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廣州的變局:1923—1925年

1923年,宋慶齡30歲了。

1月間,她陪同孫中山與蘇俄政府使節越飛在上海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會談,成果是在1月26日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1883—1927)蓄黑胡子、戴眼鏡,身體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即使在一個堅決反共、但親眼見到過他的作者筆下,也不能不對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個最不尋常的人……盡管不到四十,看起來已經像個老頭子了,因為在沙皇統治時期他在獄中受過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國人]出神地聽他闡釋他信奉的主義,他宣稱歐洲的所謂政治原則絕大多數只不過是世代相傳的偏見……他給北京的官員們講《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的內幕(他是參與談判的主要成員之一),還有關于當時還是秘密的中歐歷史的真正事實……(中國)首都的知識界的興趣是如此濃厚,一個新的俄羅斯一中國團體組織起來了,它看來要產生一些偉大的事情。”①

①姚觀順的英文名字是“喬治·鮑上校”,他是美籍華裔,1887年生于美國加州格拉斯谷,后畢業于美國諾恩里奇軍事學校。他的祖上原籍廣東香山,是孫中山的同鄉。1917年,他在廣州參加了孫中山的衛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奉命保護孫夫人脫險,自己負傷。傷愈后,他又在1925一1927年的北伐軍中任工程師(這是他的專業)。1931年,由宋慶齡推薦給她弟弟宋子文(時任財政部長),派往財政部所屬的“鹽警隊”任職。他先后參加了1932年淞滬抗戰和1938年的臺兒莊大戰。1943年后,他在

越飛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他是談判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的高級人員——這個和約在1918年簽訂,終止了俄國同德國之間的戰爭,并且在保證被包圍的新生的蘇維埃國家得以生存下去這一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國際會議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擊敗了國內的反革命和十四個外國的干涉之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列寧“和平共處”的原則指導下,采取了第一個外交行動,藉以打破在歐洲各國中的孤立狀態。

列寧對他在黨內的同事和下屬總是從優點和缺點兩個方面去衡量的。列寧給越飛的信件顯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飛作為一個忠心耿耿的布爾什維克和能干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對后者缺點的尖銳而友好的批評,這些缺點中有神經質的內部爭吵以及未經請示就自作主張地采取錯誤行動(在派到中國來之前的幾次任務中)。①但盡管列寧對他有所責備,仍繼續交給他新的重要任務。列寧不是會輕易拋棄老同志的那種人。(在斯大林領導下,越飛的日子過得沒有這樣好,而且不久就惹上了很大的麻煩。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于1927年自殺。)

①普特市·威爾(B.L.倫諾克斯一辛普森)著《為什么中國被惹發了性子》(英文),第72—73頁。

回到孫文一越飛會談這件事上來吧。十月革命的發生還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國的內戰剛剛結束——1922年10月,白衛軍在它最后一個據點海參崴被殲滅。幾星期之后,越飛就動身來中國了。

派遣這樣一位資深人員(副人民外交委員)到中國來也標志著蘇聯開始參與遠東的外交事務。越飛先在北京開始執行他的任務,試圖取得中國官方政府(當時在軍閥主宰下)對蘇聯的承認,從而打破居于統治地位的西方列強要把蘇聯在亞洲也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企圖。如上所述,他還努力向中國的輿論界解釋蘇維埃革命的意義及其實踐。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談判(部分地是由于外國的壓力,這些外國在1918年曾迫使中國派兵到西伯利亞去進行干涉)。至此,越飛才到上海會晤孫中山并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這樣,同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反對和蔑視的蘇維埃政府和孫中山之間,除了過去列寧和孫都表示過的革命同志情誼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觸。

下面將會談到,越飛要同北京建立關系的努力并不使孫中山感到高興。越飛解釋說,那里的現存政府——不管人們怎么看——從國與國的關系來說,是必須要與之打交道的。越飛甚至明白地說,不論現時怎么做,在蘇聯的心目中,代表未來的是孫中山。但孫中山并沒有真正被說服。

就其他歷史背景而言,應該記住的是蘇聯當時還不富裕,還很窮困。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訴孫中山——他當時聽了顯然很苦惱——俄國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還沒有恢復到戰前(即1914年前)的經濟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國的窮人不但戰勝了本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而且戰勝了最富有的外國“列強”的干涉。俄國和中國人民相互同情,不僅因為他們都窮,還因為俄國革命勝利所帶來的希望,以及勝利了的俄國人民對于幫助其他國家被壓迫窮人的鮮明愿望——盡管他們自己還衣衫襤褸、窮苦不堪。這就使蘇聯與其他絕大多數外國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中國深得人心。不管在這個世界上以后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一有力的歷史事實都是不容掩蓋的。

孫中山和越飛的談話以及在此之前五個月中他們之間的通信,都是用英文進行的,并且無疑都是由作為孫的英文機要秘書的宋慶齡經辦的。

在越飛之前,慶齡已遇到過達林和維金斯基這樣一些較早時期的蘇聯信使,他們的年紀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現在她又看到了越飛那種成熟的智慧和經驗——這是她一貫尊敬的兩種品質。同時,在同越飛用交談和通信進行的談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場,也知道了種種復雜的情況。

(一)《孫文—越飛宣言》

孫文—越飛會談后發表的聯合宣言產生了歷史性的后果。這份用辭謹慎沉穩的文件,開始了以后幾年中越來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蘇方在政治組織和軍事工作中的援助)——不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孫在廣州的政府同蘇聯政府之間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點是關于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任務的。“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的國家獨立之獲得。關于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第二點是應孫中山要求,越飛重申蘇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會中列舉的原則,并“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愿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第三點,建議將來舉行中俄會議解決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孫博士以為可作出一些臨時性的安排。

第四點,即最后一點,是關于外蒙古的。越飛向孫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衛軍確曾控制外蒙并對西伯利亞發動襲擊,后來紅軍開進才將之擊敗。)①

①《列寧選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寧致越飛的7封函電,索引中越飛的名字出現17次,45卷索引中出現9次。

在會談結束時,越飛說他將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處溫泉去療養。實際上,雙方都覺得要進一步談判國民黨同蘇聯合作的細節,在外國的一處溫泉,比在軍閥和帝國主義特務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孫中山也派他的親密助手廖仲愷以“療養”為名,到日本熱海去同越飛繼續會談,以便把許多具體事項確定下來。

越飛同時也在尋求日本對蘇聯的承認。在孫中山方面,他也對他的一些日本老關系做工作,要他們贊成對蘇聯的承認。他過去曾經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亞細亞情緒)從帝國主義擴張的道路上拉轉來,走上幫助亞洲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他現在為使日本承認蘇聯而作的努力,同他這個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確要求得到保證,任何蘇日之間的協定都不會不利于中國。

總的說來,同越飛的會談反映了蘇聯和中國革命的共同利益——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一些不同看法——這是次要的。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們之間并沒有發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蔣介石的國民黨后來所說的那樣的情況:越飛要把共產主義或共產黨的理論強加給孫中山,而孫中山則予以抵制,《孫文一越飛宣言》第一段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僵局。

關于另外一種正好相反的說法,同樣沒有任何證據。這種說法當時曾由右派的宣傳家們大肆鼓吹,他們把孫中山說成放棄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張,俯首帖耳地接受蘇聯人的主意,認為他們的優秀智慧,毋容置疑。事實上,孫中山尖銳地批駁了越飛提出的某些觀點、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觀點——革命的調子不是比越飛低而是比他高。當然,越飛受到他本國政府外交戰略的約束,對這一戰略的某些方面孫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評。

