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創辦民生公司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詩句會讓千百年后的一個青年得到啟示,并忽發

奇想:赤手空拳辦航運

“總算回來了,回來了就好1母親望著兒子清瘦的面容,“瘦了,瘦多了。”

母親邊說邊抹著眼淚。

“娘,這幾位是我的朋友。”盧作孚指著幾位年輕人說:

“他叫趙瑞清。”

“他叫彭瑞成。”

“他叫黃云龍。”

……

盧作孚的母親忙說:“快坐。叫淑儀煮飯,都餓了吧?”

“嬸子,我們哥幾個還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擾了。”黃云龍道。

“別見外,當是自家一樣。你們有事就忙去吧1盧作孚的母親爽快地說。

盧作孚哥幾個應聲退出。

這時,鄰居們紛紛前來探望,問長問短。許多鄉親還前來請盧作孚吃飯,不答應就不走。為騰出時間,他只好一一應允。

吃完晚飯,送走鄉鄰已是夜深了。盧作孚哥幾個湊在一盞昏暗的油燈下,輕聲交談著,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約好半月后再聚。

時間過得飛快。盧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戶請去吃飯,晚上開始琢磨著自己的事業。

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約來臨。

在盧作孚家臨時騰出的一間小屋子里,盧作孚和幾位朋友侃侃而談。

“我琢磨好了,”盧作孚用低沉的聲音說,“靠軍閥辦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隨軍事上的失敗,而使事業共浮沉。這些日子我反復琢磨了,我們不能靠誰,要靠自己。為了改造舊的社會,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實現國富民強的理想,必須找出一條新的途徑來。”

盧作孚越說越激動。

“要救國,必須發展文化教育;要發展文化教育,必須首先辦實業;只有有了實業作基礎,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盧作孚猛地將話題打住,望著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語道:“辦實業,談何容易。但我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窗外黑漆的天空隱約有幾顆寒星忽隱忽現,微弱的星光給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幾分活氣。

盧作孚喃喃道:“辦實業,辦什么實業?這是最主要的,必須選準。”他猛地轉過身,對幾位朋友們說:“還記得李白的詩句嗎?”

朋友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什么詩句?”

“就是那首‘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盧作孚興奮地說。

“當是什么呢1彭瑞成不解地問,“李白的詩跟我們辦實業有何關系?”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句詩說明了什么?”盧作孚自問自答,“這說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們辦實業,應從交通著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詩句會讓千百年后的一個青年人得到某種啟示,并忽發奇想。

“我們創業,交通應擺在第一位,實業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盧作孚思維敏捷,才學過人。

接著盧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富冠西南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國的門戶。《馬關條約》簽訂以后,外國列強侵略勢力不斷沿長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國西南腹地的殖民化進程,四川不但成為外國勢力直接掠奪的地區,同時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廣大地區的跳板。但是,由于四川交通不便,迄20世紀20年代中葉,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寸鐵路,連通往毗鄰各省的公路也沒有一條。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決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一點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資多達1645萬元,自己修建川漢鐵路。但腐敗昏庸無能的清政府為滿足帝國主義列強之無理要求,竟然以“鐵路干線國有”為借口,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公司,濫借外債,把川漢鐵路拱手出賣給帝國列強,激起了四川人民的義憤,他們自發地組織保路同志會,展開了反清斗爭,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殘酷鎮壓……

只有長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溝通四川與外界的聯系。利用長江進行輪船運輸,是投資少、見效快的事業。

盧作孚列舉了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各種勢力在長江上爭相大辦航運的事實——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輪、美商大來洋行“大來裕”輪駛入川江。

這一年,日商天華洋行創立,年底即開辦日本至漢口間航線,次年初開始運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順”、“江慶”、“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輪躋身航運。

這一年3月6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這是中國海員工人第一個工會組織,也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會之一。這一年的9月,重慶國民外交會成立,抵制外輪裝運貨物,致使外輪停駛一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陽”九入川,繼以“宜陽”丸、“德陽”丸加入宜渝線營運。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陽”丸開行渝敘航線。

同年9月,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復勘長江水道,11月提出復勘報告。

1924年,美商捷江輪船公司接承其來洋行,經營川江航線……

由此可見,辦航運是一個獲利頗豐的事業。

但是,辦航運之艱難也是眾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敗后,四川長期處于軍閥混戰、割據之中,30年代前夕,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在四川實現過真正的統一。軍閥征戰,強令商船運載兵員、武器、彈藥。不僅一無收入,有時甚至連船也被扣,開不回來。更為頭痛的是,武裝土匪出沒無常,攔截商輪,殺人越貨,民族航業愈遭摧殘,發展極為緩慢。自1917年華輪“聯華號”詭寄英籍得免兵災匪患后,華輪便紛紛改掛外國旗幟,外商也踴躍派輪行駛川江。華輪改懸外國旗需支付巨額掛旗費。據一份資料表明,僅聚福洋行懸掛法國旗的華輪,每年的掛旗費高達3萬兩!但由于四川陸路交通閉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輪船運輸則能獨占快捷之便,往往獲利“對本有余”。外商自行經營則獲利更豐。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業在四川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盧作孚決心趕這個“熱市”。

1925年秋,盧作孚在成都創辦通俗教育館受挫后,回到家鄉合川。他一面在親朋好友中大力宣傳興辦實業和航運的理想,一面從重慶調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輪船,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試驗”,“應以客運為主,實行定期航行”,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的主張,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的贊同。

然而,盧作孚身無分文,又如何辦航運?

