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孫中山

為了更好地了解孫來這對夫婦和他們所處的時代,像我們前面敘述宋慶齡的身世那樣回顧一下孫中山的經歷,是很有幫助的。

孫中山是1866年出生的,與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同歲。到1893年慶齡出生時,他已是一個醫生,結婚已經十年并已從事政治活動多年。

(一)貧農的兒子

“他對我講過許多早年的事情。”慶齡曾經寫過孫中山對他在農村渡過的貧困的童年時期生活的回憶,這段生活形成了他一生的基本觀念。“他生于農民的家庭。……到15歲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他沒有米飯吃,因為米飯太貴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孫中山好幾次告訴我說,就在這早年還是貧農家里的貧兒的時候,他變成為一個革命的人。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①

①宋慶齡著《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927年7月14日),載《為新中國奮斗》,第5頁。文中所說的“15歲”大概是按中國的傳統算法(孩子一出世就是1歲,到第二個陰歷新年就是2歲);如按西方的算法(也就是中國通常說的“實足年齡”),孫中山去夏威夷上學是13歲。

孫經常對她講述這些過去的生活,擴大了她的視野,因為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園的生活以及從書本上讀到的東西。

她丈夫的“根”在華南農村,這在某些方面是同她父親宋耀如相似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卻又迥異。

孫中山的家鄉廣東省香山縣(后改名中山縣,在廣州附近)是中國19世紀歷史暴風雨的中心地帶,而宋則來自比較閉塞落后的海南島。宋離開中國時只有9歲,只記得一些兒時生活情景;孫離國時已有13歲,他心中留下的關于中國的印象已有社會的和政治的內容。

宋在思想成型期中曾有幾年生活在比較土氣的盎格魯一撒克遜的美國人中間,孫在國外大多數年份是在海外華僑中間,這些華僑正越來越強烈地關心祖國的情況和國際地位。

重要的是,在孫中山心中,很早就萌發了叛逆的種子。

孫中山的家鄉處在互相交織、又互相沖突的兩個世界的交匯點。它毗鄰港澳——澳門于1553年為葡萄牙占領而香港則在19世紀40年代割讓給英國。孫的父親在澳門做工時備受殖民者的輕蔑和歧視。在美國1849年開始的西部“淘金熱”時期,他的兩個長輩曾被騙去加利福尼亞當“契約勞工”(實際上是給外國人當奴隸)。象當時時常發生的那樣,其中一個死于海上,另一個消失在美國西部一處無名的墳場中。這一打擊是如此沉重,孫的家族發誓再不許任何一個族人出洋——雖然過了多年之后又有人出國了。

關于國內的壓迫,孫中山從小就有非常深刻的體會。在他出生的翠亨村有兩個族兄,家道剛開始富裕,就忽然被清兵抓走,家中貨物和財產被掠、房屋被封,人也從此沒有回來(其中一個被斬首)。這使孫感覺到,在封建制度的統治下,被統治者的生存權是時刻都會被剝奪的。

(二)“這孩子也許是第二個洪秀全”

對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一個曾參加太平軍的親戚給他講述的故事。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幾乎遍及全國,歷時14年,直到1864年(即孫中山出生前兩年)才告失敗,但已使清朝統治者驚惶失措,幾致傾覆。這場革命雖被清朝在外國幫助下血腥地鎮壓下去,但卻留下了使人自豪的傳統。幸存下來的太平軍戰士和支持革命的群眾相信,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會實現的,只要他們繼續奮斗。

孫從小就討厭儒家的教條和官場作風,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種受太平革命影響的態度(太平天國實行一種中國式的基督教)。他曾說,“死背硬記四書五經就會使人有德有才”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村里老年人聽了都搖頭。他不愿背書,卻苦練武術。為什么練、去對付誰?據說他那位曾當過太平軍的親戚說過,“這孩子也許是第二個洪秀全。”洪也是廣東人,太平天國革命的首領。

孫所吸收的另一個太平天國的觀念是男女平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公開反對中國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異端邪說。太平天國反對婦女纏足這、奴役人的習俗,反對封建婚姻的壓迫制度。他們甚至招收婦女去當兵。正是本于這樣的精神,少年孫中山憤怒抗議家中按照習俗強迫他姐姐纏足。多年以后,他告訴友人,當時他姐姐哀苦的聲音至今還在他耳中回響。

“孫中山不僅為中國政治經濟之革命家,并為婦女界之革命家。”①宋慶齡后來這樣介紹孫中山。她在另外一次對女界的講演中說明孫中山是怎樣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

①《論中國女權運動》(1927年3月8日),載《宋慶齡選集》第16頁。

“總理①說‘國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當先努力于這個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賢母良妻,不去盡國民革命天職的婦女,結果必定做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奴才的奴才’。