所有這些方面在最近發現的孫中山致越飛的兩封信①中都得到了反映。1922年8月25日,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越飛從北京派來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轉交的越飛于8月22日的信函。8月27日孫復信,由此開始了他們的通信往來。越飛給孫的信迄今未見,在這次發現的孫中山致越飛的兩封信中,有兩點是明白的,即:他要同蘇聯建立合作的決心以及他對自己的論點的堅持。還有一層含意也是清楚的——最了解中國現實的還是中國人。

①以上《孫文—越飛宣言》引文據《孫中山全集》第7卷(1923.1—1923.6),第51—52頁。宣言中提到的“中東鐵路”為我國東北地區自哈爾濱西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的鐵路線舊稱,原為沙俄修筑(1897—1903年),1905年日俄戰爭后,長春以南段為日本占領,稱南滿鐵路。十月革命后,長春以北段由中蘇合辦,仍稱中東鐵路。

這兩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孫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給越飛的復信。信的開頭說,“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興趣的來函已經收到。貴國政府派閣下這樣一位享有盛譽的政治家來我國,我表示非常高興。”下面主要是談論了越飛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從孫的答復中推斷的)。

一個問題是越飛想同當時由北洋軍閥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對此,孫直言不諱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須告訴您,北京政府完全沒有骨氣,十分軟弱無力,因此說現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強的代理人,也并不過分……眾所周知,某些列強不愿在他們自己能夠將經濟投降條件強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國同俄國達成協議,同時,它們也不歡迎在我們之間出現任何達成協議的前景,因為這種前景顯然會使中國擺脫它們的政治經濟控制。只有把中國的重要利益置于各個列強利益之上的中國政府,才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完全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勸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個雙方有不同意見的問題是對東北軍閥張作霖的態度。孫中山正在尋求同張結盟,反對由張的對手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當時在蘇維埃政府及共產國際的許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人中,都認為吳佩孚要掌握整個國家的權力,從而能統一全國,為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一個必要的客觀條件。從階級分析來說,吳被說成代表中國資產階級——正在走向掌握全國政權的階級——的右翼,孫則代表其左翼。越飛顯然也持這樣的觀點。所以,他原來的任務之一就是同吳、孫雙方接觸,促成雙方合作。與此相對照,張作霖則被看成完全是落后的、封建的,并且肯定為蘇聯所厭惡,因為他盤踞在中蘇邊境一帶,背后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吳佩孚的外國支持者是英國,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孫中山強烈地堅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認為吳佩孚沒有一點進步的地方,應為革命所推翻;他同吳的對手張作霖結盟在當時形勢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給越飛的信中說:“張作霖是一個中國人,很難設想,他會希望見到外國列強來奴役他的國家,并為此而進行活動。我不認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張作霖達成諒解,主要是因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來廣州見我……建議進行合作以實現我的重新統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將反對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沒有誠意,那時我再來對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關于您對張作霖的態度,我想提一點意見,那就是別將他趕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響。由于美國據說要支持吳佩孚,看來張現在積極地以英美兩國為敵……”

在信的前邊一段中談到了外蒙古(后來曾寫入《孫文—越飛宣言》第四點,見前)。孫表示希望蘇聯軍隊繼續駐扎在那里,因為“立即撤走你們的軍隊,只會對某些列強的帝國主義利益有利”。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這是公開發表的文件)中只提舊俄白軍,以免刺激東京。

關于蘇日關系,孫坦率地說出了他的顧慮,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飛的問題后,他寫道:

“現在,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我說,貴國政府已經授命您同日本舉行談判。我想知道,為了同日本取得諒解或達成協議,貴國政府是否將不借犧牲中國的利益。讓我具體地來說,據說日本想要在北滿取代俄國,正如它在日俄戰爭以后在南滿取代你們一樣。貴國政府是否會贊成這一點,比方說,將中東鐵路上的俄國利益轉讓給日本。我幾乎不需要告訴您,我向來把蘇維埃俄國看成是阻擋日本侵犯北滿的國家。”

他在信的結尾同開頭一樣表達了一種積極的態度。“我歡迎您為了準備建立我們之間更密切的聯系所提出的建議。”

孫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寫的。在此之前,他們已交換了不少信件,但孫在這封信里仍然嚴厲地批評蘇聯“同北京的垂死機構談判”。他寫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長期承認北京的官僚政府作為中國的正式政府機構,那么,你們想同北京政府談判,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樣一來,你們就是同資本主義列強一起,為它樹立取得國際承認的威信……實際上是默認資本家的論點,即承認必采取所謂進化或漸變這種和緩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變這種也許可稱為蘇維埃的方法。”

在這封信里,孫說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體現者”自然要遭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反對、攻擊和鎮壓”。他是“作為我國受壓迫同胞的代表”來同蘇維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個派系的軍閥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緩慢地’改造中國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謂“緩慢地改造”其實就是根本不改造。

關于張作霖,孫在這封信里談得沒有上封信那么多,因為張在同吳佩孚的較量中,開始同北京政府調情。雖然這樣做并不成功,但使孫懷疑張作為盟友的用處——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孫文一越飛宣言》中孫建議蘇聯同張商談鐵路問題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孫中山的結論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掃除現存的整個腐朽制度以外,決不會發生真正的變化。”

孫中山說,他自己有一個計劃。“我開始認識到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弱點,因為它處于英國影響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過去幾個月間,我已在著手創造一種能使我請您的政府用一種實際方式進行合作的局勢。”他這個計劃的基礎是在國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動。他說:

“我現在可以調動大約十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歷史上的進攻路線。但是,我們需要武器、軍火、技術和專家幫助,等等。”

“你們的政府能通過烏蘭巴托支援我嗎?如果能夠,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們政府對我的計劃有興趣——它是一個大膽的新計劃,首先是一個革命的計劃——那末請派一些能勝任的人來,為了早日采取行動……拖延,只會使資本主義列強幫助反動勢力進一步鞏固它們自己在中國的地位。”

盡管孫中山在中國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隨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陜西多年來領導群眾性的反軍閥運動——他所說的調動十萬人,看來是他希望能夠征集的人數而不僅是已經組成的隊伍。總的說來,他的事業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軍隊,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軍隊或與之結盟都難以替代的。孫中山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意識到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從1921年以來就對蘇聯革命的紅軍模式深感興趣。

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孫中山關于只有革命的軍事行動才能改變中國的論點是正確的。

他對于為什么必須這樣做的看法同樣是正確的。事實是,直接阻礙中國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所支持的中國軍閥的軍隊,當時的代表者是吳佩孚。在地理上,吳控制著中國中部。在政治上,吳是中國反動勢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資產階級的一翼(當時在共產國際中流行的看法是對他這樣估計的),而是帝國主義同中國封建勢力的同盟。孫中山在這封信里就指出,如果他的進攻北京的計劃付諸實施,“我的真正敵人肯定會是吳佩孚……英國甚至現在就躲在吳佩孚和陳炯明的‘聯盟’幕后,在福建‘消滅’我的軍隊。吳佩孚正在這樣干,盡管他保證善意對我。”(這里,孫是在警告蘇聯人不要為軍閥吳佩孚有時披上的那件儒雅謙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孫寫這封信之后不到兩個月,吳佩孚就在鄭州、武漢、北京等地對罷工抗爭的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充分證明了孫中山的看法。

