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國和結婚;1913——1915年

宋慶齡1913年自美返國途中,于8月29日抵達日本橫濱。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帶了一封給孫中山的信,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轉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親和姐姐靄齡帶她到東京去見孫中山。這時宋耀如正同這位民國的締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財方面幫助孫中山計劃進行一次新的革命。靄齡在當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在后來的10天里,慶齡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孫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幾個小時。這樣,她熱切地、很快地開始熟悉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的環境和需要。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密探偷偷地監視著孫中山的每一個行動和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這些密探的報告清楚地紀錄著慶齡她們來訪的次數。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時候日本政府的態度不錯、甚至對他們表示容忍。現在態度變了。就在這一年早些時候,孫中山代表民國政府率領官方的鐵路考察代表團訪日,還受到公開的歡迎;現在卻看不到一絲這樣的表示了。他現在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客人、一個正被袁世凱通緝的逃亡者,而東京則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關于孫中山的情報送給袁。不僅孫中山的活動和計劃處于危險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樣,因為袁世凱的殺手一直在追蹤他。

①據日本外務省檔案“政治部分(1)”、編號MT103,內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務監視報告。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發現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慶齡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這些材料提供給本書作者。

根據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監視報告,宋慶齡又多次來到孫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辦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孫患病時幫助看護他。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對孫中山的工作、個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情和敬慕。

孫的處境很不妙。不到兩年之前,在經過多年的革命奮斗之后,他終于取得了勝利,成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國(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統,在全世界被稱頌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但不到一年功夫,這個剛誕生的共和國被封建官僚袁世凱——中國第一個由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和獨裁者——所顛覆和篡奪。孫中山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作為回報,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孫希望這樣可以避免一場內戰。在孫一生中,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錯誤。陰險殘暴的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清除革命黨人并對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劃進行暗殺,最后圖謀復辟稱帝。1913年,孫中山為了實現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設一個現代的、進步的、民主的中國,發動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敗。他既被這個篡權者宣布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國政府——它們正在稱頌和資助袁世凱——所拋棄,既無地位、又無錢財,但他現在要重新開始,組織第三次革命。雖然正處在命運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堅定的追隨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許多顆熱烈的心仍在為他而跳動,其中就有宋慶齡的心。

1914年初她開始在孫中山身邊工作,當時孫為了推倒袁世凱、重建民國,正忙于重新組黨。他原來領導的同盟會曾充滿希望地、然而是過早地擴充成為一個組織更為松散的議會政黨國民黨。這已證明是個錯誤。當面臨考驗的時候,它的黨員有的轉向袁的一邊,有的被袁的暗殺行動嚇得一動都不敢動,有的腐化了。孫中山竭盡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堅定分子凝聚成一個更緊密、更有紀律的活動分子集體,這些活動分子他認為應是名實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孫中山的努力,中華革命黨終于在東京舉行了成立大會。孫被選為總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現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這個新黨的強硬黨綱——號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凱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孫中山堅持全體黨員必須宣誓無條件地服從他。他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保證這支新的隊伍在戰斗中保持團結,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勝利后不致分崩離析,就同過去所發生過的那樣。有些堅決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張,其中有廖仲愷和何香凝這一對英勇無畏的夫婦。(廖是舊金山出生的華僑,思想上傾向于社會主義。他們夫婦成為宋慶齡的終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樣久經考驗的忠貞同志卻反對孫中山這一主張,其中”有歷次武裝起義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勝利的組織者黃興。他們也希望孫中山來領導,并且經驗證明,孫中山從不為個人爭權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勝利。①即使如此,他們不愿宣誓效忠于個人而不是效忠于事業。這使孫中山處于從未有過的孤立境地,盡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間他保持著無可爭議的權威。

①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國內來電促請他回去出任總統,他卻置若罔聞,因為他覺得他還有更緊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倫敦營救孫中山脫險的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與謝爾登合著的《孫中山和中國的覺醒》一書中對此作了親眼目睹的記述。)同樣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這個最高職位讓給了袁世凱。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慶齡曾這樣評述,并強調這是孫中山自己后來總結出的結論:“在這時期中,他為了要復活他的政黨,進行了改組。但是,由于沒有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綱領,同時也由于不斷地重復了主要依靠個人的忠誠而不是建立嚴格的黨的紀律這一錯誤,因此他的政黨缺乏廣大的群眾基矗”①