他赤手空拳上陣了。

對于自信的人來說,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一樁頗似賭博的事業,在沒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會輕易投下賭注的

正當合川縣城被盧作孚創辦實業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時,盧作孚突然從縣城里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個黃昏,盧作孚作為民生公司創辦發起人之一,出現在嘉陵江三峽地區的崇山峻嶺中。

一樁頗似賭博的事業,在沒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會輕易投下賭注的。

他開始了對合川地區廣泛調查。

合川地處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匯處,歷來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賈、農副產品均需通過這些河道,匯入合川,然后運往重慶,進入長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榮,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無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個合川,一無電燈,二無自來水,三無工廠,四無礦山,更無企業,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數。如此風景秀麗、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令人吃驚地貧困和落后。

客觀來說,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為的諸多因素。

他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合川、嘉陵江三峽地區的構想。這篇宏論名為《兩市村之建設》,他用石印刻印出來,分送各界人士。這本小冊子分兩個內容:一是《合川縣城南岸市村建設的意見》,提出“將合川涪江對岸的南津街作為建設和改革的地方,以發展經濟事業為基礎,徹底改變城市的舊面貌”。另一個內容是《輔助渝合間三峽諸山經營采礦之意見》,介紹了嘉陵江三峽地區的豐富的煤礦和森林資源,提出開發煤礦、森林和進行交通、治安建設的計劃,以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區和游覽區。

之后,盧作孚和摯友黃云龍來到重慶,對重慶所有的航運業進行了徹底的調查。

盧作孚驚訝地發現,外國航業早就開始了對川江的滲透。

早在19世紀90年代,《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約成,重慶、宜昌陸續開為商埠。重慶開埠之初,英美兩國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員到渝設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國依次在重慶設立領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輪公司已多達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國的捷江公司。

其時,太古公司在川江擁有輪船6艘,共3388噸;怡和公司擁有輪船3艘,計2881噸舊清公司擁有輪船4艘,計3169噸;捷江公司擁有輪船5艘,計2074噸。

此外,還有許多華商懸掛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國航業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國民族航業的興起,從而形成~支抗爭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紳為防止外輪染指川江,開始投資以獲其利。1908年,川江輪船公司最初成立。這是一家官商合辦的民營公司,經營初見成效。一些人紛紛效仿,川路、華川兩公司繼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閉。華川公司1912年籌建,旋即分化為瑞慶、利川、慶安3個公司。但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曇花一現。

這些民族航業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敗,為日后的民族航業的興起墊上了軀體。

中國的輪船公司雖有幾十家,輪船也有幾十艘,但還不足以達到與外輪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國輪船公司的噸位小,幾家甚至十幾家公司的總噸位還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條船的噸位。加之中國輪船公司勢單力薄,一直處于外輪排擠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運,幾乎被這4家外商輪船公司所壟斷。

盧作孚后來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書中寫道:

“當時正是長江上游航業十分蕭條,任何公司都感到無法撐待的時候,而不是在航業有利的時候。”

盧作孚認為:長江上游自從開始有航運以來,不過十幾年,然而它已經歷了極其復雜的發軔時期、繁榮時期、過剩時期,正在進入衰微時期。他說:

“在這幾十年中,由中國公司的創始,到外國公司的繼起;由著重一時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經營,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憑揚子江中下游的基礎,有計劃地伸入揚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勢力。……有一時期,揚子江上游宜(昌)渝(重慶)一段,觸目可見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蘭等國國旗,倒不容易看見本國國旗。”

他將筆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質的核心:

“在揚子江上游初有航業的時期,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由于輪船不足,運貨商人爭先要求運貨的迫切,運費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幾乎一只輪船一年可以賺回一只輪船。……所以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以致于轉相賣船,其情勢非常紊亂,尤其是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

擺在他面前的困難已經一覽無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

那么,后退嗎?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細致的調查,周密的思考過后,他果斷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新的試驗”,“不應在原有輪船過剩的航線中,去與正在失敗的同業競爭,以加速其失敗”。

絕對的慧眼!絕對的商業道德優秀品質!

