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為了維護共和:上海—廣州,1916—1922年

1916年4月間,孫中山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5月中旬,宋慶齡也搭法國郵船公司的班輪回國。她這次旅行不能再像結婚前那樣公開,因為她現在已是孫中山的夫人,從而成為注意的目標。

5月20日,她寫了一封英文信給東京的好友梅屋夫人,說她已于上一天安抵上海。她在信封背后寫的發信人姓名是暗語Woicy。①發信人的地址起初寫的是“350 Hsien…”,然后又用筆劃掉,改寫“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涇浜55號)。②信封上貼的是日本郵票,說明這封信不是在中國發的,而是托人帶到日本發的。在信尾慶齡親筆簽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個大寫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發音。這個英文署名可以瞞過中國的檢查人員,但收信對方則一看便知。

①迪亞斯(1830—1915)曾任墨西哥總統,實施獨裁統治,仰仗外國資本,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巴蒂斯塔(1901—1973)兩度為古巴獨裁者,1958年被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起義部隊推翻。蒙摩查父子均為尼加拉瓜獨裁者,其家族統治尼加拉瓜近半個世紀,至1979年始被推翻。皮諾切特在1973年以陸軍總司令推翻阿連德政府,在智利實行獨裁統治,直至1988年。——譯者

②“Woicy”或“Waicy”是孫中山當時在上海通知別人給他發電報時用的假名,見前引書《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作這些偽裝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的袁世凱雖已氣息奄奄、命在旦夕,但還在垂死掙扎,妄想保住權力,所以從海外回國反袁護法的革命者都須采取嚴密的掩護措施。慶齡回到上海后,就得“幫忙處理大量文書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語)。這里所暗指的是孫中山的《第二次討袁宣言》(第一次討袁檄文是從日本發的)。

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經常發生的那樣,慶齡這一次改變環境,把她推進了一次新的危機。就在她到達上海的前一天,孫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屬陳其美被袁世凱派遣的刺客槍殺。在辛亥革命時,陳其美占領了上海這個港口大城市,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孫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

“陳其美的遇刺是駭人聽聞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凱手中被害的許多無辜的愛國者之一。”慶齡在5月27日給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寫道,“我的所見所聞使我內心十分憂傷,但真理必將永存,我們一定能夠看到中國再次恢復和平和繁榮并為人類造福。”

她在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到達之前,他(指孫中山)的住處同陳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無所畏懼的,即使有許多特務跟蹤他時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總是不放心。但有許多事情他必須親自照看,因為他是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唯一能挽救我們的中國免于毀滅的人……”

“我們很快將離開上海”,她接著寫道,“但請仍把給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純三郎轉交。信上不要寫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為陳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務暗殺的。”

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當了總統。真正的權力落入皖系軍閥頭子段棋瑞總理之手,時局毫無起色。但袁世凱臨死前的恐怖統治總算終結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稍有緩和。

7月末,慶齡病倒了,嚴重的腸胃炎,發高燒,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過于緊張所致。孫中山很著急,立即找山田去請一位好醫生來診治。到8月中,慶齡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孫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寧波、杭州和紹興去旅游和休養。他們在那些地方接觸了一些政界朋友,孫作了幾次重要講演。從留下來的照片上看,這對夫婦表現出度假時的那種輕松愉快情緒。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閑旅行——但即使是這一次也只能說是半公事半休閑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況變得好一些了。宋慶齡在1917年2月19日給梅屋夫人的信上說,以后通訊可寫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環龍路63號”。(環龍路即今南昌路,在當時上海的法租界內)。她信上談的也不是政治危機而是電影制片業(梅屋莊吉是日本電影業的先驅):“我要是自己有錢,很愿意同你們合伙經營電影業,因為這是一種偉大的教育工具。”(雖然她從未參與過電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電影的忠實觀眾中的一員,遇到有她認為優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們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們找到一起來觀賞。)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寫道,“我們的家里經常是賓朋滿座”。他們的“地下”生活結束了。

宋慶齡在4月17日寫的第三封信是給梅屋先生的,因為梅屋夫人正準備動手術。在這封信里,慶齡又回到當時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上來:“我想你大概知道,許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國拉進歐洲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去。這樣做,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許多人為了錢、微不足道的一筆錢,竟然甘心犧牲國家的生命,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1

“我的丈夫幾乎花費了他的整個青年時期為中國振奮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對某些高官這一自甘墮落的行為強烈反感,這些人把金錢和地位置于諸如真理、榮譽、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這些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此處皆為譯文。宋慶齡的函件、文章多數用英文,本書所引用者如采自己發表的譯本,皆在注釋中注明,其他則為本書譯者的譯文。——譯者

②這個“洋涇浜”的地址也是一個秘密地址。在上述《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孫告訴收信人,來信用兩個信封,在外面的一個信封上寫這個“洋涇浜”地址,里面再套一個信封,寫明是給孫的。

參戰問題不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驗,也是《臨時約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驗。新總統黎元洪和極大多數國會議員都反對參戰,但掌握軍權的內閣總理段棋瑞卻一味主張參戰,并在與各省督軍密商后,置國會于不顧,一意孤行。這個軍閥首領在首都橫行霸道,各地軍閥則在他們各自的防區內擁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國的軍閥主義災禍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樣以政變為特征,而是連綿不斷地進行流血的、毀壞性的內戰,其源蓋始于此。