①指孫中山,他逝世前任中國國民黨總理。——譯者

“婦女本來是社會的創造者,不但不應當受男子的壓迫,并且事事應當站在男子同一戰線上努力。”①

①《婦女應當參加國民革命》(1927年2月12日),載同上書。

后來,孫中山把來源于太平天國革命的一些農民民主主義思想同來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他經常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來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踐的其他一些民主思想、最后又同某些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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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孫中山13歲,在母親陪伴下第一次出洋,到夏威夷他哥哥孫眉那里去。孫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工,后來經商,往后又在毛伊(舊譯茂宜)島上辦一個小牧常他的打算是讓弟弟先上幾年外國學校(他自己沒能上這樣的學校),然后跟他一起經營牧場,最后把產業交給他繼承。少年孫中山進了英國傳教士辦的意奧蘭尼學校,很快學會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獎,是由當時還獨立的夏威夷國王架刺鳩親自頒給的。

雖然書念得很好,孫中山的其他表現卻使他哥哥失望、甚至吃驚。他對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國”的念頭的興趣太濃厚了,而對于發展和繼承毛伊島上的家業則毫無興趣。因此,孫眉又把這個弟弟送回家鄉,讓他頭腦清醒一下。

但事與愿違。年輕的孫中山回鄉不久就閣下大禍。他把村中一座廟宇里的神像砸了,因為他現在把它們看成是無知落后的象征。村民們大怒。按照族規,他們可以把這個大逆不道的孩子處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孫中山的父母答應出資修復廟宇之后,大家總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鄉了事。他家人驚慌之余設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禮并上中央書院(中學)念書。

1884年,家鄉人對他的態度緩和了一些,他短暫地回鄉一行,以盡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盧慕貞的不識字的姑娘結婚。這時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讀醫學學位。

醫學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曾經希望去上中國著名的馬尾水師學堂(馬尾在福建省福州附近)。但歷史卻作出了另外一種決定。這個學堂,連同海軍基地和船塢,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被法國人完全摧毀了。(中國為建設這第一處現代化的海防設施曾高薪聘請法國的設計師和工程師,所以法國人非常清楚該瞄準哪些目標轟擊。)據說,戰爭中傷員的痛苦促使孫轉而學醫。更重要的是,這次戰爭以及在戰爭中暴露出來的清政府的積弱和卑躬屈膝,使孫中山思考不僅要醫人,還要醫國。他和朋友及同學們開始談論改良,還談到革命。

孫中山后來回憶,在戰敗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線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塢的中國工人的愛國行動。他們不顧扣薪、開除的危險,拒絕修理法國的船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罷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實際上停頓了十天。這件事使孫中山對人民產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識到中國新生的近代工人階級(盡管它還很小)在國家的復興和進步中所具有的潛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醫學學業的第二年(也就是宋慶齡出生的那一年),孫中山在澳門開了一個診所。雖然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都很高超并贏得老師們的格外贊許,他在香港、澳門這兩個英、葡殖民地仍然領不到正式的行醫執照——一個中國人要在這里行醫是難上加難的。但他已深深地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慶齡后來所說的那樣,他的行醫主要只是為了“掩護他的革命活動”。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孫中山同下等社會的秘密結社“三合會”進行了接觸。三合會為反對清朝統治已奮斗了兩百多年。它的會員中有許多華南的農民、雇工和從事內河和沿海航運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機動靈活性和很好的廣泛的通訊聯絡工作。自兩次鴉片戰爭之后,它把仇恨從滿洲人擴展到外國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國統治者對三合會聞風喪膽,入會者一經發現即以違反刑法治罪。

(三)從改良到革命

孫中山雖然常被稱為“空想家”,對具體的改良也是很感興趣的。他曾給家鄉的縣太爺送過一個改進本縣農產及絲業的條陳,縣衙門沒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陳述加強全國經濟的廣泛計劃。李是出名的洋務派首領,但沒有見他。也許因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處,也許因為想把他打發走,李下令向孫發給護照,以便出洋留學。對孫中山來說,他這樣輕而易舉的改良建議都被上下各級官吏所拒絕,證明這個朝廷經不起最基本的考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發動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裝起義。對一個年輕的無名小卒來說,這是夠大膽的,并且是冒掉腦袋的危險的。

如果說美國當初走向獨立的第一句口號是“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那末孫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沒有革命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這個信念不是像過去曾說過的那樣閃電式產生的,而是逐步——雖然較快——形成的。一個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國又遭到了新的戰敗,這次是敗在日本手里,時間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島省份臺灣割讓給日本。另一個因素是他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他在西方所見的現代化進步同他在國內所見的落后這兩者之間的強烈對比。正是要消滅這一差距的決心使孫中山最后義無返顧地從改良轉變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正是這樣如實估量,更能順理成章地探討孫中山思想發展的脈絡以及他與時俱進的氣質,比起把他說成為一開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寫的《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據原始資料對形成過程作了追溯。此文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頁。原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從歷史上看,這同環境也是符合的。中國當時除了革命,沒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認識到這一點需要時間。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進行現代化的、德國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國則在更早一些時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國力大振。這些實例對中國知識分子——正統派和立憲派都一樣——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關鍵在于情況不同,特別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紀末期不像中國那樣被外國侵入者和占領者搞得四分五裂,因為日本沒有什么資源吸引他們。天皇的朝廷成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國自明亡以后就由一個很小的少數民族用武力來統治占人口大多數的其他民族,并日趨衰敗,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無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經濟和社會力量已壯大到足以使現存體制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而在中國則類似的力量還很弱小,缺乏高層的支持,并且沒有取得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維新在中國既受到阻礙,俾斯麥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種歷史時代了。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社會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組織了“興中會”。后來有人說,興中會曾發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兩條不是新的)、創立合眾政府(這一條是新的)”的號召。但研究結果沒有發現足以證明在檀香山已訂出這一綱領的材料。孫中山在他寫的《倫敦蒙難記》(1896年)中沒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傳記作者宮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戰友陳少白1929年所寫的書中也都沒有提到。還有,孫中山自己曾寫道,在興中會成立時的檀香山華僑社會是“風氣未開,人心錮塞”的(確實,在22個發起人中,后來大部分成了君主立憲派。)①

