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會,這個省南邊和西邊都和緬甸接壤。這個城市離東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是如此遙遠,戰前上述地區的現代化的中國人很少知道或訪問它。法國人在二十世紀初曾從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條窄軌鐵路到這里,想在這內地鄉村開礦賺錢。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時間內,這條鐵路成了那些買得起輪船和火車票的中國東海岸難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對于從北京取道難走的陸路來的梁家來說,昆明的明媚陽光、溫和氣候和美麗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讓人高興的。盡管氣候溫暖宜人,云南的人們卻大都是冷漠和不滿意的。他們把從東海岸來躲避日本侵略的難民們當成入侵者,——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來的,把這里的生活進程都打亂了。對于省里的老百姓來說,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遙遠的東部省份與他們何干?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要在拒絕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難民們當中激起憤慨。

營適學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沒有資金,沒有所長,沒有工作人員。如果它這時候還存在的話,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這里將它重建的決心之中。同時生活費用經常上漲和現有資金縮減而資助無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為了起碼的生活,只好靠他們建筑師的技巧,開始給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設計房子。他們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報酬很不穩定。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為了養家的可憐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結束了。當時思成患了嚴重的脊椎關節炎和肌肉痙攣,使他被迫臥床了六個月。在他康復時他的決心得到了報償。中國營造學社又搖搖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長,而中華文化基金會有一小筆款子可供明年的經費之用,只要梁思成還像以前那樣領導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暗示要他試驗用本地材料建造廉價的大學校舍。最大的變化顯然是發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過去的來信總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滿意,現在則又有了希望。他的營造學社能夠繼續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飯吃了,而最使人高興的是,他的專門知識現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聯大的教師和學生陸續開始從長沙來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從海防取道窄軌鐵路來的。他們當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樂地重逢了。徽因寫信給我們說,“我喜歡聽老金和(張)奚若笑,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我忍受這場戰爭。這說明我們畢竟還是一類人。”

三天以后,老金給我們寫了一封信,敘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們在這里,你們會看到在陌生的環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們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裝或一件長袍,箱子里疊的就什么也沒有了。另外一些人則能夠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張奚若一家比我先來。中研院圖書館也快遷來了。梁思永和李濟幾天內就能到達,趙元任已經來好幾天了。我想這里像在長沙一樣,將會有某種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質上是匱乏的。可能天氣是例外。太陽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對我說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說到徽因自己,在長久離別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潑、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形容她。唯一的區別是她不再有很多機會滔滔不絕他講話和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述和歡笑的。”

最后他說,“實際上我們的思想狀況多少有些嚴肅。在我們的心中藏著一些不表現出來的思念、希望和焦慮,這些東西用不著表現出來,因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們只是關心像房子、食物一類許許多多我們叫做日常生活的瑣事。對于那些聯大圈子的人來說,問題是大學的校址直到現在還定不下來。有許許多多的人為的障礙和物質的困難。想要保持中國的大學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過我想我們總會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縣和梁家做朋友的學員們這時已從設在昆明的空軍學院結業。他們邀請思成和徽因作為他們的家長出席他們的結業典禮。跟著典禮之后,就有頻繁的空襲警報,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亞特式轟炸機分兩批來襲,轟炸了空軍學院,炸毀了停在地面的飛機。這是新畢業的空軍學員頭一次和敵人遭遇,他們的飛行員朋友之一的高中尉,擊落了其中的一架敵機,追趕其余的直到廣西邊境,但打贏的顯然還是日本人。

過了些日子高中尉駕駛一架油量表壞了的飛機,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車回來。在他失蹤的那兩個晚上,我們都沒有睡好,后來看到他平安回來,只是下顎受了些輕傷,真是高興極了。我們在全城都還不太清楚的時候就得到了關于戰斗及其結果的第一手消息。

“這八位年輕戰士都很勇敢,對于我們國家和抗日戰爭充滿了直率的信心。他們都有一付可羨慕的好身體,他們受的訓練就是要他們無條件地貢獻他們的技術,必要時無條件地貢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個都是這樣。

