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宋慶齡怎么會去美國并且進了威斯里安學院?她怎么會帶信給孫中山——她未來的丈夫?形成她早期思想的根源——在家庭和其他影響中以及在她對當時歷史發展的回應中——又是什么?在這些問題上,既有神話、也有事實。幸運的是,現在已能得到更多的事實。追溯她的家世和她的早期發展,不但在這些問題上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并且也有助于了解中國歷史——古代和近代、國內和國際——的“變化軌跡”,對未來將會發生什么變化也可能從中得到啟發。

我們可以從她的父親宋耀如(又名嘉樹)——外國人熟悉他的英文名字“查理·瓊斯·宋”——說起。雖然在慶齡成長的時候,他已經是富裕的城里人了,他出生的家庭卻是一個貧窮勞苦的農民家庭——農村的貧窮勞苦在舊中國是到處可見的事情。后來他在年輕時去美國住了一段時間,由此發跡,成了一個霍雷肖·阿爾杰①筆下那種白手起家的人,這在中國是新鮮事。

①巴雷肖·阿爾杰(1832—1899),19世紀美國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寫了許多描述窮孩子憑著誠實、樂觀、艱苦工作和運氣由窮變富的故事,在一代人中極有影響。——譯者

確實,在他那個時代,他是中國和美國兩種潮流的獨特的混合物。他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卻又崇拜美利堅共和國據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價值觀。這兩股思潮既給他注入希望,又使他為失望所打擊——在兩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對于落后的舊中國來說,他成了一個熱烈的主張現代化的人。因為反對陳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個共和主義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對西方(包括美國在內)那種自以為了不起的優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在每個領域都贏得完全的平等——而且無疑地能夠做到這一點。他把子女送去美國受教育(他自己也因為受了美國的教育才得以發展),是要他們學成后回國為國家作貢獻。

他出生在海南島文昌縣牛路園村——一個貧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縣不算是最窮的縣,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東南亞謀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歷史的、從附近的清瀾港用木船進行的貿易。稍晚一點,文昌又種植起胡椒、咖啡、橡膠和其他亞熱帶作物來。但在縣里,牛路園是貧瘠的、窮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從前都作1866年,現在經過新的查證,確定為1861年。他本姓“韓”,改姓“宋”是以后的事。這一點早就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著《我的父親在中國》一書(英文)就曾提到這一點。主人公美國傳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終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給他在海南的父親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時顯然還不會寫中文),信末的簽名是Hann Cardson(韓教準)。作者還認為宋靄齡所作的關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宋靄齡說,她家本姓是宋,她父親曾被一個姓韓的親戚收養。作者指出,如果韓某是他的養父,自己沒有子女,那末為什么家用如只給他的養父、而不給他的親生父親寫信,又為什么他會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們”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韓氏家族據譜系記載是1197年從原住地河南安陽因避戰亂南遷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興起,所以北方的漢族南遷者很多。在中國,歷史的記憶是如此執著,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這些南遷漢族的子孫仍被稱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勞、意志堅強、生活儉樸、善于開拓。這種性格是環境造成的,因為他們的祖先南遷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較貧瘠的地區(最好的地區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還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視。由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從古至今經常積極參加農民起義。

這個家族的譜系能夠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紀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現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變得有錢有勢,而是由于它的祖輩曾在宋末做過縣官,所以載入縣志(中國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錄的)。到了19世紀,這個家族的成員都變成貧苦農民了,這從宋慶齡父親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頹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韓鴻翼只有一小塊能種四斗種子的砂土地(本書作者最近去看了這塊地,土質仍舊很差)。文昌縣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話說,中國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這片地上連椰子樹也不長。韓鴻翼不得不做些副業來增加一點收入,維持一家生計。他常常為那些境況稍好的農戶送椰子,用扁擔挑著,沿羊腸小道走幾公里路,運到海邊,有時還用船運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他還編織棕繩出售,也燒過磚。①

①這里及以后引用的關于在當地的史料來自文昌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1985—1986年所作的調查研究報告。以往探討宋家姓氏問題的國外資料還有西格雷夫著的《宋家王朝》一書。

他家這所老屋幾十年來年久失修,破舊不堪。確實,原來只有幾戶人家的這個窮村已經拋荒。今天,這所老屋經過細心修葺,看起來好多了,也許比它新蓋時還要強些。但宅基仍是原來的,房屋設計也都按原樣:在一個有圍墻的小院子里,兩邊各有一排三間(每間約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來是韓鴻翼(慶齡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個兒子(其中一個是慶齡的父親)都是在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屬于慶齡的叔祖父。1988年,本書作者在這所翻修過的老屋里訪問了慶齡的叔伯兄弟韓裕豐。裕豐當年也是在這所老屋里出生的,現在就擔任著這宋氏舊居的保管員。

韓裕豐精瘦結實,仍然是個農民的樣子,識字也不多,雖已87歲,卻身體硬朗,頭腦清楚。他是慶齡父輩那種類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個實例,說明中國現代歷史在他們身上與在他們那些著名的親屬身上產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韓裕豐年輕時去過馬來西亞,在橡膠園干活。他生了13個子女,其中一個兒子韓清源十幾歲中學畢業后就參加了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從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對日本人作戰,后來又同卷土重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作戰,1948年陣亡。韓裕豐自己為游擊隊做過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國,她的妻子和另外7個孩子跟著回來。現在他的一個兒子在文昌教書,一個女兒原來是計劃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剛調到縣的宋慶齡基金會任秘書。其他的子女都是農民或家庭婦女。

在這里要附帶糾正一個一度流行的說法——即:宋慶齡從來沒有到過海南,她對祖籍不感興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時,聽到海南農民擊退一隊試圖登陸的日軍,曾興奮地寫信給一個友人說,“海南島(我的故鄉)的農婦們……從地頭奔回家里……丟下工具……同男人們一起用老式的來福槍成功地把入侵者趕走”。她接著寫道,“我多么為我家鄉的姊妹們感到驕傲!希望一旦情勢許可我就回去看看”。

