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年時代:美國,1907—1913年

在本書所選用的照片中,有一張中國姑娘的大學畢業照,面容堅毅、眼神深邃。她就是1913年獲美國威斯里安學院學士學位的宋慶齡。后來,她成為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夫人和助手。1949年,作為另一場更深刻的革命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到本世紀末葉,她在快到90歲時,以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與世長辭。

宋慶齡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國求學,那時還不到15歲。她先在新澤西州薩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學,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亞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學院。她在學校里還有一個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親密朋友則稱她“蘇西”——對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簡化而來的昵稱。那個帶點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來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失了,但另一個樸素的名字“蘇西”,她卻繼續經常用于給新老好友們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終結。

①她赴美求學的年份常被寫作1908年。這是她進威斯里安學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薩米特市上過一段時間學。

②此名英文為Rosamonde,現音譯為“羅莎蒙德”,但過去譯作“洛士文”,各種史料中均用此譯法,故仍其舊。——譯者

前面所說的那張照片,就是她20歲在威斯里安畢業時的照片。它同她后來的許多照片不一樣,那些照片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嫻雅——有時顯得柔弱——美麗的女性。但如果仔細看,人們也能感覺到那種內在的力量。這種堅強的力量在那張畢業照里表現得最早、也最明顯,所以它被選來作為向讀者介紹宋慶齡的第一張照片。

當然,年輕時的面容,不論如何顯示本性,不能說明一個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變,有時會改變得很厲害。但宋慶齡性格中的力量卻是始終不變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樣,特別從后果來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齡和姐姐宋靄齡,她們的堅決不下于她——前者后來嫁給了國民黨的獨裁者蔣介石,后者則成為蔣的財政部長、聚斂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們的同胞們中間所流傳的那句話說的那樣:宋氏三姊妹中,一個愛權、一個愛錢、一個愛國——這最后一個指的是宋慶齡,她愛國愛人民。她的聲望來自她在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始終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戰斗經歷。至于說到財富,她是一無所有的。

在拍攝畢業照那個時候,宋慶齡已經顯示出她未來的品質和人格。從校刊中不難看到有關她的興趣和才能的線索。校刊里一般都會寫明每個畢業生的課外活動和所得獎勵。關于宋慶齡是這樣寫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學編輯;舞蹈戲劇社社員;哈里斯文學社通訊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題詞:“從她的兩眼和額頭流溢出內心的光彩”。①一個人能從同學中引發出如此富有詩意的文辭一定是很不尋常的——不只是給人印象深刻,而且熱誠、受人喜愛。她確實是這樣,而且將始終是這樣。

①關于采自威斯里安學院出版物和檔案的材料,本書作者首先要感謝他的朋友、《中國建設》老同事張彥,張在1981年擔任《人民日報》駐美記者期間曾赴梅肯市收集有關宋慶齡的史料。還要感謝紐約州立思派亞學院的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教授、西佐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傅伍儀和張愛榮女士,她們去訪問了威斯里安學院和新澤西州薩米特市,帶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發表的文章反映了許多她當時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愛國主義。

在1911年發表的《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①一文中,她寫道,中國人出國留學的目的應該是“把一切有價值的、好的東西學到手”,以便帶回國去“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各種重大問題”。確實,她還幻想現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這時才裝出一副贊同現代化的樣子——會實行某些積極的改變。而且她認為,國家的復興和進步只要增加受過西方教育的“較好階級”出身的青年的人數并讓他們有所作為就可以達到。他們將成為行政和技術進步的傳送者和教育者。他們將帶頭廢除婦女纏足、男子留辮等陋習、消除最惡劣的貧民窟式的居住條件,作為前進的起步。

①見《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頁。這是她在校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顯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辛亥革命前寫的。她署名宋慶齡(“慶”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見她的父母雖給她取了“洛士文”這個英文名字,她的同學也這樣稱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場合(如載入學校紀錄的正式發表的文章)卻不用。

這是她寫的第一篇政治評論,那時才18歲。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對西方的一些體制和方式是稱贊的。即使如此,宋慶齡堅定地立足于本國。她深信,中國的革新只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他們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夠完成的。她對中國的落后狀態感到憤慨,但她沒有絲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贊成向別人學習,但她一點也不認為有必要請外國人來當指導或者監督。她也從沒有——不管是當時或以后——表示過任何想要移居國外的念頭。她回國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為了實行她的政治信念,她從未離開過中國,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國也都盡快回來。1949年前,曾有幾次出國的計劃,由于蔣介石政權的阻撓而未實現。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她擔任了高層公職,多次出國正式訪問。但她從未為消遣或游覽出過國。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說想再去少女時代生活過的一些地方看看,同僅存的幾位當時的好朋友見見面,但這時她的年紀已經太大了,身體也不行了。