①見上引文章。提到的出處是《檀香山華僑》一書(1929年)中所載鄧想著《中國國民黨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夢》(或譯《三十三年落花夢》)(1902年);陳少白著《興中會革命史要》(1929年)。孫中山的聲明引自《孫中山全集》。本書作者沒有核查原始資料而是根據林氏文中的引述。

孫中山著手他的第一次武裝革命行動并第一次談到實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廣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標是奪取總督衙門。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總部提出而是更加激進的香港分會會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會員(有人說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內)所要求的。但不論是哪里的會員都已把孫中山奉為他們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員了。他們不但要他同意這次起事,還要他親臨參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從夏威夷召來負責。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第一次提出實行共和的思想。(當時在香港中英文報紙上所載的一些革命宣傳品中仍說要建立一個由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三個議政大臣為首的政府。這樣說可能是為了爭取溫和派和外國人的支持。)

由孫親自領導的這次起事遭到了悲慘的失敗。宋慶齡后來寫道,“原來打算給革命黨人的600支手槍在船上為清吏截獲,他的兩位親密的同志陸皓東、朱貴全遇難”。①

①宋慶齡著《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

陸皓東和孫中山是同村人,從小在一起玩耍,后來又一起砸村廟里的神像,再后來就成了政治活動中的同志——起先一同北上給李鴻章上書,后來一同在香港做地下革命工作。廣州起事,陸是前線指揮。他成了第一位為革命斗爭犧牲的孫中山的密友。每次有戰友犧牲,孫中山都要加強一次自己的革命決心,以使這些戰友的鮮血不致白流。在失敗中,他的不屈不撓的性格表現得最為明顯。還有他的大無畏精神。廣州起事失敗之后,他還在城里停留了20天之久,隨時都有被捕處死的危險,但他直到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完之后才離開。關于這方面情況,宋慶齡寫道,“清廷下令緝捕孫中山,他逃出魔掌,潛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各處。”①此外,英國政府還下令禁止孫中山進入香港,這個禁令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撤銷。

①同注6。

(四)百折不撓

以后,在16年中,在孫中山的領導或激勵下又舉行了9次武裝起事,但都失敗了。當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軍起義終于推翻帝制時,他正在美國為革命籌款。他是從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張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敗而在辛亥革命時又不在國內,他當時和以后經常被人嘲笑為“空想家”、“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等等,至今還有作者在這樣說。這些人忘記了當時的條件是何等困難,也忘記了孫中山堅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強大作用——他的這種精神植根于他對中國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深刻信念。

宋慶齡在回憶中評論道,“當時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這只能說明他們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氣和信心,缺乏對永遠要求進步的人民的同情。我們知道,理想和遠見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個革命者,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奮斗的人,總是不知道疲倦的,總是把未來看作是光明的。”①

①同注6。

“百折不撓”是宋慶齡用來形容孫中山的一個詞,另一個詞是“不息的熱誠”①。這是指他對既定目標的堅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見到過他的人都能證實,他在危機中非常鎮靜、在處理個人關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孫中山——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的兒子》,載《宋慶齡選集》第376頁。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寫的關于孫中山的書中有時給他戴上一些“帽子”,諸如“碰釘子的愛國者”、“勉強的革命者”等。①宋慶齡看到這些總是又生氣又好笑。在她看來,孫中山的愛國主義和對革命道路的選擇——理智的、堅定的、從不怨尤的選擇——反映了他所看到并為之服務的歷史的要求。而且,這些要求是有客觀基礎的。中國后來確實是通過革命前進的,中國愛國志士的奮斗目標——國家的進步和現代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實現。但不是在孫中山生前。

①類此污蔑的一個最新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特別是其中《死因的委婉說法》一章。該書有不少很重大的缺點,這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有這些缺點,這木書在其他許多方面本來可以說是一本很有用的通俗歷史書。

孫中山的偉大正在于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后來被稱為革命先行者的他從未因路程的漫長而躊躇不前。董必武曾經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后來成為共產黨領導人。董寫道,“孫中山經受了許多挫折,但從不后退,因為他堅信他的事業是正義的。”①從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到辛亥革命后勝利回國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國外。他既沒有休息、也不是獨處,而是一往無前地工作、戰斗。