孫堅決反對同吳聯盟的計謀以及他所聽到的擬議中的蘇聯對東北的張作霖采取軍事行動以資促進的說法。他不僅寫信給越飛,還直接寫信給列寧。在這些信件中,他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毫無巧言令色的意思,盡管在某些方面他對于同張結盟顯得過于樂觀。(此事后來并未實現,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孫預見到這個奉系軍閥陷入許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吳佩孚那樣危險,但思想反動不下于吳。)

孫論辯說,一旦集結起力量以擊敗吳佩孚,張作霖不會成為絆腳石。張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會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張的最后命運——日本人1928年謀殺了他以摧毀他在東北地方的勢力——證實了這個論點。

總而言之,不是越飛單方面對孫中山施加蘇聯的影響,孫中山也在對蘇聯申述觀點、施加影響。后來在蘇聯援助下進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戰爭體現了孫中山的許多設想——盡管到那時他本人已經過世了。

從孫中山與越飛的通信中同樣可以看到,在一個革命已取得勝利的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一個革命尚在進行的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因素——即使兩方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

宋慶齡從這樣一些事態發展中繼續向孫中山學習。

她也從孫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時的無畏精神中再次學習到寶貴的東西。陳炯明的叛亂奪去了他在廣州的基地,還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險犯難,從廣州脫身回上海不過幾個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樣的品質她吸收并繼承了。

其次,她學習到了孫中山本人善于學習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勢中為確定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選擇。她終生維護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蘇聯當前的作法產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情況之下。

第三,她學習到了孫中山對革命行動的始終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義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也贊成這樣干。

第四,她從孫中山那里學習到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在此期間,在革命內部正在開始一種進程,以彌補兩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一個真正有鐵的紀律的、能把覺悟了的群眾組織起來的革命黨以及由這個黨創建的、作為黨的先鋒的革命軍隊。

(二)同李大釗的交誼

在幾個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號這間幽靜的、四壁書櫥環繞的書齋里,宋慶齡聆聽了另一次開創歷史的談話——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守常)(1889—1928)之間的談話。孫氏夫婦從陳炯明的叛變和謀害行動中脫險之后所進行的這次談話,標志著孫中山在這次苦痛和危險的經歷之后繼續探索著使革命前進的道路。

在中國的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中,李大釗是一個不平常的人。他不是書香門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農家子弟。他的體格也不像那種弱不禁風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結實。他說話都經過深思熟慮并極富啟發性。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的中國留學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許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回國后,他是五四運動的啟發者和領頭人。他年僅30歲就在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并主編中國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關在書齋中的理論家,他同學生們一道走上街頭,后來又組織和領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華北)。

在外貌和衣著上,李大釗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他喜歡穿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而不是像他的許多同輩那樣愛穿西裝以示進步;他留著兩端下垂的中國學者式的胡須。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曉世界事務。他教過的學生們記得,他常要求他們把書本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這樣一些國家的時局。他的教學法也是非正統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課,不是在教室里講授,而是在北大圖書館他的辦公室里同學生們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①

①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0一前399年),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古希臘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談論而無著作,關于他的人格和學說,主要見于柏拉圖的《對話錄》和色諾芬尼的《回憶錄》。——譯者

李大釗與孫中山討論了國民黨如何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孫曾與外國的共產黨人談過,但還沒有與中共領導人談過。)李雖然比孫年輕20多歲,但很快贏得了孫的敬重。宋慶齡后來回憶道,孫同李的談話常常一直談到吃飯的時候,就臨時留他在家便飯,飯后又繼續談很長時間。

如果說孫一越飛的談話在國際上有重要性,那么孫一李的談話在國內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為他們談到中國本身的社會階級、革命力量和各種思路。

在孫中山的書房里,李大釗成為以個人身份同時參加國民黨的第一個共產黨人——這種做法后來變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紹人是一個資深的國民黨員張繼(他一點也不左)。

此后,還有許多共產黨人來會晤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重要人物,有時來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納不下,他們就到屋前草坪上談話。

宋慶齡想要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曾寫信給在北京的李大釗,請他寄一本他認為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英文版。李選寄了一本。這是他在1927年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送上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幾件事之一。這位杰出的學者和革命家犧牲時才38歲。同李一樣,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蔣介石下令殺害的。張太雷則是1927年在國民黨右翼鎮壓著名的“廣州公社”時戰死的。

到莫里哀路孫宅書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領袖人物。有一篇回憶錄說,1923年孫中山在這里會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四個“熱血青年”。他們匯報了北大學生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委派他們的小爪牙、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當教育總長,這是“侮辱教育界”。孫勸告他們要把眼光看到這個可惡的總長的主子——軍閥,以及這個主子的“后臺老板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斗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斗爭。”

他們談話時,慶齡也在常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現,而是在一旁嫻靜地諦聽著孫先生同我們的談話,然后熟練地用打字機打下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伙子,第一次見到有這樣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使我們肅然起敬。”

孫永遠是一個組織者,他告訴學生們會環龍路44號(孫氏夫婦舊居)的國民黨機關,履行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篇回憶錄的作者說,“這對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①

①孫中山兩信的日期分別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發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文字流利,可能經過宋慶齡的校核。兩信的英文打字文本是最近在中國中央檔案館收藏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發現的。這不是兩國黨內的信件,不可能通過中共代

孫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離滬赴穗,慶齡約在3個月后才去。軍閥陳炯明曾逐出孫中山,現在輪到他自已被華南其他省份的將軍們所驅逐了。后者雖然只貪這個富庶城市的稅收,但需要借重孫中山的聲望來為自己鍍層金,所以特地請孫中山回來,并且毫不吝惜地給他奉上了“大元帥”的稱號,因為他自己手下并沒有軍隊,所以不用擔心。

但使他們大起恐慌的是,孫到廣州不久就號召解散所有“編余軍隊”(化兵為工)、禁賭、整頓官員作風——這些都是不堪騷擾的市民們所希望做的事情。接著他組成了1917年以來在廣州成立的第三個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與北方軍閥“武力統一”的企圖針鋒相對,他還提議全國實行裁軍)。

這引來了幾起搞軍事政變的圖謀,原來請孫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現在又來反對他了。這并不出于意外,因為那些將軍和政客們得到權力、賭稅、賄賂和其他不義之財,靠的就是他們手下的軍隊。此外,還有一些下級士兵因為缺餉或不愿交出擄掠的民間財物而起來鬧事。所有這些搗亂的活動——上層的或下層的、偶發的或有組織的——都被孫中山用各種辦法(在敵對派系間搞平衡、勸說、運用策略)壓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對于學生們要求進步的游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還加以鼓勵。

在政治上,在國民黨內部,孫中山努力獲得對他的新方針——聯俄、聯共——的支持。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同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上也存在著疑慮。這些疑慮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就消釋了。這次大會投票通過了共產國際早在1月間提出的、在中國實行“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方針。由張國杰等人在會上發表的相反的觀點被批評為“左傾”。但大會也拒絕了由黨的領導人(大會主席)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發表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大會通過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已倡了先例),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陳獨秀再次當選為共產黨的領袖。新的中央委員會中有李大釗等人(其中有毛澤東)。出席大會的代表30人,代表全國420個黨員(有人說還不到這個數字,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爭辯激烈,黨員數字變動很大)。但在即將來臨的、十分重要的新時期中,共產黨發展很快,不但由于它本身的原因,也由于它在國民黨內起了促使煥發青春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這種作用而歡迎這個發展過程,特別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對并出于何種動機時,就更樂觀其成了。