“他們以一種很天真的孩子氣的方式依戀著我們。我們中間已產生了巨大的愛。他們到我家來或寫信給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好幾個都上了戰場,有些則留在昆明,保護著我們的生活。其中一個我曾寫信告訴過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個最讓人憐愛的,現在已經訂婚了。別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將怎么辦。我們就是答復不了這類問題。”

在以后幾年,這些飛行員一個個都在戰斗中犧牲了。他們的遺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八個人沒有一個還活著。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間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則是由一家姓黃的住著。徽因曾對家中的情況有過簡略的描述:“思成笑著、駝著背(現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老金正要打開我們的小食櫥找點東西吃,而孩子們,現在是五個——我們家兩個,兩個黃家的,還有一個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寶寶常常帶著一副女孩子的嫻靜的笑,長得越來越漂亮,而小弟是結實而又調皮,長著一對睜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個藝術家,能精心地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炮、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發明。”

大約就是這個時候,思成關于公元6世紀趙縣大石橋的英文論文手稿寄到了劍橋。他是在他們從天津出發西行的時候寄出來的,希望它能在美國發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主任威廉·愛默生請教,他自己是法國建筑史的專家。恰巧他的研究題目之一就是法國最早的散拱橋,它比它的中國先行者要晚十個世紀。他懷著越來越大的愛好審視了隨稿子附寄的精美圖畫和萊卡照片,他讀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給權威的建筑雜志《筆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薦信。《筆尖》在1938年1月號和3月號將論文分兩次刊出。

《筆尖》給作者付了稿費,但思成夫婦真正的驚喜還是在收到登載論文的雜志的時候。論文印在精美的紙上,使圖片顯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設計也很寬松雅致。這一成功恢復了思成同美國建筑師和建筑學家們的聯系,正是他們,在他在北京的最后歲月中發現了他。他的情緒因此大大提高了。

隨著營造學社在昆明重新組建并受到資助,盡管規模小一些,新近從北京來到的工作人員中的建筑史學家也開始了他們在本地區尋找中國古建筑的系統考察。在他們的發現中有少數幾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們不過是營造學社《匯刊》中已經研究過和描述過的較大例證的地方翻版。當思成正患脊椎關節炎時,劉敦楨來到了昆明。他開始在昆明附近開展了調查并領著一個小組進一步向西到大理、麗江研究了寶塔、寺廟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時為止,學社對研究住房建筑只給予很少的注意。這是因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若干世紀以來保存下來的建筑物發現中國建筑的各個發展階段。出于好幾個原因,民用建筑對此關系不大。有錢人的住宅隨著主人的意思而變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窮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無力對付自然力的破壞或僅僅是由于疏忽而解體。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宮,它們常在王朝之末被他們的后繼者燒毀或拆掉。

然而,從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內地鄉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艱苦和疲累的條件下的旅行打開了研究人員的眼界,使他們認識到中國民居在建筑學上的特殊重要性。這種住所的特色、它們同住戶生活方式的關系以及它們在中國各個不同地區的變化,忽然一下子變得顯而易見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帶了一個營造學社的考察團離開昆明,去對四川省四十個縣進行六個月廣泛和細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劉敦楨、莫宗江和陳明達。他們對寺廟和寶塔進行他們習以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們發現此地的寶塔跟寺廟一樣,都反映了中國中原地區的發展,盡管在時間上靠后一些。

與此同時,他們高興地發現了四川西部彭山縣江口鎮附近的崖墓,它表現了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結構建筑。他們熱切期望對這相對來說鮮為人知的中國建筑發展的早期階段進行詳細的考察研究。他們具備專業知識,但缺錢來資助新的研究項目及其研究報告,或發表關于他們在西南地區的已有發現的報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從四川回來以前,在徽因的監督下,他們共同設計的在離開昆明8英里的小村莊龍頭村的三間房的住宅完工了。距離城市這么遠,他們希望能避開轟炸。“它費了我們認為能付得起的兩倍的錢。”徽因寫道,“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破產,感到比任何時候都慘。米價已漲到一百塊錢一袋——我們來的時候是三塊四——其他所有的東西漲幅差不多一樣。今年我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輕松的。我在告訴你們我們在做什么和我們的境況如何時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經五個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厲害,到現在還沒有好。”盡管我們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為這個家庭所需要的東西實際上是無法得到的,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付清三個房間的住宅建筑費。我們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間寄到,碰巧解決了問題。