①董必武著《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載《人民中國》(英文版),1955年4月1日出版。

他先到日本,在中國居留民中組織了興中會的一個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辮子。這是明顯的造反行動,因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辮是犯法的。為了便于裝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裝,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此后成了他在公眾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國人后來尊為國父的孫中山這個名字最初也是作為“偽裝”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國外,通用的名字是“孫逸仙”的廣東話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讀音是Nakayama)這個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后來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鄉稱“中山縣”,國內許多大街、公園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對他的紀念。

孫中山自日本經北美至歐洲。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設計綁架。使館租了一條船,準備把他秘密押解回國。在那里,等待著他的將是——像他自己所寫的那樣——一種最最殘酷的、讓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蓋、砸斷雙腿、剜去兩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誰也認不出來。”①

①據羅伯特·佩恩著《孫逸仙》(英文),第43頁。

在這一綁架事件中,給清政府駐英外交官幫了大忙的是一個名叫馬凱尼(舊譯馬格里)的英籍顧問。30年前,這個馬凱尼曾在中國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但為了對付這一中英兩國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謀,孫中山機智地動員起積極的力量,即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同情。他爭取到在使館內為他送飯的英國仆人,替他向康德黎醫生送信求援。康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外科老師,師生情誼甚篤。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過孫中山的老師、熱帶病專家孟生爵士相助。兩位醫生先后要求“蘇格蘭潮(倫敦警署)和英國外交部采取行動,但無結果,于是他們把事件向新聞界公開。

在報紙頭條通欄標題和清使館外群眾憤怒抗議的壓力下,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爵士終于迫使清使館釋放了孫中山。

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后,清廷下令通緝孫文,使這個過去的無名小輩一下子名聞全國,1896年在倫敦被綁架及釋放的轟動一時的事件又使他名聞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人想到過在“不變的中國”會發生革命。現在人們知道中國在發生革命,孫中山就是這場革命的領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給予孫中山和他的事業出乎他們本意的“恩惠”。

孫中山獲釋后又在倫敦繼續勾留了7個月,這段時間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里渡過的。他系統地閱讀關于歷史、政治、軍事、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書籍。他始終不懈的積極進取精神也表現在求知上。他總是從不滿足地尋找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有用的知識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學期間,他就鉆研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從達爾文的學說,他推論出中國如果不使自己適應現代世界的生活就會亡國滅種。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歷史向他啟示,獨立是能夠贏得的,皇室和封建主義是能夠被推倒的。他不是一個只會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著如何把這些學說和經驗運用于中國的路子。

他在倫敦閱讀時集中注意于廣泛的社會問題。美國激進的單一稅制理論家亨利·喬治(1839—1897)所著《進步與貧窮》一書對他在土地問題上的看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土地問題對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在這時,他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訪問過倫敦的貧民窟,這可能是受到馬克思重視勞動人民的啟發。他有沒有讀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我們沒有看到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但我們確實知道,孫中山對于為發展資本主義而付出的人命的代價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樣,孫中山沒有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做的那樣作出結論:不論在中國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階級將最后領導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會。他倒是希望,通過“節制資本”,未來的中華共和國能夠避免階級之間的戰爭和第二次革命。這個觀念包含在他以后形成的“三民主義”中。

有些作者猜測,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他也許曾經遇到過列寧。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列寧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倫敦,而這時孫中山早就離去了。但他確實遇到過其他俄國革命流亡分子,他們的無畏、信念和堅持到底的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來回憶說,他曾經問他們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對方平靜地答道,也許要一百年。當對方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評說,中國革命的艱巨不下于俄國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國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顯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倫敦遇到的俄國人是誰,我們找不到記載。但在巴黎他確是認識了契切林(一個布爾什維克,后來出任蘇聯首任外交人民委員,在俄國革命同中國革命的匯合中起過作用)。

據宋慶齡在文章中所說,此時已聞名中外的孫中山在歐洲停留到1899年,“他訪問了有中國人在那里生活和學習的一切歐洲中心城市——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柏林。”極大多數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對他歡呼,不少人加入革命。這些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而不只是孫中山過去唯一有過直接接觸的華南一帶。這樣,他就為在其他重要地區將來開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矗例如華中的湖北省就是這樣的重要地區,因為它位于東西向的主要航道長江和南北向的鐵路干線的交會處。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和倫敦蒙難之后,他在這里也已成為名人。這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到了五位數字,比在西方的留學生多出許多倍。這為孫中山在知識分子中散播革命種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這些留學生中有清廷派來的軍校學生,他們是準備將來回去在編練的“新軍”中充當軍官的。