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為美國刊物《亞細亞》1942年7月號寫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婦女們不但勞動而且作戰。我自己就知道一個例子。海南島一個村里的婦女,當男人不在的時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規模登陸。他們只有農具可以用來作戰。許多人被殺死,但是敵人的部隊卻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斗爭》,收入宋慶齡《為新中國奮斗》一書,第137頁。

多年以后,在1959年,當海南收獲第一批咖啡時,她送了一包給一個友人作為禮物,并熱心地寫明是“從我的海南島來的咖啡”(在“海南”下面還劃了一條著重線)。①中國大陸解放前后,她曾同家鄉親屬通過信。1955年,文昌縣發生旱災,她親自捐款救濟。更早一些時候,當孫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鄉附近的清瀾列為計劃擴建的港口之一②時,她一定也是很高興的(這個計劃現在已經實現)。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書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見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莊所在的鄉被恰當地改名為“慶齡鄉”,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華人(在東南亞等處人數很多)和華僑捐資興建了一所中學,以培育這個鄉的孩子——這所中學也以她的名字命名。這個鄉及附近地區正在建設成一個旅游區。文昌縣的宋慶齡紀念館已于1987年開放,正在籌辦一所宋慶齡大學。

(二)父親宋耀如: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一個世紀之前。正是這個缺地農民韓鴻翼的兒子教準成了慶齡的父親,以及名聞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紀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國(特別是南方各省)當時所處的困境所決定的。中國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不但割讓領土,還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喪失主權。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一籌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及運輸工人是中國的基層人民,他們早就飽受封建地租和苛捐雜稅的壓榨,現在又加上新的橫征暴斂,因為侵略者迫使中國償付巨額賠款(中國要出錢讓外國人打敗自己!)。洋貨和洋船毫無限制地涌入中國,又使成千上萬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業。如果不打碎本國的和外國的鎖鏈,中國既不能保持它的舊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這樣一種兩難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是一次人民自求解放的強大運動。在西方列強和中國封建統治者(他們這時已淪為外國的工具)的聯合武裝鎮壓下,太平天國被淹沒在血泊中,犧牲的人數超過19世紀世界上任何一次武裝沖突——比歐洲拿破侖戰爭和美國南北戰爭傷亡人數的總和還要高出許多。

以上這些歷史事件不僅使中國越來越受到外國勢力的主宰,并且加速了——特別是在南方各濕—在國內無以為生的貧苦人民到海外謀生的浪潮。在這些人中間就有宋慶齡的父親。在9歲時(那時還姓韓),他和一個哥哥去投靠在爪哇(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最重要的一個大島)的一個親戚,在那里當學徒。不久,他被另一個親戚領養——這在中國是常有的事。這個親戚是他的一個堂舅(嬸母的弟弟),自己沒有子息,姓宋,所以宋慶齡的父親后來也改姓宋。這位養父在美國馬薩諸塞州(舊譯麻省)波士頓市開一家出售絲綢茶葉的鋪子,是最早在新英格蘭①定居的中國人之一。

①新英格蘭是美國東北部六個州(緬因、新罕布什爾、凡蒙特、馬薩諸塞、康涅狄格、羅得島)的總稱。——譯者

這是根據文昌縣的文史資料所作出的敘述,后面還會提到,另外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當時還是個少年——從爪哇到波士頓是乘汽船還是乘帆船,現在弄不清楚,但他的航程經過了波濤洶涌的合恩角(智利南端),并且他乘的船看來遠遠偏離了航線,因為據說他在幾十年之后曾經學著他在一處叫不出名字的海岸上看到過的企鵝走路的滑稽樣子,逗孩子們樂。也許他是第一個見到過南極洲的中國人。從亞熱帶的海南老家到這里可真是一段遙遠的距離。

19世紀末期的波士頓和海甫老家在文化、社會和心理上的距離那就更為遙遠了。這位開鋪子的養父想方設法要把這個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拴在鋪子里。但這個年輕人已經見過世面,活潑好動,新環境的吸引力勝過了家庭關系的溫暖和語言相通的便利。

雖然他的移民路線同絕大多數橫渡太平洋以勞動謀生的華僑一樣,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國人出國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書香人家的子弟出國留學,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方法。有兩個這樣的年輕留學生經常到波士頓他養父開的鋪子里來買東西,一個是牛尚周、另一個是溫秉忠。他們是由容閎(1828—1912)推動的、在1871年首批抵美的留學生中的兩個。容閎是孫中山的同鄉,可能是第一個受到完整的外國教育的中國人(耶魯大學、1854級)。有意思的是,他對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卻是同情的。①

①關于容閎的情況根據阿瑟·威廉·赫梅爾編《清代中國名人錄》(英文),第402——405頁。

年輕的宋耀如同牛、溫兩人交談后,一心想離開店鋪去上學。他的養父不同意,他就偷偷溜進停泊在波士頓港口的緝私船“艾伯特·加勒廷”號。

船長埃里克·加布里埃爾森是祖籍挪威的美國人、虔誠的基督徒、南北戰爭中北軍的老兵。他對這個抱著熱切心情的孩子覺得喜歡,不但不把他送交警察,還讓他在船上當一名工役,同時想使他信奉基督。他在船上當差的證據是一位研究者1949年在美國海岸警衛隊檔案中發現的。檔案里有一個叫Charles Sun的人,作家戈登·西格雷夫①猜想,這是美國人聽廣東話“教準”兩字發音(Chiao Sun)而誤記下來的。前面曾經提到,關于宋慶齡父親的早年經歷有另外兩種說法,這是其中之一。按照另一種出現得更早并廣泛流傳的說法,他被“斯凱勒·科爾法克斯”號船長查爾斯·瓊斯所收留和照顧,所以取了“查爾斯·瓊斯·宋”這個英文名字來紀念他的這個恩人。由于在美國海岸警衛隊檔案中的新發現,這種說法看來已被否定。