孫中山既無兵力、又無權力,但他有崇高聲望,所以他寫的反對參戰的小冊子(由他的親密追隨者朱執信署名)在輿論界產生很大影響。宋慶齡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孫的立常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筆錢”是指段棋瑞從日本銀行拿到了一筆500萬日圓的貸款(史稱“西原借款”),作為中國參戰的報償。

進行這樣的收買活動的不止是日本。美國駐華公使保羅·賴尼希和曾任袁世凱顧問的倫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頗有影響力的喬治·莫里森,他們都曾各自為本國政府進行過活動(美國在1917年2月參戰)。他們答應給予中國政府各種獎賞:不僅德國在中國所攫占的土地、特權和賠款都將歸還中國,而且協約國還將貸款給中國。他們還示意將修改或重訂19世紀所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無恥的騙局。西方盟國早已秘密許諾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省的租借地——同把它們歸還中國完全是南轅北轍。至于他們自己在中國所擁有的特權,當然根本無意作絲毫的讓步。

認為參戰無益、徒然引起內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孫中山。許多不屬于革命派的各種人物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對,其中有總統黎元洪、民國國務總理唐紹儀、孫的君主立憲派政敵康有為。國會沒有通過參戰議案。

面對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時候獨裁者袁世凱所做的那樣——悍然踐踏1912年頒布的《臨時約法》,對德宣戰。黎元洪因此下令將段免職,但結果卻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辮子將軍”張勛所推翻。(張勛和他部下幾千官兵都蓄辮,以示對覆亡的清朝仍忠貞不渝。)清王室又被從墳墓里請出來。名義上的王室首腦、12歲的溥儀又被宣布為皇帝(根據1911年清帝退位時的協議,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內)。在得不到人民絲毫支持的情況下,他只“在位”12天,還不如袁世凱——袁還做了83天皇帝。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證明,對中國來說,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對君主制度的唾棄,比西方的法國更加徹底,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經歷了幾次復辟——建立帝國或王國——前后好幾十年。

這出鬧劇正是軍閥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總統手下沒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來鎮壓“辮子兵”。段棋瑞再任總理,馬上把這個倒霉的總統換掉,換上了一個馴服工具,并解散了國會。這個國會是1912年選出的,在袁世凱倒臺后重新召開。

(一)南下護法

孫中山有幾個月時間在上海專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凱覆滅后,他曾經希望能夠最后地從對舊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壞工作,轉換成建立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建設性努力。但他再一次發現,時機尚未到來,還要進行更多的革命戰斗。因此他發起了護法運動。他這樣做并非出于對1912年憲章的不適當的崇敬——他自己曾說過,這部約法中他唯一完全贊同并對之負責的條款是“主權屬于人民”。他維護約法是為了保護比之更為寶貴的東西,即得來不易的共和國。

他對北京的段棋瑞政府發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們臨時約法》,他將建立另外一個護法政府,與之對抗。這一次,他的抗爭將不像過去那樣是在海外流亡中進行,而是要在中國本土上建立這個護法的新政府。他稍后宣布,護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來代替“假共和”。

因為篡權者段棋瑞依賴武力,所以孫中山也要謀求軍事上的支持。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軍分遣隊共7艘軍艦宣布起義,擁孫反段。這件事的成功同宋慶齡是有關系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一起,對艦隊軍官的夫人們做了許多政治鼓動工作,通過她們去影響這些軍官。

在這支艦隊的護衛下,孫中山同宋慶齡,還有一大批支持者于1917年7月6日離滬赴穗。南下的還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國會議員。他們很快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決議成立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

但這個政府從1917年年中成立,只維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點是依賴于當時控制著廣州的桂系軍閥,而后者所以需要孫中山和國會留在廣州并不是為了國家前途,而是為了使自己的名聲好聽一點,以利于割據兩廣,并獨占煙賭兩項豐厚利藪。所以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諷刺話:軍政府沒有軍隊,軍隊眼里沒有軍政府。

不久,桂系軍閥設法賄賂一部分國會議員,把孫中山那點徒有虛名的權力也剝奪了。1918年5月4日,孫中山辭職回滬。他憤怒地指責所有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所有這幾封宋慶齡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孫女小坂珠訪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經久保田博子夫人協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孫中山的偉大品質在于他從不灰心。相反,他總是從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訓。他對軍閥的幻想破滅了,他本著“知難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國問題的更深根源。換句話說,革命需要理論。當然,這不是說他要放棄行動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這樣的人。對他來說,知識要從過去和現在的行動中去獲取,又用于未來的行動。

他回到上海從事《建國方略》的著述,在這一工作中,宋慶齡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為了表示感激,孫中山親筆書寫了一部送給她作為禮物。后來,宋慶齡在拍照時常常把這部孫中山的手寫稿捧在手中,作為她決心繼續為他的事業而奮斗的象征。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國老友之一朱利安·卡爾老先生(生產名牌“達勒姆公牛”煙草的百萬富翁)來滬,同宋家重敘舊誼。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視卡爾如父,而且他當時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爾的投資,所以為卡爾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活動。據說孫中山曾因卡爾資助革命,與慶齡在一個公開場合對他表示敬意。在為卡爾舉行的集會上,孫中山和宋家成員一同出席,這個跡象,顯示慶齡的丈夫同她娘家的不和已告冰釋。

