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少年時代

梁啟超在1918年末前往歐洲去參加凡爾賽和會。從他的基地巴黎出發,他用了幾個月時間訪問英國和漫游歐陸。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審查中國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國,而這將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擔心他的孩子們在清華的學業,怕注重英語和自然科學會使他們忽略中國文化知識,而他本人在他們這么大時已經造詣很深了。

一種非正式家庭教育項目的松散的夜學堂已經由做父親的進行了多年,現在是加強它的時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來做這件事了。梁啟超實際上為一批經過挑選的學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們的堂弟妹們以及他的年輕門生們,在他的天津的家里開設了一所中國學的學校。他用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來講課,它們不時被學生們的問題所打斷。下午從三點到五點,學生們把梁啟超的講稿刻在蠟紙上并復習一天的功課。他的講稿后來出版了。

不僅每天都受到父親思想的熏陶,而且連他的有名的熱情洋溢的表達風格也都加以模仿,對兒子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梁思成后來指出他父親的治學方法對他和思永的影響特別大。兩兄弟在中國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貢獻這一事實——思成研究中國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國考古學——證實了他們父親教導的智慧和力量,也證實了兒子們的非凡能力。

當梁啟超客居英國的時候,他對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印象頗深。這本書當時風靡英國和美國,并被譯成多種文字。迫切需要一個中文譯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過,如他在給大姐的信中說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兒子們便自告奮勇。在年輕的歷史學家徐宗漱的合作下,兩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擔了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親的謀算有好幾層。首先他當然希望他的兒子們像當時西方普遍主張的那樣接觸世界歷史。同時這一作業對于他們新近獲得的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好的測驗。最后,這對于發展他們的中文寫作能力也是一個很好的練習。他在同一封信里對大姐說:“因為我要教我的兩個兒子學中文,這個夏天我得花掉幾個半天的時間,現在是每天兩個小時修改他們的翻譯稿。所以那翻譯名義上是‘孩子們’的,實際上是我做的。有時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這么多時間可以寫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兩卷本。

當時大姐一家住在菲律賓,她的丈夫在馬尼拉當總領事。她的母親從天津來,可能是來此就醫。她在馬尼拉期間做了癌切除手術。1922年夏天父親派思成來到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達時,他寫信給他父親報告說,母親“已經完全從重病中康復過來(注1.)。”既然擔心都解除了,他奉父親之命買了一輛汽車給家里用,并且作為大姐的禮物,買了一輛哈里·戴維遜牌摩托車給自己。這兩輛車都裝上他們乘的船運了回來。

徽因和她父親于1921年下半年回國把她和思成的婚姻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1923年初他們下定了決心。1月7日,梁啟超寫信給大姐說,“思成和徽因已約定結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說明,“我告訴他們,他們在訂婚之前必須先完成學業。訂了婚就要趕快結婚。可是林家主張他們立即訂婚,我們的朋友們大多也是這樣主張。你的意見如何?”

父親的意見得到了遵從。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訂婚,1928年3月才舉行婚禮。父親關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學業。當時節制生育還不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結婚頭一年就建立一個家庭就會打斷他們的學業并使他們承擔起超出他們負擔能力的花費和責任。

就在這一周,梁老先生寫了另一封有遠見卓識的信。這次是寫給徐志摩的。父親就像許多別人一樣,對于這個早就是他的愛徒的年輕詩人充滿了愛慕。當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蕩不羈的“野馬”脾氣的危險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離了婚。梁啟超寫這封長信的目的,既是要譴責徐志摩拋棄他的妻子,也是要保護徽因和思成,使他們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亂的傷害。他在信中無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注2.)。

徽因仍然敬重和愛著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經牢牢地和思成聯系在一起了。長久的計議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創辦的新月社了。這是一群積極參加白話文運動的年輕作家的社團,白話文運動是要推行現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語用于文學寫作的做法(注3.)。