①宋慶齡:《孫中山——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的兒子》,1961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召開的慶祝孫中山誕生9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載《宋慶齡選集》。

正是在這樣一些政治上的、組織上的以及個人的急風暴雨式的壓力之下,孫中山同這位年輕的、充滿理想的、美麗而又能干的慶齡在一起的時候越來越多了。對宋慶齡來說,他象征著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國未來的一切。“對孫中山來說,當他正處于一生中最低點的時候,慰藉以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到了。”一位傳記作者夸張地但并非毫無道理地這樣說,“在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漂亮的女大學畢業生身上,‘現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東西”。①

①萊昂·沙曼著《孫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義》(英文),第128—129頁。

從1914年9月開始,慶齡開始每天同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擔任他的英文秘書。這個職務本來是姐姐靄齡擔任的,因為她要同孔祥熙結婚,所以由慶齡接替。關于這一聯姻,鑒于以后的發展及它所代表的勢力,應該在這里稍作一點介紹。孔祥熙是山西經營當鋪和票號(舊式的銀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后裔,所以在中國有著最高貴、最古老的“地主—學者—鄉紳”三位一體的譜系。他又是一個基督徒、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畢業生,這使他躋身于中國新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層,在東京成為當地中國學生的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最為重要的是,他是孫中山的一名追隨者——雖然有些含糊不定。這種情況似乎有點怪,但中國社會的上等階層在那個社會政治動蕩和文化遞嬗的時代,因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產生這樣的結果。隨著后來的發展,命定要成為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杰出典范——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這對夫婦的升官發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慶齡同孫中山的結婚——這是歷史的諷刺,因為這樁婚事的性質和意圖同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但這一切都是后話。

這里我們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慶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個月里,慶齡接靄齡的班,在孫中山身邊開始工作。

孫中山是一位喜歡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論這些人職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領袖。他特別喜歡同年輕有為的人交談。從慶齡一開始來為他工作,他就這樣作。他托付給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務,還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經常對中國的時局和問題發表評論,使她受到有關中國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國報紙念給他聽,他們一起討論世局。多年以后,她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孫中山同她談起法國英勇的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①,他在歐洲時曾見過他,非常敬慕。饒勒斯在大戰爆發初期勇敢地揭露這次戰爭違反交戰雙方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雙方的勞動人民都應起來反對。為此,他遇刺犧牲。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慶齡在1914年11月給還在美國讀書的妹妹美齡寫信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情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她接著寫道,“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亞·斯賓塞著《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頁。

青年的慶齡敬仰孫中山堅韌不拔的精神(她后來回憶道,“他是堅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動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講述的長期經歷、他的政治信條和現持觀點,以及他的行為風格。對她來說,他不僅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個至誠摯友,她從小就把他看成是一個領袖、一個導師、一個學習的榜樣。從孫中山這邊來說,他從她那種青年人活潑的朝氣中感到振作和輕松,有了新的活力去應付緊迫的公務。她的語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穎悟大大減輕了他的日常工作。(過去他常常要親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現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還可起草英文信件和聲明。)

孫中山還引導慶齡掌握進行地下政治活動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學習如何把密信寫成密碼、如何把密碼譯成明文、如何用隱形墨水書寫。她懂得了準時和確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隨時銷毀的必要。他教她對于鉆進革命隊伍的間諜、個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養成了把各種不同的聯系對象和工作領域相互嚴格分開的習慣,不是出于對別人的過度不信任,而是因為偶一不慎就會危及整個事業或許多人的性命。這樣的謹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沒有改變她最基本的性格——開朗、坦率,并且在不會造成任何損害的條件下,就會表現出來。

