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離昆他遷

帶著兩個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車離開了昆明,車上還有另外的三十一個人,年齡從七十歲一直到襁褓中的嬰兒。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憐的行李津貼。他們坐在敞篷卡車上采勸騎馬蹲檔式”,兩腳叉開坐在行李卷上,那是當時中國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續了兩個星期。“裝載著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氣越過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發燒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個星期后到達。

“到達后不久,”他寫道,“我就到重慶去為營造學社籌點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臥床,到現在已有三個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們在北總布胡同時叫三爺的那個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戰中犧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給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發現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訴我的要厲害得多。盡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對了這一悲慘的消息。”

在同一個信封里有徽因的一個字條:“我的小弟弟,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在一次空戰中,在擊落一架日寇飛機以后,可憐的孩子,自己也被擊中頭部而墜落犧牲了。”

老金信中關于他是這樣寫的:“從開戰以來他就隨學校從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說是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在同班一百多學員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幾年中,他已成為一個老練的飛行員,一個空軍駕駛員。他得到了他自己選擇的專業,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對她弟弟的悼念和她為其他八個“兄弟”(在晃縣認識的年輕學員)陣亡的傷痛結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寫了一首詩: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戰陣亡(注1.)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

這三年的時間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說來,你別悲傷,

因為多半不是我們老國,

而是他人在時代中輾動,

我們靈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們已有了盟友、物資同軍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過。

我記得,記得我當時怎樣同你

討論又討論,點算又點算,

每一天你是那樣耐性的等著,

每天卻空的過去,慢得像駱鴕!

現在驅逐機已非當日你最想望

駕駛的“老鷹式七五”那樣——

那樣笨,那樣慢,啊,弟弟不要傷心,

你已做到你們所能做的,

別說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言語

算是詩來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后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么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33年(注2.)李莊。

在從重慶和成都回來以后,思成以新的熱情投入了學術工作。他現在有了教育部的資助,他在沒有被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趕上之前,不僅可以供養自己的家庭,還能夠支付劉敦楨和幾個年輕工作人員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盡管困難重重,但也提醒他,還有許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書成為李莊研究人員攻讀的重點。在相關領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學家思永全家都遷來此地,李濟和別的老朋友也在,雖說他們搞的是自己的調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關系。

除了安排好家務事以外,思成從那很完善的圖書館里帶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書籍,恢復了她學術研究的興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發現的漢代巖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漢代歷史方面幫助他。他給我寫信說:

“徽因對于你在漢墓結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極感興趣。或許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過漢代歷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奮地熟識了漢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將軍和大臣,他們的寵幸和敵人,她談到他們時簡直就和談論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樣!這還不算,她把他們的習慣、服裝、建筑至脾氣秉性都聯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現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將會成為在漢朝研究方面特別有學問的年輕女子。就是現在,她還能有聲有色地詳細講述西漢大部分歷史人物的故事。

“她計劃從漢代歷史中給你抄一張有關描述實際生活的壁畫的摘錄。看起來漢朝人特別喜歡在墻上或隔板上畫畫,她對此做了很多記錄。她甚至認為漢朝人畫畫的本領比我們在那個時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見到的還要大。把圖畫刻在石頭上有時候必須采用建筑上的表現手法,人顯得胖,風度不那么優美,特別是在那些淺浮雕上。從你的一些拓片復制品上我們可以看到描寫動態的馬和狗的漂亮的單線圖。試想一下假定這些線條用毛筆畫在漢代歷史上出現過的宮殿的墻上,我們將會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這個時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婦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這是關于山東省武氏墓地漢代浮雕的一本書,1934年我曾對該墓地進行了訪問。我關于把散落的石塊加以整理的設想最后產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議。

思成對于我寄給他的版本的反應使我很受感動。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興趣,因為我不僅是如我原來想象的在處理你在搞的一些圖片,而是你已對研究漢代建筑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這不僅是處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對于漢代墓葬遺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觀點……對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參考物和你的計劃得以實現及無可爭辯的手段上的徹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贊賞……你使我們突然意識到,在佛教傳人之前的中國,這類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當時宗教觀念的體現。在這個觀念中,宇宙、方向、道德(過去所作出的許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過去的帝王)、戰功(戰斗場面)、五行觀念、對學習的喜愛、對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傳宗接代的觀念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的混合物就是現在在中國也還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當時必定是整個的宗教。這佯的一個小小的祠堂所說明的居然能比許多頁歷史書所能敘述的還要多,真是令人驚異。徽因認為它的意義比我想像的還要大(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論點)。——【徽因自己在這里加了一行】‘一個沒有主神、沒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畫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卻有著人類基本要素和德行有節責地融成的渾然整體。’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給中央研究院許多要求讀它的朋友了。李濟看了很感興趣,想要讀它。董作賓,他自己曾企圖借助于火柴盒從一套拓片重建一個墓室而最后認為徒勞無功而放棄了,對你的堅韌和成功稱羨不已。”