盡管民族自尊心在宋慶齡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終沒有一點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廣泛閱讀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許多外國友人聯系或通訊。

她的父親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瓊斯·宋)很早就傾心于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從這一點看來,她毫無根據地期望清朝政府會進行改良似乎有點奇怪。但可能當時她的父親沒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孫中山的關系告訴她,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另一種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溫秉忠的地位和觀點有關系。正是這位在清朝政府駐美留學生監督處任職的姨父把她帶到美國來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驟然勝利之后,改良主義色彩在宋慶齡的文章里就從此消失了。她對辛亥革命勝利的反應是熱情爆發。“她的同學們談到她在收到父親寄來的共和國新國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墻上那面清朝的龍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腳去踩,興奮地大喊‘打倒龍!高舉共和國的旗幟/”②

①《來威斯里安上學的中國姊妹》(回憶錄摘要),載《威斯里安校友通訊》(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頁。

②指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初成立時的國旗。——譯者

在幾個月之后寫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滿了她的歡樂的聲音:“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壓迫導致了這場奇妙的革命……”

①載《威斯里安》1912年4月號,第206頁。中譯文曾載《中國建設》雜志中文版1983年5月號,張玨翻譯。

男人頭上的辮子是令人厭惡的、屈服于清朝統治的明顯標志,也是中國落后于現代世界的象征。現在,這些辮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風掃落葉似地紛紛落下。亟待解決的許多重大問題要比剪辮子復雜得多。但宋慶齡滿懷信心:“我們堅信,中國人能夠明智地、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在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對國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無夸張地寫道,“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遠的目標,“博愛是人類尚未實現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誼,自由就沒有牢靠的基礎;在人們還沒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過是夢想”。

這個姑娘高興地默想,她自己的國家將首先達到這樣一種境地:“指出通向博愛之路的任務可能就落在中國這個最古老的國家身上……拿破侖·波拿巴說過,‘一旦中國動了起來,她將推動整個世界。’……多少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以它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熱愛……必將推動那個人道主義運動,即實現世界和平,使權利無需依靠軍隊和‘無畏’戰艦作后盾”。在國際事務上,她還沒有用革命變革的眼光去分析問題。她天真地寫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將最后由海牙法庭來裁決。”

世界和平以及中國在實現這一目標中的作用后來一直是她漫長的一生中所最關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國家復興和社會公正。怎樣才能達到這些目標、為此需要進行什么樣的斗爭,她當時還不清楚。這對于一個如此年輕和缺乏生活經驗的人來說,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個個信念,并且一旦樹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這些信念的激勵下,在中國和世界歷史后來的艱危進程中,她挺身進入無數艱苦的戰斗。

對婦女和勞動人民的關心是她終生不渝的另外兩大特征,在大學時期也已表露出來。

在《現代中國女性》①一文中,她說婦女教育在舊中國只是為少數出身高貴的婦女辦的,而現在則正在普及。取得學校畢業文憑的女性正在開始考慮她們有責任去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們追求在知識界的地位不是為了進入脫離社會的“上層圈子”,或者成為“被人供奉起來”的精神貴族。年輕的宋慶齡接著寫道,婦女們正在要求普選的權利,因為“要使人類的一半提高起來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時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來。”她預言,“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的女性將“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載《威斯里安》1913年4月號,第160頁。據查證,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寫成的,但因某種原因壓了很長時間。

在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陳舊的東西,比如,她說中國婦女“天性馴順膽斜。她對基督教精神、甚至對舊的封建政府立意維新,說了不少稱贊的話。這個年輕作者在希望中國也會產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貝爾蒙特②”那樣堅定的女權運動者時,提出了一個調和的附加條件;中國女權運動者所用的方法應該同那些西方的斗爭派不同,她們應該實行這樣一個口號:“要婦女的權利,但不要男人那種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戰斗精神的英國女權運動者,斗爭40年,多次入獄,至去世時終使英國婦女獲得完全平等的選舉權。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為女權運動之佼佼者,主張用激烈手段爭取英國婦女參政權,1903年與其母共建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1905年曾被捕入獄。A.E.S.v.