宋慶齡后來回憶道:

“在1924年,當國共合作問題正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么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國民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大家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的后果。對于他周圍所見的一切感到厭惡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里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么用處呢?’”①

①王昆侖著《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斗的忠誠戰士》,載《宋慶齡紀念集》,第96頁。

當宋慶齡5月初到達廣州時,那里最突出的是軍事問題:第一,如何保持廣州這一基地;第二,最為重要,即如何實現孫中山建設一支軍隊(在蘇聯幫助下)的新的決策,這支軍隊是屬于革命的,不像過去曾附從過孫中山的那些軍隊那樣,不是以革命的“保護人”自居,就是要別人討好與賄賂。

幾天后,宋慶齡就同孫中山一道去城內各醫院慰問傷兵,這些傷兵是在附近各縣正進行的各派部隊間的沖突中受傷的。他們還一道到英德前線視察,以鼓舞士氣,確保廣州的北邊門戶。

到了夏天,7月間,孫中山與宋慶齡又一道去視察廣州飛機常孫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飛行部隊的負責人、航空局局長兼飛機制造廠廠長楊仙逸剛制成了一架飛機——據說是中國制造的第一架飛機。它的機身是三夾板的、機艙有兩個座位,沒有艙蓋。那一天,這架飛機要進行試飛。試飛后,慶齡坐在機艙內攝影留念,孫建議將這架飛機命名為“洛士文”號(這是慶齡的英文名字)。這張照片對許多中國青年女性發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使她們深信婦女可以同樣地攀登到任何高度。這也為孫中山“航空救國”的口號增添了一段佳話。①

①《儒教與現代中國》(1937年4月紐約《亞細亞》雜志),載《為新中國奮斗》,第87頁。

8月14日,在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孫氏夫婦蒙難一周年的日子,他們重登“永豐”艦。一年前他們相繼脫險后就是在這條軍艦上重逢的。他們在艦上攝影留念。這張照片在許多書刊上都可見到:在前甲板上,他們同站得筆挺、穿著白色海軍服的軍官和水手們在一起,他們穿著樸素的常服,毫無架子,不認識的人一定看不出他們是這次活動的中心人物。

10月,他們視察廣州飛機制造廠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門要塞。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中國軍民曾在這里對英國入侵者進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敗。鴉片戰爭后,中國就開始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他們在虎門看了炮兵的演練。很顯然,孫中山正從保衛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國防事業的發展,因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國家擺脫屈辱的處境。

在這方面,關于蘇聯提供援助的探索性會談已在進行。8月中旬,一個由蔣介石為首、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張太雷的“孫逸仙博士的代表團”被派往莫斯科。

慶齡的經常出席軍事檢閱顯示,她對于建立一支革命軍隊的重要性的認識同孫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對國家全局的考慮之外,她還有許多從個人的親身經歷所引出的教訓,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凱統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孫中山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九死一生的脫險。

(三)促進同中共和蘇聯的合作

1923年10月充滿了許多顯示孫中山和宋慶齡新動向的事件。

在政黨政治方面,孫中山向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發去一個密訊,請他來參加一個改組國民黨的委員會。經孫同意,共產黨的總部和機關報《向導》周刊從上海遷到廣州。

在國事方面,孫接受了公眾的一項請求,把他的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在全國享有統治權的政府。這是對北京演出曹錕賄選鬧劇的反應。直系軍閥曹錕用5000銀圓一票的價格收買殘存的國會議員,使他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些議員后來被稱為“豬仔議員”。)在此之前,孫中山曾呼吁議員們拒受賄賂、勿怕恫嚇,但無濟于事。后來,他又向外國呼吁,要它們不承認這個用金錢買來的政權,等待一個純正的政府出現,但同樣不起作用。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孫中山才擱下用了很久的“護法”(1912年《臨時約法》)口號,也不再理會根據這部約法所產生的國會。“約法”和國會在被廢棄和蒙羞的情況下都結束了,需要有一些新的事物。

在同蘇聯的關系方面,應孫中山的邀請,列寧派鮑羅廷任國民黨的顧問。鮑10月間到達廣州,立即幫助國民黨重新改組,使之成為民族和社會革命者的團體,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這些因素被孫中山認為是蘇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勝利的奧秘。鮑羅廷當時39歲,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臉盤寬大,審慎而又善交際……好開玩笑……他招人喜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蘇聯同時代人這樣描寫他。①他活潑好動而又多才多藝,喜歡騎馬,棋下得很好,讀書很多而且懂多種語文,一個美國記者曾見他在讀當時新出版的劉易斯的小說《埃爾默·甘特利》②,作為消遣。

①參見《宋慶齡年譜》,第42頁。過去都認為宋慶齡曾乘機飛行,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馬慶忠發表論文指出,經查當時廣州的報章記載,只說宋曾坐在機艙內留影。

②辛克萊·劉易斯(1885-1951)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小說家。抨擊不法教士惡行的小說《埃爾默·甘特利》系1927年出版,此處美記者所述當有誤。——譯者

鮑羅廷是“東方”和“西方”相結合的國際革命運動的產物。在本世紀初,當他還是一個十幾歲孩子的時候,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遇見了列寧并在列寧手下工作。在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間的十多年里,他作為從沙皇暴政下出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國(大部分時間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國社會黨,并結識了許多自由派和進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會改良家、“赫爾大廈”創辦人簡·亞當斯①。他的英語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語,因為他的妻子是美國公民,兩個孩子也是在美國出生的。有了這個語言條件,他可以直接同孫中山交談。他在來華前的幾年里曾在英國、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產國際特使,對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過一些交道,同印度獨立運動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觸。他的這些經歷使孫中山很感興趣。

①簡·亞當斯(1860-1935),女,美國社會改良家及和平主義者,1931年與N.M.巴特勒共得諾貝爾和平獎金;“赫爾大廈”在芝加哥,是北美第一批在貧民區進行福利工作的社會改革團體之一。——譯者

孫很信任鮑羅廷。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曾問孫,是否知道鮑的真實姓名。孫回答說,“他的名字是拉斐特!①”這可以說明孫是怎樣看待這位新來客人的作用的。(在他們頻繁的接觸中,孫一定知道鮑羅廷的身世和真實姓名。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初住白俄羅斯,后遷居拉脫維亞,他的真名是米哈依爾·格魯申貝格,在芝加哥時人們簡稱他為“邁克·伯格”。)

①拉斐特(1757-183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早年曾參加北美獨立戰爭。——譯者

慶齡常去鮑羅廷家。她覺得同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為大家都說英語并且都在美國住過。鮑氏夫婦用她能夠理解的辭匯向她介紹俄國及國際革命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大大擴大了她的視野。

鮑羅廷的妻子法尼短在回憶錄中談到過兩家的關系:

“到廣州以后不久,我就認識了孫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慶齡,我們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孫中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善良的面龐、睿智的雙目、全神貫注、強烈的事業心——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孫中山和鮑羅廷都精通英語,所以他們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譯。這一點(當然,革命觀點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說了)極有利于他們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觸。孫中山有一次竟就此開了一個玩笑,他對鮑羅廷說,殖民主義者使中國蒙受巨大災難,可是他們的語言倒成了向中國同志傳授革命經驗挺不錯的工具。