孫的不斷增高的名聲也為他贏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熱烈敬佩中國革命,后來成為贊助中國革命的積極分子,如有才氣的、留著黑胡子的宮崎寅藏(號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識分子、演員和民謠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后來成為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外國烈士。他們都是原始的泛亞細亞主義的支持者。(泛亞主義后被歪曲成一種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主義。)他們渴望使整個亞洲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要求已獲獨立并較為先進的日本和日本人民為全亞洲的自由作出貢獻。宮崎寅藏的思想發展軌跡在某些方面同孫中山相似,他在年輕時也曾是基督徒,在社會思想方面是受亨利·喬治影響的農業民主主義者。他欽佩一些西方的歷史人物(特別是克倫威爾、丹東和羅伯斯庇爾①),堅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橫行,也不贊成日本走帝國主義的路子和保持天皇制度,后一點可以從他崇拜西方的弒君者為英雄得到證明。但他確實深愛他自己國度的文化,他同日本文化的關系之密切遠勝于孫中山同中國文化的關系。孫中山把宮崎寅藏看作一個真正的同志,當1907年被驅逐出日本時,授予他“全權”,為革命武裝籌集資金和軍需供應。為了激起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興趣,他早在1902年就寫了一部歌頌性的孫中山傳記。②在黃興到日本小住時,他把這位以勇猛著稱的中國反清革命的第二號人物介紹給孫中山認識。

①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曾處死國王查理一世;喬治·雅克·丹東(1759-1794)和羅伯斯庇爾(1758-1794)都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前者為山岳派首領之一,后者為雅各賓派政府實際首腦,堅主處死國王路易十六。——譯者。

②這部原名《三十三年之夢》的傳記曾由章士釗節譯成中文,并改標書名為《孫逸仙》,用“黃中黃”的筆名發表。

把宮崎寅藏這一類型的日本人同孫中山聯系在一起的共同事業之一,是對菲律賓獨立運動的支持。(美國在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為統治菲律賓的殖民勢力,菲律賓爭取獨立的武裝斗爭對象也從西班牙變成美國。)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孫中山偕同宮崎寅藏一起到中國,共享勝利的喜悅。(宮崎寅藏也曾在中國參加過斗爭。)他在1922年才52歲時使英年早逝,使孫中山極為悲傷。

曾主持孫中山宋慶齡婚禮的梅屋莊吉是另一位政治上的日本朋友。他同孫中山是在本世紀開始時結識的,那時他們共同幫助菲律賓人并共同為幾次中國革命黨人起事提供給養和軍火。梅屋比孫中山長壽,在30年代因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曾備遭迫害。

同孫中山關系密切的還有大井健太郎(1833—1922)。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為窮人說話,因此曾被捕入獄,后來成為日本勞工運動的先驅。

秋山大輔是一位日本出版商。他深深為孫中山的勇氣、品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動,不惜把他的財產典押,得款資助中國革命同盟會。其他同孫中山同聲相應的日本人大多是在思想方面的匯合。

內田良平(1874—1937)曾同宮崎寅藏一起在1905年幫助孫中山建立同盟會,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后來傾向軍部)。他認為孫中山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最后可能會在中國掌權,所以必須使他對日本感恩戴德。如果孫中山不能取勝,那末日本既支持“在朝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國處于分裂狀態,對日本也還是有利。

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犬養毅反對1902年的英日結盟(有效期20年),并主張加強同中國的關系。他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他當初把自己的住房給孫中山居住并作為秘密集會的場所,連食品、衣服和錢財都同孫不分你我,是為了使孫相信,中國唯一的道路就是日本的道路、同日本在一起的道路。多年以后,孫中山在備受所有列強的輕視或苛待之后,轉向蘇俄,使犬養毅大失所望。他在老年得到了日本最高的政治獎賞——當上了首相,但終于被刺身亡。

另外一個后來任首相的人大隈重信對孫中山也偶或表現出實用主義的興趣。

代表日本泛亞主義極右翼和極端擴張主義的是頭山滿。他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一方面主張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又主張帝國主義——像這樣的混合體在其他國家也不少見。他的追隨者主要來自城鄉中等階級的下層,包括出身于這些社會階層的下級軍官和軍士。他強烈反對西方勢力,認為它阻礙日本取得霸主的地位,因此,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想同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派接觸。有一段時期,他曾對孫中山進行過拉攏。

有一些關系使孫中山得以進入日本的工商金融圈內,并多次為他的革命活動籌款。只要有可能,他就為他的事業宣傳,尋求支持。

孫中山在各個時期內在同外國的關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場,究竟其實質是什么?不同的人們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有的用贊揚的口氣、有的用責備的口氣——說孫中山是“親日派”、或“親美派”、或“親英派”、或——到最后——“親蘇派”,也有人說他在同外國的關系上善變,是機會主義。這些說法——特別是最后一種說法——根本是誤解。作為愛國者和革命者,孫中山是始終如一的。

確實,他一直在尋求和歡迎來自那些理解并支持他的奮斗目標的外國朋友們的幫助。他常說,中國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于當年的美國——這里不存在做交易的問題,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誼。對另外一些外國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尋求支持,當然只是在他們的處境所允許的范圍之內,或者要求他們至少不要接濟中國國內那些反動的勢力。在這種時候,自然會向對方提出他們由此可能獲得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好處,因為對方所能提供的援助決不會超出他們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孫中山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他接受了足夠的經驗教訓——確實對于在這樣的條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過不現實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國貴族出身的政治活動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功勛卓著,被稱為“兩個世界的英雄”;后又參加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譯者