1917年11月發生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起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它對中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性,孫中山很快就覺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從中國革命黨人為什么屢遭失敗延展到了俄國革命黨人又何以能夠成功。1918年夏,他給莫斯科的列寧發去一封熱情的英文電報(無疑是經慶齡作了文字加工的)。電報說,“中國革命黨對于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斗,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斗。”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于金沖及著《試論孫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關于護法運動的一節。該文原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頁,譯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過去同外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接觸主要是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些來往,而第二國際是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但孫中山卻立即熱烈地響應布爾什維克革命。他采取這一立場不是出于理論上的分析,而是因為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改良者。他從經驗中早就認識到,中國必須先有革命,才能進行改革——和平進化是改變不了中國的。

1918年5月5日,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慶齡極度悲慟。

(二)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孫中山和慶齡遷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號,后來這里就一直成為他們的寓所。直到兩人先后去世。這座房子由孫的加拿大籍華裔副官黃惠龍募集資金購得,作為孫在加拿大的追隨者的禮物送給他,是孫中山、宋慶齡夫婦一生中唯一一座為他們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現在是孫中山上海故居紀念館(新地名是香山路7號),原來的家具和書籍都照原樣保存著。

屋里的布置簡單而高雅,表現出主人的性格和愛好。這里主要是工作的場所,書房和藏書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間。屋旁有一塊不大不小的草地,他們在這里招待賓客、活動身體——她會把他從書桌旁拉出來散步、玩球或打門球。孫中山有一個非華人衛士并副官馬坤(莫里斯·科恩),他是在倫敦東部貧民區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長的。據他回憶說,屋子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林肯的畫像掛在書房墻上,算是唯一的裝飾。他到上海時已有約10年沒有見到孫中山了。據記載,馬坤曾說,“許多中國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么變化。他看起來像46歲,也像66歲,怎么看都行。他的胡須可能白了一點……但他的眼睛里依然閃著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還是老樣子,既沒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別瘦。”

馬坤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她的高貴文雅是在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卻使他大吃一驚。“我見了她簡直不知道說什么好,只是像個孩子那樣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馬坤很快發現她是孫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員”,“不管發生什么事”,總是使孫中山“高興和愉快”,每晚都同孫坐在一起看書聊天,“還常常在家里放電影”。

工休時打門球,“工作人員都同他們在一起玩”。孫同慶齡常說笑話,還彼此取笑。他隨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邊又笑又喊,說他只想贏球,什么招兒都使出來了。①孫中山另一位英文秘書李祿超回憶說,玩球時慶齡曾喊道,“小心這個布爾什維克1②這段時期,孫中山的身體情況看來很好。他自己說,“我感覺非常良好。我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是最近兩年的事。”③他過去常感腹部疼痛,多年來曾幾次應用不同的飲食療法。可能這是他后來患肝癌的先兆。但孫中山和宋慶齡這段時期在上海家中所過的并不只是“溫暖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寓所是進行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許多工作和會晤的繁忙場所。

①此電原件無疑為英文,并經宋慶齡作文字加工,但本書作者迄今未能找到。在這里所引的中文電文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頁。這個中文電文看來是從莫斯科《真理報》所載的俄文譯文譯出的。

②關于馬坤的引語采自查爾斯·德雷奇著《雙槍科恩》,第84—85、88頁。

③引語采自馬釘C·威爾伯著《孫逸仙——屢遭挫折的愛國者》(英文),第38頁。李祿超寄居國外多年,后回國,80年代初期在廣州病故。

在以后的一年半時間中(直到1920年末),孫中山在這里總結以往的經驗,把所提煉出來的新認識用于指導未來的行動。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決如何更好地組織武裝起義的問題——因為武裝起義是他長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兩個重大事件——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很快使他著手于一項新的、更為廣闊的任務。國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深遠的國內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是由兩個國外事件所引發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運動初爆發時是反對協約國在戰后和約中出賣中國的抗議浪潮。按照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條件以及高唱入云的“民族自決”口號,中國有權期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省的一切殖民權利。但在凡爾賽和會上幾個主要戰勝國分贓的結果,根據原有的秘密協議(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檔案中的許多秘密條約都公布了出來),德國的這些權利不是歸還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這樣,中國雖然參加了協約國,到頭來卻不是戰勝國之一,而成了失敗國之一。這是一次深刻的教訓。在一個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里,一個國家如果它的主權是不完整的并且沒有全民整體力量來加以保衛,就不可能避免為某一個帝國主義所宰割。

這一發展不僅證明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正確,它也使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尋找盟友的目光轉向蘇俄——一個由本國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本國土地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制度而建立起來的國家,它宣布不僅在國內要實行社會主義、在國際上還要同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全世界的革命運動聯合起來。蘇俄還顯示出革命能夠抵擋外國干涉,它挫敗了大大小小十四個外國的武裝入侵。它還宣布廢棄沙俄像其他帝國主義一樣迫使中國同意的租界、治外法權以及其他半殖民地特權。“看來很自然,作為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孫逸仙博士會使自己對蘇俄發生興趣。”這是一位外國作者(他本人很保守)在所寫的孫中山傳記中的話。①

①孫中山著《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憶》(英文),倫敦出版,原書無出版年代,但有孫中山所撰引言,日期為1918年12月30日。

關于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毛澤東曾形象生動地回顧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①但使得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本性絲毫未變并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五四運動。它預兆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個黨在毛澤東領導下于30年后即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①見上引威爾伯所著傳記,第112頁。