1914年11月,慶齡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國的父母。從日本警察的報告中我們知道,在11月29日,“孫中山給在上海的洛士文·宋發了一封掛號信。”據同一消息來源,她在中國住了近三個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東京小住,孫去接她。這些偵探們報告說,她同他頻繁會晤,直到6月21日——看來她在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這幾個星期里,他們討論了結婚的計劃。有人認為,這個意思雙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帶她回上海就是因為他們覺察出了這個苗頭。

廖夢醒(辛西婭·廖)曾經講過一段她父母廖仲愷和何香凝講給她聽的趣事。很可能就在這段時間里,孫中山確實向宋慶齡求過婚。他們(還有孫的其他同事胡漢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個風景區熱海游覽。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時,慶齡年輕腿快先到山頂,孫緊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愷,但孫用手示意他別跟著。廖知道孫的意思,就叫別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慶齡同孫相偕下山,兩人都面露笑容:他們已經決定了。

據許多人的記述,1915年3月,孫中山派秘書朱卓文到澳門去爭取他的元配夫人盧慕貞同意離婚。(他們是在1884年經父母之命結婚的,當時他們都不到二十歲,事先沒有見過面。)孫寫信告訴她,他打算同誰結婚以及為什么有這個打算。盧理解他。據有人回憶,盧當時說,她不會寫中文和說英文,連走路都不利索,因為她纏過足,所以她不能像慶齡那樣幫助他。①

①見梅士敏(陳樹榮的筆名)著《孫逸仙和盧夫人》,載《澳門日報》(中文),1986年1月13、15、19日。盧慕貞在孫中山生時始終尊敬他,死后又為他服喪。她多年供養孫的姐姐孫妙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把她接到澳門來同住)。她還接濟孫家的貧困族親。

事實上,這對夫妻婚后的關系一直在不斷地疏離,他們分別的時間比相聚的時間要多得多,雙方的思想境界和觀念意識一開始就不一樣,以后差距越來越大。

盧有一個方面幫助了孫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孫室家之累,獨力把三個孩子扶養成人(盡管孫中山和他的哥哥孫后經常寄款接濟,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對孫中山來說,他的革命活動賦予他的生命以意義和動力,艱難險阻無所畏懼。對盧慕貞來說,這樣去冒險犯難是很難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會遭殃。這個威脅確實存在,因為按照封建律令,孫中山敢于反對“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應處死。為了避開這一危險,孫中山有時不得不把家眷帶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點。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盧慕貞帶到南京,分享勝利的喜悅。她看到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但即使在勝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時,更多地是覺得不舒服而不是快樂。

1913年,孫中山在短暫的得勢之后又戲劇性地跌落下來。這在盧看來是他們又要恢復過去那種到處躲避追捕的噩夢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帶著一個女兒到東京作短暫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傷。盧覺得這不是一個好兆頭。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她也覺得不是很安全。孫中山有很多敵人,獨裁者袁世凱同清廷一樣,到處派出間諜和殺手。

因此,盧慕貞同意孫中山找一個比她自己更適于一起生活的伴侶。她知道他已經找到這樣一個伴侶,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隨時隨地照顧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認為沒有必要離婚——為什么這位新夫人不能做“側室”呢?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側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為丈夫納妾是完全正當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時是作主)的。

但對具有現代觀念的孫中山來說,納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國消除的最令人厭惡的落后陋習之一。對受過美國教育的女青年宋慶齡來說,當然更是如此。但據說,她曾表示為了幫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她不惜作出個人的犧牲。孫堅決不同意讓她這樣做。

不管怎樣,當朱卓文把盧嘉貞帶到日本來見孫中山時,離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決了。雙方簽署了一份由東京著名律師和田瑞草擬的文件。(幾個月之后也是這位和田瑞律師草擬了孫宋結婚誓約書并作證。)