這是徽因寫作生涯的開始。她寫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詩歌、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據思成說,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浪漫派散文詩的譯文:《夜鶯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發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它們是新月社成員早期的重要園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尤其對于來訪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現得特別友好。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國聽眾介紹西方藝術成就的熱情。他和徽因負責組織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萊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樂會,那是一位西方藝術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樂節目帶到中國古都來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華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該和同學們一起利用庚子賠款獎學金到美國深造。他準備到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建筑。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訴我,她在倫敦有一個同學,能花好幾個小時在畫板上畫房子。徽因很喜歡。她的朋友在緊迫的詢問下描述了建筑這個職業。徽因當即就確定這正是她所要的職業,一種把日常的藝術創造和實際用途結合起來的事業。在她回到中國以后,她在引導思成作出這樣的決定方面也沒有任何困難。他一向熱愛繪畫,并模糊地感覺自己是個職業美術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學建筑也符合兩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們的弟弟從西山來到北京城里,參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獲準從德國人手中接管山東省的國恥日周年抗議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長街,一條市中心的海北大街。離梁家不遠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華的東西大道長安街,它鄰接著天安門的正面。大約十一點鐘,思成把他大姐贈送的禮物——摩托車推出來,讓思永騎在后邊,駛向南邊去追趕游行隊伍,當他們轉入大道時他們被一輛大轎車撞到側面,摩托車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遠,把思成壓在下面。坐在轎車里的官員命令他的車夫繼續往前開。

思永的傷口流著血站起來,發現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滿身是血的樣子把家人嚇壞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壞了1一個仆人奔向出事地點,把思成背回來。他臉色蒼白,眼珠也不會動。過了二十分鐘,他恢復了知覺,臉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親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梁啟超寫道,“他對我說,‘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兒子,在您和媽媽把我的全部身體交付給我之前,我已把它毀壞了。不要管我,特別是不要告訴媽媽。大姐在哪兒,我怎么能見到她?’(注4.)”

“這時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親寫道。“我只是說,‘不要緊的,別害怕。’當我看到他臉上恢復了血色的時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來,就是殘廢我也很滿足了。后來醫生來了,對他作了全面的檢查。他診斷說,腰部以上沒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斷了,他用救護車把思成送到醫院。”在這段時間里思永忙著和別人一起照顧思成。后來他睡著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擔心起來,把他也送進了醫院。在那里他只檢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輕微的擦傷。兩兄弟在醫院同住一間病房,思永一個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則要住上八個星期。

一開始醫院的外科醫生告訴家里,思成不需要動手術,因為骨頭沒有斷。這個診斷是錯的,耽誤了正確的治療。實際上他是股骨復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經動了三次手術。父親在一封給大姐的充滿希望的信件中說腿已經完全接合,思成將能“和正常人一樣走路”。可實際并不是這樣,從那時起,左腿就顯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一輩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裝設背部支架。對于一個由于職業原因需要常常在農村里長時間行走并攀越和檢查房頂和桁架的人來說,這種殘疾實在是難以忍受的。

父親借著他活潑好動的大兒子這段消極日子把它利用起來。大約出事后兩個星期左右他就讓思成研讀中國經典,從《論語》和《孟子》開始。“在這兩個月里你應當能夠消化以至背誦那些對自我修養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須讀《左傳》和《戰國策》的全文以增長你的智慧和改進你的文風。如果你還有時間,就讀點《荀子》,那就更好了。”

這些經典是過去八百年來科舉考生的必讀課。在這里,改革派領袖梁啟超顯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學立場,并認走背誦經典是對于清華大學那無可名狀的單調課程的有用補充。

思成的母親則對于那個汽車撞了她的兩個兒子又跑掉的官員特別生氣。她找了共和國總統要求處罰這個官員。最后判定那是車夫的錯,母親不肯罷沐,直到總統替他的下屬道歉為止(注5.)。

母親還同時有別的擔心。那年夏天特別熱,而病人躺在床上繃帶一直要纏到腰間。他的美麗的徽因,因車禍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醫院里來看他。沒有那種長輩教給的羞澀,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邊,熱心地同他談話,開玩笑或安慰他。年輕一代的這種行為使他的母親感到震驚。徽因還因記錄梁啟超口述給大姐的信使她在這緊急時刻了解情況而贏得了梁啟超的尊敬和感激。后來我們知道,大姐對于把這位現代姑娘納入家庭也曾抱有疑問。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時候他父親已經同醫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國去進修的計劃必須推遲一年。“如果你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他父親寫信給他說,“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煩。冒險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當長,一年或者一個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難可能是你鍛煉性格的好機會。而且就學業來說,你在中國多準備一年也沒有任何損失。(注6.)”

