廣州……同時武裝之英兵在沙面登陸。”

當時英國歷史上第一任工黨政府剛剛成立,廣州革命政府還曾致電祝賀。孫中山至此再電英首相麥克唐納,指出工黨乞靈于“炮艦政策”實屬不當,但不得要領。

宋慶齡回憶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有英國訪員見先生,問以如列強阻止其截留海關收入之計劃,先生是否將與列強宣戰(時停泊廣州之軍艦炮艦計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雖不能勝此武力,然敗于列強亦為榮幸。”

美公使舒爾曼奉命至廣州調停此事,孫中山告訴他,如果美國真像舒爾曼說的那樣一貫公正,那就應該把各地美租界歸還中國,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樣,交給其他列強。“美國以所竊之物讓請他賊,以避譴責,實所不解!要知竊盜者以所盜財物置諸他盜之手,在法律與公道上絕不減少其竊盜之罪。”

宋慶齡最后說,“先生在廣州一隅,僅憑公理民氣與列強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艦隊林立,始終不為所屈,……雖關余問題國中國之不統一卒未解決,然中國人之不可侮,帝國主義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則昭示吾人矣。今舉國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戰強權,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當含笑矣。”①

①經過刪減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嚴,釋放被捕華人,對開槍殺人的責任者撤職交付審判,參加抗議罷工的工人復職并照發原工資,華人房地產主參與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內集會出版自由等。

(三)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支持群眾運動

宋慶齡不僅緊握、而且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孫中山當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眾運動幫助和重振國民黨。現在對宋慶齡來說,問題在于國民黨如何完成它對群眾運動所應負的責任。

這同群眾運動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在群眾運動中,現在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在擔當著領袖的角色。它使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處于守勢,這是從未有過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10萬多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國性的五卅運動的要求和對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顧港英當局掌握緊急狀態權力,大量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熱烈歡迎。

6月23日,廣州舉行了支援五卅運動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工人,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共約10萬人參加,殿后的是由黃埔軍校師生(其中有周恩來)約千人組成的小分隊。游行隊伍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駐守在沙面的英、法兩國水兵向游行隊伍開槍掃射,死52人、傷170人(輕傷不計在內)。這是五卅慘案暴行的重復,而且規模更大。

美國總領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這一慘案的日擊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國游行示威群眾的,但他在報告中也說,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國駐軍)就在各戰略要點設障筑塞”。在沙面對岸,游行隊伍“可能因為前面有些擁擠而停止行進”,于是,“響起了第一槍……很快到處都開起槍來……緊密的槍聲持續了約15分鐘……奇怪的是,歐洲人死傷很少。”[據一個外國消息來源說,在沙面死了1個法國人、4個英國人,對岸的中國人死了50個,傷者更多。]

“很難說究竟是哪一邊先開的槍”,①詹金斯的話說得很圓滑,但他自己的敘述不會使人懷疑是中國人先開的槍,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要進入沙面的動作,而且他們在自己這一邊絲毫沒有設防,以對付沙面島上由沙包堆成的機關槍窠。

①《為兩廣關余向英帝國斗爭的孫先生》,《宋慶齡選集》,第9—11頁。

至于英國人方面,他們的總領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經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嘗試”(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事情)將以“火力”對付。“我用這樣的調子說話,”他以強烈的諷刺口吻接著寫道,“是為了使他們以后不能說‘野蠻的帝國主義步槍隊濫殺無辜的中國青年’。”①沙面的外國“守衛者”既然被鼓起了這樣一種“給這些家伙一點教訓”的情緒,難怪他們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卻又殺氣騰騰。

①詹金斯的報告載《美國外交關系(1925)》(美國政府出版局)第752頁。轉引自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與中國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頁。

“沙基慘案”的直接后果是擴大了省港大罷工的規模,有25萬人參加了罷工的行列。這次大罷工從1925年6月延續到1926年10月,歷時16個月,可能是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也是最偉大的一次反對殖民帝國主義的罷工。在大罷工的同時還對香港和廣州實行全面封鎖,并禁止一切英國貨進口。

一個美國歷史學家后來寫道:①

①轉引自博格著書,見上條。原載英國外交部出版物《中國,一號(1926),關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開第一槍的有關材料》,皇家文印局,倫敦,Cmd.2869。