五四運動匯合并加強了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打倒孔家店”和反對宗法制度的反封建思潮,它呼喚“德先生”、“賽先生”①在中國出現,如同歐洲文藝復興的樣式。但當反對西方國家(一直被認為是“德”“賽”兩位“先生”的家鄉)的運動以群眾性規模爆發時,不是這兩位“先生”而是“革命同志”很快進來了。當日本所收買的北京政府將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而使日本在山東的攫奪“生效”時,北京和其他城市學生先后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擴大到社會其他階層。知識分子以新的激情對列強進行譴責,并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越來越提高了認識。商人、店員和消費者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抵制外國貨(這一次是日本貨)的辦法,并且規模之大為前所未有。工人舉行抗議罷工,作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反帝運動同反對中國舊統治勢力的運動以洶涌澎湃之勢匯合在一起了。

①“孔家店”指長期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和改造的儒家學說。“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當時音譯為“德摩克拉西”,“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當時音譯為“賽因斯”。——譯者

在北京,政府中幾名眾所周知的親日派部長被罷免;在巴黎,北京政府的代表懾于國內外群眾的壓力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三)支持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孫中山(和宋慶齡)第一次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全國范圍內行動起來,并在社會其他階層中引起回響。有些作者或出于誤解、或由于偏見,對于孫中山贊同五四運動的程度表示懷疑。事實上,五四運動對他來說意味著新的前景、新的希望。從一封在他

提示下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五四運動是由于“(北京)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于先,滬上復得諸君共為后盾……中山先生同屬國民一分子,對諸君愛國熱忱,極表同情,當盡能力之所及以為諸君后盾。……尚望諸君乘此時機,堅持不懈,再接再厲,喚醒國魂。民族存亡,在此一舉,幸諸君勉力圖之。”他不僅肯定這個運動的偉大意義,并開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個人,也要靠愛國學生一起來“喚醒國魂。”①另外一個材料說,孫中山“立即表示對學生的支持”。他在給上海和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回信中鼓勵學生開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個當年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羅家倫(他后來向右轉并成為國民黨的大官)談到孫中山的態度時說,“他以極大的熱誠把曾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吸收入他的黨。每次接見北京的學生代表,他總要同他們談三、四個小時,并且越談越有興致。”③

①《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

②見前引金沖及文。

③周策縱著《五四運動》(英文),第125、247頁。

有人把五四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說成是“共產黨夸大其辭”。羅家倫本人的政治傾向使他的這段證詞更有力地駁斥掉這種說法。

當時大學校園里的另一位積極分子許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

“那是1918年的暑假,為成立全國學生統一的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我和另一位同學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南下活動……我們去莫利哀路會見了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們談話時,客廳的一隅,坐著宋慶齡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參加全國學聯工作的幾位同學,再一次拜會了中山先生。這次訪問,我們與中山先生就國家大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宋慶齡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沒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參加我們的討論,這種穩重謙虛的風度,令人敬佩……”①

①見周策縱書引用1920年羅家倫著《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與失敗……》1943年重慶重印本。1943年時羅已是國民黨高官,以后曾任臺灣

但人們可以設想,慶齡的青年熱情同樣為這些學生——他們同她年紀相若——所激發,而且其程度并不下于政治上更為成熟的孫中山。正是在這一時期,孫中山越來越認識到宣傳工作的重要,為使革命思想廣泛傳播,創辦了《建設》雜志①和《民國日報》副刊《星期評論》。

①許德珩著《高風亮節、大義凜然——記宋慶齡同志》,原載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報》,收入《宋慶齡紀念集》,第68頁。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紀念日,孫中山再次改組他的黨,名為“中國國民黨”。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的、題為《救國之急務》的演講中指出:

“吾人欲救民國,所可采者唯有兩途:其一,則為維持現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以維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則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闡述“重行革命”時,他強調辛亥革命“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尚留陳腐之官僚系統未予掃除”,所以現在要把竊據國家最高權力的“官僚、軍閥、陰謀政客”驅除殆盡,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民國之主人”①

①這本雜志的名稱無疑同30年后宋慶齡為她創辦的對外刊物取名《中國建設》有著某種聯系,后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1月創刊的,以多種文字向全世界發行,至1990年1月易名《今日中國》。

(四)作為非常大總統的夫人

1920年,在新事件和新思想交織而成的時代大漩渦中,孫中山得到了一個機會,再次離開在上海法租界的棲身之所,回到在廣州的自己的基地。

在1917—1918年間先迎孫中山到廣州、然后又排擠他出去的桂系軍閥,這時受到了滇系軍閥的壓力。同時,孫中山看來也終于有了自己的軍事后盾——粵軍陳炯明部。陳早在1909年就加入了同盟會,對革新和進步的目標表現出熱心,并且在孫中山前一段任廣州護法軍政府大元帥期間顯得忠心耿耿,所以為孫所信任。此時,他的部隊駐在福建,孫中山通過他的助手朱執信勸說陳炯明回”師廣東,為重振護法運動開辟一個牢固的基地。廣東民眾苦于外省軍閥的盤剝壓迫,對陳部回師很是歡迎。孫中山偕慶齡及一些政界老友在1920年11月再度乘軍艦離滬返粵。

孫的第二次廣州政府時期是繁忙而又多事的。

國會重新召開,建立的政府不再稱軍政府而是宣布為民國的合法政府。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并同宋慶齡一起檢閱了10萬廣州市民的慶祝游行隊伍,隨后又親自參加了游行。晚間,他們一起觀賞了廣州人喜愛的燈會,各色精致彩燈竟放光輝。