①圖特洛特著《查理·宋和美國海岸警衛隊》(英文),原載美國《海軍學院學報》第75卷(1949年2月)。在《共和中國人名詞典》(第3卷)(英文)及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均曾引用。

過了一段時間,加布里埃爾森船長調往北卡羅來納州的港口威爾明頓服務。這里,這個年輕的中國人由于他的保護人的傳道熱誠而受了洗禮。時間是1880年11月7日,地點是第五街的衛理公會教堂①,他被命名為“查理·瓊斯·宋”。那末,“瓊斯”這個中名又是怎么來的呢?因為在歷史檔案材料中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名叫“查理·瓊斯”的船長,看來只能接受另一種解釋:在洗禮紀錄上必須有“教名·中名·姓”這樣一個完整的名字,所以“瓊斯”這個中名純粹是當場臨時想出來的。

①這個教堂原名“南方衛理公會”,現稱“第五街聯合教堂”,已不在原址,但仍使用原有的洗禮盤。1942年,那里有一座后建的房子被捐獻為“查理·瓊斯·宋教育樓”,基石上刻有“1921年立”字樣,但不能確定是早先所刻,還是建房的年份。

這位新的教徒從此以后就被朋友們以“查理”相稱。他在城里找到一個印刷廠的工作,但為時很短。(以后他在上海轉業經商首先開的就是一家印刷廠,這是后話。)此時,在北卡羅來納,他的目的是上學。不久,他進了威爾明頓的杜克大學圣三一學院學習神學——作出這一選擇是為了便于他新結識的教友們為這個中國信徒找到保護人。

他的保護人之一是朱利安·卡爾“將軍”(這個軍銜不是因戰功得來而是榮譽稱號,美國南方有這樣一種傳統習慣)。一他在不同時期曾是紡織業和煙草業的巨子(名牌煙斗菸“達勒姆公牛”的生產者),又是杜克大學的經濟贊助人。卡爾把這個討人喜歡的中國青年帶到家里來同他們夫婦同住(查理很快就稱他“卡爾父親”)。

老人后來同他一直保持著友誼,不但資助他在上海的生意,而且據說還資助他的某些革命活動。

1882年,宋耀如轉學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的范德比爾特大學,1885年畢業。他靠做工念完大學,有時編織吊床出售,這種手藝是他在船上學會的。在那個時候,像這樣的事情,出身高貴的中國留學生是不會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沒有這種階級觀念。他從小種過田,當過學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樣使用自己的雙手,并且也喜歡勞動。

在精神上,這個壯實的客家人已在拋棄中國農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懼心理。在美國大學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戲弄新生的做法,有時用的手段相當殘酷。有一次,幾個老生在萬圣節前夕①想嚇唬這個新來的“異教徒”——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還帶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間回來之前,在他房里掛了一些鬼怪形狀的燈。他回房時猛一看到這些眼睛和嘴巴都噴火的鬼怪確實嚇得全身發毛,但很快就鎮靜下來,舉起雙拳向這些“妖魔”打去,發現只不過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東西,就笑著走開了。等在那里看笑話的老生們先是感到失望,后來轉而對他尊敬起來。以后,這成了宋耀如最喜歡講給子女們聽的故事之一,并通過這個故事使他們懂得永遠不要屈從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雖然他對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誠的,但他是一個“堅強的基督徒”——而不是一個俯首帖耳的人。

①萬圣節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萬圣節(又作“諸圣日”)本為基督教節日,現成為青少年兒童縱情玩鬧、以惡作劇或化裝素要禮物的時節。——譯者

這樣,到了19世紀80年代。他的個性和觀點日趨復雜,就同他所處的時代一樣。他到美國的時候是一個窮困的中國移民,但他突破了他們的模式,去尋求并獲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機會。不論是比年歲大的農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貴出身的新式留學生,他有一點是勝過他們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爾明頓或在納什維爾,他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嚴和西方教養的矛盾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走上了在19世紀的美國最能依靠自己創業的那些人的奮斗道路。但在這里也存在著一種差別,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識中或在別人看來,他仍然是中國人。

這些矛盾在1886年(畢業的第二年)他回國的問題上急劇地表面化了。在大學里,同學們都喜歡他。有一個美國同學回憶道,“他腦子靈,力求準確而流利地使用英語,通常充滿機智和幽默,脾氣也好”。但一位虔誠的教授卻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對宗教有任何認真的興趣。”但范德比爾特大學的頭頭腦腦們對他的興趣所在正是要他作為一個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國人傳道。校長馬克諦耶主教——他同時負責南方衛理公會在中國的教會工作——堅持要把他盡快地送到上海去傳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護人卡爾的支持下卻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繼續去學醫,然后作為一名教會醫生回國。但馬克諦耶不需要他作醫生,也不愿意他過多地受教育或過多地美國化。他對上海的教會作了透徹的指示:“在他到中國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種‘中國佬’的味道都磨干凈。”他還寫道,不要讓來去當教師(雖然這是早先答應過的),而是讓宋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定期巡回傳教士,“沒有轎子就走著去”。他又進一步堅持只付給宋一個當地雇傭的中國人的工資,比一個只念過中國書的人還不如,雖然宋有一個美國大學的學位而且是從美國派下去的。馬克諦耶帶著一種吝嗇加偏見的情緒寫道,這樣做是為了保證不把宋慣壞,成為一個“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國佬,除非得到非份的報酬就不滿意、不舒服……”換句話說,來不但應該被置于“中國佬”的地位,并且不許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這樣,宋被派出去傳教,每月報酬只有15美元,傳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區農村,那一帶的方言他還聽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見的家屬的請求也被專橫地拒絕了。①

①后來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親屬在事隔數十年后形象地回憶道,當年因氣候悶熱,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邊棕櫚樹下乘涼,用一張芭蕉葉子當扇子。