“(這次大罷工)同中國人所經歷過的其他任何一次罷工不同,它是組織良好的勞工運動的產物,可以同工業化國家的類似運動相比擬……

“罷工委員會分派出約有3000人的糾察隊,有的駐守在廣東全省各口岸,仔細檢查所有出海的貨物;有的則在全省各條公路上檢查貨運和中外旅客。還通過了規定:除英國外,其他國家的船只準予進入廣東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經過港澳即不準在廣東卸貨。英國貨物和船只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進入廣東,其他國家船只如不經過香港或澳門則允許到廣東自由貿易。違反上述規定者,其貨物全部沒收,由特別委員會予以拍賣。”

美國激進的新聞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罷工高潮階段,在宋慶齡(向廣州政府疏通)和鮑羅廷夫人(向罷工委員會疏通)的幫助下,來到了廣州。她從一個熱烈同情者的觀點描寫了罷工情況。她對工人斗爭富有經驗,曾積極參與1919年美國西雅圖的大罷工。她寫道:

“我就像剛離開古老的亞洲,忽然闖進了現代世界。……這次廣州罷工……是有組織的工人罷工,同西雅圖、匹茲堡、倫敦、漢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這兒不是外鄉異域,而是故鄉。

“辛西婭(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當時21歲)……指給我看一條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這是罷工工人獻給廣州的禮物,以報答廣州將自己與黃埔聯接起來的友好舉動。黃埔是廣州的港口和軍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處。

“她說,‘罷工工人正在加強這座城市,好讓我們永遠牢記這次罷工。’

“……成立最早的現代工會——海員工會領導了罷工。蘇兆征是海員工會主席,也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他對我說,‘共有140個工會參加。這不是一場種族斗爭,也不是中英斗爭。請代我們轉告西方工人們: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記述了這次罷工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影響:

“我先去了香港。廣州罷工,罷工工人堅持了6個月的封鎖……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銀行向倫敦求救以免破產,這個城市每天要損失100多萬美元。領事館的一個美國人對我說,‘你知道采礦熱過去后內華達州的那些鬼鎮嗎?我整個夏天都在想,這種現象會不會在大英帝國的第三大港——在東方的第一大港——出現。’這就是以廣州為基地的中國罷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書,見上條,第42—44頁。

紐約《民族》雜志編輯劉易斯·甘尼特在這年冬天去中國旅行,他寫到香港的情況: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廣州開始罷工、封鎖香港、香港華工響應,航運降至每天34艘。房地產價跌落一半……英國大銀行(東方最強的金融機構)股票價格也跌落了一百多個百分點……”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一章《廣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寫報道的概述。

后來,一位研究這次罷工的學者說,

“1926年10月封鎖終止時,香港看起來完全像一座荒廢了的村莊。買賣停止。大樓空蕩蕩的。辦公室都關了門。幾乎沒有一點生活的氣息。”①

①博格引用劉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雜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這些記載中都沒有提到,但卻使享受特權的香港外國人可能最難忘記,也最為痛心疾首。那就是當他們那些中國傭人走掉以后,他們不得不自己做飯、自己洗衣、自己帶孩子、自己倒垃圾——幾十年來在東方的外國人幾乎已經完全忘記怎樣去干這些活計了。

香港當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盡辦法引誘那些罷工工人回來——而在平時,他們對那些不順從的工人是驅逐出境猶恐不及的。但是,他們的引誘未獲成功。

①語出自《圣經》,指干苦活的人。——譯者

罷工期間,成千上萬聚集在廣州的罷工工人要吃要祝宋慶齡在上海投身于為罷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不能延誤救濟工作”通過函件、電報傳到美國、加拿大、東南亞、澳大利亞、墨西哥等處的華人社會。光是海外華僑的捐款經她手匯往廣州的達10萬美元以上。在她回廣州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海員蘇兆征率領一個代表團專門前去向她致謝。除了財政支持之外,孫中山夫人的名字作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這次罷工的政治聲譽。

在上海時,宋慶齡同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會長是共產黨人向警予)緊密合作。7月5日,她應邀參加聯合會的一次會議。會上,一位主要發言人在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后,接著說,“帝國主義正騎在我們脖子上,我們還不該起來嗎?雖然我們的領袖已不在了,我們民眾已經起來了1宋慶齡聽到這里,含著眼淚說,她覺得孫中山的精神確實不死。婦女們進行募捐,不僅為了支援南方的罷工,也為了幫助上海本市的流離失所的工人——宋慶齡幫助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團體“上海救濟五卅慘案失業工人聯合會”。