思成在信中說,李莊的生活“是很難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難想象的: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有時候讀著外國雜志和看著現代化設施的彩色繽紛的廣告真像面對奇跡一樣。昆明的氣候和景色非常可愛,使我們很喜歡。四川就很糟糕。我們居于長江上游一條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遷以來,我的辦公室人員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籌集到比過去兩年中所得到的還要多的資金。我的薪水只夠我家吃的,但我們為能過這樣的好日子而很滿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干我們的工作而感到高興。”

李莊來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講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紙,多半是薄薄的、發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的包過肉或菜的。有時候也有朋友給的寶貴的藍色信紙。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塊空間都使用了。天頭地腳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頁常常只有半頁或三分之一頁,其余的裁下來做別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貼的郵票的數目使人懂得,當時即便不出中國,通信有多貴——因此也有多倉促。這也說明為什么一個信封里常常裝著多日以來為郵資的一次大揮霍積下的好幾封信。

教育部——也許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莊成為學者們不受戰爭干擾進行工作的避風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評述:

“即使我幾乎是100%的肯定日寇決不會把炸彈扔到這偏遠的小城鎮李莊來,可是那一個小時前就在我們頭頂上以那種無可名狀的轟鳴聲飛過的27架飛機仍然使我起雞皮疙瘩——一種害怕在任何時候可能被擊中的奇怪感覺。它們向上游飛去了,轟炸了什么地方,或許是宜賓,現在正以那種威脅的轟鳴聲和致命的目的性從我們的頭上緩緩飛過。我要說的是這使我感到惡心,然后我意識到我已經病得很厲害,而這不過是讓我一時間里病得更厲害,體溫有些微升高,心臟不適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夠遠離戰爭。我們和它聯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管我們是否實際參加打仗。”

他們現在“幸運地有了一個又好又忠實、年輕而又好脾氣的農村女仆”。她唯一的缺點是精力過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個舊枕頭套和差不多同等數目大小和質地不同的被單,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葉一樣地不可能買到,你就不會喜歡為一半的被單和兩個枕套在一次認真的洗滌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驚訝。你也不會喜歡看到每次洗滌后一半的襯衫扣子都從襯衫前片上搭拉下來而舊襯衫洗完后就爛得不成樣子。現在任何一件襯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對于食物和落入這個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樣。當然我們盡量使用不碎的,但實際上沒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貴或是無法替換的。

“思成是個慢性子,喜歡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對做家務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務事卻多得很,都來找尋他,就像任何時候都有不同車次的火車到達紐約中央火車站一樣。當然我仍然是站長,他可能就是那個車站!我可能被軋死,但他永遠不會。老金(他在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種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車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擾正常的時刻表,但也使火車站比較吸引人一點和站長比較容易激動一點。”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寫下了他的表白:“面對著站長,以及車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說不出任何話,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車開過。我曾經經過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好多次,一次也沒看見過站長,但在這里卻兩個都實際看見了,要不然沒準兒還會把站長和車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鋼背心支撐)在這一頁下邊加注說,“現在該車站說話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條有相當的缺陷,而由協和醫學院設計和安裝的難看的鋼支架現在已經用了七年,戰時繁忙的車流看來已動搖了我的基矗”

營造學社在李莊的總部是一座簡單的L形平房農舍,它的長臂是南北走向。這一臂的一側從南到北是一個打通的工作間,備有供畫草圖和寫作用的粗糙桌凳。對面是女仆的房間、儲藏室和三個初級研究人員的臥室排成一行。走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就是向東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過走廊就是兩間臥室,一間是外婆和寶寶的臥室,另一間是兒子的。再過去就是梁氏夫婦的兩間房,一間臥室、一間書房,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們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濃蔭覆蓋的、賞心悅目的一個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這間房里(大家睡的則是光板和竹席)。對面,在L形長臂的西邊,是一處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參天的樟樹,點綴著小叢的香蕉林。在院落中還散落著一些小平房,一間做廚房,遠些的一間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給莫宗江睡覺,最遠的一處則是戶外廁所。

工作間的布置和裝修是沿著當年工作間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時候策劃的營造學社正規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劉敦楨安家的地方離得不遠。思成多年的初級助手莫宗江、劉致平和陳明達都可隨叫隨到。思成寫信來說,他“這些日子就想寫出一本可推廣的‘中國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從李莊發出的一封開玩笑的信件順便暗示了思成已經開始著手搞他設想中的這部歷史:“他仍然和過去一樣,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達達,而上班時他的主要工作則又要寫中國建筑簡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財務。他作為歷史學家的責任有些不同尋常:他要烤面包、砌爐灶、秤煤和做各種家務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國去,他的日子會過得不錯,也許比現在還要好,就跟著美國人的樣子做個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報告說,“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漢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至于他自己,那個邏輯學家,他對待通貨膨脹有一個哲學家的觀點。“在這困難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擁有的東西,它們的現金價值是如此驚人,人們就會覺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時人們一定盡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須購買的東西。”

注1. 指公元1941年,——譯者注

注2. 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詩原續1948年5月《文學雜志》2卷12期。——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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