但孫中山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獨立、進步、現代化的中國,自力更生、自主判斷。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各界人物中,有人確是想利用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孫中山就反過來利用他們來為他的目的服務。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于泛亞主義,他開始時曾鼓吹黃種人團結起來反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但他很快就把著重點轉換了,不再強調膚色,而是強調被壓迫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壓迫者。他同朝鮮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日本吞并就是一個實例。

至于現代化,他欽佩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向西方學習并大步前進。但他譴責日本也學了西方的殖民主義,并認為中國永遠不應該走這條路。

最后,同那些從外國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動分子截然不同,孫中山從來沒有為自己取過一分錢。他始終過著極為刻苦儉樸的生活,他是一個淳樸無私的愛國者。①

①關于孫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關系(從一直進步的老朋友宮崎寅藏到后來改變立場或本來就別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馬里斯·詹森所著《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中有很豐富的材料,這里有許多材料就是取自該書的。詹森研究了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關系——起初是并行不悖的,后來卻發生了對抗。他還分析了日本的泛亞主義的變化,起初主張亞洲各國互助以求解放(當時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淪為半殖民地的威脅),后來變成了主張亞洲其他各國要從屬和聽命于日本(日本這時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到了這時,在日本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亞洲其他各國的革命民族主義之間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孫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極大部分時間以日本為他活動的基地,但也還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幾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國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國和西歐。1907年后,他在東南亞停留過較長時間,包括當時的法屬安南(越南)、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英屬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還有獨立的暹羅(泰國)。在那些地方的華僑中,他發展革命組織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員,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發動攻擊,雖然屢遭失敗,但都為最后勝利創造了條件。1900年的惠州起義是他在臺灣進行準備工作的,1907—1908年在廣東、廣西、云南的六次起義是在河內準備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準備的。1911年的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他從香港指揮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終于推翻清朝,創建了民國。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敗而貶抑他的人忽視了一點,即: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在推翻長達兩千年的中國帝制這一幾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繼美國和法國之后,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三個主要的共和國(不管它有多少缺點和短處),而這時幾乎整個歐洲還都是在王朝的統治之下。這真正是一個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盡磨難的歲月里,他曾到處遭到公開的驅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壓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來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但在他的忠實信徒的幫助下,憑著他處險不驚的冷靜頭腦,他多次設法重返某些禁止他入境的地方——包括外國地方和中國本土(清廷一直懸重賞購他的首級)。上海宋耀如的家是他的“安全住所”之一。據說,1905年宋慶齡曾在家里同孫中山作了第一次相當嚴肅的談話,當時她12歲,是在去美求學前三年。

1905年在東京,在中國社會發展及他自己革命實踐和學習考察所得的基礎上,孫中山把興中會的健全的核心力量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革命團體合并,成立了一個范圍更廣泛、目標更明確的政治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它清楚地有別于那些只想通過改良來“興中”的人。

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轉換期中,在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1898年維新運動遭到慘敗。雖然年輕的光緒皇帝親自參加,它被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輕而易舉地、殘酷地粉碎了。維新派的領導人有的被處決、有的被迫逃亡。皇帝本人也被幽禁。由清王朝實行立憲和改良顯然只不過是一種幻想。

第二件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被八國聯軍淹沒在血泊中。這是一次愛國的、自發而缺乏綱領的反帝武裝斗爭,參加者以北方農民為主。1901年列強強迫清廷簽訂了比過去更為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辛丑和約》。僅天津一個城市就有了分屬于英、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時和奧匈帝國的八個外國租界,駐扎了其中多數國家以及美國的軍隊。在首都北京,列強的外交使團住在有外國軍隊筑壘防守的、位于市中心的東交民巷“使館界”內,在一切事務上對清政府發號施令。中國人沒有外國所發的通行證不許進入“使館界”;在它四周一個很寬的半徑范圍內,所有房屋統統拆除,以便為界內守軍掃清視野,只要發現有人膽敢抗擊這些盤踞的外國入侵者,立即格殺毋論。除了被直接占領之外,一個國家和民族所能受到的屈辱到了這個地步,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對這樣一個對內抵制任何有利的變革、對外國勢力則奴顏婢膝的王朝,無怪人民的憎恨越來越深。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新派人)通過義和團看到農民憤怒情緒的爆發,驚惶不已,而清廷則作了一些改革的姿態,以粉飾門面。孫中山決心揭露和唾棄這些虛偽的表現。他的理論很簡單,并且證諸經驗是反駁不了的。“1905年7月,孫中山在對東京華僑和學生發表的演說中,駁斥了君主立憲的綱領。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①一場大論戰在立憲派和革命派之間展開,雙方都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文章和演說。最后,孫中山的觀點占了上風。這為建立共和的最后勝初創造了前提條件。

①同注6。

孫中山大力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是在1901—1905年期間,而不是過去認為的更早一些時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內容。