但到下一個月即6月間,游行改成了打仗。

孫中山決心要打倒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廣東和廣西兩省之間爆發了戰事。孫的軍隊迅速攻占廣西主要內河港口城市梧州,向省會桂林挺進。在廣州,慶齡發動婦女,組織了一個“出征軍人慰勞會”,支援前線,何香凝任總干事(她們倆人以后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多次合作,從事革命輔助和救濟工作)。

1921年12月,孫中山移駐桂林,設大本營,準備揮師北伐。慶齡隨同行動,負責紅十字會救護傷兵的工作。

據孫中山侍衛長馬湘(加拿大出生)回憶,在桂林期間,孫氏夫婦曾經有過一次非常難得的完全休息。慶齡有事回穗一行,她回來時,孫中山去接她,然后他們乘船游覽漓江,觀賞兩岸的秀麗景色。馬湘說,他們一連幾個小時目不轉睛地看著那些高聳入云、千姿百態的層巒疊嶂。孫中山足跡踏遍全球,但看到這里的山水不禁感嘆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同這里媲美。①

①《孫中山選集》,第425頁。

(五)參加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的會談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21年12月23日開始,孫中山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遠東代表馬林(本姓斯尼夫利艾特,荷蘭共產黨員)在桂林舉行了為期5天的歷史性會談,宋慶齡參加了這次會談。

馬林曾在印度尼西亞(當時稱“荷屬東印度”)參與獨立運動,并曾出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一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12位代表(由約50名成員選出),其中有來自湖南省的毛澤東和較為年長的董必武(他原系同盟會會員,孫、宋結婚時也在日本)。

1921年作為馬林翻譯來到桂林的還有23歲的張太雷。他是個學者的樣子、風度翩翩、活潑健談,據見過他的人說,他說起話來眼鏡片后的目光四射、兩道濃眉時起時落。他可能是宋慶齡會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也是第一個對蘇聯有第一手知識的人。他在五四運動中是積極分子,并因此而激發起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他曾在共產國際及其遠東書記處(設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工作過一段時期。

張太雷同宋慶齡的共同之處不僅在于年齡相近(他比她小5歲),還在于兩人的英語都極流利。在好幾年中,英語是中國同歐洲革命者(包括俄國人)之間主要的交流工具。

英國和美國在中國推廣英語教學的本來目的主要在于把戶國那些有錢有勢的家庭在商業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這兩個國家聯結在一起。但有諷刺意味的是,英語在中國卻發生了同原來目的背道而馳的作用,正像中國不少有錢有勢的家庭的子女卻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歷史總是按它自己的規律發展的。

陪同馬林從上海去桂林的還有兩個國民黨人——陳友仁(尤金·陳)和李祿超,以便引見他們的黨的領袖。有趣的是,馬林去桂林是因孫中山駐滬代表張繼的建議,由國民黨邀請的,而張繼的認識馬林則由于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創立者之一李大釗的介紹。由此可見,國共兩黨的關系那時已頗融洽。而馬林則在印度尼西亞曾促成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張在中國也實現同樣合作的人。

在宋慶齡參加的孫中山一馬林會談中,馬林提出兩點建議,為孫中山所接受,并從而產生了歷史性的后果。第一點是國民黨要改組成為一個聯盟性質的政黨,能夠團結一切社會階層(特別是工農)的進步力量。第二點是建立一支由革命黨領導并忠于黨的思想的新軍并創辦軍官學校,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為這支新軍培養軍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個軍閥。

同馬林的會談不是孫中山同共產國際的第一次接觸。一年前,孫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中文名字“吳庭康”)交談。①維曾幫助陳獨秀(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的前導。他是1913年從沙俄移民到美國的工人,在那里學了英語、參加了美國社會黨,直到十月革命后才于1918年回國,成為一個活躍的共產黨員。這個年輕的俄國人當時才29歲,同宋慶齡差不多年紀。

①據馬湘著《跟隨孫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憶》,收入論文集《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

國民黨人和早期的共產黨人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關于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最初幾次會議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舉行的。在孫、宋結婚的時候,戴是孫的親密信徒,也是孫氏夫婦的私人至交。(后來,他成為出名的國民黨左派;再后來又一變而成極右派。)參與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還有邵力子。他曾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后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但后來又回到蔣介石陣營中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再度同共產黨合作。第三位是法學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參加共產黨后從不動搖,參加了紅軍長征,逝世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2年4月,孫中山會見的俄國人中有塞爾蓋·達林——他是“青年共產國際”派來廣州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達林當時年僅21歲,但已有幾年革命活動的經歷,并成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成員。他們會談時,慶齡也在座。至于談話的主題,據達林回憶,孫中山對蘇聯紅軍的組織和政治教育特別感興趣。①

①參看《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維金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及上引威爾伯所著傳記。

很明顯,孫當時想得很多的是組建一支革命的軍隊,而不是一支只起輔助作用的軍隊。

(六)孫中山晚年思想的發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觀念也正在孫的心中醞釀。他在同馬林會談后不久,在桂林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①

①達林著《中國回憶錄1921—1927》第十章“與孫中山最初的幾次談話”,第99—108頁。

關于革命的綱領,他正在走向以后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僅發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紀初他所提出的舊三民主義。

首先是民族主義。它最初只是反對清朝統治并謀求國家的獨立富強,辦法是實行現代化——大致相當于“西方化”。現在,民族主義有了新的鋒芒,即反對帝國主義,正如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在一次談話中所說,“‘俄國革命成功……為中國樹立了一國如何擺脫外國侵略與不公正的枷鎖的榜樣。’”①