不久,在廣州顯示出了可悲的證據,證明反動勢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樣,也在積極活動。8月20日,廖仲愷在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開會時,在門廊中為刺客的子彈射中倒地。廖的個子不高、膚色較黑、眼光經常流露出樂觀情緒、動作靈活,讀書廣博,工作效率極高;從20世紀初期流亡日本時齊始,他一直是孫中山最親密的同伴之一。對宋慶齡來說,他同他的堅強的妻子何香凝,無論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摯友。廖氏夫婦都是她同孫中山結合的支持者和見證人。在看護孫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給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國民黨內部,廖是支持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關鍵人物。在遇害時,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和農民部部長,廣州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廣東省長。他深為城鄉勞動人民所敬愛,他們可以隨時去見他,并且談起話來總是很投機。他雖身居高位,但作為一個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強了同群眾的聯系。在省港大罷工期間,他擔任罷工委員會的顧問,盡心竭力地進行各種活動,他的妻子何香凝則致力于日常的具體工作,為罷工工人解決食宿及其他物質需要問題。慶齡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聯系、配合工作的。

在廣州,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周恩來是成員之一)的報告認為,廖的被刺是國民黨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動,并懷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動和資助。這也是一個諷號,顯示出國民黨右派盡管樂于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推進北伐,卻對群眾運動又怕又恨。他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勞動群眾和他們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權力。

宋慶齡在給廖夫人何香凝的唁電中說,“驚聞仲愷先生哀耗,元良遽喪,吾黨損失甚巨,實深痛切……但先生為黨犧牲,精神尚在,吾輩宜勉承先志……務希各同志扶助本黨,積極進行,萬勿因此挫折。”①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在廣州,參加廖仲愷追悼大會和葬禮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貧民等共達15萬人,會后并舉行了游行。這是從5個月前孫中山逝世以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眾行動,人們在對一位領導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繼承遺志的決心。這也是國民黨左派(包括共產黨人)對右派的一次明顯反擊。

①博格引用多蘿西·奧查德著《中國如何用抵制作為政治武器》,載《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院學報》,1930年11月,第260頁。

宋慶齡在那封唁電中曾說到“本擬赴粵親致祭奠,椎因事所羈,不克如愿”。實際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體也不好,有空時就到她母親處休息一下。她還沒有從孫中山逝世的沉重打擊和壓力下完全恢復過來,而與此事有關的工作還得繼續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視察擬議中的中山陵陵址,盡管新的政治任務接踵而來。

她還不顧病體,應邀趕赴北京參加6月30日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反帝群眾大會,以紀念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中死難烈士。她直接從火車站趕到會場,登上大會主席臺,同大會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賓(包括來自印度、日本、朝鮮、土耳其和德國的解放戰士和進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不能親自講話,只能委托婦女領柏劉清揚(共產黨人)代她向到會群眾表示歉意。據目擊者回憶,她當天身著花邊素服,微笑著向大家揮手致意。她的到場具有重大意義,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群眾運動的浪潮正在全國高漲。但各地的形勢都十分復雜和充滿矛盾。

(四)廣州: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

在1925年上半年,作為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燈塔,但在軍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廣東省的一小部分——從廣州到湘粵邊境韶關沿鐵路線兩旁的一條狹長地帶。

在東面,廣州仍經常處于以惠州為巢穴的陳炯明部隊的威脅之下。陳部雖屢次戰敗,但訓練和裝備較好,除就地征稅籌餉外,還得到香港英方和廣州某些富戶的資助。包括廣州“商團”(被稱作“紙老虎勺殘部和鄉鎮地主武裝“民團”在內的非正規部隊為它提供了兵員補充。

在西面,廣西的軍閥并不甘心于被逐出廣州,仍在垂涎廣州的豐厚稅收。

在北面,部署著北洋軍閥的軍隊。

在南面,隱伏著來自香港的外國干涉的經常威脅。一些列強的軍艦就碇泊在廣州的內河,隨時準備開炮和派遣陸戰隊登陸。

即使那些被認為“忠誠”的部隊,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廣州的滇軍是為了榨取軍餉——也只為了這個原因才愿意出力氣防衛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暫時的——因為他們仍想著從對手那里把云南省奪回來(他們是被對手趕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遠走高飛。對于革命理想、對于其他方面的作戰(比如北伐),他們一概沒有興趣。