在6月28日,日本外務省的暗探盡職地注意到,孫中山發了一封掛號信給慶齡的父親——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給同一地址發了一封給慶齡的電報。這封電報她有沒有收到是個疑問,因為這時在宋家內部發生了一場尖銳的沖突,她失去了行動自由,她個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離東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孫中山商定,她要去爭取父母同意他們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發現兩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給城里一個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聽他們的話,宣布除了孫中山她誰也不嫁。兩老勃然大怒。他們說,孫博士已經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紀太大了。他連她的生活需要都無從保證,更談不上享受。對作為一位革命家的孫中山,他們是尊敬的,但他們不愿意他們的女兒去過他那種危險而又困苦的生活。但慶齡不為所動。在折磨人的爭執中,她昏了過去,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樓上臥室的床上,經過情形卻一點也不記得了。臥室的門已被反鎖。她剛才在父母面前強忍住的淚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孫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慶齡接回日本。朱是孫的同鄉,曾在美國住過幾年,有個女兒,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慶齡兒時的朋友。他們父女兩人到了上海,設法同慶齡接上頭。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給父母留了一張字條。這次出逃后來被編成像《羅米歐與朱麗葉》中“陽臺加梯子”那種場面的浪漫故事,但慶齡自己從來沒有加以證實過。真正的戲劇價值倒不在于經過的細節,而在于這一事實,即:盡管外表柔弱、內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慶齡一旦作出決定,她的意志就如鋼鐵。這是顯示這一品質的無數考驗中的第一次。

孫中山對他的新夫人和過去的夫人都關懷備至。對盧慕貞,他始終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鄉翠亨村,有一間紀念他的陳列室,里面至今保存著他在同她離婚后的一年里給她寫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國家庭的習慣稱她“科母”(他們的兒子名孫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們婚后所用的舊名)。他提到給她的家用匯款(每月100至200銀元)和他的身體狀況,并問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別想念他,告訴她怎樣分配他托她經手的給家鄉窮困親戚和村學的捐款。

(一)同孫中山的結合

1915年10月24日,慶齡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報告說,“下午一點半,孫中山乘汽車去東京火車站,一點五十分同宋慶齡和另一位中國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兒慕菲雅)返回,她們是從上海來的。三人于兩點半到達孫的寓所。”第二天他們結婚。“四點半,孫中山同宋慶齡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師家中赴宴,晚七點半回家。”

毫無疑問,他們結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結婚誓約書上填的日期是26日,這是因為按照日本風俗,雙日對新婚夫婦吉利。有人說他們結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孫盧離婚之前,這是沒有根據的。慶齡后來寫道,“我們的政敵責備我們在孫中山還有妻室的時候就結了婚”。她把任何關于他們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說法斥為“徹頭徹尾的謊言”。①

①1980年9月16日、17日和25日致本書作者的信,在提到有人重復這些指責時這樣說。

結婚誓約書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當局登記。這份結婚誓約書現存北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①它體現了兩性平等的精神。雙方保證“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系”,“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證各自的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締結婚約后,“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但這一點不可能通過袁世凱政府駐日本的使領館辦到,因為他們正要追蹤和捕殺孫中山。

①影印件及譯文載《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這樁婚事經公開宣布后,孫中山同宋慶齡總是作為夫婦和同志在一起行動——這種情況當時在中國或者日本都屬罕見。

主持婚禮的是孫中山在1897年就相識的日本朋友梅屋莊吉夫婦,經孫的事先安排,慶齡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參加婚禮的是少數幾個朋友,其中有廖仲愷一家。廖夢醒那時雖然只有11歲,但日文卻已很流利,所以充當了翻譯。

結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簽署結婚誓約書后,按日本風俗,喝一種小糯米團赤豆湯、唱婚禮歌。廖夢醒問慶齡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應“等你長大了”就給。15年后,她實踐了這個諾言。(當年的女學生這時已成老練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這樣的事情,但收到這件禮物時廖夢醒還是非常高興。)

廖夢醒在幾十年后回憶道,“在婚禮上,她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美麗、非常苗條、非常文靜。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們。”①