①《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7頁。

民權主義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范,這一點從前面所引孫中山關于舊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國的講話中可以得到證明。

民生主義是社會一經濟綱領,它不可能不受到蘇俄的實踐的影響。孫中山對于列寧在內戰時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之后采用“新經濟政策”特別感興趣。孫中山經常在思考的不僅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時在思考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別是窮人的困苦境況。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幸是相互聯結的,除非兩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宋慶齡在一篇記述孫中山的文章中寫道:“據馬湘……回憶,1916年在上海時,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著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建筑的。他們割據地方,橫征暴斂,開煙開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里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

“1921年10月,孫中山到廣西南寧視察時,曾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講話。他對聽眾說,‘革命就是要使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都過好生活……你們是主人,省長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滿意,才是一個好省長、一個好仆人。馬(君武)省長現在首先要把陸榮廷、譚浩明等(本省軍閥)存在上海外國銀行的現款設法取回,連同他們在省內的產業一齊拿出來分給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著。’”①

①據宋慶齡著《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廣州公報》刊登的談話”),載《宋慶齡選集》,第463頁。

孫中山堅持不懈,但不固執,善于學習。他曾經希望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共和國”的現有軍隊中找到真正的支持,但這個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軍司令和桂系軍閥曾經支持他的第一個護法政府,后來就變了。他很信任的陳炯明將軍的部隊曾為建立第二個護法政府掃清了道路,但時隔不久,陳同前者一樣很快就背叛了孫中山。正是由于這一現實情況促使孫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

與此相仿,他在國際事務中的親蘇傾向也是由于他曾為了爭取別國優待——或者只是公正對待——中國作出過許多努力,而結果總是失望。他確實贏得了不少外國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的同情,但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曾經同情過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國成立之前,孫中山一再試圖使西方列強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黨人看作未來中國的代表,而這些國家卻仍然繼續支持腐朽的君主政權,并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驅逐出境。辛亥革命勝利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國之前先去游說英美以求結盟。但它們卻會資助“強人”袁世凱(在他為清王朝效勞時已得到它們的歡心),并且在袁世凱竊據大位之前,拒不承認民國新政府,更不要說給以貸款了。這是孫把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兩國也沒有急忙承認。

英國政府的算盤是要使它的承認換來一筆它從清朝統治者那里未能獲取的代價。它威脅說,如果新國會中有西藏代表參加,它就不承認民國。不難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這片地方(約700年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分裂出去。

美國是舊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國,但也遲遲不承認這個最新的共和國(它是以美國為楷模的)。它剛一承認,它的一位最杰出的憲法專家弗蘭克·古德諾就被袁世凱雇用為“立憲顧問”,以幫助袁帝制自為。他稟承袁的意志,斷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他還用明顯的外部干涉的威脅作為他這一論斷的根據。他先指中國屬所謂“民智低下之國”,如“率行共和制……禍亂將不可收拾”,“此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蓋其經濟勢力,久已膨脹……其權力所及,必將有所主張,俾其[與國]所用之制度,不至擾亂治安,蓋必如是而后彼輩所投之資本,乃可得相當之利益也。極其主張之所至,勢將破壞他國政治之獨立,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蓋茍必如是,而后可達到其目的,則列強亦將毅然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當時,“歐西”一詞包括美國在內。)

①宋慶齡著《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

從現代的觀點看來,美國對孫中山(他被稱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的態度,正如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說,是“對于美國不喜歡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實例。”①當然,這不是最后一個實例,因為后來還有許多美國支持“袁世凱類型”“強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亞斯、中國的蔣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朝鮮和南越一個接一個的軍事獨裁者、智利的皮諾切特之類。日本在這一時期狂妄荒謬的行徑以及凡爾賽和會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的出賣,前面都已談過了。

①古德諾的文章轉引自H.F.麥克奈爾編《中國現代史選讀》(英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743—746頁。麥克奈爾在腳注中指出,古德諾在經過10年之后仍然不把他的英文原文公布出來,說是“找不到了”,所以本書的英文是從中譯文譯回來的(中譯文的準確性沒有疑問)。[中譯文題為《共和與君主論》,見《君憲紀實》,全國請愿聯合會1915年9月編櫻復印件承蔡美彪見賜。——譯者]

至于取消外國在中國的租界、勢力范圍和治外法權(在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權”的主張中本來已含有這樣的承諾),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提到這些要求時,它的那些所謂“盟邦”根本不加理會。孫中山在他《實業計劃》一書中曾呼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各國原本用于軍事的經費應轉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投資。他的這一提議同樣無人理睬。相反,協約國在獲勝后運往中國的是剩余的軍火,以有利的條件賣給各地的軍閥。這些軍閥能夠、也愿意破壞和分裂中國,在看來永不休止的內戰中為他們各自的外國“后臺老板”保持或擴充其勢力范圍。

更有甚者,當孫中山正在努力準備北伐以掃清主要軍閥時,西方列強卻在支持那個陰謀在孫的“后院”破壞這次北伐的軍閥——一度得孫信任卻不忠不義的陳炯明。孫的計劃是利用各系軍閥正為爭奪全國控制權而內哄的時候,以廣東為基地興師北伐。由孫任命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卻另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這個富庶省份的統治權和財權據為己有,而絕不愿意為了任何其他事情去冒損失部隊和權力的風險。他提出“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的口號來籠絡本省的人心。他起初作為反清革命黨人、后來又作為革新派的行政長官,小有名氣,現在他又鼓其如簧之舌,保證要把廣東建成為全國的“模范時。他討好進步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企圖使他們從支持孫中山改為支持陳炯明。他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兩面派手法,使得連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也曾一度支持他,①唯一的一個蘇聯駐廣州記者也說他的好話。②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第一任領導人陳獨秀曾一度被他委任為省教育廳長。美國的杜威和英國的羅素③等來訪中國的著名西方自由主義者都對他有相當深的印象。④