盧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對黃云龍說:“箭已削好,就缺將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籌股一波三折,盧作孚揣著八千元錢辦成了兩件大事

1925年10月11日,盧作孚在合川縣通俗教育館內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發起人會議。其中有盧作孚幼年時的恩師、時任合川縣視學(縣教育局長)的陳伯遵先生,還有重慶名流——曾在合川等地當過知事的賢達鄭東琴先生,以及同學、好友黃云龍、彭瑞成、趙瑞清、周尚瓊等,一共10多人。

這次會議決定了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民生公司。為何勸民生”二字?盧作孚解釋說:早年他崇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受之啟發,并愿為之奮斗。故從孫中山先生三大主義中取其一:民生。

“茲事體大,必須有本地士紳和有名望的前輩鼎力致成。”盧作孚說。

已厭倦仕途的鄭東琴,正打算棄官從商,一聽盧作孚要辦實業,忙問道:

“不知為何選中航運?鐵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榮嗎?”鄭東琴有些不解。

盧作孚若有所思地說:“別的我也考慮過,修鐵路、公路耗資大,四川山地多,很難辦。唯有辦航運投資少,收效快。”盧作孚侃侃而談,“目前航業不景氣,眾所周知。對此我已作過細致調查,只要經營得好,管理得當,還是可以賺的。長江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財寶,無需集聚大批財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辦航運。辦了航運,四川就可以和長江中下游相溝通,一改閉塞局面,使四川經濟迅速繁榮起來,以不負家鄉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當竭盡全力。”鄭東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黃金航線,創辦航業實屬必要。合川系我舊游之地,與當地人士相處亦得,正可為此事臂助。”

盧作孚忙道:“鄭先生對晚輩信任之至,就請您老盡早來合川吧1

陳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說親朋故舊,促成此事。

最后,發起人一致贊成盧作孚的設想:開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慶航線,以客運為主,定期航行。另一樁事業是興辦合川發電廠。兩樁事同時起步,籌股2萬元,分為40股,每股500元,由發起人分頭勸募。等股金籌齊后,一部用于購買供電設備,一部用來訂造新船。

募股之艱難始料不及,10多位發起人大多沒有積蓄,只能向親朋好友勸募。有的老師、朋友、同學,好不容易湊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為數有限。于是,募股的對象轉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紳身上。但是,大多有錢人熱心于購置田地產,放高利貸,不放心將錢投到幾位青年人身上,還有些有錢人隔岸觀火。

盧作孚將公司籌備處設在合川。他被公推為籌備主任。整個籌股期間,全部發起人一無工資,二無車馬費,食宿均各自解決。幸虧各界名流、士紳出面,方才將全部股金認了下來。雖說已籌齊股金,但只籌到現資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認了股,尚無現資支付。

盧作孚未等籌齊全部股金就和黃云龍上路了。他身無分文,向別人告貸借得300元,又由陳伯遵先生暫墊200元,來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黃炎培和黃警頑先生再度熱情地接待了他,還抽出時間來,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幾家造船廠。他和黃云龍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根據嘉陵江水淺流急的特點,反復與各造船廠研究,對輪船的造型、性能、造價進行了討論和比較,經過慎重考慮,最后選定上海合興造船廠訂造新船。

合興造船廠是上海所有造船廠中最有實力的廠家之一。盧作孚說明來意:訂造一艘載重約70噸、吃水淺的客輪,不知需要多少錢?

對方告訴他,訂造這么一艘客輪,至少也需3-5萬元!

全部股金只有2萬元,這如何是好?

此時,盧作孚又得到從合川帶來的消息:已認了股的股東,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樓上,盧作孚和黃云龍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龍,購買發電供水設備5000元差不多吧?”盧作孚說,“這樣一來我們只剩3000元了。”

黃云龍想了想:“是不是我們先回去募股齊了之后再走?”

盧作孚沒作聲,望著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轉過身來,斬釘截鐵地說:

“沒時間等了。先把合同簽下來,錢回去以后再想辦法。”

黃云龍擔心地道:“那樣風險太大了。”

“但我們已沒有退路了。”

“我想訂造新船的事暫時緩一緩,先把發電柴油機買回去——”

黃云龍正說著,盧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將話題打祝

“走,簽合同去。”

倆人來到合興造船廠。盧作孚將所剩的3000元錢往桌面一拍:“這是造船的訂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這個——我們還從未有過如此先例。不過看在盧先生率直、真誠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為定1

合同很順利地簽訂了。黃云龍大喜過望。他們倆匆匆趕回合川。

“已經說好了的事情,股東們為何反悔?”一踏進籌備處臨時辦公室,盧作孚就迫不及待地問。

“我想,還是股東們不信任我們,怕把錢丟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說。

“是啊1盧作孚輕聲道,“這些年來,川江航業蕭條,航運業幾乎全在外國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國輪船公司紛紛被排擠,生意不景氣,常有破產者,瀕臨破產者更不在少數。這些足以讓股東們擔心的了,更何況常有公司倒閉,累及股東事件發生。”

正當盧作孚舉步維艱之際,鄭東琴不改初衷,“大膽從宦囊中借了幾千元”。陳伯遵也冒著風險從教育經費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再東拼西湊了2萬多元,總算初步解決了購船及購買電燈廠設備的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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