這些部隊和其他“聯盟”的部隊都隨時可能倒戈——誰給他們好處多,他們就倒向誰。1925年5、6月間,名義上統率全部革命軍的滇系軍閥楊希閡就是這樣。他同桂系軍閥劉震衰勾結,發動叛亂,占領了廣州部分地區(包括許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亂就被粉碎,楊、劉逃竄。這要歸功于以黃埔軍校為基礎建立的新軍的高昂士氣和作戰效率,也要歸功于省港罷工工人,他們英勇地斷絕了叛軍的鐵路運輸。

在這樣的條件下,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軍雖然年輕而且人數不多,卻能最后擊敗陳炯明這支主要的反革命軍隊。10月間,在第二次東征中,革命軍攻克了被陳炯明吹噓為“固若金湯”的惠州城。在這次戰斗中,黃埔軍校學生,特別是其中的共產黨員,表現出高度的信心、勇氣、紀律性和軍事技術。蘇聯顧問的軍事才能也對勝利的獲得作出了貢獻。黃埔學員們在這些蘇聯顧問的指導下,學習得很有成績,有的不但參加擬訂作戰方案,并參與戰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是因革命軍同群眾運動(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彭湃領導的農民)相結合而取得的。

這一勝利完成了一項長期未能完成的任務,即在廣東省內清除所有軍閥雜牌部隊(為數達20萬人)、使新成立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全省唯一的武裝力量。它還明白無誤地顯示出,國民革命軍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支新型軍隊,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夠掃蕩國內任何地方的軍閥部隊。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規律,新的問題也隨著勝利而出現了。

群眾運動既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層領導中擴大了裂痕。有些國民黨人只是口頭上贊成群眾運動,而在實際上則對群眾運動怕得要死。二個頑固勢力的核心在策劃著進行抵制和反擊。

而當新的國民革命軍在勝利中顯示出它的效能時,在國民黨和軍隊內部就展開了控制這一有力工具的斗爭——這場斗爭后來以蔣介石的上升為其特征。

在國民黨的政局中,以刺廖案為標志的右派對權力的攘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也有反映——這就是“戴季陶主義”。戴是孫中山的一個長期追隨者,在政治傾向上時左時右。這時,他寫了兩本小冊子,鼓吹放棄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為那些反對工農具有獨立地位——更不用說領導地位——一的人說話,堅持認為工農必須絕對從屬于為財富最多的階級所統治的“民族”和“國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勢而在歐洲出現的法西斯分子一樣,他特別反對任何在被壓迫被剝削群眾中展開階級斗爭的想法,盡管他自己在向這些群眾進行這樣的斗爭。自然,他不同意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要他們盡快退出;他也反對同蘇聯建立反帝聯盟,而贊成同帝國主義妥協。實際上,“戴季陶主義”是要瓦解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所宣布的綱領。

在組織上,戴的領導地位到1925年底為“西山會議派”所取代。所謂“西山會議”是一些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郊孫中山靈梓暫厝地舉行的一次會議。他們后來又在上海設立了“中央黨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因為得到了五卅運動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應,它將“西山會議派”若干頭面人物開除出黨,并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重申和發展“一大”通過的方針政策。

(五)國民黨“二大”:政壇首次表現

就在這時,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以她的聲望和言論來加強左派的力量。在碼頭上歡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黨政要人外,還有群眾的隊伍(主要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婦女團體),共約20萬人。剛剛遇刺的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繼續戰斗,她用擁抱和鮮花來迎接慶齡,使政治的含義和私人情誼融而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慶齡出席“二大”,并應邀發表演說。她說:

“我這次回到廣東來,覺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為此間一切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指孫中山)在的時候弄得更好,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靈。”她這樣說無疑是指當時國民黨左派贏得了新的主導地位。

她接著譴責右派違背孫中山的遺訓,號召革命黨人“團結堅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撥”。她呼吁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訴代表們“先生主義的成功與不成功,全仗諸君的努力。”①