“孫中山經常一連幾個小時地同鮑羅廷談話,詳細詢問俄國革命發展中某些階段的情況、俄共(布)的歷史、1905年革命失敗的原因、凱歌高奏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的情況等。他對列寧生活的細節也很感興趣,例如列寧僑居國外時怎樣工作(鮑羅廷曾于1904年與列寧一起僑居瑞士)、怎樣培養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種學科和學習外語、如何出版和編輯《火星報》等許多情況。”

(她在回憶錄開始時曾寫道,鮑羅廷告訴她,孫“熱情地迎接他,長時間地詢問列寧的情況,不僅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醫生的口吻關注伊里奇的健康。孫稱列寧為中國最好的朋友。)

“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對我們家人和各蘇聯顧問也很真誠、友好,她積極參與丈夫的政治工作。我們與她談話也不用翻譯,因她的英文極好。宋慶齡向我講述了關于中國婦女的許多有趣的情況,介紹我認識了社會各階層的一大批婦女代表。……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友誼與共同工作一直持續到這位偉大的中國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時刻。當孫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臥北京、生命垂危之際,宋慶齡和鮑羅廷一直守護在他的病榻之旁,孫把遺囑和致蘇聯遺書交給了鮑羅廷。”①

①見前引達林書,第141頁。

在防務方面,孫中山在10月間再度視察虎門要塞的加固工程,這次陪同他的除慶齡外還有新來的蘇聯軍事專家。

在這些專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勃柳赫爾,他在中國用的名字是“加倫”。后來,西方輿論界對于他作戰謀略的高超、他幫助訓練出來的官兵素質的良好,很感震驚,因而把一切事情都歸功于這個外國人。他們覺得很難設想——一種典型的西方看法——中國人會善于從事這些工作,甚至于俄國人(特別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恐怕也做不好。因此,他們又要找出這個外國人本人的“根”是在西方。一個法國記者促請對法國主要軍校的畢業生名冊進行一番檢查,看有沒有一個名叫“加倫”的人。其他記者搜尋出他的本姓“勃柳赫爾”,因此就猜想他一定是一個德國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沙俄軍隊俘獲,然后又被布爾什維克爭取過去。受后者雇用。為了使這個故事聽起來更象回事,他們還揣測他可能是著名的普魯士陸軍元帥布呂歇爾(他一百年前曾在最后擊敗拿破侖的滑鐵盧戰役中起重要作用)的本家,并且喜歡把他的本姓照德國的拼法寫。①

①加倫將軍本姓的英文拼法是Blyukher(勃柳赫爾),普魯士元帥布呂歇爾的拼法是Blucher。——譯者

事實上,勃柳赫爾是一個純粹的俄國人,他的祖父是農奴,以主人的姓為姓(這在當時很普通,就如美國南方的黑奴也往往以主人的姓為姓),這家主人是一個有德國血統的地主。他的父親是一個貧農,他的文化知識主要是靠自學獲得的。他青年時期當過工人①,曾因參加罷工被捕。他的軍人生涯不是在名牌的軍官學校開始,而是因為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被征召服兵役。他作戰英勇,曾三次受獎,并提升為準尉,后因傷退伍。他重回工廠工作,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派到前線士兵中去做宣傳鼓動工作,稍后又調到新成立的紅軍中工作。在內戰中,他很快晉升為將軍,并最后指揮了兩大戰役,一次是在黑海的彼列科普地峽,把白軍殘余逐出蘇聯歐洲部分;另一次是在靠近太平洋的沃洛恰耶夫卡,把西伯利亞東部的白軍殲滅。②

①鮑羅廷娜著《孫中山的顧問》,收入《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紀念論文、回憶錄和資料匯編))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出版)。年事已高的鮑羅廷夫人鮑羅廷娜對她的兒子諾曼口述了這篇回憶錄,諾曼又將它譯成英文。美國名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1971年同宋慶齡通信時把這篇篇回憶錄的副木寄給了她。本書作者有幸看到這些通信。中文引文據《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66—268頁。

②派到中國來的蘇聯軍事顧問并非都是工農出身。加倫將軍的前任巴甫洛夫雖然在學生時代曾受左傾思想影響并曾一度被捕,而他是原沙俄一個陸軍中將的兒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在禁衛軍的精銳部隊服役,對德軍作戰。十月革命后,他于1919年參加共產黨并在內戰中輾轉各條戰線,英勇作戰。可見革命的洪流是由許多水流匯聚而成的。

像越飛、鮑羅廷、加倫這樣地位和水平很高的人,當時其他國家是不會派到像中國這種半殖民地來的。(這里不妨插敘一下,這些國家的驕傲自大也產生了它們沒有料到的、很有諷刺意味的結果。當1924年中國正式的政府最后承認蘇聯時,蘇聯在中國設立的是大使館,而其他國家因為看不起中國都只設公使館。這樣一來,這些國家的使節都不過是公使,只有蘇聯的使節是唯一的大使,于是這位布爾什維克——L.M.加拉罕大使就成了駐北京各國外交使團的團長。)

(四)動員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

在社會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廣東這一南方革命根據地,農會紛紛成立,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農會是由年輕、瘦弱但充滿激情的彭湃(1896—1929)組織的。他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學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回國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家里的產業分給了農民。他完全像農民一樣地穿衣、吃飯、生活,成了當地農民所信賴的、富有戰斗精神的領袖。①設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由共產黨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長,下級組織中的農民工作主要也由共產黨人去做,因為其他集團對此不感興趣,還有懷疑。在廣州開辦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員都是共產黨人。這是一所培訓領導骨干的學校,選送來的學員人數不多,但都有實際斗爭經驗,在這里學習革命理論、農村問題、組織工作和軍事知識。1924年8月21日,在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上,孫中山講了話,他強調指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矗……大家到鄉村去宣傳……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么利益,國家有什么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于農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時,他說,中國“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②

①關于加倫將軍的材料采自前引達林書以及A.I.卡爾圖諾娃著《V.K.勃柳赫爾在中國,1924—1927年》(俄文)、A.V.布拉戈達托夫著《中國革命札記,1925—1927年》(俄文)、M.卡扎寧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俄文。)加倫將軍后任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38年在蘇聯進行的“大清洗”中,加倫被無辜處死,直到30年后始獲昭雪,恢復名譽。

②彭湃在1929年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殺害。

宋慶齡后來曾回憶說,“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里之后,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①

①中文引文見《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頁。

但孫中山沒有立即實行分田,因為這將使小地主階層受到震動,而國民黨的許多官員和下級軍官都是這個階層出身的。因此,廣東農民的實際經濟狀況沒有改變,只有幾個地方實行了減租,個別地方沒收了土地。但農民協會(簡稱農會)發展很快,為以后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勝利前進掃清了道路。

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發表)曾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第六屆學員講授過,這屆學員人數最多并來自全國十幾個省分(前幾屆學員都來自廣東及毗鄰省分)。1927年1月毛澤東在湖南對農民運動作了深入的調研,并在3月間發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①

①中文引文見《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為新中國奮斗》,第6頁。

在廣東工人中,自1922年共產黨組織香港海員大罷工以后,共產黨的力量很強。1923年,廣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罷工堅持了8個月,終獲勝利。起初,工人同孫中山的新政府間關系并不太好,因為后者仍須依靠一些軍閥。但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展,工人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支持孫中山反對外部敵人和制止國民黨內右派搗亂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孫中山在廖仲愷主持的一個盛大的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講,號召工會和其他勞動組織集中力量,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斗爭。他指出,如果沒有民族獨立,那末中國、中國勞工大眾都不能前進。