①據本書作者多次與廖夢醒的談話。

接著在梅屋家中舉行招待會。梅屋家是同中國的共和革命有著許多聯系的地方。孫中山、宋慶齡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國革命家同這個家庭的悠久歷史關系的信件以及各種文獻資料十分豐富,并都細心地保存了下來,現在由梅屋的孫女小報珠訪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①。小坂是東京日比谷公園內著名的松本樓餐廳的主人。這家餐廳是幾十年前由他的祖輩開辦的,同中國的革命歷史也有很多關系。孫中山和他的中國追隨者常常在這里同宮崎、梅屋和其他贊同他們的事業的日本友人聚會和討論問題。至今在餐廳的前廳里,仍放著那架慶齡1915年住在梅屋家時曾彈過的黑色立式鋼琴,并有標牌載明。鋼琴上放著兩張照片,一張是孫中山同梅屋夫婦1914年的合影,另一張是1913年孫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組織成員在這家餐廳聚會的留影。

①本書各處引用并注明出處的有關材料都是作者1986年冬在日本時由小坂夫婦慷慨提供的。還要感謝久保田博子夫人,她為整理和研究這些收藏做了許多工作。這些收藏加上宮崎寅藏家的豐富收藏,是一處十分豐富的史料來源。最新出版的《孫中山宋慶齡與梅屋莊吉》一書的內容也很豐富,如梅屋資助并購買槍枝供孫中山多次武裝起義之用,為孫中山的環球旅行提供費用,他們同菲律賓及其他亞洲反殖民主義斗爭的密切關系,梅屋努力影響日本名人贊助孫中山的事業,資助孫中山在流亡中出版宣傳書刊,開創性地拍攝1911年武昌起義的紀錄影片(及后來制作關于孫中山的故事片),梅屋在孫中山反袁斗爭中幫助組建第一所航空學校及飛行隊,在20年代初期其他日本人指責孫中山為“布爾什維主義”時梅屋堅決站在孫的一邊,梅屋的女兒參加孫中山葬儀,等等。書中還記述了梅屋家人同宋慶齡的長期友誼,在她晚年仍常來看望她。

婚禮舉行之后,宋家老夫婦還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別信后,就乘下一班輪船趕到日本來,想勸我離開丈夫,跟他們回去。”多年以后,宋慶齡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上這樣說:“我母親哭著,正患肝病的父親勸著……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請求,說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親的!當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預。

“盡管我非常可憐我的父母——我也傷心地哭了——我拒絕離開我的丈夫。

“啊,艾培①,盡管這已是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覺得像是幾個月前的事情一樣。”她寫這些話的時候已年過八十,可以看出這事給她內心的傷痕有多深。②

①對本書作者愛潑斯坦的昵稱。——譯者

②致本書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但是,關于那些宋氏夫婦同孫中山“永遠決裂”、宋耀如宣布同慶齡“脫離父女關系”的聳人聽聞的說法,①人們可以不予置信。慶齡自己就否認了“脫離父女關系”的說法。宋氏夫婦沒過多久就接受了這樁婚姻,這可以從他們后來送給女兒、女婿的禮物得到證明。這些禮物包括至今還保存在上海孫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條繡著百子圖、慣常贈給新婚夫婦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親時穿的錦緞長袍。②宋氏老夫婦雖然起初有些惱怒,但對孫中山的愛國主義和政治上的骨氣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們仍然愛著他們的女兒。

①典型的說法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所寫:“宋查理臉色鐵青,對慶齡說,他同她脫離父女關系。”這個說法不幸在斯諾的《復始之旅》一書中又重復了一次。

②這件長袍現存北京宋慶齡故居,關于它有一段動人的故事,見第十八章。

這件事的全部經歷為宋慶齡留下兩個長遠的影響。一是她深刻體會到人身攻擊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對當時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的狹隘心理感到厭惡。她回憶道,那些傳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們因為我同一個離過婚的男人結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們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想勸他們去把我從日本追回來。而中國的反動分子——我們的政敵則同那些傳教士站在一邊,責備我們在孫中山還有妻室時就結了婚”。①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確實,在宋慶齡長長的一生中,對她個人的含沙射影的攻擊被一再用來作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這樣看。

