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北京的梁家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兒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盡管他們在許多方面已經西比,但是對于生育一個男孩來繼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慶還是不能免俗。他們決定新生的孩子要跟著雙親都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起名字。他們在選擇婚禮的日期時已經表示了對李誡的愛募。現在,四年過后,他們再一次紀念他,把他們的兒子取名從誡,意思是“跟隨(李)誡”。

當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并不是她沒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媽媽。中國的傳統要求她照顧她的媽媽、丈夫和孩子們,監管六七個仆人,還得看清楚外邊來承辦伙食的人和器物,總之,她是被要求擔任法律上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戶外的差事都交給仆人去做。家里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親戚、參加葬禮或特殊的慶典時才外出。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親的干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筑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這正是我們相識的時間,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從這狹窄的條件中產生。她需要一個志同道合的同情者來傾聽她的訴說。她發現有機會使用她的英語技能來說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這方面,我那時剛剛跨過中國生活的門檻,她的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導我登堂入室。

我進入這家的生活,被母親和仆人們報以懷疑的眼光。雖然我是受邀請來的,但我是一個外人。我的外國面容和衣著表明了我的差異,在馬路上碰見倒很安全,可在家里就有點預示不祥。盡管有這些疑慮,不久我的出入還是被承認了。

隨著我們友誼的加深,我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去。一個仆人把天井入口處紅漆的雙扇大門的門閂打開,我就穿過小花園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兩杯熱茶,我們就趕快開始敘述我們各自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們有時分析和比較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著我們就轉向我們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把關于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告訴對方。

天才的詩人徐志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她不時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說話來思念他。我時常想,她對我用流利的英語進行的題材廣泛、充滿激情的談話可能就是他們之間生動對話的回聲,那在她作為一個小女孩在倫敦時就為她打開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學家金岳霖,實際上是梁家一個后加入的成員,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婦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門,經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過這扇門,他常常被找來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種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混在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

這群人是老金在大學里的親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兩位政治學家。張奚若是一個講原則的人,直率而感人。錢端升是尖銳的中國政府分析家,對國際問題具有濃厚的興趣。陳岱孫是一個高個子的、自尊而不茍言笑的經濟學家。還有兩位年長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領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領導著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掘。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在倫敦留學,領導著影響很大的社會研究所。這些人都和建筑學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樣,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現代化主義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們也會出席并參加到熱烈的談話中去。

我們也受到了邀請,在我們剛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時作為徽因的客人參加。我們受到老金的歡迎,其他人在相互講故事時當然是用中文談話、耳語和哄笑,也容忍了我們。當次年費正清成為清華的教員,而我們的中文也學得好一些時我們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會時常移到一家中國飯館繼續進行,有一天晚上特別值得回憶,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給朋友們講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故事。——在梁家起居室的亂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發生,特別是那忠心耿耿的女傭人陳媽經常要出出進進,把一些麻煩事告訴徽因,要她作決定,每一件麻煩事,不論是發生在家里還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這種方式提交徽因去想辦法。

徽因的故事是這么開頭的:陳媽有一天驚慌地跑進來報告說,在梁家高圍墻的西邊緊鄰,房頂上裂開了一個大洞。她說那里的房客窮得修不起房頂,求徽因向房東說說。就像平時一樣,徽因馬上放下一切去調查這件事。她同房東一說,發現房客住三間房,每月只付五十個銅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東說,現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間就租用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個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據中國的法律,房東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對這事生動而詳細的敘述最后以徽因給房東一筆修理房頂的捐款而結束。我們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們證明了北京的過去仍舊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1

徽因的朝南的充滿陽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會”那樣擠滿了人,而來的人們又是各式各樣的。除了跑來跑去的孩子和仆人們外,還有各個不同年齡的親戚。有幾個當時在上大學的梁家侄女,愛把她們的同學們帶到這個充滿生氣的家里來。她們在這里常常會遇見一些詩人和作家,他們是作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來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場的魅力而再來。

著名的小說家沈從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長大的。他在那里當過兵,跑過許多地方。現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寫成許多小說。他曾經一度在清華教書。1934年,他被任命為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發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屬于同一年紀。她很喜歡他的作品的藝術性和它們所描述的那種奇異的生活——這距離她自己的經歷是如此遙遠。他們之間發展了一種親密的友誼。她對他有一種母親般的關懷,而他,就和一個親愛的兒子一樣,一有問題就去找她商量要辦法。

一個例子是,沈從文所愛的年輕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個人暫時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著趕到梁家,來尋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訴她,他每天都給他妻子寫信,把他的感覺、情緒和想法告訴她。接著他就拿出他剛剛收到的妻子的來信給她看,就是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給妻子寫了一封坦誠地表露出他對一位北京的年輕女作家的愛幕和關心的長信,其中一句傷心的話就引起了他妻子讀信時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為自己辯護。他不能想象這種感覺同他對妻子的愛情有什么沖突。當他愛慕和關心某個人時,他就是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寫信告訴她呢?他可以愛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樣的嘛。

對徽因來說,像這樣小的感情糾葛是生活之必需。“如果我寫一篇小說,描寫同樣的情節和同樣的論據,人家一定會認為我虛構了情節,不忠實于生活!但現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這樣。而且在許多人當中,就有他,那個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氣的人,他本身是個小說家,是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這個困境,就跟任何一個年輕和無經驗的小孩子遇到這種事時的感受一樣。他身上的詩人氣質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沖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萊并回憶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傷奮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歡樂。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討人歡喜!而我,坐在那兒跟他談話、斥責他、勸說他,同他討論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慘、理想和現實,又是顯得多么蒼老和疲乏-…

“過去我很少想到過,像他那樣的人,生活和成長在這么不同的環境里,會有這樣我完全能夠理解的感受,并且會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場合會遭遇到的問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和深刻的經歷,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普羅文學根本沒這么回事。好的文學就是好的文學,不管人們的意識形態如何。從現在起我將對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并企圖讓我相信它們的價值一佯。好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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