但這個年輕人不是馬克諦耶主教或當地教會首腦林樂知(艾倫)博士所能輕易馴服的。宋查理在給美國一個朋友的信上寫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誠的衛理公會教徒”。但他接著寫道,“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將打掉目前這位上級以權威自居的態度……以及他對本地牧師的憎惡態度……他就是那個無視我一切應得權利和平等地位的人……”

宋查理對中國人愛國心和自尊心的維護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對當時正在升級的對在美華人迫害的反應。在以前幾十年間,大量華人被運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筑橫跨美洲大陸的鐵路或開礦。現在他們被趕出一切行業,只能開洗衣作坊或種菜出賣;在許多西部城鎮,他們被毆打、虐殺。

1882年,當宋查理還在美國念書的時候,美國國會通過了種族主義的排華法案。表決時201票贊成,37票反對,另有51人根本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沒有來開會。贊成的國會議員們不僅來自反華的西部各州,也有來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念書)。

事情正好是循環了一圈。1868年,美國還需要中國勞工時,以“行動自由”是“一種人權”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盡管絕大多數華工遠涉重洋都是由于外國募工者的強迫或欺騙)。現在,時間只過了16年,最繁重的體力活(如修筑鐵路)都已干完了,“行動自由”就被遺忘了,門被關上了(特別是對東方人),而對于已經在美國的中國人來說,生活變得非常苦痛,他們只能“自愿”離去。

來在美國期間,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氣的事之外,他自己沒有受什么罪。盡管有許多美國人對他友善熱誠(這是他會銘記在心的),他對其他華人的悲慘遭遇是不可能視若無睹的。回到自己的國家里,他的感受也沒減弱。他回國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國爆發了一場反對教會的運動,以報復美國對華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國外交官們,像他們在那時習慣所做的那樣,以威脅態度要求中國朝廷進行鎮壓。1887年,媚外懼外的清廷下令中國人須“與基督教士和睦相處”。宋查理在范德比爾特大學一個同學步惠廉的兒子詹姆斯·伯克這樣寫道,“美國教會稱贊中國方面‘志愿’實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國卻仍然讓中國居留民去忍受暴徒們的肆虐,且不說用排華法案去羞辱中國”。①由于這些原因,“宋查理”從來沒有表示過想再到國外去居住的念頭。盡管他決心讓他所有子女去美國上大學,他卻從不鼓勵他們中任何一個人在國外定居。相反,當子女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他總是想盡辦法使他們了解國內的事情,有時寫信、有時寄剪報去。他這樣做是為了使子女們產生對中國偉大過去的崇敬之情,為它當前所受的羞辱和所處的落后狀態感到不滿,并且相信只要取得進步,中國的未來仍將是偉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愿意讓他的后代完全變成洋人的——特別是那種揮霍成性的洋人。當他發現在某個子女身上有這樣的苗頭的時候,曾大發雷霆,對他的一個朋友說:“別送你的孩子出國。他們回來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們為什么不要一所大一點的房子?爸爸,我們為什么不裝修一間現代化的浴室?’聽我的話:把孩子留在國內。”①

①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138頁。又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英文),第65頁。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會頭頭們打交道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他遇到了曾在美國見過但卻以另一種更加駭人聽聞的形式出現的雙重標準。在這里,他沒有在美國那末多的外國朋友,而外國人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態度更難令人容忍——因為這里究竟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雖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國在世界上獲得平等地位,使他成為一個中國現代化的促進者。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著,但這使他只是越來越緊密地同中國的基督徒聯結在一起,而同外國傳教士的關系卻越來越疏遠了。

這位年輕中國傳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窮,穿著從國外帶回來的洋服,顯得“怪模怪樣”——而且這些洋服也越穿越破舊了。實際上有些中國人把他當成洋人。一外國人把我作中國人對待,而在這里,中國人卻說我是個外國人”。據記載,他對美國老同學步惠廉訴苦時就是這樣說的。①他布道時,別人幾乎聽不懂,因為這里的方言同他的海南話完全不一樣。他到一個“上等家庭”去教英文,但因為他的樣子同中國傳統的碩學大師的形象太不一樣,學生們就在背后取笑他。(他當時教過的學生中有一位是后來備受西方政界和學界尊崇的中國學者和外交家胡適博士。)

①同注1。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對他的未來起關鍵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頓碰到的兩位留學生牛尚周和溫秉忠保持了友好關系。他們帶挈他同城里一些富裕的中國基督徒家庭相識,特別是同倪家(牛、溫兩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這個倪家同當地一個古老而獨特的名門望族,即明代著名學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1562一1633年)的后裔聯姻。徐光啟早在1603年就接受外國耶穌會士的傳教,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是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國的先驅者。他是第一個把歐幾里得幾何學以及其他西方三角學、水力學、天文學和地理學著作譯成中文的人——多數情況下是同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的。他還獨立寫出在應用數學方面中西方法比較研究的著作。他還在他的出生地上海市郊徐家匯籌建天文臺和氣象臺。徐家匯天文臺后來享有國際聲譽,幾經擴建后至今仍是中國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倪家有一部分人繼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幾乎每一代都有男人當了傳教士。另一部分則改信基督教。倪桂珍的父親是耶穌會牧師,母親就是前面提到的徐光啟的后裔,兩個姐姐分別嫁給牛尚周和溫秉忠。牛、溫兩人都覺得宋耀如會成為一個好丈夫,就為他們的小姨作媒。

(四)虔誠賢淑的母親倪桂珍

倪桂珍信教虔誠,相貌平常,沒有纏足——在當時可稱是個新女性了。她擅長數學,會彈鋼琴,懂一點英文。宋耀如當時很窮困,出身寒微,除了海南的村野上話,連中國普通話也說不好。而倪桂珍則出身于一個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是一個有點地位又受過教育的姑娘。為什么牛、溫兩人覺得這兩個男女青年很匹配,這就不清楚了。也許是由于宋的品格,因為除品格之外,他可以說一無所有。也許是因為共同的宗教信仰,年輕的中國衛理公會教徒夠格提親的到底不太多。也可能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這不多的年輕教徒中,像宋(盡管出身寒微)這樣有美國大學畢業文憑的更是寥寥無幾了。也可能是因為倪桂珍長相平庸,又是“大腳”,①上海那些老派的家庭不會喜歡要這樣的姑娘做媳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但牛、溫兩人一力主張來做他們的連襟,倪桂珍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同意了。