另一個后果是,不論是孫中山(一個皈依的基督徒)還是宋慶齡(一個生下來就受洗的基督徒),從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個教會會員的身份。兩人無疑都仍保留著基督教教育所給予他們的、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影響。他們也還有許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傳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們同神學分手了。宋慶齡寫道,孫中山步入壯年以后,“從來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我曾告訴他,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校就把我們這些學生趕到教堂里去,我總是躲進衣櫥里,等女合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后才出來給家里寫信。他聽了開心地大笑著說,‘所以我們兩個都該進地獄啦/”①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

盡管在婚前承受許多壓力和抱怨,他們的結婚生活證明是輕松愉快的。從她婚后不久寫給美國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誰能懷疑事情進行得不順當呢?

①參見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08頁。

關于婚禮本身,她寫道,“婚禮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都討厭鋪張的儀式和諸如此類的東西。”

關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盡量幫助我丈夫處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長進,現在已能閱讀法文報紙并能輕易地邊看邊譯。你瞧,結婚對我來說好像是上學,只是沒有‘考試’來打擾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說到唯一有點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開場合和報紙上出現得太多。“你知道我討厭出頭露面。但結婚之后我要參與許多我本來不愿意參與的活動。中國人同歐洲人不同。他們總是讓那些膽小靦腆的人去承受稱頌和榮譽,而不是那些值得稱頌和接受榮譽的人。我每天要見許多人:實際上我是完全為環境所迫,才從‘我的殼’里被拉出來的。我聽到一些編造出來的關于我在梅肯的報道,真讓我都蒙了。譬如我聽說,有人說我在結婚前曾經做過革命黨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寫給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詳的友人的,尤妮斯·湯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載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時報》,1928年3月13日出版。后來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訊》(英文)上所載《來威斯里安上學的中國姐妹》一文,其內容基本相同。又,參見同上書,第119—120頁。

這些信說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緊張,后來就適應了——她怕繁文縟節和熱鬧場面,她喜歡安靜地工作,她必須經常克服自己在公開場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對謠言的敏感,不論這些謠言是惡意的、還是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她總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帶辛辣的諷刺。

但她仍然保持著那種帶點頑皮的幽默感。她給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學的信上說,“我們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樣了?她們在做什么——‘等著別人來釣’還是‘等著別人上鉤’?”①

①1913年寫的信,參見同上書英文版第76頁。

很久以后,她追記婚后在日本最初幾個月的生活道:“我們在東京的家里掛滿了地圖。我的丈夫藏書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觀看中國的地圖,把開礦和建設鐵路的地點標出來。我念書給他聽,這些書里面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學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萊)的著作。”②她提到馬克思,這很使人感到興趣,也可能有人懷疑這會不會是同后來孫中山所受到的影響混為一談了。事實上,他的確很早就有了馬克思的著作。本書作者在他的故鄉翠亨村的紀念館里看到一本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英譯者是英國社會主義者貝爾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國芝加哥查爾斯·克爾公司出版,上面還有東京一家書店的標簽,孫中山當時就是從這家書店買來的。他看中這本書可能因為這同他當時正在進行的反對有稱帝野心的獨裁者袁世凱的斗爭有關。馬克思這本書寫的是另一個竊取革命果實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寶座,成了拿破侖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常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國隨筆作家、編輯、醫師,又以女權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譯者

②見上海《社會科學報》(1986年9月24日)上發表的張玨的文章。

宋慶齡在她那篇回憶中把她初期的結婚生活說成是她當“弟子”的時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說自己那時是“當學徒”。她終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導師的。

但這段時期總的說來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潛心讀書的時期。十分簡短地回顧一下當時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局勢可以證實這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初起時,日本站到協約國一邊,它不去參與歐洲的爭執而是去占領德國在中國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卻不讓其他協約國這樣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軍事和商業要地青島在內的中國山東省的一部分。在這里,日本軍隊打了唯一的陸上一仗。德國只有少量駐軍,日本用了極小的代價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國的大陸上占據了一個重要的區域——孔子的故鄉。①

①在太平洋,日本從德國手中搶占了密克羅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其中如特魯克群島和埃尼威托克島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日兩軍曾進行血戰。