1924年7月間,廣州工人罷工抗議關于中國人出入沙面島英法租界均須攜帶執照的規定(一切外國人則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癱瘓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罷工一樣,租界里的外國人不得不在沒有任何中國工人幫助的情況下過日子,自己做清潔、洗滌等工作(在這些過慣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罷工以取消這項無理規定而結束。

同年晚些時候,工人們以罷工行動和直接參加戰斗,協助平定“商團”的叛亂。商團頭子陳廉伯是英國匯豐銀行廣州支行的買辦,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結仍盤踞廣東東部的陳炯明和北洋軍閥,反對革命政府。10月間,由于陳廉伯利用外輪偷運大批軍火被截獲,商團發動武裝叛亂,終被鎮壓。

到1925年5月,廣州工會會員達到54萬人(這個城市當時工業較少,大部分會員是運輸工人和小工廠及手工業工人。)

另一方面是動員更多知識分子,參與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孫中山在慶齡陪同下到廣州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嶺南大學對學生發表演講。這里的學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當孫中山勉勵他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文明和各國并駕齊驅”①時,全場報以熱烈歡呼。慶齡在美國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對留美的中國學生發出過類似的號召。但她當時只談到現代化而沒有談到革命。現在,嶺南的學生們看到在革命領袖孫中山身邊的是他的年輕美貌而又富有奉獻精神的妻子——在年齡和社會背景上都使他們感到新鮮——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觀念,即: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應同正在進行的革命相結合。

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疑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此文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均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五)歷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孫和慶齡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一年的發展作準備。元旦,孫中山主持群眾大會,慶祝新命名的“國民政府”成立。會上,宋慶齡為一年半前在陳炯明叛變時保衛總統府有功的將士們授勛。人們普遍承認,在那次事變中,是宋慶齡挽救了孫中山的生命、從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國民黨中的保守派現在也不再反對他們的婚事了。從前還有人故意地稱她“宋小姐”,現在普遍稱她“孫夫人”了。她經常在公開場合與孫中山一同出現,對于中國領導人的妻子來說,這樣做是不尋常的,但現在大家都認為是合適的了。她贏得了聲望。

對國家和社會來說都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距孫中山同越飛和李大釗會談不過一年時間,孫的新路線(包括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被正式訂定為黨的方針。按照協議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領導人中,作為代表參加這次大會的有李大釗、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孫流亡日本時,他也在那里留學。李被孫指定為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澤東,當時31歲,與宋慶齡同年。由孫提議、經大會通過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24名委員中,有3名共產黨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釗。在17名候補委員(也由孫提議)中有7名共產黨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員大三倍。毛澤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張國燾等。

在國民黨的最高職能機構中央黨部中,擔任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的都是共產黨人。工人部長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的好朋友廖仲愷。這三個重要部門的秘書①都是共產黨人(農民部的秘書是彭湃)。這些人事安排顯示,孫中山希望通過注入共產黨人新血液使他的黨重新振興。

①按當時的組織系統,秘書的地位僅次于部長,而在各部門干事之上,實際相當于現在的秘書長。——譯者

在國民黨一大舉行期間,列寧在莫斯科逝世,大會為此體會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國民黨舉行大規模的追悼大會,高層干部全體出席。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到會。大會由廖仲愷——國民黨這次改組中的關鍵人物——主持,祭壇正中上方懸掛著孫中山親筆書寫的祭帳“國友人師”,表達了對列寧的敬重。

孫中山以充滿深情和政治含義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蕓蕓眾生,孰為先覺,以福齊民。伊古迄今,學者千百;空言無施,誰行其實。惟君特立,萬夫之雄;建此新國,躋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國;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與君,并軌并轍。敵則不樂,民乃大歡;邈焉萬里,精神往還。天不假年,與君何說;亙古如生,永懷賢哲。”①

①中文引文據《宋慶齡年譜》,第42頁。

正如在孫中山堅持下國民黨一大所通過的宣言及決議那樣,他這篇對列寧的悼詞也顯示出自從“孫文一越飛宣言”發表以來形勢發展之快。那時他還在小心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新的道路,現在他成了在這條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發言人和組織者。

(六)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孫中山艱難探索并承受各種壓力的過程中,宋慶齡采取了什么立場?雖然她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言論,但她后來堅定明達地保衛三大政策的行動表明,她是一開始就擁護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愷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們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還有就是鮑羅廷夫婦。她自己的回憶是這樣說的:

“在這種(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布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并且公開攻擊他。可是孫中山是嚇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稱,除非國民黨有一個真正革命的綱領,否則他就要同這批人分手,并解散國民黨。他宣布他將組織一個新黨,或者本人加入共產黨。”①

①原載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2月25日。參閱尚明軒著《孫中山傳》,第280—281頁及達林著《中國回憶錄》(中譯本),第147頁。

一位美國的傳記作者(她的思想一點也不左)在本世紀30年代寫的一本孫中山傳記中說,宋慶齡“在事實上已成為孫中山同青年運動之間的聯絡官”,“她在孫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實在的影響,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①

①《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載《宋慶齡選集》。

廣州的關鍵問題是武裝斗爭和建設一支革命軍隊。孫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從來沒有忽視過武力。在1895年開始的反清起義中,在以后的歷次戰役(不論是同舊軍隊內的同情分子聯盟、還是同其中的反叛分子作戰)中,他在槍林彈雨中從不畏懼。但他領導的革命黨卻始終沒有一支自己的軍隊。現在,這樣一支軍隊終于在組建中了。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主持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這所學校是在蘇聯幫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務是為革命軍培養軍官,這些軍官要有獻身于革命事業及革命主義的精神并熟習現代戰爭技術。宋慶齡陪同孫中山登上主席臺。有一張著名的歷史照片上就是這個場面,旁邊是軍校校長蔣介石和黨代表廖仲愷。

孫對軍隊和戰爭的看法是,它們對中國的革命和國防是必要的。青年時期,他曾想參加海軍,因為外國人是從海上入侵中國的,海防是中國的弱點。他的反清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是用武器來進行的。為了反對北洋軍閥,他曾尋求與南方的將軍們結盟。因為這方面的努力失敗,他才強調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沒有它,中國就不能粉碎內外反動勢力所加的鎖鏈。

但是,對他來說,軍隊是實現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厭惡和鄙視軍國主義及軍隊中講究服飾和派頭的作風。

孫的侍衛副官馬坤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1923年,廣州政府要發行紙幣,需要用一張孫的頭像,請孫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選一張。他把全部照片都給了孫夫人,對她說,“親愛的,請你挑一張你喜歡的,只要我不穿軍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帥軍服照過一張相,這套軍服有金色綬帶和帽沿上插羽毛的軍帽,當時的總司令都是這樣打扮。這是別人要他這樣做的,他后來想起來就覺得蹩扭和后悔。

馬坤還談到,孫中山平時雖然非常討厭軍人那套威風,到真正的戰場上卻顯得沉著勇敢,這是他曾親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個叛變的南方軍閥作戰時,廣州形勢突趨危急。孫中山和夫人正在飯后閑坐休息,聽到報告,孫馬上離開慶齡、乘汽車趕往前線。慶齡逢到這種情況,盡管為丈夫擔心,卻從不阻止他。一路上,孫中山碰到一些潰逃的軍官,他用勸說和自己的示范行動,使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轉身回向前線。在前線,他的位置在敵人機關槍射程之內,但他沉著指揮,使正趨瓦解的防御陣地重獲鞏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陣亡,他的隨從中也有人受傷倒下。但他堅決拒絕在戰況穩定下來之前隱蔽自己。有人覺得這樣不妥當、他卻帶著歉意地說,“我已經讓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許多危險。”①