②貝爾蒙特(1853-1933)為美國女社會名流,積極參與女權運動,曾創建紐約婦女參政機構“政治公平聯盟”。——譯者

但在宋慶齡思想中,有一種看法是已經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婦女的解放是整個民族解放的不可分離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過來,中國的民族解放也離不開婦女的解放。后來,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態下婦女或整個國家會獲得有效的進步,轉而支持爭取婦女權利的斗爭并把它作為革命斗爭的一部分,這一革命斗爭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國和人民中占大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不分男女——所進行的。

在《阿媽》①一文中,她懷著敬愛之情敘述一位社會地位低下以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的女仆。雖然目不識丁,這個女仆卻熟悉自己民族的傳統,有頭腦,很能干——“她很會說話,隨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輕的宋慶齡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當時所能接觸到的勞動婦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們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認為她們的品格是值得欽佩的,她們的潛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載《威斯里安》1913年4月號,第164頁。

60年以后,宋慶齡多年的貼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媽》中所寫相似)比她先4個月去世。那時宋慶齡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卻親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將來的墓地上,位置一樣,連墓碑大小也一樣。事情后來就是這樣辦了的。今天,她們一同長眠在上海的宋慶齡紀念公園里。

※※※※※

宋慶齡在美國的居留到1913年8月結束,這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啟程回國。

在太平洋郵船公司的“高麗”號上,她曾給教過她的老師哈澤德夫人寫過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這信是從8月14日在船上開始寫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戶寄出。

①這封信的筆跡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跡都是如此。張彥在訪問威斯里安學院時得到了一個復印件,并熱心地提供給本書作者使用。

這封信的兩個部分(主體和附言)很不一樣,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離開的那個環境同她正要進入的那個環境之間的差別——前者是安靜的梅肯校園,后者是動蕩的中國革命。從孫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國革命的臨時指揮部看來,革命正進入第二階段。

信的頭六頁是在旅途中寫的,是一個生氣勃勃、交游廣闊的大學生一口氣寫下來的旅行隨筆:“現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過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離開波士頓去加利福尼亞……我在伯克利〔中國)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過了愉快的兩周。駐舊金山的總領事正巧是我溫姨父在大學里的好朋友,他們一起為我安排了一個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覽了所有有趣的景點,成天不是宴會就是看戲,直到我習慣于這種高級的生活——和簡單的頭腦(?)。在中國留學生招待會上,我又是‘貴賓’……我上船時,發現船艙里裝飾著鮮花,堆滿了各種報刊和水果。我真覺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這番自我嘲諷的話表現了她在當時及以后都能客觀地、自得其樂地看待自己。她的這種有點調皮的幽默還可以從她對旅伴們和船上活動的評述中看到。比如她寫到由一個夏威夷樂隊伴奏的舞會:“就連傳教士也來參加了一呵!一當然只是作為觀眾。”這個來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嚴肅的,但不古板、也不顯得道貌岸然。

她對家庭的感情是濃重的。“再過五天,我就要在橫濱見到父親——也許是全家人了!時光怎么過得這樣慢呀1

接著,語言轉得嚴肅一些。“我帶著一封給孫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國,局勢正在變得嚴重起來,我猜想我們大概將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時間,因為即使在‘不許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寧。”

①上海的外國租界在中國時局發生混亂時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這里這么說。

但她覺得她回家鄉的時間不會延誤太久,所以她寫下了復信的地址:“上海東余杭路628號”。她還說,想重訪美國。“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馬博覽會上①會見到你。”

①指191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中國參加了這次博覽會。

在9月12日寫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談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聽到的日趨黑暗的中國政治風云。“戰事還在中國進行,我們因為是南方領袖孫先生的親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國是不安全的。”

在宋慶齡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種萬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經煙消云散了。不到兩年前,她曾為中華民國國旗的升起自傲地歡呼。現在,在這面旗幟下正在進行內戰。在舊勢力的壓迫和欺騙下,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了軍閥袁世凱。這個前清王朝的總督是在眼看王朝搖搖欲墜的時刻,懷抱野心,投機共和的。

宋慶齡在這里所說的戰事是指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因為袁世凱違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證,并對一些革命派實行暗殺。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下令逮捕孫中山本人。孫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命運看來處于最低點的時候,宋慶齡在回歸祖國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來目標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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