①《宋慶齡選集》,第12頁。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鄧穎超一起被推為國民黨“二大”婦女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成員。

1月16日,宋慶齡以壓倒多數票(在有效票總數249張中得245張)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是她第一次獨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層職位。新的中執委委員36人中包括另兩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7位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等);在候補執委24人中,也有7位共產黨人(毛澤東、鄧穎超等)。林伯渠當選為農民部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為組織部長,宋慶齡為婦女部長(由何香凝代理),毛澤東為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但是,由于汪精衛(國民黨左派名義上的領袖和政府首腦)和陳獨秀(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動搖,本來在國民黨中央機構中將大為削弱的右派,通過妥協這扇“后門”仍然鉆了進來。右派理論家戴季陶和幾個幸免于被開除的“西山會議派”都被選進中執委,而在另一個高級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左派處于少數。

這里應該說明一下,這里所說的“左派”、“右派”是按當時的政治態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例如,當時陳獨秀把蔣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員或盟友,而一位蘇聯顧問則認為他屬于“中左,正向左轉并將繼續這樣”。

汪精衛當時被公認為是左派首領,實際上正如以后的歷史所證明,他根本不是這樣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實際職權上成為掌握廣州政權的三人寡頭統治之首。另外兩人是陸軍部長許崇智和以黃埔軍校為骨干建立的新軍首領蔣介石(這是他第一次在這樣高的層次出現)。輔助這三個人并參加他們的會議的是兩個俄國人——國民黨政治總顧問鮑羅廷和總參謀部顧問羅加喬夫。作為“三人統治”的首席和國民黨左派首腦,汪精衛同已故的廖仲愷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誠、樸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氣。而汪則喜歡裝腔作勢。他利用體型和面容上的天然優勢(他看起來常會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總是精心梳理、講究穿著,在公眾場合露面時從來都是連每根頭發都梳得十分整齊。他的妻子是馬來亞一個橡膠園主的繼承人,所以他也有錢來講究儀容。他能寫會講,口若懸河,非常雄辯。他的經歷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時期曾擬用炸彈謀殺攝政王,事敗被捕,后來據說光緒帝的遺孀見他年輕俊美才免其一死。但從他以后的生活中卻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經有過的那種勇敢的決心了,甚至于他同別人握起手來也使人覺得他的手是如此軟弱無力,簡直像塊果汁軟糖。①

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第4日第7號第42頁,轉引自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132—133頁。

“二大”之后,宋慶齡主要從事于婦女、教育以及婦女學校和婦女團體所進行的紅十字會救濟工作。她在一篇對廣州女校、婦女團體的演講中說: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總理(指孫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女代表,人數已經增多幾倍了,這可見得我們女子,已有多數的人,明白三民主義和知道國民革命是謀我國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實現黨綱第十二條‘于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我更希望諸姊妹們,齊領導婦女們向國民革命戰線上走,那么國民革命成功便不遠了。”①

①本書作者有過這方面的親身經歷,雖然時間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在那場戰爭中,汪精衛終于墮落成為漢奸。

由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征任委員長的省港罷工委員會代表團特來感謝她為支援罷工募集捐款時,她回答道,這次罷工是愛國行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加以支援。16個月之后,當北伐勝利進展時,委員會向她報告,已決定停止罷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復信贊揚在這次長期斗爭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她說。這次罷工延續已一年以上,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教導,為中國人民帶來榮譽使所有帝國主義者大為震驚,深感中國人民之不可侮。她對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輪赴上海,轉往南京,參加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日——舉行的孫中山陵墓奠基典禮。陵址在城郊雄偉的紫金山上。

幾天之后,3月20日,在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這是到那時為止右派對孫中山政治遺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戰。“中山”艦即原“永豐”艦,在1922年對陳炯明的斗爭中,孫中山曾移居該艦并以之作為指揮部,所以后來為紀念他而改名。現在,這艘軍艦又成了一次新的挑釁的犧牲品。進行這次挑釁的是蔣介石。他在參與第二次東征消滅陳炯明的斗爭中,盡量為自己撈取了榮譽,接著就顯示出了新軍閥主義露頭的跡象。他所策劃的計謀很簡單。先通過第三者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當時為共產黨員)發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艦從廣州移泊黃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龍未經報告準許,擅調該艦,企圖進攻他在黃埔的總部,并指這是共產黨員和蘇俄顧問的陰謀。(作為證據,他硬說李之龍曾要求他沒收廣州的所有私營工商業,否則就把他抓起來,送到蘇俄的海參崴去。)以此為藉口。蔣下令逮捕李之龍和幾名蘇俄顧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黃埔軍校共產黨員、政工人員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軟禁。蔣還下令在廣州實行戒嚴和宵禁。這一行動把“政府首腦”汪精衛嚇壞了,就溜之大吉(他轉道香港,去了法國)。