①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為她寫的生平事略中說,由于信仰基督教,宋家幾代以來都使婦女享有相當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纏足。但詹姆斯·伯克(見前所引書)則說桂珍曾經纏足,但因此引發高燒,而且她又是第三個女兒,在家中無足輕重,所以后來就不纏了。不管怎樣,她的父親確曾鼓勵和幫助她受到比同時代大多數婦女要來得多的教育。

1887年,宋耀如回到上海不過一年功夫,就同倪桂珍結婚了。宋家一位親戚還記得倪桂珍,曾對本書作者說,她不但心腸好,而且“很嚴格,個性很強”,在許多事情上“要男人聽她的”。在另外一些書籍中,她被形容為“虔誠地信守十戒……省吃儉用……[對子女]采用斯巴達人的訓練方法……還要進行禮貌規矩的訓練。”①她還致力于慈善事業。尼姆·威爾斯在倪桂珍去世后不久到達上海,聽到過許多關于她的事。概括起來,她是一個“嚴格的、品德好的、自奉儉樸而又不屈不撓的模范妻子”。②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姻生活是和美的,先后生育了六個子女,其中三個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還有三個男孩子(子文、子良、子安)。有人說,倪桂珍“教養子女的標準是使他們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她生活中的宗教氣氛是很濃厚的,有人引用美齡的話說,她不管做什么事情,她的母親總要“一直為她祈禱。”③

①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24—25頁。

②尼姆·韋爾斯即海倫·斯諾的回憶錄。

③埃爾默·特·克拉克著《中國的蔣家》(英文),第41頁。

宋耀如自己雖然是在城市中長大的,卻還多少保留著一點華南農村的生活習慣。他在上海虹口(那時虹口還是郊區農村)建起第一座住宅后,曾在屋旁照海南的老法子種菜。但幾年后他在上海法租界蓋的另一座房子——慶齡就是在這里誕生的——卻是西式的,是仿效他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見過的房子蓋的。“我們這里的生活和你們那兒的一模一樣。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歐洲式的,甚至連屋中的擺設也是歐洲式的”。慶齡1914年經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在給一個美國朋友的信中曾這樣說,為了向這個朋友保證,如到上海來看她,她家會有一切舒適的條件。“上海確實是一個非常現代化、在許多方面勝過亞特蘭大的城市。我們的房子又寬綽又漂亮,而且備有各種現代化的設施。我們家里有許多臥室、浴室和盥洗室。”①宋家的境況日漸富裕,各種新式的享受也越來越多,當時上海許多新出現的資產階級上層家庭都是如此。

①同注14,第98頁。

但在飲食方面宋查理卻不同于許多這樣的家庭,這些家庭雖已西化,飲食上還是喜歡中式,而他則已習慣于吃美國飯,而且“媽咪”(這是他對倪桂珍的稱呼,原來是對朱利安·卡爾太太的愛稱)也很會做。她把做美國飯的竅門和樂趣都傳給了慶齡。在漫長而卓越的一生中,慶齡有時會系上圍裙,照著國外朋友寄來的新食譜試制;在北京時她會問來訪的外國朋友喜歡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廚去做些“家常菜”來款待他們。在她北京的故居書架上至今仍然放著《紐約時報》出版的百科全書式的食譜以及其他各種風味的食譜,甚至有猶太食譜和在美國被稱作“賓夕法尼亞州荷蘭菜”的食譜。

在家里,宋查理晚間喜歡給孩子們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在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學來的。他是很好的男中音。慶齡直到八十高齡,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臥室里一面彈鋼琴(她從不在公眾面前彈)一面哼著她小時聽父親唱的一些歌曲,作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慶齡故居中,同一些新的愛國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親留下來的不少歌曲書,其中有《納什維爾第一衛理公會圣公會教堂青年贊美詩集》(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簽名)、《合唱及獨唱歌曲集》(福音傳教士文拉·桑基作)。其他的歌曲集可能是慶齡和她的姊妹的,各式各樣都有,包括“Is It True WhatThey Say About Dixie”(《他們說的關于迪克西的話是真的嗎?》)、“Everybody Loves Somebody”(《人人都有所愛的人》)。①

①這些歌曲集為本書作者所親見。

同這些美國事物并存的是中國經典教育,因為宋查理堅持要讓孩子們受一點這方面的教育。他請了一位家庭教師,就是原來曾為他自己補習中文的那位。

很明顯,他雖然喜歡許多美國的東西,卻一點也不想把自己變成馬克諦耶主教所希望于他或他的子女們的那種“失去民族性”的中國人。

但他同時也在子女們身上——如同曾在自己身上做過的那樣——培養起他所尊重的并認為為中國所必需的一些美國人的品德,如準時、說話直截了當、工作講求效率、尊重能力和品格而不是只重關系和等級。慶齡雖然比她這位感情奔放的父親要安靜得多,但她獲得了所有這些品德。她還從父親那里學到了開朗的樂觀精神和幽默感。

慶齡是她母親最疼愛的女兒。她對母愛的回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珍視和學習母親的優秀品德——特別是把責任心置于自我之上。雖然慶齡以后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都同她的家庭決裂了,她母親的照片卻終她的一生一直掛在家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留下遺囑,把她的骨灰葬在宋家墓園里。她同倪家親戚從未斷過聯系并一直關心他們。①

①這一部分材料大多曾與倪家一位親戚核對,有的是他提供的。他年事已高,但對倪桂珍的記憶猶新。

宋耀如決心要讓女兒們受教育并且還要送她們出國留學,這在當時的中國家庭中是罕見的。這是他主張進步的另一實例:他把女兒們作為智力上完全與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員來對待。在這件事情上,他的夫人倪桂珍同他是完全一致的。①如果沒有這樣的家庭背景,很可能就不會有后來形成的、在歷史上出現的宋慶齡、孫中山夫人。