思成把離華去美的時間推遲到了1924年夏天。在這段時間里,徽因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學業,另一方面繼續她的寫作,同時準備同他一起離開中國去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讀書。

徐志摩以一封充滿感情的長信,回答了梁啟超責罵他和妻子離婚的警告信,“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我靈魂的伴侶。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運氣;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該如此。”徽因的名字通篇沒有提到。

梁啟超顯然認定這問題已不再威脅他的家庭。1923年夏天他和徐志摩常在一起。他們都在南開大學授課,徐志摩教兩個星期的現代英國文學。徐志摩寫詩用的是新的白話體,許多篇都印行了。1923年秋天徐志摩把他的親朋詩友召集到杭州欣賞西湖美景。他的聲譽和影響在增長。1924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教席的聘請。

梁啟超和林長民是北京講師協會的策劃者,這個協會曾主辦了羅素等人的來訪,把外界著名思想家的觀點介紹給中國聽眾,徐志摩很早就積極主張邀請印度著名詩人拉賓德拉那斯·泰戈爾,他在1924年4月12日到上海的碼頭上迎接泰戈爾,作他在華七個星期旅途中的全程陪同,并擔任他的英譯中翻譯。兩位詩人立即成為好朋友。在他們相遇不久,他們在杭州西湖的一條小船上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他們吟詩,討論詩歌一直到天明(注7)。4月23日泰戈爾抵達北京,受到梁啟超、林長民、胡適等許多知識界名流的熱烈歡迎。

泰戈爾認為他的訪問象征著印度和中國古老的宗教聯系。他是來加強中印兩大國在亞洲精神上的團結一致的,在他看來,這種精神和西方務實主義結合起來,將成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矗他在北京的研究者和知識界中的聽眾數以千計。許多人是因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慕名而來的。而他的翻譯、天才詩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無疑是一個因素。徐志摩讓徽因在泰戈爾在北京期間充當副翻譯。當泰戈爾在歡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時地轉來轉去時,這兩人就成為泰戈爾經常的陪同者。泰戈爾本人的訪問造成的浪漫氣氛籠罩著他們。同他在一起,他們也成了公眾人物。這對出色的青年伴著一個高個子、白頭發的圣者傳為一時佳話(注8.)。

泰戈爾訪問北京的高潮是5月8日慶祝他六十三歲生日的壽筵。它是由徐志摩新近創立的新月社主辦的,而這個社團又是以泰戈爾的散文詩《新月》命名的,四百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會。在演說和贈禮結束之后,為客人們上演了泰戈爾用英文寫的劇《吉特拉》。劇中徽因扮演公主,而徐志摩則扮演愛神。

第二天早晨,泰戈爾發表了他準備好的七篇講稿中的第一篇。它在一部分青年聽眾中引發了尖銳的批評。次日他的第二次課遭到顯然是有組織的抗議。當泰戈爾發現在聽眾中散發的傳單把他說成是為精神至上主義辯護而對中國目前的困境無動于衷的反動派時,他非常生氣。

從1923年開始,由人數很少的人所領導的中國左派發起了一場積極反對基督教傳教士的“文化帝國主義”的運動。對于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泰戈爾簡直是獅穴中的一塊肥肉。他宣布他的下一次講課就是最后一課,其余的課將取消。大約有兩千人來聽這最后一課。徐志摩和胡適為詩人作了辯解,但泰戈爾卻說他身心都很疲勞,到西山休養去了,這樣度過了他在中國的最后一周的大部分日子。

5月20日,泰戈爾離開的日子,是一個動感情的告別日。詩人自己可能因為躲開了那些激進的抗議者而松了一口氣,但他對于和徽因離別卻感到遺憾,年輕可愛的她一直不離左右,使他在中國的逗留大為增色。他為她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1

對徐志摩和徽因來說這次離別有一種特別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仍然愛著徽因。那老詩人本人曾代為求情,卻沒有使她動心(注9.)。然而在這最后的幾個星期里,她和徐志摩卻度過了共同親密照顧他們可尊敬的印度哲人的時光。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著戲劇性和使人興奮的公眾使命,并感知著徐志摩的人格和詩歌為他贏來的突然的聲望。

徽因下個月內就出發到美國去,四年后才回中國。徐志摩陪著泰戈爾到了日本,回到中國以后又卷迸了另一場愛情糾葛。

注1. 《年譜》,1922年6月28日,618頁。

注2. 1923年1月2日的信,載許開余《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選集》68頁,轉引自《徐

志摩全集》胡適序,4-5頁。

注3. 他們自己的刊物《新月月刊》幾年內不曾出版,后在上海出版。

注4. 《年譜》,1923年5月8日,642頁。

注5. 《年譜》,1923年5月11日,643頁。

注6. 《年譜》,1923年6月26日和31日。

注7. 李歐梵:《浪漫一代》第146頁。”

注8. 李歐梵:《浪漫一代》,第146頁。

注9. 斯提芬·N·海伊:《亞洲關于東西方的看法:泰戈爾及其批評者在日本、中

國和印度》(哈佛大學出版社麻省劍橋1970年版)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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