1915年1月,正當歐洲列強忙于廝殺的時候,日本為了想要獨霸全中國,作了一次狂妄的嘗試。它向獨裁者袁世凱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嚇性的“二十一條”——所用的紙上有著大炮圖象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饗。袁世凱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實施,中國將淪為日本的附庸。袁所關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計劃而不是國家民族的存亡。到了這年年底,他公然稱帝。但沒有過多少天,蔡鍔和其他將領在僻遠的中國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討袁,很快在重要的鄰省四川立足。孫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為振奮,同起義軍取得聯系,并行動起來。陳其美(及其部屬蔣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組織一次陸海軍起義。起義雖然失敗,卻使袁世凱大為震動。孫中山還派了一架飛機到上海去散發傳單,引起轟動。這架飛機是由梅屋莊吉資助購買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民用飛行員駕駛。在孫中山的指揮下,中國各處紛起討袁,起義都是由當地的或從日本派回國的革命黨人領導的。在東京,孫中山和其他領導人在1915年4月發表了新的討袁宣言,宋慶齡把它譯成英文,向全世界散發。在舉國聲討下,袁世凱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慘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稱大總統,前后只經過八十多天,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凱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譽掃地,遺臭萬年。這就是由外、國列強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國“強人”的下常

這標志著孫中山近30年革命活動——表面看來充滿著失敗的紀錄——所取得的巨大的、歷史性的成就。他一勞永逸地粉碎了“中國必須有一個皇帝”這一陳舊的觀念。這個觀念曾經成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條,而后來的改良主義者則宣稱中國仍然需要一個皇帝,只不過要實行君主立憲。十分明顯,這些觀念都已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當然,死抱住這種觀念的人還是有的,其中還有外國人,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這樣的外國人總喜歡斷言“對中國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或者毋寧說對他們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最好的辦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的弗蘭克·J·古德諾博士。在國內事務上,他是開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共和國美國憲法的權威。但他卻擔任了袁世凱的主要顧問和理論家,為袁帝制自為的野心制造輿論。)

但是,時局的演變也證明,盡管共和國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建設共和國的第一步,后面還有漫長艱難的歷程。

(二)愛情·革命·理想

對孫中山和他的秘書及新夫人宋慶齡來說,在這幾個月里充滿著的是緊張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們在日本新安置的臨時寓所里,宋慶齡不但遇到了許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許多孫中山的親密朋友,絕大多數都是她這位具有卓越領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斗爭中結識的。

在中國革命者中有廖仲愷夫婦和朱執信,他們都將終生不渝地同孫中山一起前進;也有另外一些人,后來從進步變成了反動,如戴季陶、胡漢民、蔣介石(他以后成為軍事獨裁者)、汪精衛(約20年后在中國為反抗日本侵略而進行的生死搏斗中他當了大漢奸)。還有一些人原是孫的黨員,后來卻成了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創始人和老戰士,如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倡導者)、董必武(后來同宋慶齡一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吳玉章和林伯渠(他們在后來的國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還有像陳公博、周佛海這樣一些變色龍似的人物,他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又回到國民黨,最后叛國投敵、充當漢奸,以至身敗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這樣充滿著復雜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宮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婦(在孫宋婚禮上,孫中山和梅屋莊吉、宋慶齡和梅屋夫人分別結拜為義兄弟、義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對日本軍部發動侵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迫害。)當然也有些人后來走上擁護武裝侵略的民族沙文主義道路。

當時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們在資料中沒有發現有人接近孫、宋夫婦。但他們同美國和歐洲的老朋友保持著熱烈的通信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同在日本的俄國政治流亡者的接觸,當時這些人都是反對沙皇制度的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他們常常會晤來自現在稱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者。“到我們在東京青塬行家中來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羅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慶齡后來寫道,“有時他們借錢給我們,有時我們還他們錢、還借錢給他們。”①她還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鮮、菲律賓、越南、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革命者到來。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從政治上和歷史背景來說,宋慶齡同孫中山的婚姻是為同一目的奮斗的中國兩代革命者的結合。他是一個年將五旬的老戰士,經歷過許多戰斗的鍛煉,也帶著失敗的創傷,但戰斗意志毫不動遙她是一個羽毛未豐的新手,卻在渴望著投入戰斗。