①沙曼著《孫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義(評傳)》,(英文)。

蘇聯軍事專家A.I.切列潘諾夫曾講述孫中山只要有機會就去戰地,而且有時還親自指揮。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他了解軍事的重要性,并且從不躲在后方,讓別人去冒險。①

①《雙槍科恩》(英文),第97、98—100頁。

一位德國作者這樣談到孫中山:“在有些地方,沒有人想到會隱藏著對他生命的威脅,卻突然出現了危險。……但他絲毫沒有驚慌的表現”(作者舉了一些實例)。作者接著說,“這種正氣凜然的沉著態度,由于孫夫人以無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強。”①孫氏夫婦在為人處世上的勇氣也是很突出的。當朋友或部屬們受到不公正的攻擊或誹謗時,孫氏夫婦總是站在他們一邊,并希望他們能站起來為自己說話。

①A.1.切列潘諾夫著《一個蘇聯軍官在中國的札記,1924—1927年》(俄文)。

宋慶齡在1924年5月寫給朱卓文的一封信說明了這一特點。朱是美籍華裔,老同盟會員,1915年曾同女兒慕菲婭一起幫助宋慶齡離開上海到日本同孫中山結合,1922年任廣州兵工廠廠長時曾運送機關槍給總統府衛隊以抵抗陳炯明叛軍的攻擊,從而保衛了孫氏夫婦的生命。但這時國民黨內有人誣陷他在廣州兵工廠長任內有財務不清的問題。朱一怒之下寫信給孫氏夫婦,說要辭職返美。慶齡在5月26日復信道:

“我對你的友誼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樣,對這些卑鄙的家伙深惡痛絕,但為什么你就應該被他們的卑鄙行徑趕到外國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國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惡劣的攻擊?別人告你把公款撥給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來回答他們的攻擊的辦法嗎?博士(指孫中山)在這些人面前幾次三番說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訴他們,他對你的正直和誠實是絕對相信的。

“你去國外,只能使他們越來越猛烈地攻擊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遠不能洗刷你的名聲或為你自己辯護。

“你在這里有幾百元錢薪水。但是你卻喜歡到國外去而不幫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現在已經有了足夠的錢過日子,不要別人幫忙了。

“我知道我這封信寫得十分粗魯。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對那些告你狀的人,不要讓他們有機會損害你的名譽。但不管你做什么,請記住:博士絕對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證明你決不辜負他的信任和熱愛。”

你的忠實的朋友,

R.S.(宋慶齡英文名字的縮寫)

“又,博士想見你,要你明天下午隨便什么時間來一趟。——R.S。”

朱卓文這件事情的結局如何,沒有材料說明。這封信所顯示的慶齡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絕非軟弱。對所信任的人充滿熱情。在原則問題上堅定不移。一個鼓勵別人在困難面前不要退避的戰士。

對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極端儉樸,孫中山和宋慶齡無論在當權的時候、還是在流亡的時候,始終如此。他們的一個朋友的女兒①,在到廣州大元帥府去看望他們時曾問道,為什么他們房間里不裝紗窗以防蚊蠅。慶齡告訴她,“孫伯伯沒有錢”。他們又不允許用公款來裝修自己的住處。他們留她吃便飯,她見他們吃得很簡單、很剩在儀態上,“孫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們兩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種毫無拘束的感覺,絲毫不覺得是同‘高級’人士在一起。”

①古斯塔爾·阿曼著《孫逸仙的遺教》(英文),第108—109頁。

她還接著說,“孫夫人很美。別以為只有男人才喜歡看美麗的女人,女人也同樣喜歡看。”

(七)犯難北上:為了團結和斗爭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強烈的回響。被稱為“基督將軍”的馮玉祥控制了北京,趕走了由“豬仔議員”賄選出來的“總統”曹錕,還捎帶著把已經退位的清帝溥儀逐出了紫禁城。體格魁梧的馮玉祥是行伍出身,一個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同帝國主義沒有瓜葛。當時他剛同一位有進步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干事結婚。①他對原來的上司直系軍閥吳佩孚發動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后進軍首都,將所部易名為“國民軍”,并聯合吳佩孚的對頭、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現已年老的皖系軍閥段棋瑞,組成一個政府。他取得張、段同意,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統一大計。孫中山雖對此不抱幻想,但還是同意北上。他覺得舉行這樣一次談判不會有什么損失,而且隨著全國民族和民主情緒的高漲,可以借此使全國振奮起來。但有一點他決不妥協,即統一的目的是為了取消軍閥主義和同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召開國民會議是必需的。

①據1987年在北京對年逾八旬的徐英(瓊·徐)的訪問。徐英(弗蘭克司徒夫人)是一度為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基督教界名人的徐謙(喬治·徐)之女。他們父女倆風云變幻的生活反映了中國的萬花筒式的變化。徐謙(1871—1940)安徽歙縣人,光緒進士,翰林院編修,法部參事,成為中國現代第一位法官,曾主持對汪精衛企圖謀刺攝政王一案的審判。但

后來他自己也參加了國民黨,曾任司法部長。他的女兒在中國的美國教會大學上學,本世紀20年代曾在北京參加一次遭到警察開槍鎮壓的學生反帝反軍閥示威游行。后經蘇聯協助離開北京并赴蘇聯政治避難。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登“永豐”艦啟程北上。這條忠誠的軍艦三年前在抵抗陳炯明叛軍和援救孫氏夫婦脫險中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它又要在革命高漲的形勢下,送他們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們會商、同敵人們談判。他們在黃埔軍校作短暫停留,受到全校師生熱烈歡迎和歡送。這次活動是由周恩來組織的,孫中山發表了講話。

動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歡送會上,孫中山說,他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義去宣傳”。他還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把廣東的基礎弄得很鞏固,做一個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軍前進到武漢,和北方響應。”①同軍閥談判沒有實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①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馮于建國前的1948年去世。

孫中山和宋慶齡在香港換乘客輪于11月17日抵達上海。他們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1922年他們回到上海時實際上是作為逃亡者回來的,這次完全不同了。他們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強的形勢下,為了統一和和平而來的。他們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們就召開國民會議的問題進行商討。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對孫中山的“歡迎”,卻同當時中國民眾的情緒完全唱反調。它發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論,居然說,“孫博士在政治上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將會毀壞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寧”,因此必須禁止他進入上海由外國人管理的區域①。孫中山立即針鋒相對地駁斥道,“以外人而發為是言,實太不自量。上海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輩不過為吾人之客,一般賓客并無拒絕主人入門之權利,倘租界當局有意阻礙在租界之居住,則吾對之有出堅決手段之決心”。外國在華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應該同不平等條約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96頁。

②引自“薩奇塔里烏斯”(H.G.W.伍德里德的筆名)著《孫逸仙博士的奇異的神化》(英文),116頁。這本殖民主義著作對孫中山采取完全敵對的態度。

他們從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戶。在海上,他們一定想起和談論過去來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間的多次航行。為準備應付將要來臨的局面,他們一起工作、商量,作為鍛煉,還認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戶是一個美麗的海港城市,孫和慶齡曾在這里度過蜜月。這次他們在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們,還有其他許多同情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人都來歡迎,但沒有一個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養毅(他這時是交通大臣)這樣的老熟人也覺得以躲開為妙。另外一個老熟人,留著白胡子的黑龍會激烈分子頭山滿倒是來看了他們,并且據說還曾請他們到他家祝但是中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現在已肯定地分道揚鑣了。