①尼姆·韋爾斯手稿。

(五)成為企業家、愛國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說來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貴的上海衛理公會牧師倪家的聯姻反而終結了他自己的衛理公會傳教生涯。盡管他新夫人的娘家在基督徒社會中有地位,她帶來的嫁妝看來并不豐厚。他一個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會管理委員會抗議薪水太少,不夠養家,但沒有結果——那些美國的委員會對于如何恰當地對待一個“土著人”是有他們自己的主意的。這種情況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從商。這是行業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變。他的第一個企業是一家印刷《圣經》的印刷廠“美華書館”。后來,雖然又開了一些鋪子,他仍到教堂去布道——當然是以世俗志愿人員的身份——并成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于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廠,才使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孫、宋兩人至遲在1894年就已相識,甚至還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廠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還印刷革命傳單。使宋傾向革命的是他的現代化思想和民族主義。在美國,他學到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這樣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所有中國人的影響,使他成天苦惱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順當。他從印刷廠發展到面粉廠和其他行業,包括出售外國機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樣把他歸入“買辦”一類(西格雷夫把他描寫成買辦的典型)很難說是正確的。中國的“買辦”作為外國的代理人或中介入,使外國資本和商品深入中國各地,損害中國自身的獨立發展。他們的利益不但同外國帝國主義者、而且同半封建舊中國的傳統統治階層相結合。他們對民族主義是淡漠、甚至反對的,對本國工業的發展一般是不關心的,除非他們自己要用他們的資本來辦廠。宋耀如所辦的企業更多地是屬于“民族資本主義”一類。他輸入的是機器,中國自己當時還不能生產,不存在爭奪市場的問題,而對裝備中國自己的工廠倒是有用處的。后來,他又辦起中國人資本的面粉廠。他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因此,把他稱作“買辦”是不合適的。

確實,他有幾個孩子參與了1927年后的蔣介石政府——從政治上說是買辦政權。但這是他死后很久的事了。

緊接著成親以及反抗外國教會在薪水問題上對他的歧視,宋耀如開始反對清廷。在思想上,這可能是由于來自美國的共和主義思想影響。在組織上,像許多別的中國人一樣,這看來是由于參加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反滿秘密會社。不論怎么樣,到1894年,即慶齡兩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已同孫中山相識并成為知己,還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后多年中,孫中山無數次到宋家來,串門、留宿、開會或者隱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圣經印刷廠中印刷革命小冊子,還為革命募款及進行其他活動。

毫無疑問,慶齡很小的時候就見過孫中山。據現有的材料,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訪。孫中山很愛孩子,從來不會不理他們。當慶齡還很小時,他可能逗她玩過;她上小學時,他也可能同她談過話。那時,她不見得知道孫中山同她父親正在進行冒險的革命事業,但她確實對這位受到尊敬——又備受苦難的——領袖人物和家庭密友,產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國人中間有一個常聽到的傳說,說慶齡在13歲時(即1905年)第一次同孫中山談話。據說孫中山對她說,“我們只有學到各種各樣知識,才能救國”。她說,她要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奮斗。孫回答說,“慶齡,好極了!如果你愿意幫助我,我將十分感激你”。慶齡在那個時候已知道孫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這樣的談話,如同關于偉大人物的故事一樣,常常添校加葉,成了傳奇。

武昌起義時,慶齡仍在國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當時在威斯里安學院校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她熱烈地沉歌這次起義。1911年圣誕節孫中山回國抵達上海,宋耀如和靄齡(她已在早些時候學成歸國)立即同他取得聯系,并陪同他在舉國歡騰中到南京去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國旗并寄給在美國的女兒慶齡。(第一章中已經記述了慶齡如何興高采烈地把這面新國旗掛在宿舍墻上、把黃龍旗踩在腳下。)

在上引威斯里安校刊文章中,慶齡為什么沒有提到孫中山?這似乎有點費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孫中山的關系是符合她的謙虛品格的。她從來不是那種喜歡以隨意、親密的口吻談到顯貴人物藉以抬高自己身價的人。

這部傳記是宋慶齡的傳記,不只是將要成為偉大的孫中山的夫人及遺囑的一位女性的傳記。當然,她后來的道路和業績同孫中山的影響及精神遺產是分不開的,但最根本的因素還在于她自己的傾向和發展。

(六)宋慶齡的童年和少女時代

當慶齡還是一個上海的中學生時,在她身上已明顯表現出那種先人后己的赤誠,以及不滿足于事物的表面而要尋根究底的興趣。宋美齡回憶說,每星期三晚上,馬克諦耶學校都要請一些校外著名人士來校主持宗教討論會。“你為什么向李牧師提問題?”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討論會結束后,她〔美齡]憤怒地要求慶齡回答,“難道你不忠實信仰?”①當時慶齡是否真正信基督教或有什么別的信仰,年代久遠,難以查考,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隨便什么事情,如果要她相信,她總是要問為什么的——這是她始終保持的一個特色。

①同注14,第46頁。

一位更早的觀察者談到慶齡還只6、7歲的時候在美國教會學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課時的反應。(她像其他許多孩子一樣在上馬克諦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這個學校。)①她經常安靜地注意聽,然后把聽來的圣經故事轉述給同學們聽,有時加上自己的意見。關于“餅和魚的奇跡”②,她說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樣,為別人而活。如果這段回憶可靠,那末慶齡在幼年的時候就開始接受基督教義中的價值觀,但同時又對其某些記載存在懷疑。