①布賴恩·釘喬治著《國務院和孫逸仙:1920—1924年的美國政策和中國的革命性裂變》,載《太平洋歷史研究》(英文)。加州大學出版社,1977年11月號。

②見上引達林書。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當時的領導人是陳公博。陳后因支持陳炯明被開除出黨,再后在國民黨當大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充當日本的傀儡,戰后以賣國罪被處決。

③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貝特蘭·羅素(1872—1970),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譯者

④這個俄國人是共產黨領導的西伯利亞“遠東共和國”電訊社(簡稱“遠東社”)駐廣州記者斯托揚諾維奇。據達林說,斯后來改變了對陳炯明的看法。

在玩弄手段、施放煙幕的同時,陳炯明暗中與香港的英國當局及英美支持的直系軍閥吳佩孚保持接觸。(吳是當時勢力最大的軍閥,也是孫中山北伐的主要目標。)到1921年底,陳的態度改變已趨明顯,因為他停止了對北伐軍的供應。接著,1922年3月21日,由孫中山任命為陳炯明參謀長的鄧鏗在廣州火車站遇刺,兩天后傷重不治。雖然刺客逃逸,人們都認為陳炯明應對鄧鏗之死負責,因為鄧擁護北伐而陳是反對的。鄧鏗是曾受高級訓練的職業軍人,早年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軍事教育界頗負盛名①。他的被殺一定使孫中山想到其他類似的案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陳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執信在廣州策反桂系軍隊時被殺。

①在一本題為《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小冊子(英文)(紐約《新共和》雜志出版)里,杜威稱贊陳炯明道,“在我所遇見的中國官員中,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很可能成為第一流的全國性人物……他是一個既能使別人忠于他、他也忠于別人的人——就這一點來說,他就幾乎是無與倫比的了。”這最后一句話實在是絕妙的諷刺,因為陳很快就對孫中山叛變了。

(七)廣州脫險

后來陳炯明公然叛變,在1922年6月16日對總統府發動突然的武裝攻擊,孫中山和宋慶齡只是憑著他們的勇氣和幸運,才幸免于難。這一經過,宋慶齡在事件之后不久就用英文寫過一篇記述①。她說,當孫和她正在廣東韶關(原為曲江縣)北伐前線總指揮部時,陳率軍潛入省城廣州,縱部肆意搶掠,并斷絕交通。孫察覺形勢危急,即偕慶齡回穗。她寫道:

①鄧鏗是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革命軍人的老師。他的學生中有蔡廷鍇(十九路軍軍長,1932年淞滬抗戰的英雄)、鄧演達(1927年前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同宋慶齡一起為捍衛孫中山的政治原則而斗爭,1933年為蔣介石秘密殺害)、葉挺(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軍長,曾被蔣介石囚禁)。

“我們到了廣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陸軍退回原防,陳雖屢次答應,卻不見兵隊開調。這時,陳在名義上是退隱惠州[陳總部所在地]。口口聲聲,仍是服從政府,與我們也時常往來。……陳素來的地位軍力,皆由我黨所界與,且與我黨提攜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懷疑他有異志。”

在這里可以插敘一段情節。在兵變發生前,慶齡的姐姐靄齡帶著她的小女兒洛士文(慶齡小時曾用的英文名字)來看望她和孫。慶齡對即將來臨的危險一無所知,所以還要靄齡在回上海時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邊。一位同靄齡關系密切的作者在寫到這件事時說,“如果靄齡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歷史就要因此而發生變化,因為孫中山夫婦帶著一個孩子是絕不可能脫險的。”①慶齡在文章中接著寫道:

①《廣州脫險》(1922年6月),載《宋慶齡選集》。

“此時城中聽陳指揮之部隊達二萬五千名,而我黨大軍皆開赴前敵,留駐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時,我正在酣夢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裝同他逃出。他剛得一電話,謂陳軍將來攻本宅,須即刻逃入戰艦,由艦上可以指揮,剿平叛變。我求他先走,因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覺得個人不致有何危險。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衛隊全數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據另外一些文章中的記述,當此危急時刻,慶齡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堅決要孫先走,自己留下。①當時慶齡正懷有身孕,這是她結婚七年來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②

①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22頁。

②見《鄧小平致悼詞》(1981年6月3日),載《宋慶齡紀念集》,第25頁。

張猛①曾是總統府衛隊營士兵。他回憶說,當時任營長的是葉挺。葉是共產黨員,在后來的中國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都曾擔任過領導工作。

①據廖夢醒著《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載同上書,第136頁。

慶齡接著寫道:“他走了半小時以后,大約早晨兩時半,忽有槍聲四起,向本宅射擊,我們所住的是前龍濟光①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種植許多亞熱帶樹木、公園式的越秀山),有一條橋梁式的過道(據見過的人說,它是封閉式的,像一條架在空中的走廊),長一里許,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經過,直通觀音山總統府。叛軍占據山上,由高臨下,左右夾擊,向我們住宅射發,喊著‘打死孫文!打死孫文/我們的小衛隊暫不反擊,因為四周漆黑……