這個綱領比過去提過的任何一個綱領都更完整,是在同改良派的經常進行的激烈辯論中形成的。這就為同盟會及其革命行動奠定了基矗

同盟會的組織也比興中會要嚴密得多。興中會只是一些實際上獨立的分部的松散聯盟,每個分部都可以自行其是(如夏威夷只管籌款,香港和日本組織起事)。在這個新成立的中央集權的同盟會中,國內各省和國外各地華僑及留學生中的支部都要服從設在東京的總部并對之負責。孫中山經黃興提名,當選為總理,決定一切。

在會員成份上也不一樣。興中會的會員主要是祖籍華南的華僑商人和工人,還有華南各地的一些市民和手工業工人,他們常常同秘密會社有關系,這些會社在地下進行反清活動已經很久。在同盟會中,雖然老的興中會會員仍都參加,但領導成員主要是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并來自全國各地。

(五)列寧的評價:革命民主主義者

同盟會的政綱現在也有了“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為思想基矗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歐洲進行研究工作之后逐漸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學說,也是社會一經濟學說,因為民生主義中包含了平均地權的內容。這一條政綱是經過很多爭論才通過的。有些會員希望它只停留在紙面上。另外一些會員認為它不過是重復亨利·喬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則,即一切不勞而獲的土地所有權的增值(由地價提高所得的利潤)應歸國家所有,用于公共福利。還有一些會員則更為激進,認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認為兩者(土地增值歸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孫中山本人看來屬于這部分人)。雖然暫時還不過是口頭的主張,土地問題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所有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

①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譯者

在民族主義中,重點也有變化。過去所突出的是反滿。這是一個很得人心的口號,因為占全國人口極大多數的漢族被“韃虜”(當時對滿族的貶稱)征服和屈辱了兩百多年。但現在的民族主義則傾向于反對任何種族或類型的君主制度,并與民權主義聯系起來。“中國人”這個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漢民族”。以后成立民國時,新國旗由紅、黃、藍、白、黑五條色帶組成,分別代表漢族、滿族、蒙族、回族、藏族。這是中國成為共和國后的第一面國旗,也就是第一章中敘述過的宋慶齡在美國威斯里安學院宿舍中興高采烈地掛起來的那面國旗。它象征著一個統一的二多民族的國家。

還有,民生主義不僅預示了土地改革,還提出要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孫中山很欽慕西方資本主義在生產上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中國迎頭趕上。但他也親眼見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造成的苦痛和沖突。因此,他希望中國走另外一條道路,并在那樣一個較早的時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為同盟會向設在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總部申請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為國際的機關報寫過文章。他也會見過國際的一些領導人如比利時的埃米爾·王德威爾得和法國的讓·饒勒斯(后者因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刺)。①

①埃米爾·王柏威爾得(1866一1938),比利時政治家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杰出人物。饒勒斯注見前。——譯者

但孫中山的觀點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后者認為階級斗爭和工人革命(在資產階級國家不能處理它的社會矛盾時必然會發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孫中山卻只要進行一次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這一革命具備這樣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剝削的罪惡(他對此憎厭)、又能避免社會沖突(他希望他的國家不致發生)。盡管如此,有一個因素使他同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比任何一種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更為接近,那就是他對于中國當前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任務,采取了一種戰斗的革命的態度。正是這種戰斗精神使他后來更密切地同被壓迫階級結合在一起,并同中國和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結成盟友。

列寧了解了孫中山的經歷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這一革命的本質并加以贊揚。1912年7月,他在發表在布魯塞爾出版的社會主義者的《人民》雜志上評論孫的一篇文章時寫道:

“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歷來的壓迫者作斗爭。”

在列寧看來,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列寧接著對比道,“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著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斗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在表示熱烈的贊同之后,列寧提出了這樣的批評:“但是中國民粹主義者的這種戰斗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列寧當時認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資本主義的;相反,它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列寧改變了他的觀點,認為不發達國家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就向社會主義轉變,因為十月革命之后,不僅存在著各國因其發展階段不同而異的國內兩種制度的沖突(在發達國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不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而且出現了全世界范圍的兩種制度的較量,即革命力量(不論何種類型)共同對抗它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①

①引文見《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另請參看列寧以下文章:《亞洲的覺醒》、《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同上書,《新

※※※※※

促使中國的民意很快變得激進起來,還有在1905年發生的兩個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戰勝了沙俄。雖然這是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但這是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大國,所以整個殖民地世界都為此感到振奮。當時孫中山曾乘輪船經過蘇伊士運河,阿拉伯碼頭工人把他誤認作日本人,向他歡呼。盡管日俄兩國是為了爭奪一部分中國領土打仗、而且戰事主要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不少中國人仍對戰事的結局拍手稱快。這不僅因為中日兩國同屬亞洲(當時兩國都對美國歧視‘東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議)而且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擊敗了一個專制國家。他們在這里得出了一條中國應該汲取的教訓。中國赴日留學生的人數猛增,不光是因為到日本去學習現代知識比到遙遠的西方去要節約得多,還因為他們想學習日本如何把現代知識在亞洲國家中運用。