①江蘇常熟的張梅蕾寫信說,她是從她的母親程兢強(與宋慶齡上過同一個幼兒園)那里聽說的。

②《圣經·新的全書·馬太福音》第14、15章記述了耶穌把所剩的幾個餅、幾條魚向天祝福后分給跟隨他的幾千人吃的故事。——譯者

據報道,慶齡很早就極端厭惡的事情之一是虛偽。多年以后,她曾對一個朋友說,她寧肯要靄齡的坦率而不喜歡美齡的做作——靄齡從不掩飾她對財富的追求,而美齡盡管庸俗又有野心,卻偏要裝得道貌岸然。①

①這位朋友S.A.告訴本書作者。

總的說來,美齡使慶齡感到極度失望。靄齡1904年去美之后,她們就成了一對分不開的游戲伙伴。那時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園洋房里,有圍墻環繞。慶齡雖是姐姐、又比較沉靜,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顧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園門到鄉間曠野去玩一會兒。在美國期間,靄齡畢業回國后,慶齡負責照看小妹,有三年時間實際上擔起了父母的職責,而美齡也愛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時間里,她們之間沒有顯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們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慶齡打算不顧父母的反對同孫中山結婚。她寫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還在美國上大學的美齡。有一種說法認為,年輕的美齡是這個家庭里唯一贊成這樁婚事的成員。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于一篇中文文章《慶齡和美齡》,見《演講與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參見曹云霞著《宋慶齡與宋美齡》,香港《鏡報》,1981年第4期。

后來,緊接著蔣介石在1927年對革命者進行大屠殺之后,美齡同蔣結了婚,并使蔣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這樁婚事使慶齡心中充滿憎惡。“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慶齡后來曾這樣說。

就這樣,從這段較晚的時候起,通過她們作為兩個對自己負責任的成年人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不同反應,慶齡對美齡逐漸形成一種不以為然的看法。這本來是原則性的分歧,但作為一個曾摯愛過這個小妹妹的姐姐,她在個人感情上所受的損害,使這種反感更·趨強烈。

據慶齡那位兒時在湖群學校的同學說,慶齡性格中另一在幼時就顯露的特點是,她好像從不慌張著忙,情緒總是很穩定的。只有在丟失什么東西或把什么東西弄臟時,她才會有點手忙腳亂,但一會兒也就過去了。

她的心很軟,有一次看見廚師宰鴨,她就跑開并且哭起來了——從此她在這個學校里就再也不吃鴨子。

還有一點,就是她的專心好學。據美國新澤西州薩米特鎮圖書館前館長路易絲·穆爾回憶,慶齡在這里上第一所美國學校時,她總來借一些“年紀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書”,并且貪婪地讀著。在威斯里安學院,她興趣的廣泛——從文學到歷史、哲學——可以從她被任命為院刊編輯一事上充分體現。

她從早年起就立志為他人服務。她顯然曾一度想當醫生。她的一個同班同學在“畢業預言”中寫道:“我很快就得去中華民國,并把我自己置于醫學專家宋慶齡的看護之下。”她對醫學的興趣后來因為嫁給孫中山——他是一位醫學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終生。倒是在給靄齡的“畢業預言”中有同學曾說她會在官場中躋身高位。

大學女生總是充滿浪漫的幻想的,慶齡有沒有呢?同年畢業的友人瑪麗·斯塔爾回憶道,“她常給在哈佛的一個男孩子寫信——你要是知道我幫她寫了多少信一定會吃驚。她一接到那個男孩子的信,就會飛也似地跑進我的寢室,我們一起讀信,一起商量怎樣回信。”①很顯然,慶齡同這個男孩子的關系不會是很密切、很認真的,要不然她不會同這位女同學“共享”情書,而且也沒有材料說明她到底見過他沒有。

①瑪麗·斯塔爾的話見美國喬治亞州一張報紙上署名約萊恩特·格溫的一篇報道,可惜這篇報道的復印件(來自威斯里安女子學院)上沒有注明報名和日期。報道的第一段引用電訊說,“在喬治亞州受教育的孫逸仙夫人正被推薦為紅色中國的主席”,由此可證明這張報紙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這篇報道中,記者格溫采訪了斯塔爾小姐和另外三位宋慶齡的老同學,一起回憶往事。

但她對于女同學們的“羅曼史”、對于男孩子,當然并非毫無興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級時寫給女同學的信為證:

“你怎么樣,還有查理,他見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嗎?有幾位客人來過這里,包括羅西納的追求者在內——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內夫先生已經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羅·薩頓回家去了。保羅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來……”①

①致詹尼·多爾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憶是最近由美國緬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媽少年時有一次在科德角一個女童子軍營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營火晚會上,慶齡用中國話發表了一通演講,題目是《給婦女選舉權》。雖然在場的美國女孩子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慶齡的表情和語調是如此生動傳神,以至于使她們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興趣并留下深刻印象。①

①美國緬因州達馬里斯科達的路易絲·C·博蘭夫人致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函,此函后又由索爾茲伯里先生友好地轉送給本書作者。

這個故事也說明,慶齡在美國時曾到一些地方旅行過,盡管那時的旅行不像現在這樣快速和方便。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曾談到她有一次在佛羅里達州一個同學家中度假。她還可能去過其他地方。她出入美國時都曾在西海岸停留。

※※※※※

有幾件事常使人們疑惑不解:

第一,她在喬治亞州上學,那是實行種族隔離的美國南方的中心地帶。她對黑人的悲慘境遇持什么態度?從她在大學時期的著作以及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信件,人們找不到答案。但在回顧中,如同斯諾所記錄的她在30年代同他談話時所說的那樣,“不幸的是,她牢記著東方人在美國受歧視、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認為這與外國人耀武揚威,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國人是一致的……有一回我請她談談對訪問蘇聯的感想,她對我說,‘俄國人并不把有色人種看作是劣等民族’。她還說,‘美國人不讓黑人兒童和他們的子女在同一個學校上學,但是,他們卻稱自己是基督教徒。這也是使孫博士感到俄國比美國更可親近的原因之一。’”①