①張猛現已故世。1985年,本書作者曾在廣州采訪過他,當時他已年近九旬,但記憶準確,聲音洪亮。他是在越南出生的華僑,父親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戰士,在一次反清起事中犧牲。他自己在參軍之前曾做過裁縫。

“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及機關槍與敵人對射。敵方卻瞄準野炮向宅中射來,有一炮彈擊毀我們澡房。衛隊傷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點,我們的軍火幾乎用完……隊長勸我下山,為唯一安全之計。其余衛兵,也勸我逃出,而且答應要留在后方防止敵人追擊……聽說這五十名衛兵竟無一人幸免于難。”

“同我走的有二位衛兵和姚觀順副官長①(中山先生的侍衛),手里帶著一點零碎,在地上循著那橋梁式的過道爬行。這條過道,正有槍火掃射……流彈有一二回正由我鬢邊經過。……到了夾板已被擊毀之處,沒有掩護,只好挺身飛奔過去……姚副官長忽然高叫一聲倒地……有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兩腿……兩位衛兵把他抬起走,經過似乎幾個鐘頭,我們才走完這過道而入總統府的后院。半小時后,我們看見火光一閃,那條過道的一段整個轟毀……這總統府四圍也是炮火……

①龍濟光是云南省的一個舊式軍人,在清末和袁世凱竊國時曾在廣東掌權。陳炯明在從事革命時多次對龍作戰并最后將之逐出。

“我們把姚副官長抬進一屋,而把他的傷痕隨便綁起來,我不敢看他劇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說,‘將來總有我們勝利的一天。’”

在炮火紛飛中過了幾乎整個白天,其間有個守中立的師長派一軍官來議條件,衛隊提出的第一條是保孫夫人平安出險,那個軍官又說他不能擔保。于是宋慶齡和衛兵們設法逃出,遇上大群闖進來搶掠的亂兵和暴民,幸虧慶齡“頭戴著姚副官長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亂的人群里得脫險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慶齡記述道,“我再也走不動了,憑兩位衛兵一人抓住一邊肩膀扶著走。我打算恐熬不過了,請他們把我槍斃。……我們跑到一座村屋,……屋中的老主人要趕我們出來,因為恐怕受累。正在此時,我昏倒下去……”

叛軍士兵再次來到,開槍亂射。宋慶齡的一個衛兵出門去看動靜,不幸中彈犧牲。

“槍聲沉寂之后,我化裝為一村嫗,而剩余的一衛兵扮作販夫,離開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們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這家過夜。這間屋于早間已被陳炯明的軍隊搜查過,因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無力前進就此歇足。那夜通宵聞見炮聲……再后才欣然聽見戰艦開火的聲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無恙了。”

慶齡最后寫道:

“第二天,仍舊化裝為村嫗,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鐵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與衛兵才到嶺南[前美國人辦的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們看見幾船滿載搶掠品及少女,被陳炯明的軍隊運往他處。后來聽說有兩位相貌與我相似的婦人被捕監禁。……”

“那天晚上,我終于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別重逢。后來我仍舊化裝由香港搭輪來滬。”

在這篇記述中,慶齡沒有提到她的懷孕,也沒有提到她在脫險過程中因過度緊張勞累而致流產。這一事實看來是確鑿的,但流產的地點不很清楚,多數記述認為是在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博士家中,慶齡最后是在這里暫避的。這件不幸的事情對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別對她來說是如此,因為她熱愛孩子,而據說醫生以后檢查的結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孫氏夫婦是乘英國炮艦“摩軒”號由廣州赴香港的。這事出于孫中山的美國老友及法律顧問羅伯特·諾曼的大力協助。他先向美國駐廣州總領事提出,由美國炮艦送他們去港,但被拒絕。英國人當然不比美國人更喜歡孫中山,但他們的頭腦看來要更復雜些:孫中山和他的信徒們在密邇香港的廣東有根深蒂固的勢力,而且說不定將來的天下也可能是他們的,那又何必做得太絕呢?

在香港,孫中山和宋慶齡換乘民用客輪“俄羅斯皇后”號赴上海。

有兩件有意義的事在這里可以附帶提一下。

陳炯明占據廣州后,得到了一些孫中山早期同蘇俄和共產國際使者談話的書面記錄。他把這些記錄(可能還加上一些歪曲和編造的材料)送到香港和大陸的一些不傾向革命的中國報紙和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外國報紙去發表,這些報紙對之大事渲染。陳借此以“使中國免于共產主義的大救星”自命,從廣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持的大軍閥吳佩孚(北京軍閥政府的支柱)以及香港的英國人那里撈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好處,金錢、軍火源源而來。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另外一個軍界和政壇人物蔣介石開始發跡。蔣是孫中山從廣州脫險后登上“永豐”艦時隨從軍官之一。他第一次有機會同孫每天在一起,并贏得了孫的好感。在此之前,有好幾年蔣脫離了軍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經紀人。他在“永豐”艦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他后來所說的那么英雄——他隨孫上艦后眼看形勢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但他同孫的關系使他后來得以取得國民黨的最高軍政大權。再后來,他同上海金融界的勾結又使他實現了從革命到反革命的叛變,這樣的全國范圍的大規模叛變,同陳炯明在小小一省內的叛變相比,真是大巫見小巫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昆明任中國與美軍的聯絡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曾派女兒到北京來拜訪他的老上級李濟深(當時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澳門從事工程工作,1952年逝世。以上根據他的女兒姚曼裳寫的關于他的一篇傳略,載《文史資料選輯》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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