在文化和觀念上,他們兩人在當時都屬于最現代化的中國人和亞洲人。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義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們是現代的愛國者。他們要使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在一個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在經濟、教育和社會各方面趕上最發達的國家,并進而超過它們。但他們知道,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是進行革命斗爭以恢復和完成中國已被嚴重破壞的獨立并在國內消除封建主義。

孫中山當時的這種思想表現在他在1914—1916年親筆寫給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個美國企業家,想對中國革命及其后的現代化建設投資。這些信不但說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順序,并且指出了目標:中國擺脫所有外國控制、取得獨立。

①見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圖書館1942年編印的《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復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這些重要信件時常常過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實際的細節(由百貨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視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對為袁世凱提供任何外國貸款:“任何人支持這個頭號謀殺犯都是極大的冒險。中國人民將痛恨那些經常資助他們的公敵的資本家,并且會把袁世凱可能允諾的任何條件一筆勾銷。”“我要尋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國革命戰斗結束之后幫助進行建設的人……革命有兩部份任務,一部份任務是戰斗,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設任務卻是真正的困難所在。”

他預言道,革命之后,“因為缺乏資金,所有貿易都將停頓,在中國尤其會如此,因為全國商業中心的交換手段都為外國銀行(如匯豐銀行)所控制……如果我們不能破除這種控制,我們就將永遠不能獨立,而袁世凱不過是外國銀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須準備控制貿易,這樣我們才能使用我們愿意用的任何種類的貨幣,從而排除外國銀行,獲得自主……”

孫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尋找外國資金和外國的“組織及經理人才”,他建議在某些企業中可以一半是外國資金、另一半是中國資金;管理人員先用外國人、再逐步換成中國人。但孫中山明確提出,前提條件和最后目標都是中國的獨立。他寫道,“我急于要使中國脫離這種混亂狀態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權力。”

孫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尋求支持,但他冷靜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條件下,日本政府對我們的態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對我們、對中國是十分同情的。”

孫中山和宋慶齡都決心獻身于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的雙重任務。他們正是通過這共同任務而結合在一起的。后來,當有人問她為什么嫁給孫中山時,她總是提到自己為中國的改造和復興而獻身的決心,從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體現這種精神的人。她對斯諾說,這是“出于對英雄的景仰”。①一個中國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紀20年代說過的話:把她同孫中山結合在一起的東西“要高于通常的愛情”。②一位外國作者恰當地總結說,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孫中山的生命聯結在一起,是把愛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結合起來。③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愛情,并隨著時間而增長,變得深沉且永不褪色。這可以從以下一些事實中看到:孫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絕;孫中山所有的個人遺物和紀念品,她都細心地保存;每逢孫中山忌辰,她總是一個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參加任何公眾紀念集會。但他們之間最堅強和永不凋敗的感情基礎是他們共同的理想——這種共同的理想隨著歷史的演進不但保存下來并且有所發展。

①《斯諾文集》第一卷《復始之旅》,第104頁。

②據曾在1927—1929年同她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過的章克后來回憶,宋慶齡曾這樣說。

③同注4。

他們的共同立場能夠消除“代溝”,而且也確實消除了。因為中國的復興不是一代人、而且兩代人、以至幾代人的事業。他們的結合一開始就面臨著許多斗爭:克服流亡條件下的困難,應付宋氏家庭及教會方面出于情緒和宗教原因的反對,對付政治上的敵人,解除孫中山的一些戰友們關于他們的婚姻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的疑慮(盡管孫的大多數戰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這樁婚事)。正是在這些斗爭中,他們相互衡量并了解對方,他們的結合就是這樣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隨著袁世凱政權的倒臺,他們的流亡時期結束了。但他們的艱辛、危難和斗爭的時期遠未結束。不過,從此他們不是在國外、而是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進行著爭取中國美好未來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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