不管怎樣,孫中山在日本發表的演說,仍然強調泛亞反帝合作,日本作為第一個在近代獲得獨立和富強的亞洲國家理應幫助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孫說,如果日本負起這個責任,它將成為一個解放者,而不是掠奪者。但局面已經定了。日本已經走上一條帝國主義的道路。從前,當日本自己還受不平等條約之苦時,它是贊成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現在,它對此已不感興趣了,因為它在分享著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所給予外國的好處。

至于孫中山關于組成包括日本和蘇俄在內的反帝大聯合的新思想,犬養毅公開表示,他很討厭孫的轉向蘇聯。他私下里對孫提出,如果孫同意把中國的東北(滿洲)送給日本統治,孫將得到東京的支持。孫當然加以拒絕。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們(包括一些國民黨中曾顯赫一時的人物)把孫中山的一些言論——特別是1924年在神戶的演說,作為“中日共存共榮”的依據。實際上,這次演說以及日本對它的反應(或者說,無反應)已經標志著那個夢想的破滅。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國從所有帝國主義那里贏得了完全獨立(抗日戰爭的勝利包括在內),中日兩國才能進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慶齡在神戶高等女子師范學校發表了演說。孫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題字留念——這幅題字至今仍在該校珍藏。這是宋慶齡第一次單獨發表公開演講,主題是婦女解放。她說:“婦女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當今世界上,只有意識到這點的民族,才能成其為偉大的民族。我高興地發現日本婦女積極關心與其日常生活有關的事情,以及有關國家的公共福利事業。中國婦女正同你們并肩戰斗,去推倒歧視婦女的古老圍墻——反對婦女參與公共事務。”

她接著強調了今天通稱為第三世界的婦女:“我們婦女對正義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歐美國家,這種要求正成為強大的世界運動。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婦女也開始起來維護她們的權利。今天……在土耳其,婦女當上了教育部長。婦女無意于那類政治榮譽,但必須參與婦女界的社會的、公民的以及工業的福利活動,必須爭取與婦女和兒童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的發言權。”

她最后說,“不論是種族或信仰,沒有任何東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們維系在一起,因為這種共同的利益是為正義而斗爭。我懇切呼吁:東方和西方的婦女,為改造世界而聯合起來!聯合起來要求普遍裁軍,廢除歧視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我們婦女必定會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頁。

11月30日,孫中山和宋慶齡乘一艘日本客輪赴天津,幾千人到碼頭送行。孫中山在神戶稍獲休息并得以歡敘舊情,所以看起來身體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達中國之前,他的肝病再次嚴重發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時,他的臉色很難看,慶齡也顯出憂心忡忡的樣子。12月31日,他們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上聚集歡迎的人群數以萬計,但孫病體不支,不能公開講話,只發表了書面談話,表示“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利,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

他北上時帶著召開國民會議的建議,并明確指出必須有工農代表參加。但段棋瑞舊伎重演,召集了一個只有舊式的將軍和政客們參加的“善后會議”,作為抵制。他還擅自照會各外國公使館,任何新設立的政府都將尊重現存的所有條約。此時已臥病在床的孫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么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么還來歡迎我呢?1①

①中文引文據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44—45頁。下段孫到京書面談話引文同。

(八)一代偉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診斷結果已從肝膿腫變為肝癌,孫中山從北京飯店被移送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協和醫院診治。1月26日動了手術,確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孫頑強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問函電及來探視者絡繹不絕。慶齡日夜守護在他床邊。2月9日,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趕來襄助,使孫中山和宋慶齡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鐳錠放射治療——現代醫學的最后手段——顯示沒有效果。孫住進了他在北京的臨時行轅——位于鐵獅子胡同的顧維鈞私宅。顧是中國外交家、前外交總長,在馮玉祥率兵進京時出逃,所以留下了這座空屋。房舍寬敞,足夠孫的隨從人員居祝在這里,根據孫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慶齡同意,對孫改用中藥治療。這是最后一著了。

有一段時間,孫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園里走一走,兩旁由慶齡和侍衛副官馬湘和黃惠龍細心照護。身體稍好時,他就同部屬一起工作并接見少數來訪者,包括鮑羅廷和蘇聯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雖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隨從們說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榮和矮壯的馬湘在搬動他的身體時,一個扶頭,一個捧腳。3月11日,他已處于瀕危狀態,卻仍把小孫子治平喚進來,慈祥地對他說,爺爺這會兒身體不好,起不了床,等稍為好一點,再跟他玩。

宋慶齡守在孫中山的床邊,不時用英語問他,“親愛的,你要我做什么嗎?”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說,“地上大涼。”他對她微笑著說,“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間,所以她一聽就哭了。他安慰她說,“親愛的,別難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愛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過何香凝致電廣州,指示北伐軍切不可擾民,還對何說,“照顧我的妻子。”他又望著他的忠貞的侍衛副官,對何說,“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們。”①

①同注25,第104頁。

孫中山由淚流滿面的慶齡托著手,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簽了字——這個最后的行動是因為不愿慶齡過分傷心而被推遲了的。

他的家事遺囑全文是: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1

他的政治遺囑全文是: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1

他的致蘇聯遺書全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癥。我的心念,此時轉向于你們,轉向于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于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愿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食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①

①據李榮關于孫中山逝世前情況的親歷回憶,載《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聽到他說一些單詞。四點半時,他喚“Darling”(“親愛的”,他們夫婦們一直這樣相互稱呼),是叫慶齡;六點半時,他喚“精衛”,是指他當時的親密追隨者汪精衛。①

①以上孫中山遺囑、遺書中文引文均據尚明軒著《孫中山傳》,第312—315頁。

孫中山關于國事的最后的話是:“和平……奮個……救中國”。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還只59歲,他同慶齡結婚還不滿10年。

①據李榮回憶,見前書。

孔祥熙等人曾宣稱,孫中山在病危時曾確認他對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規行葬禮。宋慶齡對此斷然否認:

“我必須告訴你①,曾經有過一種謠傳,說孫中山在彌留時要求把他葬在一處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會主持葬禮。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孫科聽了許多朋友的話,曾堅持要在協和醫院小教堂舉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禮拜,藉以證明孫中山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①“你”指本書作者愛潑斯坦。——譯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堅持,確實在醫院教堂里舉行了一次禮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圍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團轉遞,而只能是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收到后提交給中共代表團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協報》報道了這一發現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兩信的全譯文。承有關人士協助,本書作者得到了兩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這些信件的存在外國學者過去是知道的,如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美國學者莉迪亞·霍羅布尼奇、艾倫·惠廷和馬釘威爾伯在他們有關孫中山和中蘇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據《張溥泉先生全集》(臺北1951年版)記載,張繼(溥泉)曾奉孫中山命帶信到北京給越飛(經對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這些書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語,而非全文,有的連日期也難以肯定。錄》,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關于孫中山從病危至逝世的詳情在許多書仍中都有記載,絕大多數都是照抄孫中山逝世后不久發表的公報,這份公報由當時在場的孫科、孔祥熙、宋子文、鄒魯和汪精衛簽署。本書所用有關這方面情況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據這個公報。孫中山政治遺囑是由汪精衛及其他人(有人說是鮑羅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讀給孫中山聽,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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