生活是艱難的。冷熱自來水都沒有。買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來儲存挑進屋里來的水。對一個家庭來說,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燒缸的窯開張時女人們彼此擁擠甚至打架,唯恐買不到。燒飯是俯身在一個三條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頂部離開廚房的泥地不過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鍋。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們必須被煽旺到能做飯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從水缸里舀出水來,在這個或另一個“爐灶”上燒熱,任何家庭要是有一個大熱水瓶來儲存熱水,就把它當成家中最寶貴的財產。除此之外還要冒著塵土或泥濘跋涉到村里去購買買得起的食品并帶回家。這事必須天天做,因為冷藏根本不存在,連想都沒想過。當然沒有電話或運輸手段。照明用菜油燈,但那也很貴,所以最好還是跟村民一樣,天黑下來就睡覺。要更換穿破的或孩子們顯得太小的衣服是個大問題。布差不多沒有。一句話,戰爭、通貨膨脹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變成了窮人家。

問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說,“我一起床就開始灑掃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購和做飯,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見了鬼一樣,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渾身痛著呻吟著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還活著。這就是一切。”

老金用兩句簡單的話概括了他對徽因這個時期生活的看法:“她仍舊很忙,只是在這種鬧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實際上她真是沒有什么時間可以浪費,以致她有浪費掉她的生命的危險。”

思成在離家6個月之后回來,徽因寫信來說:

“我們現在住在離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規模的村子盡頭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圍風景還不錯,沒有軍事目標。我們的住宅包括三間寬敞的屋子和小巷盡頭的一間廚房,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里,還有一間傭人的房間直到現在還空著。春天里老金在我們的住宅盡頭處加了一間‘耳房’。這樣整個北總布胡同集團現在就齊了,但天知道能維持多久。

“許許多多的朋友包括(錢)端升也在這里筑了小房子。我們的房子是最后蓋的,所以結果我們就只好為了所需要的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頭和每一顆釘子而奮斗,還得參加運送材料和實際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說,“并不是沒有美麗或使人高興的地方。我們很喜歡它,甚至為它感到驕傲。”

說也奇怪,這是這兩位建筑師為自己設計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邊。它是在開洼地的邊緣,緊靠著高高的堤壩,上邊長著一排高高的筆直的松樹,就跟古畫里的一樣。優美的環境和氣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響:“這時候的天氣已轉涼爽,在越來越強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風景真是美極了。空氣中到處散發著香氣,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萬萬種久已忘懷了的美妙感覺。隨便一個早上或下午,太陽都會從一個奇怪的角度悄然射進入們在一個混亂和災難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創傷的對平靜和美的意識。可是戰爭,特別是我們的抗日戰爭,仍然是君臨一切,貼近我們的身體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寫信來說,轟炸越來越兇了。“那日本轟炸機和追擊飛機的機槍掃射都是一樣的切膚之痛。不管飛機就在上空或尚在遠妙,都是一樣——都是肚子里的一種要嘔吐的感覺,特別是當一個人還沒有吃過任何東西,而且在這一天中很長時間也不會有東西吃的時候就更是這樣。

“可憐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課,經常是早晨五點半就從村里出發,甚至在課還沒有上的時候就遇到了空襲,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來,走向另一座城門、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點半以后才又繞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沒有吃飯、沒有干活、沒有休息,為干這個什么都耽誤了。”

11月的轟炸加劇又迫使梁家離開他們的溫暖的小屋和親愛的朋友們再次遷移。思成從四川回來以后就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而周詒春博士,現任營造學社董事長,提名思成為學社社長并把學社附屬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屬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負責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從昆明遷往四川重慶西邊大約二百英里、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李莊。

思成在一封信里說,“這次遷移使我們非常沮喪。它意味著我們將要和我們已經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離。我們將要去到一個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遠離任何其它機關、遠離任何‘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學將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別的人也將如此。不管我們逃到那里,我們都將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時,打斷日常的生活——工作、進餐和睡眠來跑警報。但是我想英國的情況還要糟得多。”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資料所記與此不同。——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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