①《斯諾文集》第一卷《復始之旅》,第108—109頁。

與此相對照的是她妹妹美齡的話。據回憶,美齡曾對大學同學說過,“我身上唯一可稱是中國的東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齡在美國北方的一個暑期補習班學習,歷史老師叫美齡講述南北戰爭中北方的謝爾曼將軍向奴隸主統治的喬治亞州進軍的事跡,美齡答道:“原諒我,我是個南方人,這個議題使我很難過,我可以省去它嗎?”①

①前一引語見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270頁。后一引語見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70頁。

慶齡的話表明,她同被壓迫、受歧視的人——不論是像她一樣的亞洲人、還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齡則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為中國人的感情,不但同慶齡不能比,連靄齡也不如。靄齡1904年在美國舊金山入境時,曾受到過太平洋沿岸美國移民局官員專門對付新到的中國人的粗暴的種族污辱,差一點被關進臭名昭著的天使島上的拘留所。后來,有一次有人對她說,她看上去同一個美國公民沒有什么差別。這本來是一句奉承的話。但她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個中國公民。當她被引見美國總統羅斯福時,她理直氣壯地問道,照她入境時所受到的待遇,“你們為什么說美國是個自由國家呢?”①美齡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國時年紀太小(才8歲),容易接受環境的影響。但反應的不同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①見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107—108頁。

關于慶齡留美時期情況的第二個疑問是,她是否知道美國當時非常突出的社會主義思潮或工人的斗爭,并受到它們的影響?

1912年是慶齡在大學里的最后一年,那時她對社會問題已顯示出興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國選舉中,社會主義候選人所得的票數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競選總統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萬票,在當時美國的選民總數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當時憲法規定男子滿21歲才有選舉權,黑人的選舉權有名無實)。社會黨的周刊《理智的呼聲》發行量為50萬冊,在1912這個選舉年里,又加印許多,總數達3,600萬冊,平均大約每3個美國人就有一冊。同年發生了紡織和其他行業工人的大罷工。宋慶齡對這些事情有沒有反應或有什么反應,在已知的資料中都沒有涉及。也可能她沒有作出什么反應——因為她生活和讀書是在南部,而進步浪潮最高漲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為一個無書不讀的人,她至少在讀過的書中會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愛德華·貝拉米的小說《回顧》以想像的筆法,從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主義的未來(作者深信這樣的時候終將來到)回顧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這部小說當時風行全國。辛克萊和杰克·倫敦的作品也廣泛流傳,這兩人都是社會主義者。①我們確實知道,慶齡不久成為孫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說給孫中山聽,辛克萊就是所念小說的作家之一。②

①愛德華·貝拉米(1850-1898)、厄普頓·辛克萊(1878-1968)、杰克·倫敦(1876-1916),均為美國作家。——譯者

②據70年代宋慶齡同她當時的秘書張玨的談話。

另外,在人們心中還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慶齡(和美齡)在去威斯里安學院之前曾在新澤西州薩米特市波特溫夫婦創辦的一所學校念書,據說這家的丈夫原來的姓是“波特洛溫”——這是一個俄國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移民到美國來的俄國革命者之一?(當時美國公眾所厭惡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這一制度的反對者。)如果是,慶齡有沒有通過這一渠道吸收了俄國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某些思想,作為她從美國革命傳統中所汲取的、以及來自像她父親和孫中山這樣的中國現代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的思想的補充?考慮到以后的歷史發展使她同蘇聯有密切的關系,人們會想弄清楚這一點。但這里又是只有問題而沒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稱波特溫一家是“白俄”,這在時代上弄錯了,因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慶齡、美齡上這所學校是1907年。但本書作者無從證實西格雷夫關于這一家是俄國人的說法。當時這所學校被稱為“波特溫小姐的學校”,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頓·波特溫”,沒有任何俄國姓名的跡象。

本書作者曾在日常交談中聽她不止一次談起過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莫夫》。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滿同情的諷刺小說,描寫一個心地善良的懶人,他讀了很多書,但什么也不做。慶齡開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奧勃洛莫夫。實際上,作為奧勃洛莫夫的對立面,誰也趕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溫夫婦最早介紹她讀了《奧勃洛莫夫》,并且認識到——就像當時進步的俄國人所認為的那樣——“奧勃洛莫夫主義”是一種必須避免的禍害。

她對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及1905年的俄國革命又有什么反應呢?這兩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她還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齡,而這兩個事件當時在有思想的中國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響的。兩年以后,她就在美國遇到了波特溫夫婦,如果他們真同俄國有關系的話,那末他們在同她的談話中一定會提到這兩個事件。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領域。

我們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間接的證據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書中有關于1917年前俄國反對沙皇的叛逆者的書——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瑪利亞·斯比里多諾瓦的傳記,老布爾什維克維拉·菲格納的回憶錄,這兩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慶齡的興趣。

對孫中山和他那些親密的追隨者來說,俄國1905年革命當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對之曾有許多報道和評論。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孫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對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終保持著友好的聯系,其中有經歷極富傳奇色彩、精通多國語言的波蘭人尼古拉斯·魯斯爾博士(本姓蘇濟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學的醫生,一個在個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組織過造反學生的“基輔公社”,被流放到歐洲;后又因參加民粹黨人的革命活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后來居然勇敢地設法越過白令海峽到阿拉斯加,然后到舊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國倒臺至美國兼并前這段短暫的政治真空期內,他曾出任夏威夷參議院院長,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國。①人們會猜想,宋慶齡是否有可能同這位愛好冒險、會說英語的人物見過面呢。

①本世紀20年代,當本書作者還是孩子的時候,碰巧遇到過魯斯爾,那時他已年過七十,在天津行醫。據說他年輕時在西歐求學,曾見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們談過話。在這樣一些偶合中,遙遠的歷史似乎變得貼近了。

到此為止,關于青年宋慶齡的背景和所處環境(生活環境及國際環境),已經敘述——有些只是揣測——得夠多了,足以使讀者對她獲得一個比較寬廣的視角。

現在繼續往下寫她的生平事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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