這樣,蔣介石為自己取得了第一號實權人物的地位。在達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點戰術上的后退,以穩定人們的情緒。他下令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對蘇俄顧問還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許多被免職的人實際并未復職),他又對右派進行“打擊”。他知道,右派總的來說是不會反對他的,所以他除了暫時扣留了幾個右派之外,把兩個可能同他爭奪權力的對手——右派頭面人物許崇智(前任總司令)和胡漢民(國民黨重要政客)逐出廣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們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們靠攏左派的做作。

蔣介石玩弄這種兩面的伎倆,大獲其利。現在,兩方面都覺得離不開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軍權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沒有人有力量把他趕走。

他的手法達到了使許多人被蒙騙的目的。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仍然肯定蔣介石是革命的。鮑羅廷和其他蘇聯顧問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襲擊,但后來在蔣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氣和地仍認為蔣是“中間偏左”。汪精衛用自己的出逃給了蔣莫大的好處。蔣得到了所有這些“成績”,卻沒有同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發生任何直接沖突——他知道自己現在還沒有足夠力量去鎮壓群眾運動,而且群眾運動還可以被利用來推進北伐,在北伐中他將取得全國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蔣為了進一步削弱共產黨的地位,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得擔任中央機關的部長,從而把共產黨員排除出國民黨組織的最高層。又由于汪精衛既已出亡,蔣介石的支持者張靜江當上了國民黨中執委常委會主席,蔣任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實行進攻、后佯裝后退的戰術真是執行得再順利不過了。

這樣,當7月9日在廣州誓師北伐時,蔣介石成了無可爭議的總司令。在北伐中,過去這一時期的準備工作和積聚的力量都表現出來了。國民革命軍摧毀了所有武裝抵抗。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有效的群眾宣傳工作和農會的組織——這些都是通過共產黨員的努力去完成的——為北伐隊伍開辟了前進的道路。主要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們組織起來的各地農會還為北伐軍提供運輸隊和擔架隊,并在北伐軍繼續前進后確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處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線的運輸工作實際上都是由省港罷工工人組成的隊伍擔當的。到10月10日,距廣州出師僅百日,革命軍就占領了廣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華中工商重鎮武漢。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5周年。不久,國民政府決定從廣州遷往武漢。

北伐出師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廣州,群眾運動繼續高漲。工人運動在劉少奇等人領導下多次舉行會議,擴大活動。在保證支持北伐的同時,工人運動對那些企圖以戰爭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權利的計謀進行了斗爭。特別是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后,中國工運的國際意識有所加強。它不僅向全世界各地工會對省港大罷工的支持表示感謝,并號召中國工人聲援1926年的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和總罷工。中國工人雖然貧苦,仍進行了募捐;支助英國工人。

廣東的農會在彭湃領導下,在1925年東征中已經顯示出力量。現在,在北伐中,農會發展規模更大。僅在湖甫一省,農會會員開始時僅40萬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萬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萬人。在相鄰的湖北省(省會武漢),農會會員原僅7萬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萬人。全國農會會員總數近1,000萬人。①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毛澤東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中國革命的經典著作之一。他在這篇報告中對農民運動作了分析和贊揚,并呼吁解除對農運的各種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①《在廣州女校女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載《宋慶齡選集》,第13頁。

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后,負責支援北伐的紅十字會基金事務。10月間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

(六)從廣州到武漢:迎接挑戰

11月16日,她同一批黨政高級官員作為先遣人員啟程赴武漢——新擇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曾任廣州市長)、徐謙(司法部長)、陳友仁(外交部長)和鮑羅廷(首席蘇聯顧問)等人。像那時廣州常見的那樣,各界代表高舉橫幅、吹奏軍樂、燃放鞭炮到車站送行。車開之后,宋慶齡把她事先準備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請大家吃——她總是這樣細心和想到別人的。