另外一個使中國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國革命。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革命的許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孫中山的親密合作者寫的。從更早一些時候起,孫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國革命分子建立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感情和合作關系。雖然這些俄國流亡者人數很少、處境困難,他們據說還曾給孫中山送過一些武器并傳授了制造炸彈的技術。①

①請參閱S.L.齊赫文斯基著《孫中山關于對外政策的觀點和實踐》(俄文)。

他們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過的、波蘭出生的尼古拉·K·蘇濟洛夫斯基(化名為尼古拉斯·魯斯爾)(184?—1930),他同孫中山相識并常通信。他是一個真誠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屬于那種列寧認為可與孫中山相提并論的類型。他們在1906年的通信特別引起人的興趣。孫中山贊揚魯斯爾撰文對中國的再生表示熱誠,這在歐洲人中是難能可貴的。但他認為魯斯爾呼吁美國銀行家和技術專家無私地或平等地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未免過于天真,因為在孫中山看來,美國或歐洲的資本家都不可能是無私的。相反,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他們就會大喊反對“工業上的黃禍”,因為中國工業不發展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盡管如此,他希望魯斯爾的呼吁會幫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愿望的人民認識到,四分之一人類的進步也將使他們受惠。①

①這些通信是蘇聯漢學家A.N海菲茨發現并在1961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齊赫文斯基所著書中引用的是俄文譯文(原來一定是用英文寫的),現在本書作者又從俄文譯回英文,不可能與原來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為直接引文。

由此可見,即使在那個時候,孫中山對于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獲得真正的或長期的幫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說不抱——幻想的。從這個角度看,他自己作為未來的中華共和國的代表向外國當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經濟或其他優惠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策略,用以防止他們支持中國的反動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謀求實現的未來的獨立政府才有條件堅持外國以平等待我(不論具體安排如何)的原則,在此之前,中國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國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樣的一個新的中國在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沒有能夠出現。不管怎樣,他為了使這個新中國出現是作出了偉大貢獻的。

(六)內心世界

最后,除了他的政治經歷之外,宋慶齡的這位導師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狀態又是怎樣的呢?

他的內心世界同他所處的歷史時代一樣的復雜。

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他是一個“空想家”嗎?他富于理想,但他主要是一個行動家。他決心使中國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現代國家、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對國家建設的許多具體問題——從戰略規模到技術細節——發生興趣。在他看來,革命就是為進行重新建設所必需的場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過于自信?可以這樣說。他對于既定目標的正確性和現實可能性從不懷疑。

但他同時具有非常謙抑的品格。這從他的民主作風以及他那種視高官厚祿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證明。他的老師和摯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孫在倫敦蒙難時救他出來的那位英國醫生)講過這樣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勝利后不久,有一封從中國發給孫中山的電報送到了康德黎在倫敦的家中,因為當時孫寄寓在康家。孫把電報看了一眼就塞進了衣兜。后來別人問起電報是什么事,孫紅著臉表示歉意,因為他沒有早告訴他們。原來這封電報是通知孫中山,他已當選為新生的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他幾十年的奮斗所達到的頂峰。當時在倫敦的孫中山,當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趕回去取得國家的最高職位,而是留在國外,為新國家談判貸款(談判不很成功)。他被認為是新國家元首的唯一合適人選,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于國人公認他在民國締造中的最大功勛——他的聲望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他是一個仁慈寬厚的人嗎?他是一貫仁慈寬厚的,但他同時又具有一個戰士的堅決精神。對于武裝的敵人,他主張進行武裝斗爭。但一旦他們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準對他們作身體上的虐待,他為此發布過明令。他最憎惡并嚴禁施行酷刑。這是他所反對的專制制度下的丑惡行為之一,在他的革命隊伍中是決不能允許的。

在哲學上,他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者嗎?在中國舊的士大夫階層中,這樣的人是常見的,并且受到敬重,“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還有這樣的古語,“知易行難”。孫中山永不休止地進行各種活動,經常處于“世間萬物”之中,并且確實常常碰壁。但他一反成見,提出“知難行易”的新公式。他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研究采取行動前的各種條件以及行動后的效應,以提高認識來指導下次行動。宋慶齡后來把孫的這種態度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論點聯系起來(雖然孫本人沒有用這樣的字句)。孫本人斷續地、緩慢地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要素吸收進他的思想,盡管不是全部。

他是一個“西方人”、還是“東方人”?他可以說是一條腿植足于西方文化、另一條腿植足于東方文化——這也許既是他的長處,又是他的短處。中國的進步是他唯一的奮斗目標,但有人認為,因為他長期在國外生活而在國內又只生活在若干沿海地區,他對中國的需要是了解的,但對整個中國社會的了解卻不是很充分的。

正是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后,這位不倦的奮斗者陷于新的危機時期——他受到政治上不斷失敗和個人生活悲劇(長女不幸病故)兩方面的打擊,精神上備受創傷,但像往常一樣堅強不屈——宋慶齡進入了孫中山的生活。他們為共同獻身的事業開始在一起工作并在后來成為夫婦。生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分別載《列寧全集》第18卷(1912年4月—1913年3月)及第19卷(1913年3—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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