當時的鐵路,往北只通車200公里,當晚抵達終點站韶關。從這里繞道江西到武漢的長途旅程,有時坐轎、有時騎馬、有時步行、有時乘內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個星期。①

①據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02頁。

從孫中山準備北伐以來,韶關一直是北伐的總部所在地,這里的氣氛同廣州相似。城里高懸著譴責右派的大標語,孫中山畫像的兩邊是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革命歌聲飛揚。但離開韶關不久,這支旅行隊伍就進入了仍然實行著封建統治的農村山區,部長們仍像以往大官那樣坐八人抬的大轎,鮑羅廷和其他蘇聯顧問則騎驢或者步行(他們決定,共產黨員不能坐轎子,轎子只用來裝他們的行李人為了防備可能受到襲擊,帶著毛瑟槍的保鏢們在隊伍前后跑來跑去。

在這北伐軍新收復的地區,廣州的鈔票還不通用,所以財政部長宋子文帶了幾口袋銀元在路上花用。

通過大庾嶺(鎢礦產區),隊伍進入江西剩這一帶路邊的小鎮上,鴉片煙館和妓院的招牌仍到處可見,但工會和其他群眾團體已經組織起來,它們散發傳單、舉行集會,表示歡迎,并請這些廣州來的要人講話(鮑羅廷用英語講話,由張太雷翻譯)。

隊伍繼續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著贛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進行的戰爭和相當活躍的政治活動的遺跡。在標語口號中,有一些是明顯的左派口號,如“列寧和廖仲愷的精神不死”、“工人農民要求減租、加薪、降低物價”、“反對苛捐雜稅”等等。也有要求汪精衛復職的口號,因為汪仍被看作“左派”,為蔣介石所排擠。

但在江西省會南昌,政治和軍事形勢都不一樣。這里是蔣介石總司令部的所在地。廣州黨政要員們12月2日抵達后,蔣介石用微笑、宴會和隆重的儀式來歡迎他們,但總的氣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員們同蔣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風景勝地廬山舉行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有:

北伐軍是否應暫停前進,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鞏固新克復的地區,還是應繼續挺進?想維護和加深革命并通過群眾運動來推進革命的人主張前者,而右派及蔣介石則要求不斷取得軍事上的進展,特別是占領財富集中地上海。他們這樣主張完全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真正擴大革命的力量。盡管他們不同意,會議還是決定北伐戰事暫時休止。

革命政府應定都何地?最后的協議是武漢。

汪精衛應否盡快召回復職?決定是召回。

對這兩個問題,蔣介石看起來都沒有什么不同意見。他感興趣的主要是軍費,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軍費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過他的家鄉浙江省到達上海,用金錢收買這些地方的防軍首領,而不是用戰斗來解決他們。然后,他就可以從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紳、銀行家和工商業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財富,交換條件是蔣介石將以他手中的權力來保護他們,不受工農群眾的侵犯。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蔣介石在這次廬山會議上采取的戰略是麻痹他的對手,暗中擴大兵權和財源。

但當這些黨政要員們動身前往武漢時,蔣介石卻突然取消了他原來答應同行的計劃,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據點南昌。他還免去鄧演達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因為鄧是國民黨左派,而且這個職務同他的關系太密切、參與的機密也太多,所以蔣必欲除之而后快。當廣州來的黨政要員們到達武漢后,他們發現蔣介石早就越過他們,擅自下令制止武漢一切罷工行動并解除了工會糾察隊的武裝。他對農民運動也給以類似的打擊和破壞。

包括宋慶齡在內的黨政先遣人員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從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較為舒適。他們到達武漢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這個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國炮艦。這些外艦不但不按慣例升旗歡迎,以表示對革命政府的蔑視,其中一艘還故意阻擋他們所乘的汽輪航行。但他們很快就看見有三架帶著國民政府標志的飛機正擦著英國軍艦“金邑子”(“柯克捷夫”)號(它不久前參與了屠殺許多中國人民的萬縣慘案)的上空飛過。這是一個象征,顯示中國終將成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員為此深感振奮。

在武漢,等待著他們的是熱烈的歡迎和一系列暴風雨式的、決定國家命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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